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在台灣學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台灣解嚴後第一次非校園議題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從此以後，台灣學運基本上擺脱了1980年代單純以争取校園自由與民主權利爲主要議題的學生身份制運動，除了1994年的“草山學運”仍然是一個比較單一的校園民主改造事件之外，先後發生的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2008年“野草莓運動”、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2015年“反對亞投行運動”和“反課綱微調運動”等一系列較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都走上了廣泛參與政治議題的群衆性政治運動的道路，而且其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它們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島内的政治格局，而且其社會效應也波及到香港地區，並嚴重衝擊着海峽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對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提出了巨大挑戰，對此我們必須予以足够的重視。

　　學生運動，作爲一種以學生爲主體或學生主導的大規模抗争行爲，顯然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每個時代、每個國家或地區的學生運動的發展，其活躍程度、議題取向、組織方式、結果和影響等等，都與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二戰以後，台灣地區學生運動的勃興，社會經濟發展狀况是根本决定因素，一切社會運動都可以從對經濟形勢的分析中找到其根源。經濟决定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但經濟的原因是本質的也是深層次的，政治狀况往往才是各種社會反抗運動的直接誘因。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什麽在晚近的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範式中，政治過程理論對社會運動的爆發更有解釋力。政治過程理論不再像早期的集體行爲理論那樣，把社會運動視爲單純由相對剥奪感激發的怨恨宣泄因而將其歸爲非理性的病態行爲。政治過程理論認爲社會運動是政治性而不是病理性的運動，並特别突出了政治機會在社會運動的發生和壯大中的作用。例如，在艾辛杰(Eisinger)看來，政治體制的變化與社會運動的發生密切相關，社會運動在最開放與最不開放的政治體制中爆發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而在開放與不開放之間的混合政治體制下則比較容易發生，因爲政治體制從封閉向開放的鬆動爲原本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政治機會，但由於政治體制尚未完全開放，因此這部分群體只能通過非常規的抗争手段盡快獲得自己想要的政治影響。

　　第一節　近25年來台灣學運發展的基本趨勢

　　與1980年代相比，從“野百合學運”開始到現在，最近25年來台灣地區學生運動發展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政治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是學生首次走出校園直接要求與“總統”對話，謀求推動台灣政治轉型；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因質疑陳水扁“總統”勝選舞弊，首次對台灣政黨政治發起挑戰；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起因於抗議台灣警力在執行陳雲林（時任大陸海協會會長）到訪的維安任務時過度執法，首次觸碰兩岸關係；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以維護台灣新聞自由、反對媒體壟斷、防止中資與台灣財團控制台灣媒體爲主要訴求，首次將中國元素納入運動主軸；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直接插手兩岸交流議題，學生第一次暴力佔領台灣地區立法機構；2015年“反對亞投行運動”和“反課綱微調運動”則分别以加入亞投行和課綱調整會矮化台灣政治地位爲名，深度介入統獨争議。

　　80年代的學生運動與90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截然不同，80年代是台灣學運從無到有的黄金醖釀期，學運的主要場域大都在校園之内，基本上以學生爲主體，主要依靠組建校内社團、發行刊物進行動員，以静坐、遊行、請願爲主要抗争形式，規模不大，事件型爲主，學運的主綫是冲破國民黨威權統治對大學的嚴苛控制，以争取校園自治、自由龢民主爲主要訴求，因而學運的性質是理想校園的學生改造運動。90年代以後的學運，雖然也有對80年代致力於大學改造的學運精神的繼承，如1994年的“草山學運”、1994年開始並持續數年的“反高學費運動”，但整個學運的主軸已然發生巨大轉變，校園改造的訴求讓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改造訴求，運動形式從單純的學生主體發展成由學生發起而社會大衆參與，學運的性質蜕變爲具有内涵連貫的群衆性政治運動，其規模效應波及面擴大至全台、大陸乃至西方社會，彰顯了台灣學運發展趨勢的最新特點。下面主要從爆發特點、組織動員、運動效果，價值訴求等方面做一些分析。

　　一、學運發生的頻率、範圍和抗争程度都呈現急劇上昇趨勢

　　學生運動作爲一種以學生爲主體的集體性抗争行動，和其他社會運動一樣，是社會常態發展中的非常規社會現象，其爆發象地震一樣，往往具有偶發性，難以準確預測，爆發之後則又經常會打破社會正常發展節奏或秩序，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甚至餘震不斷。通過仔細檢視近25年來台灣學運的發展變化，可以看出，學運的頻度（發生的時間間隔）、廣度（運作和影響範圍）和烈度（破壞性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揚態勢。

　　1.學運爆發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頻度明顯昇高。從1990以後，特别是到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後，台灣學生運動爆發變得十分頻繁，不僅間隔時間縮短，而且往往具有連續性，其發生頻率呈直綫上昇的態勢，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從80年代、90年代和2000以後的所發生的學生運動的對比中得到觀察。

　　1975年蔣介石去世，經過嚴家淦短暫的過渡，蔣經國於1978年正式全面主政台灣直至1988年去世。蔣經國在其任内，一方面大力推動經濟領域十大建設，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年均經濟增長率保持在9%以上，並很快完成工業化，使台灣躍昇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另一方面蔣經國也在政治領域逐步開始民主改革，先後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以及實行“民意機構改革”等，開啓了台灣政治民主化之路。經濟改革的成功爲教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人民的知識文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民主政治意識有了很大的發展。政治體制的逐步改革，則爲國民黨外的政治力量的成長提供了機會，這些都爲學生運動的萌發創造了有利條件。

　　20世紀70-80年代，原先沉寂的校園開始“死水微瀾”，台灣“學運”初露端倪。但由於在整個80年代政治體制還處於從全面戒嚴、高度專制向逐步戒嚴、開始民主改革的過渡時期，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既給予大學校園一定的民主氣息，但又無法一下子獲得完全自主，因而學運顯得步履維艱，先後經歷了醖釀期（1980-1986）、突破期（1986-1988）和蜕變期（1988-1990）三個階段。這期間較具代表性的學運事件有兩次：一次是1971年數千名學生在台大集體抗議美日侵犯釣魚島主權的“保釣運動”，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害怕學生的愛國情緒發展下去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學運浪潮危及其自身的統治，因而連續使用安撫和彈壓結合的手段，很快將其平息。“保釣”之後，台大的激進學生轉回校園開始争取普選權。另一次是由1986年台灣大學“李文忠事件”和“大新事件”引發的“自由之愛”運動，這場大學改革運動一直持續到1987年6月最終實現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而落幕。此後，80年代再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出現。

　　80年代的學運雖然發展緩慢，但逐漸積蓄了巨大的動員能量，這種能量最終在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中破繭成蝶，達到高潮。野百合學運由於得到了時任“總統”李登輝的正面回應，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後續台灣的民主改革，因而爲學運贏得了較大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正是這種正當性，鼓舞了青年學生進行抗争的信心和勇氣。此後，學生運動繼續擴展，但由於“野百合學運”的政治訴求如召開“國是會議”，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萬年國會”、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總統”直選等逐步實現，此後的學運再次轉歸校園，擴大校園民主成爲90年代學運的主題。這期間較有代表性的學運事件也有兩次：一次是1994年位於陽明山（原名“草山”）的台灣文化大學美術係學生罷課反對係主任濫權的“草山學運”，抗争34天後以係主任被迫下台而落下帷幕；另一次是1998年“反高學費行動聯盟”發起一連串抗議行動，訴求降低各級學校學費並向財團課教育税，但最後不了了之。

　　2000年，島内政黨輪替，台灣民主化轉型完成，台灣民衆獲得了較大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大學校園氛圍進一步寬鬆。但自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台灣經濟就開始出現衰退，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島内經濟狀况繼續惡化，貧富分化加劇，失業率特别是青年失業率逐年昇高，青年世代的“相對剥奪感”日益突出，再加上島内藍緑陣營惡鬥不止，民生問題遲遲得不到改善，以青年學生爲主體的社會運動再度興起，學運出現井噴之勢。先是2001年台南“地檢署”以“非法下載MP3音樂，涉嫌違反著作權法”爲名搜查成功大學學生宿舍並提起訴訟，引發了學生抗議的“成大MP3事件”，而後則因台北捷運局未施行告知而强行拆除樂生療養院，於2004年開始引爆“青年樂生聯盟運動”，繼之以2004年學生抗議選舉舞弊的“新野百合學運”、2008年學生抗議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進行第二次“陳江會談”的“野草莓學運”，以及2012年抗議“旺中集團媒體並購案”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直至2014年“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達及學運高潮，此後則在2015年3月和7月綿延興起“反對加入亞投行”的抗議行爲和高中生“反課綱微調運動”，標誌着學運進入普遍化和常態化時期。

　　2.學運廣度不斷擴展。從廣度上觀察，近年來台灣“學運”也進入規模急劇擴大時期。

　　首先，學生參與人數越來越多，相應的加入抗議隊伍的群衆也越來越多。七八十年代的學運基本上都是學生發起並參與，連教師都很少介入，而且學生參與人數極少，一般是幾十人，最多上百，而且都是一校之内。比較有影響的1970年的“保釣運動”學生參與人數百餘人，最大規模時群衆達及千人；而李文忠事件直接參與的學生幾十人，其後興起的“自由之愛”運動最大抗議規模達到800餘人。然而，到了1990年以後，學運參與人數就大大增加了。1990的“野百合學運”，最初是由台灣大學的9名學生發起，後來增加至數千人，最大規模時達到7000人，而且吸引了2-3萬的群衆參與其中，可謂規模空前；1994年的“草山學運”盡管局限於文化大學一校，但參與學生也超過了500名，而且得到了150多位學生家長和近200位美術係係友的支持；2004年的“新野百合學運”開始時並非由學生發起，後期參與學生也就數十人，最終影響甚微；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參與學生數百人，最大規模時超過1000人；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學生參與者數百人，最大規模時群衆近9000人；2014年“太陽花學運”達到高點，直接參與的學生就達到數千人，最大規模時參與群衆近數十萬人。2015年的反亞投行運動持續時間較短，由30多名學生發起，參與群衆最大規模時近300人；“反課綱微調運動”由20餘名高中生發起，抗議最大規模時參與人數達到1300多人。

　　其次，學運參與者由原先單一的一係、一校、一地向校際聯合、全台互動、遍地開花發展。1970年代“保釣運動”和“李文忠事件”均以台大學生爲主，而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雖然最先由台大個别學生發起，但很快就引發了來自台灣各地大專院校數千學生的聲援，並成立了“全國學生運動聯盟”，此後大部分“學運”都出現了校際聯合態勢。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肇始於台北，後逐漸擴及台南、台中、新竹、高雄、嘉義等地。特别是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幾乎全台所有公立的大專院校都有學生參與，甚至部分私立大學和幾所中學也有學生參與進來，並曾出現各地民衆以静坐方式包圍各縣市國民黨黨部的抗議事件。

　　最後，學運的主題不斷擴展延伸，從80年代的校園議題延展到社會議題，到90年代漸次昇級到政治議題並在2000年以後擴及兩岸議題，走過了大學改造、社會改造再到台灣政治改造的學運成長道路。80年代中期，主要是争取學生代聯會主席的普選權，學運的主綫是冲破國民黨政府對校園的專制，争取學生完全公民身份權，最終實現校園自治、民主和自由，這也就是八十年代“李文忠事件”及其後的“自由之愛”運動的抗争訴求。八十年代後期學運嘗試走出校園，走向社會，介入社會公共事務，1986年的台大學生的“鹿港反杜邦運動”首開學運的“反杜邦模式”，此後學運開始和農運、工運、環保、原住民運動匯聚，在環境保護、都市更新、性别平等、教育公平、人權保護等方面持續發力。1990年野百合學運開始，學運的抗争訴求進一步提昇到台灣的民主改造上，政治議題成爲主導性訴求。特别2000年以後，學運在幾乎在所有的社會領域都曾現身，從反核電、反迫遷、反性别歧視、反係主任濫權、反高學費發展到反威權體制、反警察暴力、反媒體壟斷、反民主黑箱，直至反政府、反大陸、反全球化。

　　3.學運烈度强。透過對歷次學生運動的組織、動員和抗争過程的觀察，不難發現，與學運的頻度和廣度大致成正比的是，學生抗争手段日益多樣，抗争行爲持續昇級，抗争烈度顯著增强，破壞力甚巨。

　　90年代以前的學運，基本上都是采取静坐、遊行、請願的非暴力方式，以體制内反抗爲主；90年代之後，除了傳統的静坐和遊行示威等抗争形式外，不僅經常采用“絶食”這一冷暴力行爲，而且在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中常常發生肢體衝突，甚至多次出現流血事件；近年來的學運還一度出現暴力衝擊政治機構，顯示學生暴力反體制的行爲愈演愈烈。

　　1990年野百合學運中學生的抗争行動比較理性和克制，主要是静坐和集會。2004年“3.19”槍擊案發生，之後陳水扁以極爲微弱的優勢擊敗國民黨，成功連任“總統”，同年4月台大學生質疑選舉舞弊，在中正紀念堂静坐抗議，並接力絶食一百七十三個小時。2006年由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民倒扁”行動中，在“紅衫軍”遊行示威時，很多學生也參與其中，期間也發生了幾起流血衝突事件。2008年“野草莓學運”中，先是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台南孔廟被推倒並受傷，後是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時遭潑漆，期間發生了數次警民肢體衝突事件；2013年“洪仲丘事件”發生後，由學生參與的“白衫軍”曾兩度上街抗議，先是3萬人包圍“國防部”，後是20萬人在凱達格蘭大道集會。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先是3月18日學生强行攻佔“立法院”，導致“國會”停擺24天，後是3月23日衝擊“行政院”，並引發隔日警察的强制驅離行動並最終釀成流血衝突，緊接着3月30日50萬人在“總統府”前大規模集會抗議，4月11日則又發生數千人包圍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一分局的衝突。2015年7月以來的“反課綱微調運動”也發生了衝擊“教育部”，佔據“立法院”等暴力行爲，期間還發生了幾起極端事件：一個是一名叫周天觀的反課綱學生，與前來勸離的父親發生推打的反人倫事件，另一個是反課綱北區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在住家燒炭自殺的悲劇事件，另有一名學生意圖輕生未果的恐怖事件。

　　二、學運的動員結構網絡化轉型明顯，不確定性和自主性顯著增强

　　縱觀近25年來台灣學運運動的演進脈絡，可以觀察到的另一個基本趨勢是，“學運”的組織特點逐漸跳脱傳統的動員方式，而更加趨向於網絡化的組織形式。

　　1980年代，由於仍處於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對於媒體進行嚴密控制，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是官方控制，人民的言論自由受到極其嚴格限制。因此，80年代台灣學運的組織動員主要依靠學運積極分子創建社團組織、通過社團發展人脈並組訓成員，並通過在校園蹲點演講、散發傳單等方式積聚人氣、號召學生，所以學運的訊息很難傳遞到校園之外，無法得到社會大衆的關注和支持，很容易爲校方和官方鎮壓，社會影響往往很有限。

　　但從1986年開始，國民黨政府開始施行民主改革，當年9月黨外力量正式地組織化成立民進黨，並在年底的選舉中獲得台灣人民的熱烈支持，黨禁因此而突破；1987年7月，蔣經國宣佈解除長達40年的戒嚴，年底開放大陸探親，人民的言論、集會與結社的權利不再是禁忌。1988年報禁正式解除，包括報紙、電視等媒體對抗議事件的報導也不再成爲禁忌。因此，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期，最開始的動員形式仍然是幾個學生社團組織通過呼朋引伴模式逐漸聚斂人氣，但力量非常弱小，3月16日9名台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開始静坐抗議，但直到17日中午還没有任何一家媒體對學生的行爲有任何報導，抗議人數也就數十人而已。但下午時分，由於李登輝發表了一篇電視談話回應學生，很快電視新聞就報導了學生的静坐活動，一下子引起了比較大的社會關注度，前來圍觀的群衆迅速增加。但當時僅有的三家電視台，分别是台視、中視和華視，都隸屬於官方，因而對學運的報導篇幅有限，評價官方。盡管如此，在廣場上静坐抗議的學生却透過電視畫面的傳播，獲得了極大的自我滿足感和自豪感，並以自身的光輝形象吸引了更多的學生前來參與。而且，正因爲電視報導對他們的不認同，反而催生了學生在自我内心對自己産生一種自我意識的解構和再建構，而强化了自我認同。相較於電視媒體的負面傾向，當時的衆多報紙則對學運做了多元化的報導，《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等多家報紙都進行了全方位跟踪報導，及時將學生的聲音與議題傳達了出來，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抗議人數最終達到數千人以上。可以説，當時的電視和報紙不經意間却成了學運動員的重要媒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電視和報紙這類傳統媒體，其傳播方式是單向的，局限性很大，一是容易受到當局的干預和控制，二是傳播者與接收者地位不對等，信息的傳輸容易受到傳播者的立場的左右，而且傳播過程也有時差，時效性較差。“野百合學運”雖然藉助傳統媒體擴大了影響，增加了動員的管道，但主要的動員方式仍然是80年代學運動員的傳統模式，即主要依靠學運組織及其聯盟的人際網絡進行動員，這種動員方式是基於熟人交際圈的情感紐帶維係的，因而比較容易建立學運的理念認同，學運的領導結構和運作機制比較容易形成，凝聚力較高，但動員的規模、持續性、社會影響會受到時空的較大限制。

　　台灣在1990年代開始進入電腦網絡發展的新紀元，網絡時代的來臨爲學運的動員轉型提供了契機。

　　1990年台灣學術網絡誕生，年輕學生成爲網絡最活躍的族群。1992年，台灣企業界試用網絡。同年，中山大學成立台灣第一個BBS網站，陳豐偉創立台灣第一個大規模的電子報“南方電子報”；1993年，台灣出現第一個搜索引擎“蕃薯藤”。“南方電子報”與“蕃薯藤”都是以爲公益、弱勢群體發聲爲目標，是具有社會關懷與運動色彩的網絡先驅；1994年中化電信HiNet開始提供台灣商用網絡服務，同年，台灣當局設立資訊基本建設推動小組（NII），大力推動電腦網絡的發展；與此同時，傳統媒體也乘勢而上，1995年中國時報首先成立“中時電子報”，此後數年，各種傳統媒體也接續跟進將資料上網；隨着網絡服務的逐步完善，台灣網民人數逐年增加：1996年6月第一次調查網民人數爲36.5萬人，到1997年6月便突破百萬人，1998年6月時達217萬，1998年底時上昇到301.7萬，1999年6月時，更突破400萬人。另有統計資料表明，網絡使用人口中，學生占比44.4%，是最主要的上網人群，以學歷人口來看，大學、專科程度的上網人數占最多，分别爲38.8%和30.8%，從年齡結構來看，也因爲網民結構以大專學生爲主體，因此網民的年齡結構也以20到30歲之間的群體占多數，其中20-24歲的網民就占了34.4%,25-29歲的網絡使用者也達到22.9%。由這些統計數據不難看出，1990年代台灣地區的學生已經是名符其實的“資訊世代”了。

　　網絡科技以其即時互動、大量傳送、方便轉寄、互動性强、成本低廉、管制不易等媒介特性爲社會運動提供了强有力的組織手段，在對内聯繫動員、形成共識、確認重要議題、發展行動計劃，以及對外宣傳動員、争取同情支持等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不受物質地理局限的虚擬空間特性更使跨地域的運動聯盟和動員行動比過去更爲便捷有效。伴隨着資訊技術的發達而成長起來的“資訊世代”，挾帶網絡技術巨大的社會效應，以翻轉社會弱勢底層的姿勢不斷革新傳統的社會運動模式，迅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規模巨大的學運狂潮。

　　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是第一個利用網絡發起並進行組織動員的學運。野草莓學運充分利用了多種網絡工具，如批踢踢（PTT）、部落格（blog）、即時視訊等，其中以批踢踢兔（PTT2）的功能最爲突出。PTT2是BBS的一個站點，BBS的英文全稱是BulletinBoardSystem，即“電子布告欄系統”，也就是網絡論壇，是通過電腦網絡來進行傳播、交流討論、發布信息、獲得信息的一種交流區域，具有方便快捷的高參與性和高互動性，使用族群多爲青年學生。野草莓學運最初就是由台大教授李明璁在其個人專版“camduck”發起討論，號召人們在台“行政院”前静坐抗議，并發表訴求與行動聲明的，其後得到衆多學生在網絡上的熱烈響應，並於次日正式開展静坐抗議活動，從而開啓了野草莓學運的大幕。野草莓學運先後使用的PTT2站有“camduck”“chinafashion”和“action1106”三個版面，此後運動的相關信息都在PTT上公告與即時更新，而且由專人整理了“懶人包”，可供人們快速便捷地瞭解運動的來龍去脈、主要訴求和重要論點。後來的研究表明，超過7成的受訪者最初是通過網絡獲得的信息，並最終參與進運動中來的。抗議的學生在學運期間使用BBS和BLOG發表了大量的聲明稿和新聞稿，並就學運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如學運的名稱和精神象徵“野草莓”就是由北中南三地的學生通過網上連綫票選出來的，學運的LOGO也是在PTT2的“chinafashion”看板上徵集來的。此外，抗議學生還充分利用了即時視訊網絡，製作了“1106學生静坐行動”的現場視頻，並利用網址http://live.yahoo.com/wenli進行直播，使網民隨時都能瞭解運動的情形，轉播最高峰的觀看人氣直逼3千人，接近人數的最高承載上限，當時警察驅離静坐學生的場面就被學生及時傳播了出去，引起民衆的極大同情和反彈，抗議聲浪迅速擴大，極大地鼓舞了學運的士氣。

　　在野草莓學運中，網絡媒介的重要性展露無遺，它開啓了島内學運的新時代，此後幾乎所有的學生運動都使用了網絡動員的組織形式。

　　到2014年的時候，台灣家庭網絡的普及率已達85%，智能手機的普及率近60%，Facebook的使用人次每天高達千萬人，活躍度佔據世界第一。在這種大環境下，經過“野草莓運動”、“苗栗大埔農運”、“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洗禮，年輕世代的新媒體運用能力越發純熟。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中，抗議的青年學生將網絡科技運用到了極致。他們充分利用網絡的高效、便利、通達，與綫下的指揮調度工作密切配合，廣泛而迅速地進行物資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動員，以及參與者之間的密切關聯，在整個學運過程没有因爲參與人數衆多和异質性高而失控，却很好地維持了運動的持久能量和影響力。

　　“太陽花學運”期間，學生們大量運用各種即時通訊軟件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和連我（line）以及批踢踢（PTT）、微網志、博客（BLOG）、串聯貼紙、共享書籤等網絡功能來創造議題，並在很短的時間内就完成了組織動員、人員安排、任務分配、物資調配等相關事宜，使抗議活動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在這場規模空前的運動中，學生有兩項重大的發明創造。

　　首先是對外宣傳工作，他們深知掌握媒體和發言權的重要性，因此在進入議場之後，不僅注重利用各類媒體向台灣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視野向外，通過網絡召集十位翻譯志工及四位工程師，在一天内完成全英文官方媒體4am.tw的上綫，並在三小時内就在募資網站上動員了3621名台灣民衆籌集到高達630萬的新台幣，集資購買了《凌晨四點的民主》全版廣告，刊登在美國的《紐約時報》的國際亞洲版。與此同時，學運决策指揮中心迅速成立國際部（翻譯小組），在綫招聘上百位精通外語的志願者，將學運動態翻譯成13種外語向外傳送，同時協助半島電視台等外媒配合采訪報導。此外還與海外的台灣留學生進行跨時空連綫，在歐洲的主要國家成立了服貿議題的翻譯協作組織，完成英語、西班牙語、德語、法語等多國語言的翻譯，在世界範圍内傳遞聲音、擴大影響，通過海外勢力給當局施加壓力。

　　其次是通過網絡造勢和現場直播博取眼球。在運動初期，學運人士就大量運用網絡“懶人包”，以生動濃縮的形式傳播“服貿”相關内容，有意將協議解讀爲危害台灣的“賣台”條款，暗示大陸的“别有用心”，凸顯台灣在協議上遭受的損害，激發民衆的讎恨。“懶人包”的傳播使運動的議題框架迅速形成，成功煽動起社會反“服貿”的非理性情緒。點燃民主的憤怒之火後，他們又在Facebook等平台上宣揚“兩岸協議”的簽訂違反民主程序，屬黑箱操作，以“反黑箱”的訴求爲運動確立正當性，重新建構群衆對“服貿”的認知，形成一個極具鼓動性的“框架”，爲後續衝擊“立法院”的做足了準備工作。3月18日晚上9點“立法院”被成功佔領後，就有一個叫彭筱婷的學生以極爲敏鋭的新聞嗅覺，以個人筆記本電腦録下了一則兩分多鐘的影音新聞，並以極快的速度透過臉書第一個將學生佔領議場的實况迅速傳播出去，隨即引起了全台灣的巨大轟動；更有創意的是，一個叫張龍僑的人，進入議場後就地取材，利用自己新買的室内拖鞋，夾着架起自己的平板電腦，以朋友3G手機的熱點和網絡上的Ustream(國外知名的影音直播網站)，從晚間11點21分起開始進行網絡直播，原汁原味地適時向島内外傳遞了議場内的情况，吸引了數萬人的關注。此後才有社會媒體陸續跟進報導。正是由於學生創造性地運用了網絡直播技術，搭建起一個屬於學生自己的現場實况轉播平台，並搶在公營媒體之前就適時發佈了議場内外情况，逼真地營造出强烈的參與感，從而吸引了更多的學生和其他社會人士參與進來，抗議規模急劇擴大。運動後期，學運領袖陳爲廷發出在“黑色島國青年陣綫”的Facebook上發出“330集結凱道、捍衛民主”的號召後，迅速在主頁貼上記者會的逐字稿與影片，及時進行綫上宣傳，并且在主頁發動了多次的“超級動員令”，呼吁群衆參與，這些“超級動員令”的“點贊”人數逾萬，轉發、評論不斷，使得運動動員迅速在群體間彌漫，在3天之内成功動員了數十萬人上凱道大規模遊行，給予台灣當局極大的壓力並直接導致馬當局對“服貿協議”的妥協，極大地彰顯了學生網絡動員的威力，並對此後島内政局的變化産生了巨大影響。

　　總的來看，一方面是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是青年學生對其創造性運用，二者的深度耦合使得學運的發生更具自主性、交互性、爆發力和規模效應，學運更趨高發性、突發性和不確定性，因而對於學運的規模和發展趨勢的研判和掌控也就更加艱難。

　　三、學運的運動能量和社會影響力逐步擴大，左右島内政局的能力攀昇

　　從運動的效果來看，近年來台灣學運的不斷爆發，讓人們深刻感受到青年世代身上所藴藏的無窮力量，學生運動一再顯示出强大的運動能量和不容小覷的社會影響力，日漸成爲台灣新社會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關鍵政治因素。

　　本來，在社會的刻板印象當中，青年學生應該是一群純潔無邪、天真爛漫的孩子，在家庭裏是需要呵護和關愛的未成年人，在學校裏是需要教育和關懷的莘莘學子。當然，這種社會刻板印象隱含的意識形態框架無非是一種家長制倫理秩序，在這種固化的秩序當中，學生在社會結構的位次中處於下位，作爲上位者的成人長輩當然有責任對處於下位者的學生予以關心照顧、教育和引導，但另外一方面，此種秩序更加强調下位者對上位者的尊重和服從，所謂長幼有序。因此，整個社會對學生的期望是，學生在學校就應該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以學習文化知識爲本分，將來才能更好反哺父母、報效社會。學生搞社會運動，熱心社會事務的精神值得嘉許，但擾亂社會秩序則不應該。即使要搞運動，也應該局限在校園之内，以校園運動爲限。

　　如果説80年代的學生運動，還主要是以學生爲主體，以改造校園爲主要訴求，基本符合社會對學生運動的期許的話，那麽，從近幾年的學生運動的變化來看，學生已完全突破大人眼中的乖孩子人設形象，公開喊出了“公民不服從”的聲音，“學運”也已完全超出校園運動的範圍，經常與諸多的社運團體、公民團體結合在一起，甚至與島内政黨特别是民進黨或明或暗地互通聲息，形成聲勢浩大的群衆性抗争行爲。這種並不單純的學生運動，其力量往往波及整個社會，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乃至對島内的政治格局産生重大影響。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面對國民黨内鬥和濫權所引發的政治危機，政治上覺醒了的學生，第一次勇敢地站出來向當權人物説“不”，大聲喊出了“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大家一人拉十人，來做國家的主人”“站出來吧，身爲主人的我們，如果您是學生，請您秉着讀書人的良知來吧”，要求“還政於民，重建憲政”。學運的議題指向台灣的政治體制改革，抗争的對象是台灣當局的統治階層，這在以往的學運當中是没有的。學生不再是只懂得看戲的旁觀者，而是實際參與演出的主角，“學運”所提出的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治經濟改革時間表”，得到了台灣社會的普遍認同，尤其得到了正在崛起的民進黨的力挺，這場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最後迫使時任“總統”李登輝出面予以正面回應。“野百合學運”雖然只持續了6天，却適時阻止了資深“國大代表”的擴權自肥，使得被稱爲“萬年國會”的“國民大會”徹底退出歷史舞台，而且最終促使國民黨當局陸續在10年内完成了民主化的初步改革，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和平輪替。憑藉“學運”的聲勢，一大批學運骨幹被吸納進民進黨，如鄭麗文（曾任民進黨籍“國大代表”、民進黨“國大”黨團副總召集人，後加入國民黨）、林佳龍（曾任民進黨中央常委）、鄭文燦（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等人。十多年以後，經歷2000年民進黨上台執政後，這些人不僅進入黨政權力中樞，甚至有的轉戰地方政壇成爲地方“諸侯”，成爲民進黨世代交替中頗具有影響“學運世代”，進一步充實了民進黨的政治實力。

　　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憤怒的學生以“反服貿”的名義暴力佔領“立法院”，史無前例地使台灣當局的立法機構停擺了24天之久，而且也史無前例地卷起了全台數十萬人參與的抗議遊行風暴，産生了極爲轟動的社會效應。這次學運最直接的後果是徹底打亂了馬英九的施政節奏，迫使馬政府在“服貿”問題上不得不同意“先立法，再審查”，這不僅阻滯了兩岸經貿關係的順利開展，同時也讓台灣參加區域整合的努力付諸東流，馬當局在經濟振興的政策推行方面更加裹足不前，使本已舉步維艱的台灣經濟雪上加霜。“太陽花學運”雖然結束了，但它的政治效應却持續發酵，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極大地改寫了島内的政治格局：

　　第一，學運極大地貶損了國民黨的政治聲望。此次學運不僅暴露了馬英九政府施政能力的不足，而且徹底暴露了執政的國民黨内部的尖鋭矛盾，同屬國民黨陣營的馬英九行政團隊與王金平領衔的立院之間相互掣肘，再次印证了國民黨一貫具有的“外鬥外行、内鬥内行”的頑固黨疾，最終直接葬送了國民黨繼續執政的政治前程。學運期間，學生借着國民黨在服貿協議審查過程中的瑕疵和馬英九個人的一些缺陷，通過演講、歌唱、漫畫、涂鴉等各種方式無限放大了國民黨的負面形象，不僅成功煽動了大衆對國民黨的痛恨情緒，極大地激發了青年一代的參政意願，這些“首投族”首次成爲2014年11月的地方“九合一”選舉和2016年1月“總統”和“立法委員”大選中的關鍵少數。因爲得不到這些青年選民的支持，執政的國民黨遭遇極大挫折，先是“九合一”選舉慘敗，在22個縣市長中國民黨籍參選人僅獲得6席，後來在“總統”和“立委”兩項大選中也毫無懸念輸給了民進黨，國民黨參選人朱立倫只拿下31%的選票，創下國民黨有史以來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最差紀録，作爲台灣第一大黨的國民黨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總共113個席次中，也僅獲得35席，島内實現第二次政黨輪替。

　　第二，學運促成了新老交替，民進黨政治實力進一步增强。由於學運核心分子林飛帆、陳爲廷、魏揚等與蔡英文陣營的關係緊密、互爲支援，最後迫使民進黨大佬蘇貞昌、謝長廷提前退出黨主席之争，使蔡英文在“世代交替”的呼聲中理所當然地取得指揮棒。也正是藉助林飛帆等人在學運中鼓噪起來民粹聲浪，不少學運骨幹分子直接進入民進黨候選人的競選班子，另有爲數衆多的青年學生進入民進黨各級黨部進行實習，參與黨務、民調和文字宣傳，甚至旁聽中高層會議，並以學生會、社團的形式以及藉助Line和facebook等信息化手段輻射更多青年，極大地刺激了青年群體的政治投票的熱情。最終這些被“學運”鼓動起來的青年“首投族”大多把選票投給了民進黨和蔡英文，使民進黨不僅在地方選舉當中大獲全勝，而且一舉拿下2016年“總統”大選和絶對多數的“立委”席次。可以説，民進黨搭着“太陽花學運”的“便車”收穫了最多的政治利益。

　　第三，學運世代逐步更替，“太陽花學運”的一些核心人物日益成爲新一代重要政治力量。由“野草莓學運”啓蒙的“學運新世代”，經過“太陽花學運”的洗禮，正在逐漸實現對“野百合”世代的替代。他們有的直接被執政的民進黨吸納並擔任重要職務，如學運核心之一的林飛帆2019年獲任民進黨副秘書長，月薪高達9萬元新台幣（約合人民幣20650元），成爲民進黨重點培養的“台獨”接班人，學運另一活躍分子賴品妤（民進黨前“立委”賴勁麟的女兒）接受民進黨徵召2020年當選“立法委員”，成爲第十届“立法委員”中最年輕者。也有部分學運領袖借學運之勢另組政黨，開始獨立角逐政治權力，如2015年1月成立的“時代力量”就囊括了“學運”導師黄國昌、學運核心人物陳爲廷、黄鬱芬等人。“時代力量”在青年群體的支持下，僅用一年時間便在2016年初的“立委”選舉中一舉拿下5席，成爲“立法院”除民進黨和國民黨之外的第三大政黨。“時代力量”的崛起和後起的由柯文哲主導的台灣民衆黨的强勢進取，正在逐步改寫島内的政黨政治版圖。

　　“太陽花學運”掀起的反馬英九當局和反執政的國民黨的怒火，在一年後的“反亞投行運動”和“反課綱微調運動”中持續燃燒。一方面，差不多相似的學運社團以類似“反服貿黑箱”的操作方式再度“喊停”了馬英九政府申請台灣加入“亞投行”的執政行爲，使台灣再次錯失了經濟復蘇的“順風車”。另一方面，一群受到“太陽花學運”感染的高中生，模仿着學長學姐的樣子，並在學運團體的支持和幫助下衝擊台灣“教育部”，迫使馬政府暫緩實行微調後的“新課綱”，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後則直接廢止了“課綱微調”。最近的這兩次學運，繼續對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進行極限施壓，不僅使馬英九政府改善兩岸關係以争取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努力再次流産，而且極大地衝擊了國民黨即將面臨的新選情，馬英九在剩餘不多的任期内想有所作爲的計劃已無可能，最後只能黯然離去。

　　四、學運的價值取向一再迷失，“逢中必反”的非理性主義情緒揮之不去

　　從運動的基本立場和價值取向來看，近25年來，在台灣“學運”的發展脈絡中，理性與非理性交融，但非理性主義漸漸濃厚，中華民族意識與台灣“本土化”意識相交織，但分離主義和排他主義日趨抬頭，强烈的“恐中”“仇中”“反中”情緒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産生了極爲不利的影響。

　　縱觀幾十年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變化不難發現，島内學生運動早已從早期的因自身利益受到損害而要求公正對待這種較爲被動的運動理性訴求轉變爲主動提出社會議題和價值主張，學運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大幅提昇。但同時，隨着學生運動的發展和影響力的擴大，島内“學運”也已逐漸脱離了主要局限於法律範圍和政治體制内較爲和平理性的常態抗争模式，一再顯示出暴力反體制和非理性主義的激烈抗争樣態，情緒化宣泄往往大於理性的判斷。

　　“野百合學運”是學生第一次主動走出校園，以“福爾摩沙”的主人身份，抗議當政者的專制和濫權，要求還政於民，創造了學運新的歷史開端。在整個學運過程中，學生自始至終秉持着“自主、隔離、和平、秩序”四大原則，堅持以學生爲行動主體，不受任何外力操縱，自主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自行設立組織機構如校際會議、决策委員會和各工作小組，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抗争原則，主要采取廣場静坐和選派代表赴“總統府”和平請願的形式，在法律和體制内尋求問題的解决，因此，學運不僅没有遭到台灣當局的强力壓制，反而得到了政府積極正面的回應，這就爲這次的學運確立起一種正當性和合理性，因而成就了這一次較爲理性和平和有成果的學生運動。

　　“野百合學運”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示範效應，激發了後續青年學生持續參與社會運動的勇氣和熱情，但也在無形中刺激或助長了學運暗中滋生出來的反理性因素。後來的“新野百合學運”一開始就采取了接力絶食的冷暴力形式，因而遭到台當局的强制驅離，也因爲訴求的模糊，學運最後無疾而終；“野草莓學運”則因受到民進黨“反中謀獨”的蠱惑，在缺乏清晰認知的情况下，少數學生龢民衆對來台正常交流的大陸官員進行圍攻、潑漆、扔鷄蛋甚至身體傷害，直接衝擊台當局的警察安保機制，多次引發警民肢體衝突，學運開始突破法律和體制的框架。

　　“太陽花學運”中很多學生在並不了解“服貿”的真實内容爲何，就在社交網站“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口號的煽動下盲目地加入攻佔“立法院”、衝擊“行政院”的暴力行動中，把平時積累起來的對社會的種種不滿順勢宣泄而出，甚至以“嘉年華”式的狂歡顛覆了運動本來所具有的正當性。有學者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惡質化的學生運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暴力亂政，學運首日的晚上，爲阻擋學生闖進“立法院”有27名警員受傷。六天後，示威者翻越栅欄闖入“行政院”，2500名警力只能用高壓水車驅離近萬名抗議群衆；二是破壞公物，學生在“行政院”破窗而入，4扇檜木門、13扇窗户、桌椅和辦公用品等遭破壞，初估修復約需新台幣300萬元；三是娱樂政治。學生在“立法院”議場霸佔“院長”位子，飲酒作樂，甚至還有男女接吻、談情説愛的鏡頭。他們懷着嘉年華的喜慶去參加此類抗議活動和示威，與參加豐富多彩的社交party無异。這場學運宛如一個被大大延長的“狂歡節”；四是造反一切，青年失去判斷力，糊裏糊涂與自己真正的利益爲敵。他們有改變台灣歷史的激情，但以破壞法治的方式來行使民主，認爲服貿協議審查違反程序正義，但却以最激烈違反程序正義的方法來應對。

　　“太陽花學運”的惡質化特質，在“反亞投行”和“反課綱”運動中一再重現，前者突襲馬英九辦公室，後者衝擊“教育部”，似乎不佔領公務機關就不能彰顯學運的威力，不超越法律限度就不能達到學運的目的，而且這種惡性行爲還在向低齡化蔓延，“反課綱”運動中竟然發生高中學生打駡父親和高中學生自殺的極端非理性行爲，這種觸碰倫理底綫的特徵顯示，台灣學運正陷於價值迷失，大大偏離了“野百合學運”所確立的理性進步軌道。

　　另外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動向是，以“保釣運動”爲代表的台灣早期學運都還是在中華民族主義和中國意識的範圍内展開，並直接延續着“五四運動”以來“内懲國賊，外争國權”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但在李登輝以及民進黨執政時期對台灣“本土化”意識進行强化以來，島内“學運”的政治立場已然轉向，“反中”“仇中”“恐中”的情緒化操演大肆彌漫，“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排他主義急劇抬頭。種種以維護民主和正義之名而行“去中國化”的分離主義之實的行徑，已然給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野草莓學運”打出的口號是抗議“集會遊行惡法”，實際上却是借機煽動島内民衆的反華情緒，以達到阻撓“陳江會談”，阻遏兩岸關係發展的目的；“反媒體壟斷運動”表面上是反對旺中集團的媒體並購以維護新聞自由，實質上仍然是排華反共的心理在作祟；“太陽花學運”以高舉象徵光明的“太陽花”爲旗幟，以反對馬政府“服貿協議黑箱作業”，維護程序正義肇始，却以瘋狂叫囂“我是某某某，我支持台灣獨立”的“大腸花”垃圾話論壇的上演落幕；同樣，在反對加入“亞投行”運動中，一些激進的學運團體藉口“申請入行太草率”並突襲馬英九辦公室，實際上是害怕和扺制兩岸金融一體化，而“反課綱”運動雖以“反洗腦”“反黑箱”爲名，實際透露出的真實意圖却是割裂台灣與中國的不可分離歷史脈絡，圖謀推動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

　　第二節　台灣學運對海峽兩岸和平發展的挑戰

　　台灣學運的議題逐漸由過去的台灣内部問題轉向兩岸議題，而且兩岸議題和大陸元素越來越容易成爲學運的引爆點，學運所凸顯出來的“恐中”“仇中”“反中”色彩日益濃厚，對民主的虚幻追求遮掩不住“厭統崇獨”的政治心態。這既客觀地反映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台灣社會及民衆心態的影響在加大與加深，也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的巨大挑戰。

　　一、阻礙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步伐

　　2000年以後，台灣學運更加頻繁地爆發，究其根本原因，恐怕經濟不景氣難辭其咎。蔣經國執政的七八十年代，台灣經濟高速發展，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約爲9%，是當之無愧的亞洲“四小龍”之首。但蔣經國逝世之後，台灣經濟開始出現持續衰退，從李登輝時代到陳水扁時代，經濟增長率從7%降到5%。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恰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台灣經濟更是直綫下滑，2013年勉强維持在2%。由於台灣經濟整體惡化，導致島内資金産業紛紛外移，社會薪資水平停滯，而且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但房價却居高不下，失業率不斷攀昇。這樣沉悶的經濟大環境對年輕人的影響尤爲直接，他們失業率高、起薪低、昇遷空間狹窄，是失業大潮中的“待業族”、薪資不高的“青貧族”、高房價下的“無殻族”和貧富差距下的“墊底族”。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海峽對岸的大陸正在迅速崛起，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目前經濟總量已是台灣經濟總量的20倍，形成全球資本的磁吸效應。原先擠破頭想去台灣尋求更好工作和生活的“大陸妹”如今反轉成讓台灣青年羡慕不已的扎根大陸創業的“新青年”。原本正常的全球化磁性效應在島内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動之下，青年學生把大陸想象成爲擠壓台灣經濟的“假想敵”。這種對自身前途的無望情緒和對大陸的既羡且妒、亦憂亦懼的矛盾心理，成爲青年學生宣泄不滿、奮起反抗、扺觸大陸的深層因素。殊不知，全球化是世界大趨勢，台灣作爲一個海島型的經濟體，自身的資源和市場都比較匱乏，對外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也是台灣經濟避免邊緣化的唯一正確路徑，試圖與大陸經濟脱鈎去搞所謂的“新南向”政策，事實證明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任由這種夾帶錯誤認知的台灣學運一再爆發，首先傷及的恐怕還是台灣自身的經濟。

　　當然，由於大陸與台灣是命運共同體，經濟聯繫十分緊密，台灣經濟發展與兩岸經濟合作相輔相成，台灣經濟不佳不利於兩岸經濟合作，兩岸經濟合作不順也無法爲台灣經濟再發展提供動力。如果台灣“學運”再繼續狹隘地堅持“逢中必反”的立場，勢必會極大地消解台灣當局調整兩岸經貿合作的動力。“太陽花學運”開創的對兩岸協議“逐條審查、表决”的惡例以及當時執政的馬英九當局在此問題上的妥協以及後來蔡英文上台後對“服貿協議”簽署的完全擱置，使兩岸已有的經濟合作的良好局面大大地倒退了。此後，若國民黨重新上台，“反服貿”運動的後遺症有可能會讓它在兩岸經貿合作議題上“投鼠忌器”，大大限制其在處理兩岸議題上的主動性和開拓步伐；若民進黨繼續執政，也極有可能會被學運的“反中”情緒所裹挾，爲了保住“票箱”和所謂的“民意”而刻意疏離與大陸的經貿合作，而避實就虚地搞什麽“新南向政策”之類的把戲，這除了不能挽救台灣經濟，反而會進一步强化大陸對台的經濟擠壓的錯誤印象。因此，無論哪個政黨上台執政，學運的消極後果都將對改善台灣經濟以及全面發展兩岸關係産生消極的影響，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步伐都將因此而放緩，“一帶一路”倡議的縱深推進也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最終都有損兩岸人民的福祉。

　　二、侵蝕兩岸政治互信與互動的基礎

　　近年來，台灣學運中普遍彌漫着一種“恐中、反中、仇中”的不良情緒，盡管不是每一個參與學運的學生都是“台獨”分子，但是就這些“學運”的主要政治傾向、主要領導人物和幕後勢力的政治態度而言，都難掩“台獨”立場。無論是“野草莓學運”“反媒體壟斷運動”，還是“太陽花學運”“反亞投行運動”和“反課綱”運動，在花樣翻新的反惡法、反壟斷、反服貿、反黑箱、反洗腦等等所謂的正義旗幟下，學運充斥着各種對中國大陸的疑慮、恐懼和不信任，在捍衛“台灣主體性”的言論中夾着大量支持“台獨”的聲音。“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的林飛帆在“330凱道集會大遊行”時曾公開宣稱：“我們的行動，在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之間，我們也做了新的定義，我們告訴政府，台灣未來屬於全台灣2300萬的台灣人民，台灣的未來應該由我們自己决定。”“學運”現場更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台獨”標語、口號，如“我們是台灣人干出來的”“我們是台灣人，我們不配當中國人”，還有大量的涂鴉作品把馬英九指斥爲“親中賣台的賣國賊”“身披五星旗頭頂鹿茸的中國狗”，極盡人身攻擊之卑劣能事，盡顯反中謀獨之露骨情態。民進黨的公開支持、極端“台獨”分子如史明、蔡丁貴、王獻極等人的煽動，以及激進“台獨”團體如“黑島青”“公投護台灣聯盟”“台灣社”“908台灣國運動”等組織的聲援，都使學運蒙上了濃重的“反中”陰霾。

　　台灣“學運”的本質，是青年學生在島内經濟提振乏力的大環境下，在巨大生活壓力逼迫下，所表現出來的對前途悲觀失望，苦悶無助的不滿情緒的一種宣泄，但島内各派政治力量不僅無力扭轉經濟的頽局，却爲了角逐權力而肆意惡鬥，特别是民進黨爲了選票，不惜把青年學生牽扯進政治漩渦當中，長期給青年灌輸“獨化”意識，居心叵測地把大陸塑造成的損害台灣利益、威脅台灣發展的“他者”甚至是“假想敵”，以達到轉移視綫、打擊政敵、牽制大陸的目的，這樣醜陋的政治行爲對於情緒化的“學運”無异於火上澆油。泛政治化的台灣“學運”，以“野百合”“野草莓”“太陽花”等等美好意象着力渲染“台灣主體性”意識的同時，却把“反中”視爲“愛台”的表現，在“匡扶正義、維護民主”的口號下把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反統一的意識形態糾合在一起，不分青紅皂白地阻撓兩岸事務商談，肆意挑戰“九二共識”，極有可能加劇兩岸對抗的風險，對於兩岸增强政治互信和互動，促進和平統一搆成很大的威脅。

　　三、撕裂中華兒女共有的民族感情

　　值得警惕的是，台灣“學運”中的“台獨”暗流，與國際上的各種反華勢力以及“藏獨”“疆獨”“港獨”等也有遥相呼應、互爲支撑、同氣相求之勢。在台灣定居的“八九民運”分子王丹、吾爾開希就與台灣學運的主要組織者過往甚密，每次“學運”爆發之時，學運的組織者差不多都會邀請他們爲“搞民主”的台灣學生傳授經驗。在“野草莓學運”中，也有激進分子在抗議現場打出“藏獨”的“雪山獅子旗”招摇過市。

　　近幾年，港台之間的政治聯動比較明顯：台灣學生滲透進港，香港學生赴台取經，藉助媒體遥相呼應，互相打氣。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港學聯”就曾前往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示威，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發動聯署、街頭默站，還有5名港生專程從香港赴台“立法院”，親自送去上千港生聯署的“反暴力、撑台灣”的布條。而在2014年5月香港非法“占中”之前，“港學聯”還親自選派3名骨幹成員赴台，與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陳爲廷等進行閉門切磋，當面“請教”如何進行大規模的“抗争經驗”。林飛帆積極予以支持，並曾計劃與陳爲廷親自赴港參加“七一遊行”，但後來被特區政府拒絶入境。後來他們只好改爲通過視頻向遊行者喊話，兩人所屬的“島國前進”則派出代表扺港參加遊行。“港學聯”在發動罷課期間，“台灣學生會”更是發動了島内10多所大學以網絡簽名聯署、街頭講堂等方式“跨海聲援”。非法“占中”事件爆發後，台灣“島國前進”“黑島青”等團體還在台北“佔據”了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意圖壯大聲勢，聲援非法“占中”運動。可以説，“太陽花學運”對香港“占中”運動起了明顯的示範效應，在占中事件中扮演了支持者、指導者的角色，并且逐步呈現從“地下”走上“地上”的趨勢。

　　港台“獨化”學生之間的合拍聯動，更加加劇了兩地青年對國家主體的“離心力”，客觀上造成了兩地青年與大陸的隔閡、猜疑、誤解加劇，兩岸、兩地往來的負面因素被進一步放大，兩岸三地青年之間的正常交往和交流受到很大影響，網絡上無理性無限制級的“互撕”和隔空對駡現象屢見不鮮。2016年，網上就發生了“周子瑜事件”，即將受邀到大陸地方演出的藝人周子瑜被人曝光“台獨”身份後，迫於壓力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没想到一群鬱悶的台灣網民爲了發泄“台灣身份”被“踐踏”的怨氣，便找到了Facebook上的大陸藝人進行攻擊，大陸網友隨後展開回擊，一場口水大戰就此展開。如果任由這樣的駡戰蔓延下去，必然嚴重傷害中華兒女共有的民族感情，對於海峽兩岸人民的友好往來有百害而無一利。這對於中央的港澳工作、對台工作以及海外統戰工作都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對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台灣的早日回歸有着難以預料的影響。

　　此外，台灣“學運”中“台獨”情結的外溢效應顯然也刺激着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的神經，一有風吹草動，他們難免蠢蠢欲動，借機煽動容易衝動的青年學生或明或暗搞“顔色革命”，是他們慣用的伎倆，這對於國家安全也不無隱患。

　　第三節　台灣學運未來發展的因應策略

　　近25年來，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連綿不絶，而且愈演愈烈，搆成了當今台灣政治版圖中色彩極爲鮮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預見的是，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學運還會繼續爆發，影響也會持續存在，這將成爲兩岸統一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對此，我們既不能視而不見或隔岸觀火，也不能大驚小怪驚慌失措。

　　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台灣學生運動的蓬勃發展既是挑戰，也可能是機遇。一方面，學運不斷凸顯出來的理性迷失爲兩岸關係的發展設置了種種障礙，勢必對祖國的和平統一進程産生諸多不良影響。這是當前擺在兩岸人民面前一場全新的戰争，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兩岸之前的政治對抗和軍事對峙更爲微妙和難以應對。另一方面，學運的巨大能量標示出台灣的青年學生已成爲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登上台灣公民社會的舞台，正在成爲影響未來台灣政治走向的關鍵因素。若能因勢利導，争取台灣青年認清祖國統一的必然趨勢和肩負的歷史使命，必定能大大縮短兩岸和平統一的歷史進程。

　　因此，我們既要辯證而客觀地分析學運的性質，警覺學運可能引發的台海危機，也要冷静而審慎地對待學運的發展態勢，采取更爲積極穩妥的措施，努力把學運危機轉化成和平統一的契機。

　　一、轉變工作重點，更加重視對台青年工作

　　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的和平統一，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如何實現盡快統一，我們曾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因爲“兩蔣”時代，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我們希望當時的台灣當局以民族大義爲重，放棄軍事對抗，再次進行國共合作，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盡早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實現國家統一。但由於在美國的支持下，台灣當局堅持反共和反攻大陸的錯誤立場，統一大業始終没有實現。

　　李登輝上台以後，開始積極推行“台灣本土化”，逐漸放棄了一個中國的立場，走上了謀求台灣獨立的錯誤道路。特别是民進黨第一次上台執政以後，“台獨”立場更加明顯，分裂祖國的步伐越邁越大。對於“台獨”立場已根深蒂固的民進黨，我們已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對於其分裂行徑必須予以堅决反擊。

　　我們也曾寄希望於2008年重新上台執政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希望當時的台灣當局能够抓住機遇，在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進程中，扭轉島内“獨化”局勢，開創和平統一的良好大局。但馬政府却奉行“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原則，只滿足於維持台海分離的現狀，而不敢再往前走一步，再加上經濟社會發展舉措方面乏善可陳，最終在民進黨煽動起的“反馬”“反服貿”的學運狂潮中，一敗涂地。

　　近年來，爲了政權和政黨的利益，藍緑兩大陣營往往置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於不顧，在“統獨”問題上惡鬥不休，結果不僅没有使台灣人民因政治轉型獲得持續的生活質量的提昇，反而因爲低效能的政治運作耗盡了經濟治理的能量，在世界經濟新一輪結構轉型過程中，台灣深陷經濟停滯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平均22K（K=1000新台幣）的低薪資，居高不下的高房價以及職業昇遷空間的極度狹窄，使得青年學生成爲島内遭受經濟衰退衝擊最嚴重的群體。因生活窘困而對政黨政治極度失望和憤懣，是青年學生不斷揭竿而起的根本原因，他們懷着高度的理想主義濟世情懷和超越藍緑政治纏鬥的想象與衝動，以體制外的鬥争形式摸索和實踐着“第三條道路”。盡管島内學運目前或多或少都受到政黨的影響，尚未成長爲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但他們畢竟開始以自己獨有的姿態自主創設議題進行社會動員，積極介入社會公共事務，已然成爲各種社會運動的先鋒隊和各種民間組織的後備軍，常常走在各種社會運動的前列。在可預見的未來，他們中的精英極有可能成爲引領台灣政局的中流砥柱。

　　因此，我們不能再把希望寄託於台灣當局，因爲不論哪個政黨上台執政，他們的首要目的都是政黨利益，“統獨”議題不過是鼓動民心争取選票的籌碼而已。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與台灣同胞的福祉更是息息相關，所以我們應切實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在實現祖國統一的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因爲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順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

　　在當前台灣青年逐步覺醒的時代，我們更應該堅持寄希望於台灣的青年，高度重視對台工作中的青年學生問題，深入開展以青年爲主體的實質交流，走“深耕青年”之路。因爲，能否争取到台灣青年的民心，直接關係到兩岸未來的走向。這就需要我們站在戰略的高度上，眼光向下，深耕基層，争取青年，面向未來，把捉時機，順勢而爲，以更加卓越的政治智慧破解兩岸分立的難題。

　　“太陽花學運”之後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5月7日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一行時指出:“兩岸青少年身上寄託着兩岸關係的未來。要多想些辦法，多創造些條件，讓他們多來往、多交流，感悟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感悟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趨勢，以後能够擔當起開拓兩岸關係前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總書記的這段講話充分展示了國家未來對台工作的重點，那就是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去瞭解台灣的中小企業、中低階層、中南部民衆和台灣青年的訴求與感情，真正將“三中一青”作爲我們的對台政策的核心重點。未來，在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我們要有更大的耐心和信心，要去更多地瞭解台灣底層群衆尤其是年輕人的需求，理解他們合理正當的利益要求，充分發揮他們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能量。

　　二、建構群體認同，科學引領對台青年工作

　　當代的台灣青年學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青年世代群體。一方面，他們的成長經歷了台灣經濟由盛而衰的過程，原先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台灣爲他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提供了物質較爲豐裕的“小確幸”，而當他們逐漸進入大學而後畢業開始在社會上自我打拼的時候，持續下滑的台灣經濟只能忝居“亞洲四小龍”之末尾，“小確幸”的生活遭遇“大不幸”，曾經的優越感被就業困難、薪資微薄、出路狹窄的現實困境壓抑得透不過氣，負載了大量的失意情緒。另一方面，他們這一代也是在台灣“政治民主化”轉型以後出生的一代，七八十年代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威權政治他們未曾經歷，但祖輩父輩們曾經的抗争精神却沉澱在青年的意識深處，民主、自由、公平、正義自然被奉爲天經地義的普世價值理想，一旦政府的公共政策顯失公平正義或被認爲會危及人權和自由，往往會群起而攻之。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他們這一代也是在李登輝和陳水扁“去中國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世代，原生性的中華文化和國家認同逐漸消退，“台灣優先”的意識根深蒂固，“台灣人出頭天”的情結濃厚，在强調對本土文化的尊重的同時，懷有比較强烈的台灣“國族”主義情緒。其實，表面上台灣與大陸尚未統一，但兩岸其實從未分離過，兩岸同源同宗，同一個血脈，同一種文化，即使兩岸在制度安排上尚未完成統一，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却從未改變過。這是無論哪種政治勢力都無法改變的事實，國際上也並没有台灣獨立的任何政治空間。台灣表面上在中國之外，但事實上却在中國之内，身處於這種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台灣民衆包括青年學生，在思想認同方面是極度混亂和矛盾的，對於大陸是“剪不斷理還亂”，可説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在島内藍緑矛盾、省籍矛盾、階級矛盾等各種矛盾叠加的背景下，青年群體生活上的失意、政治上的激情、意識形態中的混亂摻雜在一起，搆成了當代台灣青年復雜而矛盾的生存狀態，也是學運一再爆發的深刻根源。影響深遠的“太陽花學運”不過是青年學生因生活的無望轉而對公平的渴求的一種具體表現，是由“反馬”而極端化爲“反中”的一次集中展演，是當下台灣青年學生反抗苦悶現實、爲自身尋求出路的一次冒險嘗試。對此，我們既對這些青年群體的艱難處境深表同情，又對他們無法認清形勢而盲目“反中”感到惋惜。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台灣青年群體也是全中國青年群體中平等的一部分，在兩岸最終完全統一的進程中，我們同樣需要台灣青年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面對“學運”中所折射出來的台灣青年當下的困境和困惑，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走出逆境。一方面，我們要繼續加强兩岸青年的原生性認同，在弘揚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歷史文化傳統方面投入更大精力，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們更要與時俱進地强化兩岸青年的建構性認同，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引領兩岸青年共同的成才之路，在打造海峽兩岸的命運共同體方面開拓前進。

　　面向未來，我們要堅持以共圓中國夢的偉大號召，激發兩岸同胞特别是兩岸青年共謀民族復興、共促祖國統一的歷史自覺性。我們要充分利用各種場合，不管是國際的、國内的還是兩岸的，善於運用各種組織，不管是官方的、民間的還是中介的，靈活使用各種宣傳工具，不管是傳統媒體、新媒體還是自媒體，積極舉辦各種活動，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文化的，向台灣青年講好中國夢，講清楚中國夢是大陸的夢，也是台灣的夢，更是中華兒女共同的夢；講清楚兩岸和平統一的戰略安排，就是給兩岸年輕一代創造更美好的未來；講清楚只有民族復興了，每一個中華兒女才能真正幸福，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就是兩岸的最終統一；講清楚統一是台灣最好的出路，回歸是台灣發展的最好機遇，回歸後有强大的祖國做依靠，包括青年在内台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才會更好，發展空間才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杆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講清楚統一是福，“台獨”是禍，使台灣青年早日看清“台獨”的本質不過是政客騙選票的伎倆，絶無實現的可能，也要看清楚美國的真面目，美國不過是利用台灣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决不會真正給台灣帶來好處。號召兩岸青年携手共同扺制“台獨”“藏獨”“疆獨”和一切反華勢力分裂祖國的言論和行爲，壓縮其生存空間，斬斷其利益勾連。

　　當然，没有參與就没有認同，我們也要逐步創設各種制度安排、提供各種便利條件，讓更多的台灣青年有更多的機會到大陸觀光、學習、工作、創業和生活，零距離地感悟近代一百年來中華民族不斷救亡圖存、發奮圖强的光輝歷程，理解“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之間的内在邏輯，增强投身於擁護“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歷史歸宿感，既瞭解和尊重大陸與台灣在制度方面存在的各類差异，又要把“一個中國”的概念深入人心，把國家的歷史、民族的認同、時代的發展融進台灣青少年的心中。

　　總之，在全力推進“一帶一路”的宏偉倡議和努力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努力打破過去在惠台讓利措施中可能存在的政商盤剥的利益輸送架構，盡快探索和構建起主要面向台灣“三中一青”的切實有效的利益共享機制，把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與公平正義的理想化爲具體的行動，以平等平實的心態發揮“潤物細無聲”的“涓滴效應”，從下而上地漸次實現兩岸經濟利益聯動、兩岸人民情感共鳴、兩岸社會理想與民間道義價值互動，努力打造符合歷史趨勢、時代要求和人心向背的命運共同體，切實踐行“兩岸一家親”。

　　三、關注現實需求，積極創新對台青年工作

　　台灣學運中普遍流露出來的“反中”情緒，很大程度上源於兩岸長期分離所造成的誤解，“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就是明顯的例子。學生的訴求從最初的“不反服貿”而只反“服貿黑箱操作”，進而要求對“服貿”進行“實質審查”，直至“服貿賣台，退回服貿”，抗議不斷昇級，而推波助瀾的背後黑手則是網絡上大肆流傳的“懶人包”。所謂“懶人包”，實際上就是一些“通俗易懂”的信息碎片，它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緑營人士把完整的“服貿”協議内容加以簡化，用插圖和視頻的方式整理出要點發佈在網上，目的是讓那些懶得仔細看協議的人在短時間内弄懂“服貿”。這種快餐式的“懶人包”號稱3分鐘就能讓人瞭解“服貿”協議，實際上却是謬誤百出，不僅刻意抹除了“服貿”對台灣經濟的利好内容，而且還危言聳聽地極力夸大“服貿”可能對台灣中小企業以及對青年人工作機會的衝擊，從而大大加劇了青年學生對大陸的恐懼和對自身命運的深深憂慮，最終導致衆多不明世事的青年人盲目地甚至是瘋狂地卷入“反服貿運動”當中。兩岸長期分治所帶來的信息交流不暢以及島内一小撮極端“台獨”分子對大陸形象的惡意醜化，嚴重誤導了台灣青年學生對大陸的全面瞭解，他們從海量的資訊信息中獲取的内容，對立多於對話和共識，負面多於正面。

　　誤解只能增加隔閡，理解才能培植感情。青年之間的深入交流和相互理解是未來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我們應在現有的兩岸青年交流方式上，進一步擴寬溝通渠道，增進相互瞭解，增强相互信任，增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意識。

　　首先，要繼續依託同源文化，不斷創建更多交流平台。海峽兩岸文化同根同源，青年一代屬於同齡人，從小就接受相似的傳統文化熏陶，因此依託同源文化來深化雙方的交流，就有很多值得開發利用的資源。

　　第一，優化傳統文化的交流方式，滿足雙方共同的情感需要。抓住兩岸共有共愛的傳統文化元素，在完善原有旅遊觀光、文藝表演、學術講座等交流方式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文化的呈現形式和傳播途徑，將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和經典造型融入飲食住宿、服飾、建築、傢具、交通工具等社會生活領域，利用生活中常見之物來展現中華傳統文化，化無形爲有形，增加兩岸青年的體驗感，激發彼此的文化認同。

　　第二，大力推進中華經典誦讀工程，創辦兩岸語言文化互展互賞系列活動。抓住兩岸同説漢語、同寫漢字的天然優勢，根據青年的興趣愛好和地域文化資源，圍遶音樂、戲劇、相聲、朗誦等主題，打造兩岸語言文化誦寫講大賽等品牌活動，爲雙方創造更多文化交流和學習的平台，讓彼此在熟悉的文化氛圍中找到親切感，進而促使兩岸青年在語言文化領域構建長久融洽的關係。

　　第三，加强兩岸文創産品開發，創新文化體驗方式。兩岸文化具有同源性，但呈現形式具有多樣性，文創産品爲傳統文化賦予潮流化、年輕化的色彩，能讓兩岸青年獲得前所未有的文化體驗。台灣文創産業起步早，經驗豐富，而大陸市場廣闊，加强兩岸文創交流與合作，能够匯聚兩岸的文創資源和人才，共同探索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同時又可以深化兩岸青年交流。

　　其次，要密切關注青年亞文化，拓展更多有利於兩岸青年群體認同的交流渠道。青年亞文化（youthsubcultures，又譯青春亞文化），是指主要由年輕人群體創造的、與父輩文化和主導文化既扺抗又合作的一種社會文化形態，是在青年同輩群體中廣爲流行的文化生活樣式，也是青年群體自我認同的文化紐帶。雖囿於地理阻礙、政治隔閡等影響，長期以來兩岸交流受限，但兩岸青年屬於同齡人，接受着同源文化的熏陶，加之當今網絡信息交流的便捷等多種因素作用，在理想追求、生活方式以及興趣愛好等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吸引力，在有限的兩岸交流過程中雖然也有誤解甚至是對立情緒，但在很多不涉及政治議題的情况下也展現出興趣愛好相投、文化互浸相授、互相理解尊重、互動意願强烈的一面。基於此，我們可基於青年亞文化的特點，將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作爲切入口，運用兩岸青年喜聞樂見的交流媒介，提昇交流成效，建構青年群體認同。

　　第一，尊重兩岸青年的個性表達，滿足雙方的個性需求。在全球化的時代，各種思想文化在交流中碰撞融合，青年一代創造了迎合自身特點的時尚文化，街舞、嘻哈説唱、練習生文化、漢服文化等青年亞文化受到兩岸青年追捧，應該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找到内在的正能量和切入點，舉辦主題文化節，吸引兩岸青年加入，相互交流和學習，增强青年群體的粘合度。

　　第二，關注餐飲旅遊等生活習慣，推動雙方交流、借鑒與融合。當今，青年一代熱愛旅遊，喜歡尋找各地美食，感受不同地區的風土人情，海峽兩岸都擁有豐富人文地理景觀，可以順勢推出多種特色的旅遊綫路，爲青年一代提供全面瞭解歷史文化的機會。

　　第三，台灣夜市餐飲歷史悠久，大陸外賣餐飲發展迅速，海峽兩岸可以圍遶兩岸青年不同的飲食習慣來展開交流，傳遞飲食文化，提昇雙方生活方式的融合度和體驗感。第四，抓住兩岸青年的“追星”習慣，促使雙方找到情感共鳴。粉絲文化在兩岸青年交流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青年一代歷來具有“追星”的習慣，經常熱議和追捧影視體育明星，因而海峽兩岸可以抓住這一習慣，打造精品娱樂節目，拍攝喜聞樂見的影視作品，舉辦高質量的體育賽事，宣傳優質形象大使，引導兩岸青年接受正能量的娱樂文化，拉近相互之間的心靈距離，共同構建和諧融洽的朋友圈。

　　再次，要高度重視網絡新媒體在青年交往中的重要作用，逐步探索構建兩岸青年交流合作的虚擬社交大平台，以增强交往的實效性。盡管2000以後，兩岸青年在求學、訪問、旅遊等方面的交流日趨頻繁，但這種實地參訪的傳統形式受到時空的極大限制，到訪過大陸的台灣青年還是少數，而且即使到過大陸也未必能深入瞭解。因此，在繼續擴大兩岸青年在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實地交流的基礎上，我們應充分重視新媒體技術在兩岸青年交流中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積極創設、打造和推廣兩岸青年網絡社交平台，盡快實現快捷交流、頻繁互動、擴大接觸，增加信任。只有贏得了青年，才能贏得未來；要贏得青年，就要贏得信息傳播的先機；只有贏得信息先機，才能最終贏得破解兩岸困局的契機。

　　第一，利用兩岸青年的“上網”習慣，創造“雲端”交流機會。現代社會，兩岸青年都是網絡空間的主體力量，熱衷於使用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媒介來瞭解外界和開展社交，因而海峽兩岸應該加强網絡信息技術的交流與合作，搭建連接兩岸的數字橋樑，鼓勵兩岸青年一起加入“互聯網+”，進行直播“帶貨”，利用短視頻、微電影等自媒體來講述兩岸故事，推銷特色産品，增强彼此的聯繫和瞭解。

　　第二，積極發展兩岸共享的網絡青年社群，以匯集更多青年聲音來影響兩岸青年對兩岸關係和國際局勢的正確認知和行動。這些年，網絡青年社群在瞭解青年需求、服務青年成長中十分活躍，網上青年家園、數碼中心、時事論壇、手機微博等建設富有成效，但在思想政治領域耕耘不足，造成兩岸青年特别是台灣青年對許多重大社會問題認識模糊與混亂。我們要進一步加强對兩岸共享的網絡青年社群的建設和思想引導，以正能量營造清朗的網絡生態空間，堅决遏制網絡水軍惡意製造對立的行爲。當大陸青年群體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對台青年工作當中時，需要率先疏導大陸一方青年的過激情緒，避免誤解事件昇級。要引導大陸青年更多地以理性的態度，平和的精神狀態來相互交流，而不能通過煽動情緒、撩撥讎恨的方式面對誤解和争端，更不能無節制地進行網絡攻訐。

　　第三，建設科學的網絡信息披露制度，搶佔網絡輿論制高點。近年來，台灣“學運”中的“反中”情緒，與“台獨”勢力利用網絡媒體煽風點火和惡意妖魔化大陸不無關係。因此，我們要建立官方的，基於新型網絡媒體的信息交流平台和新聞信息披露機制，在網絡上適時公開對台政策的詳細内容，及時公佈各地的實施細則，讓廣大台胞充分瞭解大陸惠台、助台的誠意和决心，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不必要的誤解，以實際行動堵住“台獨”勢力醜化政府形象、歪曲事實的險惡用心。同時，也要重視與台灣新聞從業人員的溝通和交流，不斷改善台灣新聞從業者對大陸的觀感，更好地化解兩岸在意識形態上的情緒差异，增强兩岸休慼與共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最後，拓寬台灣青年來大陸創業就業的渠道，切實做好青年民心工程。青年是未來兩岸關係的引領者。能否争取到台灣青年群體的民心，直接關係到兩岸關係未來的走向。要想争取台灣青年民心，就要瞭解台灣青年的實際情况，關注他們的實際困難，傾聽青年同胞的聲音，想方設法爲他們排憂解難。針對“太陽花學運”暴露出來的台灣問題，有專家指出：“台灣中小企業往往是青年群體開始打拼的第一步，在台灣産業昇級轉型的陣痛期，中小企業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在未來的兩岸交往中，需要將現有的對台政策，尤其是扶助台灣青年發展的相關政策説清楚，落實處，還要及時宣傳發佈，才能用真正的事實打消台灣媒體與某些政黨對大陸對台政策的妖魔化。”確實，當下台灣經濟疲軟乏力，青年學生就業前景不容樂觀，這是擺在台灣青年面前的最大難題，也是我們對台青年工作的主要痛點，爲此我們要努力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國家惠台政策的解讀和宣傳，號召兩岸青年抓住兩岸融合發展的機會。近年來，爲了做好對台工作，加快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步伐，幫助台灣經濟走出低迷困境，大陸方面連續頒佈了多項方便台企台胞到大陸發展的便利措施，包括2018年2月發佈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31條措施”)、2019年11月公佈的《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6條措施”)、2020年5月印發的《關於應對疫情統籌做好支持台資企業發展和推進台資項目有關工作的通知》(“11條措施”)、2021年3月出台的“農林22條措施”以及2022年進一步放寬台胞在大陸設立個體工商户的限制。這一系列便利措施爲兩岸融合發展注入了强大動力，也爲包括台灣青年在内的台胞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正在吸引着越來越多台企台胞到大陸尋找發展機會，不少人收穫滿滿。今後，我們應進一步向廣大台灣青年一代宣傳好這些惠台利民的政策，鼓勵他們主動投身於兩岸融合發展的浪潮中，尋找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優勢資源，共享大陸改革發展成果，切實提高雙方交流質量。

　　第二，進一步放寬台灣青年就業限制，逐步探索台灣青年服務台灣人的工作機制。大陸在人才引進方面既要考慮台灣方面培養人才的獨特優勢與國際化背景，也要適當放開部分公職單位吸引台灣的優質人才，特别是在一些涉台服務部門，引進台灣青年爲台灣人服務，既是一種行之有效的人心工程，也能讓台灣青年更好的瞭解大陸的改革成就與發展道路。

　　第三，鼓勵開展自主交流與合作，樹立兩岸青年交流典範。在兩岸交流過程中，青年一代自己摸索出的交流模式和開創出的合作領域，更符合雙方的心理承受度和現實接納度，更具有針對性、實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我們應藉助已有的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爲青年一代自主交流提供支持和服務，鼓勵兩岸青年共享信息資源、自主探索合作新路，携手共創交流合作的新局面。同時要加大對杰出的台灣創業青年進行社會表彰和宣傳，及時總結可資借鑒學習的交流經驗和方法，通過示範效應提昇兩岸青年交流合作的質量和成效，以融合發展的實際成果詮釋好“兩岸血濃於水”“兩岸一家親”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