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晚上，台灣地區數百名青年學生打着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旗號冲入當地最高議事和立法機關——“立法院”，一度將其佔領長達24天。這次以“太陽花”爲精神象徵的學生運動，是繼1990年“野百合學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運狂潮”，集中展現了當代台灣青年社會動員的巨大能量。它不僅通過打擊國民黨政府的執政效能和聲望而介入島内復雜的政治鬥争，而且學運中彌漫的“反馬”“反共”“反中”“反統”的意識形態色彩極其明顯，給海峽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引發了兩岸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深切關注。

　　伴隨着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轉型，台灣學生運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開始，經過1994年“草山學運”，到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2008年“野草莓學運”、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再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一直到2015年的“反亞投行運動”和“反課綱微調運動”，大大小小的學生運動可以説是此起彼伏，蔓延不絶，成爲台灣社會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回顧近25年來台灣學生運動發展脈絡，揭示其發展演化的基本邏輯，正確評價其對島内政局以及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的多重影響，積極應對學運可能帶來的台海危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第一節　選題的意義和價值

　　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之中，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夙願；兩岸必須統一，兩岸終將統一，這是大勢所趨，勢所必然。我們既要有充分的自信，持續保有祖國統一的必勝信心，但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擺在兩岸人民面前的難題並不少，特别是台灣島内一小撮頑固不化的“台獨”分子在外部敵對勢力或明或暗的慫恿和支持下，不時以各種方式挑戰兩岸和平發展的紅綫，甚至不惜挑動台灣更年輕的一代“恐中”“仇中”“反中”，充當他們“反統謀獨”野心的馬前卒和急先鋒，給兩岸關係的發展增加了更加復雜和多重不確定的因素。

　　從20世紀80年代台灣政治解嚴並開啓民主化進程以來，受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影響，台灣地區的青年學生逐漸走出校園，開始積極介入社會，涉入政治議題，傳統的校園學生運動普遍社會化和政治化，特别是從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開始，台灣學運的發生進入高發期，影響也越來越大，不僅對島内的政局産生深刻影響，甚至進而影響到兩岸關係的平穩發展，特别是對我們進一步推進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和其它措施産生了諸多不利因素，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本課題着眼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學運的現狀、發展趨勢和因應之策的分析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際價值。

　　一、本課題的現實意義

　　1.青年是民族的未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離不開海峽兩岸青年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要依賴於台灣青年學生對中華民族的情感歸屬和政治認同，這就需要兩岸青年的相互溝通和相互瞭解，尤其是要瞭解台灣青年學生的思想實際，以實際行動貼近他們的心靈，以民族大義激發他們的愛國豪情。本課題以最近25年來的台灣學運史爲研究對象，目的是透過學運的脈絡準確地把握近年來台灣青年學生的社會心理、政治主張和未來訴求，這可以爲我們適時調整方向，因時而化地制定適合兩岸青年友好往來的務實政策提供有益參考。

　　2.青年學生是社會中較爲活躍的群體，他們充滿激情，富於理想，長於行動，但往往由於社會閲歷不够豐富，對波譎雲詭的政治現象認知有限，容易感情用事，受非理性的政治衝動所支配，在社會動員過程中極易淪爲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本課題通過對新近25年來台灣地區學生運動中出現的新情况、新問題和新動向的細緻分析，仔細甄别學運中所彌漫的“反對祖國統一、宣揚台灣獨立、讎視中國大陸”的非理性迷誤，深入辨識學運背後推波助瀾、扭曲人心、操控學運走勢的政黨黑手，有助於我們正確看待台灣學運的性質，正確對待台灣青年學生的政治思想和行爲，從而更加清醒地認識新形勢下兩岸關係所面臨的新挑戰，分清重點，分清對象，分清主次，分類施策，以更加靈活和有效的應對措施争取台灣青年，争取台灣民心。

　　3.習近平總書記强調，“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産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回首兩岸關係70多年的奮斗歷程，我們總是認爲，無論什麽情况，只要始終與兩岸人民在一起，堅持做好台灣人民工作，始終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就能够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取得突破性進展。但近年來，島内政黨競争激烈，統獨争議有增無减、省籍族群矛盾蔓延不絶，經濟發展遲緩，民生改善滯後，包括學生運動在内的新社會運動此起彼伏，加之外部勢力的煽動和滲透，使得台海局勢异常復雜嚴峻。積極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實現新突破，任重道遠。本課題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台灣學生運動爲切入點，試圖透過對台灣學生運動的演變特點和發展軌迹的研究，深化對台灣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從而爲我們更好地瞭解台灣社會，把握台灣社情民意的動向與變化，分清敵我，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最頑固的“台獨”分子，以最大的耐心和最大的誠意團結最廣大的擁護祖國統一的台灣民衆，爲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終爲實現兩岸和平統一提供一些智力支持。

　　二、本課題的實際價值

　　1.重要的學術價值。20世紀下半葉，特别是巴黎“五月風暴”之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興起了一股不同於傳統工人運動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簡稱NSMs）。所謂新社會運動，是指西方社會中伴隨着學生反叛而出現的一系列大衆抗議運動，如生態運動、婦女運動、和平運動、反核運動和同性戀運動等。青年學生常常是這些新社會運動的發起人、推動者和參與主力，因此有的學者直接把學生運動也歸屬於新社會運動的一種類型。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向後工業社會、後物質主義社會、後現代社會的結構性變遷，新社會運動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興起，而且此起彼伏、連綿不斷，這些社會運動雖訴求各异，却同氣相求，愈演愈烈，逐漸成爲西方社會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越來越受到學界的廣爲關注，新社會運動理論應運而生。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逐漸從威權體制解放出來，民主化進程大大加快，公民社會逐漸成熟，青年學生在經過多年的校園争取自治權的抗争，逐漸開始從校園抗争向社會抗争延伸，學生運動日漸成爲台灣新社會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抗議行動，一再顯示出强大的運動能量。發生在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從運動的主題、運動理念、組織結構、運動風格、階級基礎來看，從總體上也屬於新社會運動的範疇。因此，把台灣地區學生運動放在整個西方社會運動的理論版圖中進行比較性研究，這對於豐富社會運動研究的文獻和實例，進一步豐富新社會運動的理論譜系，推動我國社會運動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2.重要的應用價值。近年來台灣區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總是和島内政黨輪替、藍緑陣營惡鬥交織在一起，而且兩岸議題越來越容易成爲引起學運爆發的原因，學運中的“反中”“恐中”傾向日益明顯，因此，加强對台灣學生運動的理論研究，針對這些新情况、新問題、新挑戰提出針對性的因應策略，對於我們預判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穩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有着極爲重要的應用價值。

　　此外，由於在人們的常識中，社會運動一般而言對政權具有較大的顛覆性，出於政治穩定考慮，我國政府往往對這類研究抱有疑慮。但實際上，按照趙鼎新的研究，這其實是一種很大的誤解。在他看來，一方面，社會運動和革命研究者本身對社會運動和革命並不一定持有同情態度，例如美國早期的社會運動研究學者，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都是把社會運動作爲一種社會病態。另一方面，從美國社會運動和革命研究的歷史來看，即使一些學者對某些社會運動抱有同情態度，但只要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時刻保持科學的態度，這些研究能够增進我們對社會運動一般規律的理解，那麽，這些研究對提高政府執政能力和維護社會穩定都將起到促進作用而非破壞作用。新社會運動是全球性的社會運動，任何國家都難以不受其影響。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與西方新社會運動不無關聯，而我國的很多群體事件中，青年學生雖然一般不是發起人，也不是直接的參與主力，但他們很多時候却以社會關注特别是網絡關注的形式參與其中並在特定情况下發生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通過網絡灌水、人肉搜索、論壇發帖、QQ或微信群串聯或“閃聚”等温和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進而進行對集體行動進行技術或智力支持，擴大行動的社會影響並對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政府做出政策調整或某些讓步。就此而言，本課題通過對台灣學生運動的一系列個案研究，也有助於反觀新社會運動對我國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努力探索青年社會整合的方式方法，積極拓展青年訴求表達的合理渠道，提昇制度的容納能力，引導當代青年的社會參與，實施積極的青年政策，解决青年現實問題，正確化解矛盾和减少社會風險，爲營造安定團結和諧的社會環境貢獻智慧。

　　第二節　海内外研究狀况

　　在我國，提及學生運動史，一般都是從“五四運動”説起，“五四運動”被視爲中國近代以來學生運動的開端，自此之後，學生運動在整個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波瀾壯闊，奏響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動人旋律，在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革命大潮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特别是在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後，在黨的卓越領導之下，廣大的青年學生積極投身革命，在反對軍閥割據、反抗英、日、美等帝國主義侵略、反抗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中英勇奮鬥，爲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乃至於國民黨把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的巨大發展歸結爲其在解放戰争中失敗並在大陸丢失政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蔣介石在1949年敗退台灣之後視學生運動爲洪水猛獸，對校園實施嚴格控制，以免學運再次興起危害到他對台灣的統治，這也造成了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内，台灣幾無學生運動發生，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着台灣社會民主轉型特别是全面解嚴以後，台灣地區的學運才再次復興。

　　因此，學術界對我國學生運動的研究，主要以1949年爲界，分成相對集中的兩個時期的學運來進行研究：一是對1949年之前的學生運動的研究，另一個是對1949年以後的學生運動的研究。但顯然，研究前一個時期的學生運動要多過於研究後一個時期的學生運動。

　　對1949年之前的學生運動的研究，主要以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爲主，大陸比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邵鵬文、郝英達等人編著的《中國學生運動簡史(1919—1949)》（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趙和平、徐海法編著的《中國學生運動史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耀等編著的《中國近代學生運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施惠群的《中國學生運動史（194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羅炳權、王慧君主編的《解放戰争時期的南京學生運動》（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等。台灣地區比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李國祁等人編著的《近代中國青年運動史》（台北:嵩山，1990年），吕芳上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到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廖風德的《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台北:東大發行，1994年）等。以上這些著作基本都是以1949年以前的中國的學生運動爲研究對象，大都論及了1949年以前不同時期學生運動的成因、性質、規模、過程、内部權力連作、社會力量互動以及具體影響。還有少量著作專門論及了這一時期台灣地區的學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藍博洲編著的《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台北:時報，1993年），也有一些著作雖不是台灣學運方面的專著，但對該時期的台灣學運事件也有論及，如簡炯仁《日據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抗日運動——台灣民衆黨之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係碩士論文，1997年）、張正昌的《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台灣師範大學歷史係碩士論文，1980年）等，成果不多。

　　1949年之後，隨着新中國的建立，大陸的青年學生在黨的領導下已成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共産主義的接班人，報效祖國成爲基本使命，學生運動已失去了革命性的意義，除了“文革”中左傾路綫造成的紅衛兵串聯運動和1989年受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的“八九動亂”之外，大陸已不再有學生運動，因此，當然也就談不上有什麽研究了。

　　相較於大陸，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却迎來了發展的黄金時期。特别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着台灣地區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終結龢民主化進程的開啓，校園獲得了比較自由和自主發展的空間，這種變化一方面推動了台灣學生運動的蓬勃興起，另一方面也推動了學界對學生運動和其它社會運動的理論研究，特别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及其巨大的影響力，極大地推動了國内外學者、特别是海峽兩岸的學者對於台灣地區學生運動的强烈關注和多方面的研究，以下主要從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兩個層面做一些梳理。

　　一、研究視角多樣，成果豐富

　　從研究的内容來看，很多學者都把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作爲一種具體的運動實踐與事件本身加以研究，關注這些學生運動爲什麽會在台灣出現，重視分析它們與台灣内部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關係，以及與兩岸關係、國際關係演變的關聯性。具體而言，對台灣學生運動的産生、發展與未來趨勢，原因、影響及運動過程的研究，學者們的研究狀况又可分爲以下三種：

　　1.個案式、典型性、微觀化的分析。這類研究主要選取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的一個或幾個典型的運動事件進行現實描述與理論分析，研究較多的有1949年的“四六事件”，例如楊榮慶的《二二八之後的台灣大學與學生運動——以四六事件爲考察中心》、方生的《我看四·六事件》、台灣學者藍博洲的《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麥浪歌咏隊——追憶1949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這些均是以1949年發生的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學生抗議警察暴行的“四六事件”爲對象的帶有追憶性的文章，大致都論及了該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和後續影響。

　　1971年的“保釣運動”的研究也不少，如邵瑋楠的《試析七十年代台灣的第一次保釣運動》、劉玉山的《上世紀70年代台灣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鄭鴻生的《保釣運動與台灣的覺醒——1970年代台灣保釣運動回溯》等等。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是20世紀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學運事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台灣學者陳信行帶有個人回憶性質的《我的野百合——一個1990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還有何金山等人合著的《台北學運(1990.3.16-3.22)》、林美挪編的《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静坐抗議紀實》，這兩部著作屬於紀實類作品，學術性並不强。大陸迄今爲止還鮮少有專門論述“野百合學運”的文章。

　　台灣島内對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也有不少專門性的研究，例如林飛帆的《秩序又開始繽紛：2008年野草莓學運的回顧與展望》、謝昇佑的《偶然還是必然？——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蕭遠的《因特網如何影響社會運動中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以台北野草莓學運爲個案研究》等。

　　目前研究較爲集中的研究當屬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均有相當多樣的專門研究。大陸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嚴安林的《台灣“太陽花學運”:性質、根源及其影響探析》、桑登平的《台灣反服貿運動的由來及其影響》、王英的《台灣“反服貿運動”争議焦點辨析》等，台灣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黄恐龍的《野生的太陽花》、晏山農等人的《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運動全紀録》、蔡佳泓等人的《“中國因素”或是“公民不服從”？從定群追踪樣本探討太陽花學運之民意》等。這幾次學生運動在整個台灣學生運動史乃至社會運動發展史上都具有極爲重大的影響，因此研究成果相對集中，特别是“太陽花學運”，相比於其它幾次學運而言，大陸學者研究的熱度比較高，他們主要聚焦於運動的起因、過程、結果和影響，分别從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傳播學等不同的學科進行了獨具特色的分析。

　　2.對照式、比較性的分析。比較多的研究是對台灣地區的某幾個典型的學生運動進行縱向的對比分析，力圖揭示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軌迹和演變規律。如由學運參與者陳信行如口述，《雙週刊》記者寧二整理的《從野百合到野草莓:20年台灣青年學運反思》一文，就以學運參與者和觀察者的身份比較了1990年“野百合學運”和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而且側重於兩次學運中學生的具體表現。再如林安梧的《台灣學運政治精神的現象學反思——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作爲反思的事例》，以現象學的方式對兩次不同的學運做了對比性研究。2010年台灣長榮大學蔡雨真的碩士學位論文《台灣民主學運的演變——以野百合學運和野草莓學運爲中心》，從精神象徵、政治背景和媒體報導三個方面對兩次學運做了比較；2017年台灣“國立交通大學”陳璽安的碩士學位論文《從野百合、野草莓到太陽花：學運中媒體框架的轉變》，着重從媒體報導框架的角度比較了三次學運的异同；2019年台灣“國立台北大學”蔡政宜撰寫的碩士學位論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台灣民主轉型中學生運動者變動之身分》,則從學運中學生自我呈現的方式對兩次學運的特點進行了比較。

　　還有少數研究則越出台灣本土的範圍，與其它國家或地區的學生運動進行横向比較，以揭示台灣“學運”的獨特性及其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例如蘇頌興的《“太陽花”及台灣學運的潮起潮落》一文，就從運動的歷史地位、性質、目標路徑等方面，對比分析了台灣“太陽花學運”和巴黎“五月風暴”的不同特點，得出的結論是“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惡質化的學生運動，並不具有法國“五月風暴”那樣積極的意義。

　　更多的研究是放在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與香港的“占中”運動的比較上，如楊晶華的《晚近港台地區青年政治參與之比較——以“反服貿”和“占中”運動的視角》，該文分析後認爲，台港青年在這兩次學運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參與既有相似之處：如都以制度内參與爲主、制度邊緣參與和制度外參與爲輔，都有明顯“反中”傾向，都以網絡新媒體爲主要動員方式，基本都以組黨或組織政團並參與選舉爲歸宿；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就與政黨的關係而言，台灣青年與政黨互動較强而香港青年互動則弱，就非法行爲承擔的法律後果而言，香港政府以法治罪而台灣民進黨當局則以政治利益犧牲法治，就具體訴求而言，“占中”政治目的明顯，“太陽花”維護司法公正突出，等等。其它類似的文章還有王海良的《析港台青年學生的政治運動》、徐曉迪的《從“鏡像”到“重塑”:港台青年社會運動的特徵與對策》、顧旭光等人的《“太陽花學運”以來港台的民粹青年運動:特點與對策》等等，均從不同角度做了多元化的比較研究。

　　3.綫條式、綜合性和宏觀層面的研究。這類研究多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從總體上對某一時期台灣發生的多個學生運動進行綫性叙述，力圖全景式展現台灣學生運動的歷史過程和發展階段，從而深入揭示台灣學運發生、發展的規律。這些研究多以著作的形式出現，跨度比較大的一部專著是林仁杰的《一段跨時代的故事:台灣學生運動史研究(1920-1994》，叙述了從1920年日據時期經台灣光復後兩蔣統治時期再到台灣全面解嚴長達74年的台灣學生運動發展歷程，並從民族主義、左翼思想和社會力三個方面分析了台灣學運興起的歷史背景和發展的主軸。其它比較重要的著作有丘爲君的《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鄧丕雲的《八〇年代台灣的學生運動史》、洪三雄的《烽火杜鵑城》、範雲的《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匯編》、何榮幸的《學運世代——衆聲喧嘩的十年》、孟繁忠《台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徐文祥《台灣地區學生運動之研究(民國38-83年)》、郭凱迪《學生運動與台灣自由民主發展之研究(1981-1992)》等等。這些專著或學位論文最遠的探及1920年代，最近的叙述到1990的野百合學運。

　　應當説，這些成果對20世紀80年代的台灣學運的研究相對完整清晰。從研究的時段來看，研究1949年以前的學運史著作多於1949年以後的學運史著作，而1949年以後的學運史著作中，研究1980-1990年代的學運史著作又多於1990年以後的學運史著作，特别是2000年以來的關於台灣學運史的專門著作尚未出現。從研究的群體來看，基本上以島内的學者爲主，這可能和他們在佔有文獻材料方面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有關。

　　至於國外對台灣學生運動研究，限於筆者收集文獻的範圍和能力所限，目前能找到的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兩部，這兩部著作對於我們瞭解1990年以後的台灣學運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個是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RowenaEbsworth於2019年撰寫的哲學博士學位論文《自我拯救：當代台灣的學生激進運動》（We’ll Save Ourselves:Student Activismin Contemporary Taiwan），該文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開始，依次探討了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白衫軍抗議）、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並通過這一系列的學生運動分析了年輕的激進分子如何以及爲何在台灣的民間社會中變得突出，並試圖對當代台灣的社會政治結構進行闡釋。

　　另一部著作是由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SOAS)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Dafydd Fell匯編的一部論文集，題目是《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台灣社會運動從野草莓學運到太陽花學運》（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under MaYing-jeou:From the Wild Strawberries to the Sunflowers），該書對2008年馬英九上台執政後的一系列重要學生運動進行了個案研究，調查了這些運動的根源，考察了這些運動的發展軌迹並運用政治機會結構理論解釋了它們的影響和發展模式，並對它們的總體影響進行了評估。

　　二、研究範式各异，方法多樣

　　從研究的方法來看，由於受到西方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影響，學者們對台灣學生運動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西方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範式分析台灣各種學生運動發生的原因及過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五種：

　　1.集體行爲理論範式。該類研究把學生運動視爲一種集體行爲，强調社會心理在集體行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將學生運動歸因於相對剥奪感引起的社會怨憤。例如吴宜的《近年來台灣青年參與社會運動深層原因探析》一文，作者觀察到自2008年以來，台灣島内陸續發生了許多社會運動，而青年人不但成爲無役不往的新行動主體，且“反政府”“反中”的色彩日益濃厚，以至於在2014年爆發了對島内政局和兩岸關係均産生較大影響的“反服貿運動”。這是由於進入21世紀後，台灣社會内部政經矛盾的不斷累積和快速發酵，對社會變遷中處於相對弱勢的青年世代影響和衝擊最大，使之産生了强烈的被剥奪感，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上昇，成爲促使青年群體參與社會運動的内在動力。再比如王英在《台灣青年學生非理性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分析》中認爲，近年來，伴隨着台灣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高攀、貧富差距擴大、政治文化意識對立等問題的出現，台灣社會的群體對立和社會矛盾呈激化趨勢，整個社會彌漫着極度的失敗主義、虚無主義及悲觀焦慮情緒，反服貿運動就是群衆集體不滿情緒的一次總爆發，具有顯著的非理性特徵，而且危害巨大。

　　2.資源動員理論範式。該類研究揚棄了集體行爲理論將學生運動視爲非理性和社會病理性的主張，不再從社會心理和怨憤視角探究學運的産生、發展的緣由，而是將其視爲與制度化行爲平行的正常表現，從資源動員、運動戰略等角度追尋學運形成過程的根源。鄧文等人的《台灣“反服貿”運動是如何成勢的——基於資源動員理論的觀察》一文中認爲，“反服貿”運動通過各種組織策略，有序地籌集物資、人力、網絡資源，并且充分動員組織内成員，發掘潜在成員，形成龐大的人群基礎，同時選取民粹主義作爲政治鬥争的工具和社會動員的策略，通過話語和媒體的運用，重新建構社會認知，激發人們的情感認同，吸納了廣泛的社會資源與參與者，成功地將社會大衆卷入到抗争行動之中，形成了强大的抗争力量，不僅震懾兩岸，還成功吸引了世界的關注，是一次比較成功的資源動員、成員動員、框架動員協同配合的社會動員實例。

　　3.政治過程理論範式。該類研究反對將學運看成是偶然的一次性或零星散點的孤立事件，而是將學生運動看做是一個持續發展的理性過程，認爲學生運動産生的根源在於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爲維權而發起的政治鬥争，所以研究學生運動應該在政治環境視野下來分析學生運動與政黨政治、政治機會的關係。例如黄銀河的碩士學位論文《政治過程理論視角下的“太陽花”學運探析》，就是運用在西方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中占很重要地位的政治過程理論，從政治機會結構、運動動員結構、運動文化和運動話語結構以及運動與媒體關係結構等四個方面對“太陽花”學運的過程進行了系統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往往是社會運動政治機會的被動接受者；“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從有“造反”心理到加入實際行動過程中運動動員結構發揮了機制性作用；“太陽花”學運中的運動話語發展於運動文化之中，而且其中運動文化的話語結搆離不開青年學生對民主、人權、國家等認知；“太陽花”學運中，媒體更多地既是社會運動的虚擬“領導者”，又是社會運動的“執行者”。

　　4.框架整合理論範式。該類研究更爲關注學生運動過程中的主觀因素，傾向於把“學運”研究焦點放在觀念塑造、政治宣傳和思想動員等話語性因素上，着重從微觀視域解析社會運動話語和動員在學運組織過程和效果中的作用。例如艾明江在《框架整合與話語構建:台灣地區“太陽花”運動的動員機制》一文中，首先提出一個觀點，即：情感、話語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組織者經過特定的“框架整合，能推動共同情感、話語的構建，最終産生集體行動。其次，他運用這個觀點分析了太陽花學運爆發的原因，發現“反服貿”人士使用了某種特定的“框架整合”模式，其中涵蓋了“診斷框架”“處方框架”“動機框架”，這些框架將原本分散的各種意識形態、話語等進行了有效整合,並構建起認同和支持“反服貿”運動的情感、話語,從而推動了太陽花學運的爆發。最後，他認爲，“反服貿”人士之所以能使用情感話語動員台灣大量青年學生參與“反服貿”運動,其根本原因還在於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中,青年學生與社會運動所構建的情感話語産生了共鳴。

　　5.社會變遷和文化價值衝突理論範式。該類研究具有哲學的理論傾向，善於從台灣地區的歷史進程以及社會形態變遷等宏觀視角對學生運動産生、發展和未來趨勢進行總體性、歷史性地分析。一九八〇年代包括學生運動在内的各種社會運動在台灣普遍興起，參與群體幾乎涵蓋了全台社會的各個階層，對台灣社會變遷、政治自由化龢民主化影響深遠。究其興起的原因時，王海亭在《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興起原因探析》一文中從歷史、經濟、社會、政治和外部因素等五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細緻的分析：台灣人民在歷史上就具有反抗外來殖民侵略的傳統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行動精神，而戰後台灣工業化完成在提昇經濟成長、奠定堅實物質基礎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的社會問題，隨着新興社會階級的出現，台灣傳統的社會結構得以改變，民間社會力也隨之增强，政治因素是隨着經濟、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社會的控制程度不斷下降，特别是1987年“解嚴”的發生爲社會運動的興起提供了較爲有利的政治機會，加上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外交”的失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世界新興社會運動的興起這三種因素叠加在一起，更進一步觸發了台灣社會内部的結構性緊張。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興起就是這五個因素相互作用、綜合影響的結果。

　　三、簡要評價

　　總的來看，海内外學者關於台灣學生運動的研究盡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以下幾個方面的局限：

　　1.綜合性不够。大多數學者只是對台灣地區個别學運事件進行了某一或某些方面的探討，有關台灣學生運動的整體性的宏觀研究還比較少。按照台灣學者的看法，當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可劃分爲四個主要階段：日據時期至戰後初期大約近30年是以民族主義爲主的第一階段，從1950至1970年代大約20多年的時間是以愛國主義爲主軸的第二階段，從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這20多年是以民主化運動爲特徵的第三階段，而2000年代至今的20多年則爲以社會議題參與爲特徵的第四階段。前兩個階段的學運，無論是台灣地區還是大陸方面，都有比較細緻的研究，而第三階段的學運，台灣方面近些年出來不少成果，研究的相對系統一些。但第四個時期，也是野百合學運之後的學運，海峽兩岸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基本上還處於事件化的研究階段，整合性的研究尚在探索之中。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晚近的學運研究，依賴西方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微觀研究範式較多，較側重於從話語、媒介、心理等方面闡釋學運的發生機制，而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宏觀視野相對較少，對於學運發生發展的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挖掘得不够。

　　2.時效性不强。對於台灣學生運動的研究，台灣地區的學者當然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對於學運事件的親身觀察、對於相關當事人的訪談、對於相關原始文獻的獲取、對於當時媒體報導的分析等等，都比較便捷，甚至很多有關學運的著述者本身就是當時學運的參與者甚至是領導者，因而相關的研究不但成果豐富，而且跟踪及時，幾乎對每一場大小不一的學運事件都有觀察和思考。反觀大陸，由於兩岸相對隔離的政治現狀，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方面也受到諸多的限制，對於台灣學生運動相關文獻資料的收集相對不易，特别是由於兩岸議題以及學生運動的話題在政治上比較敏感，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本就不多，研究台灣學生運動的群體更是少數，成果也相當有限。而且大陸學界對20世紀早期台灣地區歷史上的學生運動的研究相對較多，主要集中於“二二八事件”、70年代“保釣運動”等，但對於1980年代以來台灣更爲頻繁的學運的跟踪研究和動態把握則不足，迄今爲止尚未看到這方面的專著。

　　3.現實針對性不足。一般來説，學生運動，作爲社會運動的一種重要的類型，是以青年學生爲主體的集體行爲，旨在對抗或推動社會整體或部分變遷，它既可能是體制内的抗争，但更多的是超出體制或非體制的抗争。因此，學生運動或多或少都會對當政的政府造成一定的壓力，甚至衝擊政府的施政行爲，若處理不當，有可能造成統治秩序失控。因此，歷來各國政府對學生運動是相當警惕的，一般都會采取特定的措施嚴格控制學運可能帶來的破壞性後果。

　　就台灣民主化進程以來的學運來看，一方面社會的民主化爲學生運動的興起提供了可能的空間，另一方面，學運的頻繁興起也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進程。20世紀以來，由於國民黨龢民進黨的黨争和惡鬥，學運不自覺地成爲政治變局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兩黨或利用或打壓的博弈中，台灣的學運也越來越對島内的政治格局産生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對於學運的觀察和研究，也越來越爲兩黨所重視，兩黨各自着眼於政黨利益的考量，在學運的研究方面也給予了程度不同的資助，這也助推了台灣社運界和學界對於學運的研究和組織。

　　反觀大陸，由於大陸與台灣的政治分離現狀，台灣地區的學運相對而言對大陸的政局影響較少，因而學界對台灣學運的觀察不少，但真正深入的研究不多。但近年來台灣的學生運動的發展中，越來越多地凸現了“恐中、仇中、反中”的情緒，在民進黨多年的“獨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天然獨”的比例不容小視，學運中的非理性行爲對兩岸關係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挑戰是非常突出甚至是非常嚴重的，這一定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對台灣學運光有觀察是不够的，必須重視對台灣學運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以便爲相關部門應對台海危機制定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和措施提供參考。

　　基於學界現有的研究狀况，本研究將在吸收理論界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宏觀視野和西方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微觀視野結合在一起，綜合運用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方法，聚焦於最近25年來台灣學生運動演變的趨勢，深化對台灣學運及其對策的研究，以便爲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貢獻智慧和力量。

　　第三節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的對象與目的

　　1.本課題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台灣學生運動爲研究對象，但在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確什麽是學生運動，把這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

　　筆者從“中國知網”查詢後發現，鮮少有文獻對學生運動做明確的概念界定。有意思的是，以“學生運動”作爲關鍵詞進行搜索，大部分都是關於體育學科的内容，學生運動指涉的内容基本都是關於學生體育鍛煉活動。一些百科類的工具書也差不多是這樣。只有在《中國工人階級大百科》一書中，在“學生運動”的條目下有這樣的解釋：“學生爲達到一定政治、經濟目的而進行的具有一定規模和聲勢，持續一定時間的鬥争活動。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學生運動是民主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學生運動往往成爲工農及各界群衆革命運動的先聲。學生運動只有同工農群衆的革命運動相結合，得到工農群衆的支持，才會有巨大力量，才能走向深入，如‘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這個解釋同我們這裏的研究對象具有一致性，但它只是一個描述性的定義，尚未能揭示出學生運動的豐富内涵。

　　從性質上來講，學生運動應當歸屬於社會運動的範疇。因此，要瞭解什麽是學生運動，應首先對社會運動進行説明。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趙鼎新先生曾經把集體行爲、社會運動、革命這三個既有内在關聯又有實質區别的概念進行過比較性闡釋，在他看來，集體行爲是指“有許多個體參加的、具有很大自發性的體制外政治行爲”；而社會運動則是指“有許多個體參加的、高度組織化的、尋求或反對某些特定社會變遷的體制外政治行爲”；至於革命則是指“有大規模人群參與的、高度組織化的、旨在奪取政權並按照某種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根本改造的體制外政治行爲”。由此可以看出，這三個概念所揭示的三種政治行爲其共同點是它們都屬於體制外的政治行爲，其不同點是它們的組織化程度和追求的社會變革程度不一樣，大致呈由低到高的層級性序列。我們所言的學生運動大致歸屬於集體行爲和社會運動之間，因爲學生運動有時是自發而無組織性，有時則又呈現高度組織化，或者是開始時散漫無組織而後逐漸組織化，至於對於社會變革的程度則因具體情境而有所不同，大多只能引起社會的部分變遷。

　　基於此，筆者在這裏對學生運動做如下界定：所謂學生運動就是指以青年學生爲主體自發發動或高度組織化運作的，以扺抗或推動某些特定社會變遷爲目的的體制外政治行爲。作爲一種由學生推動的集體性的抗争行爲，學生運動必然呈現出由學生這個主體所决定的一些獨特性，從而與其它的社會運動相對區分開來。具體而言，學生運動具有如下幾個鮮明特徵：

　　第一，反權威。由於學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始終處於受教育者的被動地位，家長、老師、政府往往以教育者的姿態凌駕於學生之上，成爲學生必須順從的權威。好好學習、遵從教導被視爲學生的本分。因此，學生運動常常是特定事件誘發下的學生反權威情緒的爆發，或者是對家長制的不滿，或者對學校體制的反感，或者是對政府的某些做法的抗議。

　　第二，激進化。青年學生理想主義濃厚，往往懷有對現狀的强烈批判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把改造社會視爲己任，一旦這種理想受到現實的嚴重掣肘而心懷怨憤時，集體性的抗争行爲就會爆發，雖然出發點是革新社會的理性主義選擇，但在實際的運動過程中由於與既有體制的運作方向相左而受到較大的鉗制，結果往往會演化爲較爲激烈非理性抗争，甚至走向騷亂。

　　第三，易被收編。學生運動反權威的特質决定了學生往往會突出自身在運動中的主體地位，强化獨立性意識，但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由於社會資源動員和組織化程度的局限，很多時候要較大程度地依賴其它社會組織特别是有影響的政治力量如政黨的介入和支持，這樣一來，學生的主體性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學生運動的既有方向也可能隨之改變，往往會被整合到更大的社會運動潮流中。

　　除了對學生運動的概念做出以上明確的界定之外，還需要特别説明的是本課題研究的學生運動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限定。空間方面，本課題所涉的學生運動聚焦於台灣本島，至於台灣留學生在海外如香港地區或日本、美國等國家所進行的社會運動則不在本文的考察範圍之内。時間方面，本課題的研究起始於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終止於2015年的“反課綱微調運動”。之所以截取這一時段，除了目前對這一時期的研究稍顯薄弱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着眼於這一時期的學運在整個台灣學運史上的特殊地位。

　　1895年中日甲午戰争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從此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在此期間，日本在台灣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利用系統完備的警察制度，無情鎮壓台灣人民的任何反抗和不滿行爲。同時日本殖民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全面實施奴化教育和“皇民化運動”，力圖泯滅台灣人民的傳統文化龢民族意識，讓所有的台灣人都成爲大日本帝國的順民。因此，在整個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除了抗議差别化教育待遇的零星校園抗議外，幾無學運發生。

　　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台灣置於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之下，特别是1949年，國民黨政府全面敗退台灣後，爲了穩固在台政權，國民黨政府繼續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全台執行白色恐怖政策，整個社會全面戒嚴。國民黨基於在中國大陸時期失敗的經驗，對台灣校園加以嚴密而細微的控制，以免學運復起危害其統治地位。國民黨政權通過正式的非常法令嚴格限制學生集會、結社及言論等自由權，將軍訓制度植入校園，建立了由教育部、校長、訓導長、軍訓教官一條鞭式的學生控制系統，並輔以非正式的黨團及隱性的情報監察系統，同時鼓吹逸樂文化、推行黨化教育。在這種環境下，大學基本上成爲國民黨政權用以控制民間社會的一個重要環節，除了光復初期發生過影響較大的“四六事件”，以及1970年受海外保釣人士影響並透過國民黨團對學生進行中國民族主義動員的“保釣運動”之外，整個八零年代以前，在漫長的30餘年中，台灣幾乎看不到任何大規模的學生集體行動。

　　1975年蔣介石去世，白色恐怖進入末期。台灣的黨外運動逐漸興起，民間力量開始復蘇，自由民主的空間逐漸擴大。1986年，民進黨成立，黨禁因此而突破。1987年國民黨解除長達40年的戒嚴，白色恐怖時期正式結束，人民恢復了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政治自由化的時代終於來臨。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蔣家獨裁統治時期至此正式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解禁之風推動了社會自由化轉型，一個個社會運動組織如雨後春笋般相繼出現，如農盟、農總、勞支會、勞權會、自主工聯、環保聯盟、緑色和平、原權會等等，在這些社運組織的推動下，各種社會運動如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等蓬勃興起，爲封閉已久的大學校園帶來了自由的氣息。大學校園學生地下刊物和學生地下社團迅速發展，並逐漸獲得了合法性地位，校園民主和自治的呼聲高漲，台灣大學學生争普選權的鬥争逐漸演化爲比較普遍性的校園學生運動。從1986年台灣大學的“李文忠事件”開始，先後發生了“鹿港反杜邦運動”“大新事件和自由之愛運動”，直至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所以整個80年代是台灣學運逐漸興起的時期，按照台灣學者鄧丕雲在《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中的梳理，80年代學運是一個由萌芽到逐漸壯大的連續發展的時期，具體可分成醖釀期（1980-1986.6）、突破期（1986.7-1988.6）、蜕變期（1988.7-1990.2），最後則以野百合學運（1990.3-1990.6）做結。他在此書中對整個80年代的學運做了比較系統深入的研究，較爲完整地再現了台灣80年代的學運面貌。

　　通過以上對近代以來台灣學運發展史的簡要回顧，不難看到，台灣學生運動最重要的發軔期其實就是20世紀80年代，學生利用公開的和地下的社團組織，公開或半公開發行刊物，通過校園集會、静坐、罷課、串聯、絶食的方式，反抗國民黨對校園的專制控制，竭力争取學生自治，推動校園民主改革，爲社會各界合力推動台灣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的學生運動，以大學校園爲主要運動場域，以各校的社團和校際的“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民主學生聯盟”等跨校組織爲動員基礎，以校園普選運動爲主要議題，透過學生議會的改革與争取校園自治，最終獲得完整的學生公民權並確立起學生的主體性，造就了所謂的學運世代，這爲2000以後島内政黨輪替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也爲後來更爲成熟的學生運動奠定了基礎。

　　經過80年代學運能量的積澱，學生參與校内外運動已經常態化，學生關心的議題也更加多元，逐步突破校園民主議題而向社會議題延伸。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的爆發是一次巨大的轉折，它突破了單純的校園場域、校園議題、學生主體，開啓了佔領公開空間、關心社會議題和政治時局、群衆認同參與的先例，它既是80年代學運能量的一次總爆發，也是解嚴後第一次非校園議題的大規模學生運動，也是台灣第一個學生代表可以直接與“總統”對談、協商的學生運動，學運的正當性由此確立。“野百合學運”是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之一，既是對80年代學運的告别，也是20世紀9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真正開端，至此以後，台灣學生運動逐步獲得了群衆運動的形態，成爲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社會運動類型。

　　因此，本課題的研究對象設定爲“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學生運動”，時間界限爲1990-2015年的學生運動。也就是從“野百合學運”開始，經1994年的“草山學運”、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2008年“野草莓運動”、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終於2015年“反對亞投行運動”和“反課綱微調運動”，即最近25年來的學生運動。這些運動，除了“草山學運”外，都屬於群衆社會運動的範疇，代表了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最新形態和趨勢。當然，這25年來發生的或學生參與的社會運動，並不止於這幾次運動，只不過它們更具影響力，更有代表性罷了。

　　2.本課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全面瞭解台灣學生運動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爲相關部門應對包括學生運動在内的台灣社會運動可能引發的台海危機提供參考，爲台灣早日回歸祖國貢獻智慧。

　　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青年强則國家强，青年智慧則國智慧。兩岸的統一大業，是中華兒女共同的期盼，也需要兩岸青年共同貢獻卓越智慧。本課題着眼於祖國未來的統一大業，聚焦於對台灣青年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研究，目的在於爲兩岸青年和平往來、深入交流並最終携手實現祖國統一提供有益參考。

　　第一、細緻地、清晰地梳理台灣政治轉型以來，特别是近20多年來台灣地區學生運動的演變過程，着重分析引發學運持續爆發的内外因素，尤其是學運與島内政治取向與兩岸力量博弈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的内在關聯性，並對台灣學運的發展規律與未來走勢進行總結和概括。

　　第二、從台灣學生運動的演變軌迹出發，深刻揭示學運對台灣政局、社情民意以及兩岸關係的重大影響，着重分析台灣學運的未來走向可能對兩岸關係提出的新問題、新挑戰，並就這些復雜情况和全新挑戰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應對方案，爲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第三、透過對歷次學運的緣起、動員策略、組織過程、理論資源和實際效果的認真分析，着重把握當前台灣青年一代的意識狀况、價值訴求和心態變化，特别是他們在國家龢民族認同方面與大陸青年的异同，在此基礎上，就兩岸青年的友好往來和深層互動作出可行性的籌劃。

　　二、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1.本課題研究的總體思路是從歷史考察到理論分析再到對策制定。

　　首先，本課題擬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收集與考證，對台灣地區1990年以來的學生運動進行歷史考察，既要對這一歷史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軌迹進行粗綫條地勾勒，也要對“野百合學運”“草山學運”“新野百合學運”“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太陽花學運”“反對亞投行運動”“反課綱微調運動”等一些産生重大影響的學運事件進行深描，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全景式呈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學運的總體圖景。

　　其次，在對台灣學運進行歷史考察的基礎上，本課題擬運用唯物辯證的方法從歷史表象深入到歷史本質中，努力揭示學運的社會歷史條件、動員組織過程、運作特色、歷史聯繫以及未來走向，並對台灣學運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説明。

　　最後，以歷史考察和理論分析的結果爲依據，結合當前台海的政治形勢，針對近年來台灣學運對兩岸關係提出的新挑戰，着眼於兩岸早日統一的偉大目標，本課題擬嘗試提出有針對性且具可操作性的因應策略。

　　2.本課題的研究方法總體上是歷史考察、理論分析和科學實证相統一的方法。

　　首先，歷史發生學方法。學運的發生並非突變的結果，而總是有其歷史性的因素累積而成的。因此，首先要運用歷史發生學的方法對每一次學生運動的發生發展演變過程進行深刻解讀，進而鋪陳出1990年以來整部台灣學生運動史。

　　其次，唯物辯證法。在考察具體的學運事件時，既要注意其自身運演的實踐邏輯，也要理清其歷史邏輯；在評判學運的基本性質時，既要注意學運興起的動機，也要考量其最終的走向和實際效應；在分析學生運動的實際效果時，既要看到它對島内政治局勢的影響，也要看清它對海峽兩岸可能帶來的影響；在提出應對策略方面，既要看到它對兩岸和平統一帶來的挑戰，也要看到它可能帶來的積極因素。

　　最後，文獻閲讀與比較的方法。受制於社會條件和時空的限制，對台灣地區過往的學運事件的考察，主要依賴於對相關史料的收集和考證，具體包括查閲當時海峽兩岸各種媒體的報導，收集學運當事人的著述、口述，分析後人的一些研究性文獻等等，盡可能做到對事實的客觀再現。

　　三、研究的重點難點與框架結構

　　1.在近代歷史上，學生運動對當時的政權都具有較大的威脅性，因此出於政治穩定的考慮，各個政府往往對此研究抱持警惕，學運研究屬於研究的敏感區，所以本課題選擇以學生運動作爲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一個有巨大挑戰性的難點問題，雖然重點研究的是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但因爲研究本身又牽涉到兩岸關係，因而也是一個相對比較敏感的話題。除了上述的政治因素之外，本課題還有以下幾個具體的重點難點問題。

　　首先，本課題重點研究的問題有四個方面：一是闡明台灣學生運動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過程；二是闡明台灣學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頻繁爆發、影響劇增的深刻原因；三是闡明台灣青年學生在學生運動中表現出怎樣的處事原則、社會心態和價值追求；四是面對台灣學運的挑戰和機遇，我們應該拿出什麽樣的具體對策。

　　其次，本課題研究的難點問題在於：一是如何從形態各异、波譎雲詭的學運事件當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對學運的未來走勢做出準確的研判；二是如何立足兩岸關係復雜多變的現實狀况和祖國和平統一的未來前景，提出切合實際的應對策略，既不流於一厢情願的藍圖勾畫，也不過於瑣碎地叠床架屋。

　　2.本課題研究内容共分爲十章，具體章節架構如下：

　　第一章爲緒論：主要説明本課題研究的意義價值和主要目的、海内外研究的現狀和評價、研究對象的限定、研究的思路與方法、重點難點問題以及框架安排等。

　　第二章主要以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爆發的“野百合學運”爲研究對象。首先從整個80年代台灣社會逐步轉型的大背景之下深入剖析1990年代第一次大規模學生運動興起的原因，並以“時間+事件”方式全面展現這次學運發生發展直至結束的全過程和全貌，在此基礎上從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闡釋學運的影響，並對這次學運的特點進行總結。

　　第三章主要以發生於1994年文化大學的“草山學運”爲研究對象。首先從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校園專制逐步遭到挑戰的大背景出發，從校園文化氛圍、係主任濫權等方面分析學運發生的原因，再以時間綫索全方位展現學運發生發展直至平息的整個過程，在此基礎上與“野百合學運”進行對照，分析此次學運的特點及其影響。

　　第四章主要以2004年4月2日至5月17日發生的“新野百合學運”爲研究對象。從其發生的背景、訴求議題以及具體經過出發，分析此次學運所産生的影響，並將其與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作比較性的分析。

　　第五章主要以發生於2008年11月6日至2008年12月7日的“野草莓學運”爲研究對象。本章從分析學運爆發的背景入手，梳理了“2008年野草莓學運”的緣起、經過和結果，闡釋了“野草莓學運”的特點和所造成的影響。

　　第六章主要以2012年7月爆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爲研究對象。首先從台灣的經濟、政治、民衆思想的方面介紹了這次運動發生的背景，其次則以時間爲經，主要事件爲緯，全方位展現運動的過程和各個方面，最後深入分析運動的特點、性質及其影響。

　　第七章主要以發生於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的“太陽花學運”爲研究對象。本章首先從全球化、兩岸政治經濟關係、島内政黨政治狀况等方面分析此次學運爆發的原因，進而以戲劇化的寫作方式全面展現學運爆發、發展、高潮、落幕的完整過程，再以學運的參與主體、組織形式、主要訴求作爲三個主要觀測點闡釋運動的鮮明特點，最後則從島内政局、青年意識、兩岸關係等方面分析學運所帶來的近期和遠期影響。

　　第八章主要以2015年3月31日至4月1日發生的“反亞投行行動”爲研究對象。首先從台灣的經濟狀况、政治環境、民衆意識形態三方面分析了此次學運發生的背景，其次以時間爲綫索展現了運動全貌及各界反映，在此基礎上總結其特點，分析其本質，闡釋其影響。

　　第九章主要以發生於2015年5月1日至8月6日的“反課綱微調運動”爲研究對象。本章從台灣中學課綱調整中歷史觀念的變革出發，結合學運發生的社會背景，試圖厘清學運發生演變的歷史綫索，分析馬英九當局試圖撥亂反正的課綱調整遭到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激烈反對的原因，探討台灣地區高中生是以何種姿態走上街頭，首次成爲台灣學運的主導力量，以期增進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動向的把握和理解。

　　第十章是本章的結論部分。首先從學運的表現形式、動員結構、社會影響、價值取向等方面説明近25年來台灣學運的基本走勢，然後從經濟、政治和文化心理三個層面深入分析台灣學生運動對於當前兩岸和平發展的挑戰，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因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