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發生於199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静坐抗議，這不但是國民黨當局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着相當程度的影響。

　　第一節　野百合學運爆發的背景

　　一、國民黨的歷史遺留問題

　　“野百合學運”發生的淵源，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中國大陸。1947年國民黨政權不顧中國共産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反對，片面選出了“施行憲法”後第一届“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其中，“國民大會”的職能是選舉正、副“總統”，制定和修改“憲法”，“立法院”行使立法權，這兩個機構就是議會，在“中華民國”政治生活中的份量不言而喻。然而，1947年産生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並没有隨着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而宣告終結，而是繼續在遷台後的國民黨政府中長期在任（甚至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還在任），這其中除了一些增額補選的“代表”“委員”外，多數仍然是原來的老面孔，這其中有的人雖然年事已高，却仍然尸位素餐地保留着“國大代表”的名分。

　　“國大代表”長期不改選，這在近代中外政治史上都是極爲少見的現象，而不改選的原因居然是荒謬的“法統”：1948年5月，國民黨政府爲了因應國共内戰宣佈動員戡亂，並制定“臨時條款”，凍結了“憲法”。但國民黨政府由於在大陸軍事上失敗，最後被迫退踞台灣。遷台後的國民政府，繼續施行國民黨一黨獨裁專政。在兩蔣時代，台灣當局不顧歷史事實，天真地堅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作爲代表全中國的“民意代表”，只有等到“光復大陸”後再從各地選出，所以此前選舉産生的“老國代”就得一直在任。台灣的“國會”也因此被在野人士稱爲“萬年國會”，而“民意代表”們乾脆被直斥爲“老賊”。因此，不曾改選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維持了蔣介石父子强人統治的黨國體制，但也從此埋下扭曲的憲政結構。之後每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便成爲資深“國代”政治勒索的時機，國會全面改革早已是社會各界要求改革的首要目標。

　　二、自由主義風氣的盛行

　　上世紀80年代的台灣，整個社會局勢受到内外雙重挑戰。内部所面臨的是政治情勢新、舊時代的交替階段：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的成立，象徵着一股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民間力量正式崛起。這是國民黨政府長期一黨獨大以來，第一個成立的黨外政黨。這個政黨的成立似乎宣告了，國民黨不再是台灣唯一的政黨，其執政基礎陷入危機。面對這樣的危機與社會力量，1986年3月國民黨召開十二全第三次會議，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主張，並在1987年宣佈解嚴以及解除黨禁。隨着黨禁、報禁、出入境、人民結社、集會遊行、异議言論等一連串限制的解除，民間社會獲得了比較自由的發展空間，這無疑成爲了台灣朝向民主社會的起點。再者，除了上述的事件外，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總統”的逝世，以及第一位台灣人——李登輝就任爲台灣地區的“總統”等，似乎宣告了完全屬於國民黨的統治政權已面臨瓦解。而80年代的台灣除了應對這些内部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外，在外部也面臨了世界範圍内的民主化風潮的影響。比如1986年菲律賓馬科斯政府下台，1989年下半年柏林墻倒塌，1990年東歐劇變。特别是在外交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對亞洲戰略的轉變等，使得一向與美國有友好關係的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極大挑戰。所以在這樣内、外環境的壓迫下，更是直接挑戰了專制、獨大的國民黨政權。

　　隨着中産階級的興起、市民社會的成長，人民的自主意識也跟着高漲。整個台灣社會活力激盪，社會自力救濟事件不斷，各地區彌漫着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蔓延到校園内，使校園成爲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由於學生過去長期在黨化、軍訓等教育影響下，遭受到不合理的管教以及保守的思想、言論打壓，因此在當時的背景下，他們紛紛嘗試突破校方的桎梏與掌控，組成了各種運動團體，關注“大學法案”和各項改革議題，發行地下刊物，來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争取自身在校園中的各種正當權利。

　　三、日趨激烈的改選訴求

　　1990年是第8届台灣地區領導人改選的年份，時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爲第八届“正、副領導人”候選人，但由於國民黨内部對李登輝的决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的權力鬥争。黨内保守勢力“非主流派”推舉林洋港、蔣緯國角逐“總統”“副總統”，企圖與“主流派”“正、副總統”候選人李登輝、李元簇一决雌雄，這就讓國民黨的赤裸裸的内鬥進入了白熱化，史稱“二月政争”。這種領導階級大規模權力鬥争的公開化，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針鋒相對的情况，不僅造成了台灣社會人人自危，而且股市也是連日長黑，巨大的信心危機籠罩在台灣人民身上。此時的台灣社會陷入一種動盪和不安的情境之中，没有人知道台灣未來會發生什麽事，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擠壓着台灣民衆的心理。

　　1990年2月24日，“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主席團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選舉，近700位資深“國代”，在85個主席團席次中取得61席，“老國代們”在此後的“國大會議”中因而占盡了主導優勢。但“老國代們”還擴權自肥，出席費由原來的5萬2千元調整爲22萬元。“國民大會”主席團預算審查小組的資深“國代”崔震權提議表示：“出席費不能低於上次數目，否則將會影響‘總統’的選舉”，這就一語道出“老國代們”政治勒索的惡行。更加激起民憤的是，同年3月13日，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在陽明山中山樓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從6年延長爲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延長任期的惡例，在當時被嘲諷爲“山中傳奇”。這種濫用職權以達到擴張自己權力的目的，貪得無厭的惡行惡狀，終於招來了全民的憤怒。

　　在這種情况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擴權牟利的行爲，不僅感到憤怒，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税、抗税”的呼聲四起。加上由民主進步黨主席黄信介率領常委護送民主進步黨十一位“國代”到陽明山中山堂開會，却遭到“國民大會”秘書處下令憲警人員予以阻攔，上千軍警將其封鎖在陽明山仰德大道上，阻止民主進步黨“國代”進入會場行使職權，遂後雙方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接着民進黨主席黄信介、秘書長張俊宏、中常委陳永興與“國大代表”等14人，爲了制止“國民大會”代表借着“正、副總統”選舉進行“憲政勒索”，統一至“總統府”請願並要求面見李登輝，遞交解散“國大”抗議書，反對毫無民意基礎的資深“國代”選舉“總統”，希望叫停這次選舉。但請願未果，他們在“總統府”前遭到憲兵部隊的强行驅離，甚至有人直接被架起來抬走。這無疑是在全民的怒火中加柴添薪，民怨越積越深。

　　四、野百合學運的引爆點

　　３月８日台灣大學學生會出面邀請一些社團團體、教授共同協商當下危機應對的策略，學生的基本想法是希望立刻停止毫無民意基礎的資深“國大代表”選舉“總統”，先召開制憲會議再選舉“總統”，以契合民主化政體轉型的方向。當日的會議决定以“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爲運動基調並達成幾點共識：3月18日在中正紀念堂舉辦全民民主大會、100位教授聯署刊登廣告抗議這種不民主現象、張忠棟等教授更準備在3月10日台大校務會議提出罷課案。台大學生會内部也曾提議3月14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3月21日“總統選舉日到仰德大道圍堵老國代”。

　　3月9日下午，林祥港宣佈正式退出“總統”選舉，使得國民黨“茶壺裏的風暴”暫時緩和了下來，因此張忠棟曾電告學生會：“林祥港退選，政治危機已經解除，因此取消3月18日的群衆大會。”而原本3月10日張忠棟等教授要在台大校務會提出罷課案，也就此没有執行。但是學生會副會長鄭文燦却表示：“（這通電話）引起學生會的憤怒，學生認爲教授們的心中，有一個李登輝情節。”學生們認爲，在制度上由“國代”選出“總統”缺乏民意基礎的問題仍未改變，因此仍然堅持原定的抗議計劃。3月11日學生與社運團體在立法會召開記者會，發表“還政於民，重建憲政”聲明，要求李登輝立即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民國是會議。3月13日，4名國民黨籍的台大學生爲了抗議國民大會濫權，在校門口燒掉黨证。3月14日“台大學生民主行動聯盟”前往國民黨黨部抗議，要求制憲，約百名台大學生組成的“台大學生民主行動聯盟”（簡稱“民學聯”）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静坐了五個小時，要求廢除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解散國民大會，並要求以制憲爲前提召開國是會議。但由於國民黨一直不願回應學生訴求，台大學生社團與其他社運團體也遲遲無法進行下一步行動，這成爲野百合學運進程中重要的引爆點。

　　正是在國民黨首次公開内鬥，而民進黨又不斷崛起的政治氛圍之下，學生跳出來站到第一綫，要求萬年不改選的資深“國代”退職，這也讓整個運動的主綫聚焦到解散“國大”“老賊”下台，此一時期乃至整個台灣學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之一的“野百合學運”呼之欲出，一場大規模的學運就在“中正廟”——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圖騰下展開了。

　　第二節　野百合運動的過程

　　一、學生前往中正紀念堂静坐，拉開運動序幕

　　1990年3月16日下午5點，台大學生楊弘任、周克任、何宗憲與工技學院學生共9名，自發來到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牌樓左側的墻邊静坐抗議，拉出上面寫着“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要求“停止國民大會開會，解散國民大會。”正是這個看似不經意地擦槍走火的動作，却正式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幕。在這9名憤怒的大學生中，頭上的黄布條多數無字，只有周克任以簽字筆寫着“還政於民，重建憲政”8個大字。事實上，同行的人並没有把這件事當作學生的專利，反而一開始就呼吁全民一起投入向歷史負責的行列。他們還在周圍發起《起來，福爾摩莎的主人！》的傳單，嘲笑“國會代表”：“中山樓那些老人却還迷醉在自己搆築的虚幻國度裏，他們提着尿袋在空中樓閣散步，他們把自己隔絶起來宣稱他們的民意！”

　　由於學生選擇的静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静坐者面臨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况。於是，一些學運人士和社運人士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他們在寒風中互相緊緊依靠着一直撑到第二天，使“野百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學生的静坐行動雖然受到民衆物資支持與聲援，但一直到17日的清晨，静坐的人數一直只有十幾個人而已。3月17日上午，在學生宣佈成立行動指揮中心後，廣場上的人數開始有所變動。當時規模較大的3個學運組織“台大改革派社團聯盟”“新青年社”與“民學聯”决議聲援抗議的學生，隨後輔仁大學、陽明醫學院、文化大學、淡江大學、中原大學、逢甲大學、中央大學、台北醫學院及台北工專學生也紛紛加入静坐行列。這些校際學生通過呼朋引伴的動員模式串聯在一起，使得午後静坐的人數有小幅度的增長。在此期間，文化大學法律係學生送鐘給“國民大會”，以政大學生爲主組成的“全民逼退老賊運動總部”也在11點召開記者會，發起全民逼退老賊的運動。殘障團體聯盟主席劉俠也親臨現場并發表演説：“國會令人痛心，昏庸無能，學生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將是良好的社會教育。這不是抗争，這不是示威，只是表達對政局的關心。”社會同盟加入静坐并發表宣言，立刻引起學生代表的歡迎，隨着静坐現場的“民主墻”呈一字排開，學生也宣佈將開放“自由論壇”供民衆表達心聲。台大自由派教授也發起“柔性罷課”聲援廣場的學生，準備自19日起將上課的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並把3月19日至25日定爲“民主教育周”。此外還有10位教授聯名給校長寫了公開信，要求台大正式實施“民主教育周”活動，雖然此舉被校方拒絶，但得到了清華大學和成功大學教授的支持，他們紛紛表明立場宣稱會與台大教授同步行動。但直至中午爲止，媒體還並未對學生的行爲有任何報導，圍觀的民衆倒是越來越多，還紛紛對學生捐錢以示支持，然而學生向他們懇求道：“捐錢不是我們最需要的，如果大家愛這個鄉土，就請坐下來一起參與静坐抗議，五分鐘、十分鐘都好！”在其他的民衆的應和下，有多位市民坐了下來。這時台灣“教育部”也緊急發函，要求各地的大學訓導處阻止學生參與静坐，但校方大多表示無法禁止學生的行爲。

　　3月17日下午，台大校長孫震雖然拒絶教授們“民主教育周”的要求，却率領行政主管前往探視，並在現場肯定了學生的行動，聲稱事後校方不會處罰參與的學生。同時，因學生的静坐龢民進黨發動的群衆運動，使國民黨高層人士産生了危機感。所以，爲了鞏固領導中心順利選出“正、副總統”，國民黨也在下午由李登輝召開包括黨政軍特四大系統首長的高層會議，馬上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最終由李登輝發表了一篇電視談話，然而並不被學生們所接受。但由於電視談話的關注度，很快電視新聞報導了學生的静坐活動，將社會上的目光集中引導到了廣場。

　　二、學運訴求未能得到回應，静坐學生規模擴大

　　適逢週末和媒體報導的催化，社運人士、民進黨人士、大學教授紛紛爲學生加油打氣，廣場上聚集的人越來越多，至17日傍晚人數已經超過200名。爲了使會場秩序運作順利，會場每隔5個小時召開1次的工作會議，届時已召開４次工作會議。然而，過多的人數還是使以發起人爲主體框架的工作小組不堪重負，領導權的分配問題也正式浮上台面，一些學運組織（如台大學生會、民學聯、新青年等）也想瓜分領導權。所以17日晚間决定籌備暫時性的臨時組織，形成學運團體接管的管理模式，組織框架分爲决策委員會（７名）、指揮中心（３名）及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下轄６個組，分别是：會場組、財務組、庶務組、糾察隊及組織動員組。最終，17日當天據不完全統計，學生静坐現場旁圍觀的群衆，最高突破2000人，顯然抗議活動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以學生爲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3月18日凌晨，當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拉起“憤怒之愛”布條的同時，學生們召開了第一次校際會議，組成指揮中心與工作小組，最終决定由台灣大學範雲、周克任、北醫吕明洲、東海大學郭紀舟、中興法商學院陳尚志、輔仁大學廖素貞、文化大學林德訓等6校代表組成“7人决策小組”。隨着參與静坐的學校增多，包括台灣大學、中央大學、中興法商、高雄醫學院、東吴大學、文化大學、政治大學、陽明大學、台北工專、建國中學等學校的加入，决策小組成員陸續增加到11人。這其中由台灣大學研究所學生鄭文燦擔任决策小組發言人、台灣大學社會係學生範雲擔任總指揮，在此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1.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2.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3.召開“國是會議”，民衆共謀體制危機的解决；4.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由於這四條要求反映了當時台灣民間社會很大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所以來自民間的聲援也越來越多，無住屋團結組織、殘障聯盟等數個社運團體發表了《百萬人和平静坐聯合宣言》並到場支援。台灣大學自由派教授也繼續發起“柔性罷課”聲明來表達他們對國民黨的强烈不滿，他們呼吁各大學停課，將上課地點改到中正紀念堂，定名爲“民主教育周”。學生們也給全國各大專院校分發《一齊來罷課，共創新政治》的傳單來宣傳理念，廣場上“我要抗議”的呼聲喊得震天動地，彼時爲了鼓舞士氣，有人上台演講，有人拍掌歌唱，學生們從台灣民謡《望春風》一直唱到《國際歌》。

　　下午2點，不同於學生在大門外抗争，民進黨中央黨部在中正紀念堂内，决定舉辦一場“除老賊、解國難”的造勢大會。這場由黄信介帶領的群衆大會，要求“抗議‘國大’擴權”“解散‘國大’、總統直選”的呼聲，吸引了數萬群衆參與，使得中正紀念堂廣場内被擠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些聲援的抗議民衆，就在蔣介石銅像大廳前的斜坡以及國民黨黨徽上噴涂“土匪黨下台、猪、老賊下台吧”等字眼。由於參加的民衆人數多達２、3萬之衆，跟静坐的學生700人比例懸殊，但群衆與學生均秉着互相尊重的態度，並未互相打擾。只是後面由於民進黨帶領群衆呼喊“打倒老賊”的口號，聲勢過大，使得學生這邊活動被中斷了數次。然而學運團體爲了應對當日民進黨大會群衆的變數，表現出了超齡的政治運作，在思想上，他們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將“自主、隔離、和平、秩序”四大原則作爲廣場抗争的原則，發表了《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以此希望維持學生運動的自主性與單純性。在行動上，因爲怕遭到高層的抹黑與驅離，廣場上的學生拒絶政治人物上台發言，不希望政治人物加進來。决策委員决定將這場學生運動與民進黨分開來舉行抗争，在廣場上施行隔離政策，静坐廣場的學生與圍觀聲援的民衆間以繩索區隔，七百名學生以校爲單位分區静坐，且參與静坐的學生，頭上都會係上黄色布條，此外嚴格對出入者的身份進行查证，非學生的静坐者均被排除在外，以此來與政治活動劃清界綫，避免誤傷和牽連。

　　下午６時，中央大學陳涂清教授、訓導長楊潔豪、課外組王干盈等３人來到廣場上探視學生，之後中大教授也陸陸續續參與静坐。届時廣場的静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台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静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人數的劇增再一次使學運團體倍感負荷沉重，指揮中心只好决定讓各校整編隊伍，選出代表與中心溝通。晚上校際會議召開，要求參與决策的呼聲高漲，最後决定校際會議成爲最高權力機構，决策委員會演變成執行機構。晚間，“教育部長”毛高文出面喊話，對學生展開罷課和静坐，抗議“國民大會”一事表示關切，希望同學能在校園内表達自己的意見，并且應以理性方式表達，但又强調“教育部”不會加以干涉。

　　3月19日，由於没有得到政府正式且具體的回應，也爲了抗議政府違反民主程序選出“總統”，上午10點50分，東海社會學研究所學生方孝鼎率先絶食静坐，他發表宣講表示：“這兩天是最關鍵的兩天，我們如果要讓我們所揭示的這四個目標，能够達到目的，能够用非常和平的方式達到目的，我們就必須在非暴力的手段當中，選擇一個和平的手段，但是這個手段是能够迫使政府、有權的人，向我們人民低頭的方式，我個人建議，從12點開始，由我個人開始進行絶食，直到李登輝、李焕來到我們的廣場，跟我們的學生在電視機、攝像機面前對談。”隨後高雄醫學院範國棟、中央大學夏樂樣等9名學生加入絶食抗争隊伍，他們絶食聲明中要求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與“行政院”院長李焕於21日前答復廣場四大訴求。最後有多達59位學生加入了絶食行列，這就將道德張力推向瞭高峰，給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形成很大的壓力。

　　下午1點，又有20餘名教授加入静坐，大專院校教授、學者共有150餘人。台灣大學化學係教授施信民表示：“我覺得大學生關心國家社會大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看到今天有那麽多的學生，另外大學教授也同樣熱烈參與學生運動，我覺得很高興。”社會係教授瞿海源也表示：“教授去現場，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護學生，第二個是，學生已經集結，各校已經集結了，學者對於民主憲政是有深刻瞭解的，甚至於長期提倡民主的。”多所大學也在校園内發起抗争，這其中東海大學學生自主聯盟在校園舉辦抗議“國大”惡行説明會，學生還一度將砲口指向時任校長梅可望，因爲梅可望表示：“學生北上參加抗議，不是公事，當然不能准予公假，因此，參加的同學必須按照規定請假。”最終結果自然是雙方人馬不歡而散。另一方面，高雄市、新竹市和南投縣議會分别開會譴責國民大會“違憲自利”，其中高雄市議會决議休會一天，全體議員在議會前静坐，並派代表慰問正在中正紀念堂前静坐抗議的大學生，并且捐贈2日收入所得。

　　當日傍晚，學生在“國家劇院”走廊設立指揮中心，在各大學大規模的動員下，廣場上的學生人數暴增。爲了更好地管理現場，廣場的領導團體再一次發生變化，决策中心進行改組，校際會議也進一步制度化。最終規定校際會議爲最高决策機構，校際會議依比例代表制産生，决策委員會變成執行機構，由台灣大學汪平雲、鄭文燦、中央大學何東洪、台北醫學院林治平、成功大學彭建智、文化大學曾若愚、中興法商丁勇言7個人組成。决策委員會下轄指揮組及秘書組，前者負責廣場指揮，後者又下設庶務組、財務組、文宣組、糾察組及生活組等5組負責廣場事務。秘書處由台大伏嘉捷擔任，主要是負責協調各小組的工作，制度上直屬於决策委員會，但實際運作上兩者並無關係，秘書處是隨着廣場動態自主發展的。財務組由台大陳裕文召集，負責廣場的每日現金收支。庶務組有台大郭文堂負責廣場生活中的各種雜物，包括清潔、采購及日用品管理。文宣組搆成陣容都是刊物性社團，台大大新社與傳真社，中興法商青年社、輔大輔新社、中央新聞社及東吴青年等，其最重要的任務是編制《廣場通訊》，通報學生最新訊息，從18日至21日共出了四期。糾察組由中興法商邱毓斌擔任組長，主要是保障廣場的安全，具體維護現場秩序、夜間守衛、以及緊急事件的處理。生活組則由文化大學的張明杰負責食品供應，副組長台大莊鳳負責住宿。

　　校際會議在討論何種東西能作爲學運的象徵時，整個討論的過程其實非常不順利，因爲既要符合本土的，還要同時滿足設計容易這兩個條件並不簡單。最先出爐的方案是“鐘馗”，但反對的理由甚多，其中一點便是鐘馗産自中原，似乎不太“本土化”；於是第二個方案“風獅爺”便誕生了，但認識這個的人又似乎不多，不具有代表性，尤其是美術係的學生反對意見很大，因爲要在短時間内作造型設計實在是困難重重；這時又有人提出“倒立的三角錐體”，但這似乎也和“本土化”毫無關聯。後來文化大學美術係的曾若愚提出以“花”爲代表，一時間各種花名都被想了出來。一位東海大學的學生提出“台灣野百合”，因爲這種花瓣内側帶淡紫色細綫紋，是台灣特有品種，台大城鄉所的夏鑄九則聯想到這是魯凱族的圖騰，正符合“本土化”的要求。 “台灣野百合”也剛好契合了羅大佑於1982年創作的一首在青年學生中廣爲流傳的流行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暗喻在春天發起的學運滿載着學生們對春天到來的希冀。在經過了將近7個小時的討論之後，於19日晚間11點，校際會議統一表决結果，“野百合”以壓倒性姿態獲勝，最終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爲此次學運的精神象徵。這個精神象徵最後由幾個學校的美術係同學負責設計、製作，建築係和土木係的同學負責計算結構和力學，塑造成兩層樓高的巨型野百合造型，在14個小時後搭建了起來，高高矗立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

　　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爲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説明：1.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着自主性；2.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得到，具有草根性的特徵；3.生命力强，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4.春天盛開，正是當前學運發生的這個時刻！5.純潔，她白色的花瓣正如學生們一般純潔；6.崇高，在魯凱族裏，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由此可見，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學運形象，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當天還有音樂團體——黑名單工作室，飛速地爲學運量身打造了一首名爲《我們還要等多久》的學運主題曲，其歌詞更是説出了學生們的心聲：“山崩地裂，你還要我等，你還要我等。老輩無耻，鼠輩横行，你還要我等，你還要我等。强權獨裁，民意不彰，你還要我等，你還要我等。”這爲學生們帶來了巨大的鼓舞。

　　不同於前幾天的凄風苦雨，3月20日上午烈日驕陽，也是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前一天，全島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上，甚至連境外媒體也開始大幅報道台灣的學運。但隨着廣場上學生的人數不斷增加，以學生代表爲主的决策團體對於廣場情勢的掌握與運動的走向都顯出疲憊與無力之感，快速膨脹的參與人數與來自廣場内各方不同的意見，超出了學生决策團體的固有經驗、能力及預期，顯然廣場無法以指揮台作爲唯一的運作中心繼續。所以由原委員提名，經校際會議同意後，現場先是增設了醫療及器材音響兩組人馬，最重要的還是决策小組進行了第二次改組，由原本的7名增擴到12名，而且在場28所大專院校都能派代表與决策小組直接對話。同時也組成了新的校際會議，參與的學校有台大、北醫、文化、交大、中央、中原、工業技術學院、輔大、陽明、清大、師大、逢甲、淡江、成大、中興法商、東吴、政大、世新、建中等19校代表，會中决定以不逾越四大綱領爲原則，由小組負責廣場的决策。於是，校際會議在無法獨立完成决策的情况下自然演變成一個監督機關，由它來提供學運團體執行廣場領導的合法性基礎，對下屬的决策委員會行使同意權。但實際上直接與政治人物談判和過招，確實有點超出學運幹部的運動經驗範疇，所以廣場還另外增設了具有投票權的“教授顧問團”與“研究生諮詢小組”，讓他們協助學生運動，對學運發展的方向和訴求提供意見。其中教授顧問團包括台灣大學的物理係教授張國龍、法律係教授賀德芬、數學係教授黄武德、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瞿海源以及輔仁大學兼任講師鄭村棋。

　　同一時間，大批教授和學生仍然不斷涌進廣場，“民主講座課程”正式排表開講。東吴大學德文係主任謝志德一場精彩的演講，激起了全場學生起立歡呼。謝志德説：“學生今天的訴求是内部的體制改革，不是對外的‘愛國’的意識；今天的抗議也並非反國民黨，只是國民黨不幸正好是執政黨。”他還表示，學生的示威只訂出了“條件表”，可是却没提出“時間表”，這還需要改進。隨後由30位教授聯署發表了一篇聲明，呼吁全體同胞和媒體給予學生信賴與支持，並同樣要求執政黨做出迅速明確的反應。民意代表方面也有了更具體的行動，在陽明山開會的增額“國代”劉炳森等三位“國代”提出：“‘國大’應承認自己是台灣四十年來最大一次政治風暴的源頭，因此應與廣場學生展開對談，同時也應要求李登輝‘總統’提出具體改革行動的提案”，但該提案被主席團以提案人數不足爲由否决，劉憤而當場宣佈辭職。其他各地議會也繼高雄市之後亦以捐款慰問及静坐等方式聲援學運，“立法院”也在開議朝野立委後頻頻發言表示對學生静坐活動的關切。

　　下午3點左右，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三千人。當時廣場内的决策小組開始主動出擊，推派六名學生代表前往“總統府”以送邀請函的方式，要求李登輝前來廣場與學生進行對話，公開回應四大訴求，結果“總統府”對學生代表的邀請未有回應，試圖由“秘書長”邱進益代爲轉達，此舉遭到同學的拒絶，最終學生代表們無功而返。隨後决策委員會向廣場報告此次行動，引起現場學生强烈的情緒反彈。指揮中心只能一邊派人去各校安撫，一邊設計問卷瞭解廣場的民意，借此瞭解學生當前的意向。由於在“總統府”雙向溝通無果，使得學生的數目未减反增，執政當局也不得不釋放出善意。“教育部長”毛高文到場轉達“總統”李登輝表示關心的一封親筆函表示：“請毛部長轉告同學們，你們關心的事，我都知道，我肯定地向大家保证，改革的事，政府一定會加速做，一定會盡快給大家明確地交代，請大家珍惜身體，早點回家回到學校去！”顯然這代表着政府已注意到此次學生運動。除了“總統”親筆函，各校校長與政府官員也陸續到場關心，然而却不大受歡迎。“行政院”政務委員黄昆輝與研考會主委馬英九兩人一同代表“行政院”院長李焕至廣場探望學生，表示政府一定會對學生的要求，做最具體的回應，反而激起學生的强烈反彈，學生們紛紛以“抗議”二字的呼聲回應。各級“議會”也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出黨派原則，並没有政治人物上台發言。

　　傍晚7點左右，學生人數增加到將近五千人左右，這是依據廣場上每餐訂購便當，估計出廣場上的學生人數，這也是當天廣場上學生人數最多的時候。台灣當局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已指示“國是會議”成立前期準備小組並進行了大會研討，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所獲的初步意見將於第二天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提出報告，這是台當局對“野百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而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陳燊齡上將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盡早結束静坐行動。這也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不久，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紛紛呼吁學生盡速返校上課，新聞媒體也開始被要求對學生“冷處理”。與此同時，雖然有非常多的民衆捐贈，提供睡袋與各種物資，但對於廣場秩序的掌控、活動的傳達、協調與溝通上至關重要的音響，也讓廣場上學生們一度遭遇困難。一開始廣場學生的音響是由《前進雜誌》的楊祖珺找穩立音響公司老闆鄒玉珍商借的。但當時穩立音響公司曾擔心音響會在軍警準備驅離學生時，遭到鎮暴部隊破壞。最後在楊祖珺與盧修一的全力協助與保证下，才得到允許使用，這讓在廣場上任何角落都可以很清楚地聽到指揮台上的聲音，從而徹底解决了廣場上音響問題。除了物資設施的挑戰，學生還得面對身心各個方面的歷練。同時，學生也開始面對各種流言的考驗，特别是有人説静坐學生有些“來歷不明”，學生組成似乎變得復雜且不單純，廣場上的糾察人員也陸續向指揮中心匯報：各校園黨部學生開始出現在各校静坐人群裏頭，有的學校訓導人員甚至加入學生的討論運作，救國團大量動員學生等，很明顯已有國民黨勢力滲透進來。不僅如此，還有來自特定團體的莫名恐嚇，如“洪門”在中正紀念堂試圖破壞精神堡壘“台灣野百合”，有人打了學生還逼學生下跪。還有有其他各種各樣迫害的力量頻出，學生們接到恐嚇電話或被圍堵更是常事，這更加造成廣場上學生的恐慌。“野百合學運”進程的第五天，似乎也迎來了生死攸關的重要時刻。

　　3月21日凌晨1點，廣場上共計有38所學校，2256名學生，届時已有3名絶食學生因體力不支而被緊急送醫。由於意識到學運可能産生變質，學生們開始擔心如何收場的問題。12人决策小組、3位研究生諮詢小組（曾旭正、吴介民、李建昌）、5人教授顧問團（何德芬、瞿海源、張國龍、鄭村棋、夏鑄九）在“國家大劇院”下方召開緊急會議，進行了長達5個半小時的討論，來决定這場學運的前途。在前一天碰軟釘子的學生們宣佈將21日“總統”選舉日定爲“民主之耻日”，主張繼續號召各校學生進行罷課，以及廣場静坐學生參與禁食兩餐的行動。此外决策委員會由於連日疲勞和沉重的心理壓力已陷入急躁不安的狀態，教授顧問團開始取得會議中意見的主導權。最後這些人以内部舉手表决方式通過，願意接受“總統府”的邀請，與李登輝進行對談。他們事先擬好3點要求，主要是争取學運的正當性與實現四大訴求：1.李登輝必須具體肯定這次學運；2.國是會議要公平邀請各界人士，深入討論“國是”，對於學生所提的四大訴求（廢除臨時條約、廢除臨時條款、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應提出有效解决方案；3.全體廣場學生於“總統”明確認可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静坐活動，否則將堅持原則抗争到底。

　　凌晨6點半，“行政院”院長李焕悄悄來到廣場探視學生，雖然未對學生公開發表講話，但却充分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行爲，對即將召開的國事會議，他也表示肯定不會淪爲宣泄情緒的會議，而將是個能真正解决問題的會議。上午8點，隨着時間的流逝，教授們不免有些着急，於是瞿海源和賀德芬兩位教授通過“教育部長”毛高文的安排，率先私下去“總統府”與李登輝密會。李登輝對兩位教授帶來的《撤離附帶條件聲明》，表示基本上能够接受，並説願意在下午3點接見學生代表。教授們返回廣場並於上午11點宣佈此次密會决議結果，由於此次教授前往“總統府”一事是私下的行爲，僅教授五人小組以及决策小組知道。當校際代表們知道他們都被蒙在鼓裏時，對這種先斬後奏的行爲表示相當的氣憤，加上去會面時的姿態太低、聲明太過温和且直接預設了退場時間表，普遍引起學生們强烈的不滿。雖然决策小組反復强調，最後要由廣場學生全體來决議是否接受聲明結果，仍難平衆怒，大家都不願意參與表决。最後决策小組爲安撫學生情緒而提出請辭並公開道歉，校際會議馬上取代了决策委員會，但决策小組還是經新選出的校際會議代表决定後予以慰留，廣場隨即展開了長達7小時的直接民主式的公决。

　　在此期間，在陽明山中山樓選舉“正、副總統”的“國民大會”於下午2點正式公佈出“總統”選舉的結果。李登輝、李元簇二人是唯一一組“正、副總統”候選人，在全部668票中，他們二人獲得641票，得票率爲95%，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副總統”。而7個小時的公决仍在繼續，由各校代表進行投票，最終結果以15比14，接受了與李登輝會談的3點聲明。但這個結果仍舊有學生不滿，决策小組只好動員，所有工作人員回到每個學校，一一向同學們解釋説明。直到下午6點，再次付諸各校逐一唱票進行直接公决，最終以22校贊成，7校反對，6校棄權，通過了數次重擬和修改的《撤離附帶條件聲明》，將原先的三點聲明擴充爲4點要求：1.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决議以及學生所提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衆發表；2.在“總統”就職前召開“國是會議”；3.廣場上全體學生同意上述兩項要求如能被接受，立即結束静坐，如果没有，將持續采取抗争；4.爲確保學生主張能獲得執行，學生將組成一個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徹底民主化之前，絶不停止奮鬥。新修正的4點聲明基調與之前的3點聲明是一致的，只是増加了校際聯合組織這1項，後根據何德芬教授的建議第2點改爲在“總統”就職組閣1個月内召開“國是會議”，第4點中監督“國是會議”改爲高度密切關注“國是會議”。

　　三、學生代表與“總統”談話，學生撤離廣場

　　終於，晚上7點50分，比原定下午3點進入“總統府”的時間，晚了將近5個小時，最終在霍海源及賀德芬兩名教授的帶領下，35所學校各派一名代表，决策指揮以及工作組共16人，絶食團2人，組成53人代表前往了“總統府”。在現場由範雲代表宣讀廣場的4點要求。但學生所提問題不是切不到要害，就是被李登輝四兩撥千斤化解，李登輝的回復除了在“國是會議”召開時間有明確回應，其餘都是含糊帶過。比如解散“國大”的要求，李登輝認爲這是“憲法”上的問題，他當場表示有困難，“總統府”没有權這樣做。最後由於雙方認知差异太大，學生只能先撤回廣場。此次對談的過程持續了50分鐘並進行了全程録影，但“總統府”扣留録像，表示録像帶需審核後再送還給學生。21點50分，學生代表們陸續回到廣場，隨即召開會議，但因爲在場學生大多已經按捺不住性子，所以由台大學生範雲先上台報告與李登輝“總統”的會面經過。23點，“野百合學運”的最後一夜，此時廣場上將近7000名學生，學生與李登輝談話的録影帶也被送到了中正紀念堂，廣場學生看完後由各校討論是否撤離，再次進行是否要結束抗争的公决。此時外圍的群衆，連續喊了大概2-3個小時的“學生加油”，也讓學生倍感壓力和感動。

　　3月22日凌晨2點，各校代表召開校際會議，决議是否撤離廣場，43名絶食團學生率先表决清晨就撤離廣場。最後的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結果决議退場，其中22所學校同意撤離廣場，只有淡江大學1所反對，還有中央大學的意見是“離開廣場，但成立跨校學聯會”。到了早上，指揮中心於上午7點32分發表《我們的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説明瞭校級會議决定成立“全島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繼續關切“國是”，成立善後委員會以及成立野百合基金會，來管理民衆的捐款。各地的學生們陸續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李登輝則於下午五點前往廣場巡視。至此，“野百合學運”正式劃下了句點，結束爲期七天的學生運動。

　　第三節　野百合學運的特點和影響

　　一、野百合學運的特點

　　1.偶然性和必然性并存

　　1990年3月16日下午，在台灣大學學生會還未商討出結果時，就讀於大氣係二年級的周克任便與8名同學携標語進入中正紀念堂門前静坐，以此對“國民大會”自行修正《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擅自擴權的行爲表達抗議，不經意間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幕。由此可見，野百合的爆發極具偶然性。因爲這場學運的爆發是在商量未果情况下，幾位學生先行發起抗議的舉動，並非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爲。但是，它的爆發也是一種必然，因爲在八十年代末的台灣，相較於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政治上的種種改革，却似乎永遠趕不上民衆的要求，原先不合憲政原則、不符現實需要的憲政結構，持續僵固。民衆對於“萬年國代”的不滿，已經醖釀到一定程度，有一天勢必會大爆發。

　　2.領導核心的高度流動性

　　短短數日之間，“野百合學運”的指揮中心（指揮權）不斷變换。學運爆發當日，各校代表成立指揮中心與5人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每5小時調整一次，並由首先開始静坐的楊弘任擔任發言人。同日深夜，廣場中的各校代表共35人召開了第一次校際會議，初步産生5人决策小組、工作小組與指揮中心。第二天凌晨，原本的5人决策小組不堪工作量之大，各校代表便决議把它改組爲8人决策委員會，隨後又因代表退出而成爲7人决策小組。18日，决策委員會爲擴充人數吸納進各校代表，改名爲校際會議，以確保决策的代表性。19日因决策小組工作過於疲憊，原有的7人再改組，規定校際會議爲最高决策機構。20日，决策小組進行第二次改組，由原本的7名擴增到12名，校際會議只擔任執行决議之角色。21日，增加設置“研究生諮詢小組”與“教授顧問團”。晚間，决策委員會被架空，校際會議取代了决策委員會。不過六天之内，便可看見學運中充斥着各式各樣的理念和聲音，例如决策學生不同的自身定位、决策學生與廣場學生意見相左、教授的做法與學生的反彈等等。顯然單一的領導群體無法適應日趨擴大且復雜的學運，這就决定了“野百合學運”的領導核心必須根據學運進展的需要進行權力的高速流動，以便展現其適時調整的能力。

　　3.學運群體的妥協性

　　在“野百合學運”中，學生代表們與李登輝對話，次日就宣稱撤退，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認爲這是被上層“摸頭”，讓李登輝收割了運動成果。對於没有大型運動經驗的學生而言，隨着學生規模的擴大以及抗議人群來歷的模糊不清，加之紛亂的意見使得討論冗長耗時，多日的疲憊影響决策者判斷，更加劇了運動中的不確定性，因此在有限的時間内處理廣場學生們的意見本來就很困難，而且在當時條件下也缺乏一定的情報網絡幫助和判斷，自然會萌生類似於見好就收的念頭。况且當時的台灣社會正處於政治權力新舊交替的時代，在新的政治秩序尚未蜕變成熟之時，學生們還是會害怕他們成爲政治利益鬥争下的犧牲品。在内外種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下，既然提出的訴求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結果，而决策的責任又過於沉重，誰都不願意擔上“冒進”的歷史責任，且一旦發生不可預測之衝突，那些“求穩定中改革”的社會輿論，也必然不會跟學生站在同一陣綫，所以學生們不免表現出軟弱妥協。

　　二、野百合學運的影響

　　1.推動了台灣社會民主化進程

　　“野百合學運”的主張在成功獲得政府回應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着相當程度的影響。在此次學運後，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4月便開始籌備“國是會議”，於4月3日公佈籌備委員名單，4月14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最終在1990年6月28日的台北市圓山大飯店召開了“國是會議”。該會議共計141名代表出席，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的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會議達成幾項共識，其中包括了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條款於1991年5月正式被廢除，將台灣從戰争狀態中逐步解放出來。在1990年6月大法官會議後，規定了第一届“國民大會”任期僅至1991年12月31日，解散“國民大會”的訴求終於得以實現。第一届“國大代表”的全面退職，使得被稱爲“萬年國會”的“國民大會”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也從此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2.提昇了學生的公共參與度

　　“野百合學運”之前的八零年代，台灣大學學生争取校園普選權的運動，在歷經6年的抗争後，最終在1988年成立學生會進行直接選舉，並成功選出學生會會長。然而並不是每一所學校都能像台大一樣順利，淡江大學在1988年也曾實施代聯會的首次普選，最後却因投票率未達標準而宣佈無效。當時學運主要致力於改善校園内的民主，多數學生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度相當低。但在“野百合學運”落幕後，這種狀况很快就發生了轉變。廣場上數千名的學生陸續回到校園中，學運所激發出的民主化波瀾顯然並未就此停止，而是開始延伸至校園的各個角落，啓蒙了90年代學生對於政治、民主、自由的認識，使得學生不再那麽畏懼和漠視政治參與，也對學生思想開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校園民主化在台灣各大校園普遍展開，如東吴大學學生會、政大代聯會以及高師學生活動中心都是受“野百合學運”的影響紛紛開始采用普選形式，這種學生普選的風潮更是一路發展到90年代後期，這不僅開拓了校園内更大的民主空間，還使學生們的民主意識得到了普遍提昇。此外，校園中的新興團體也不斷涌現出來，他們所關心的議題也不再局限於校園内，而是拓展到校園外的社會議題，如農工議題、婦女議題、兒童議題、政經議題等，將關心時事的觸角延伸至台灣民主化發展的各個角落。

　　3.開啓了學運可行的抗争模式

　　“野百合學運”受到李登輝當局的積極回應，可以説是一場有結果的學生抗争。與之前學運最大不同的是，“野百合學運”所訴求的議題是政治改革，而抗争的對象是領導階層，它不但直接挑戰了權威政府，也是促進政府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這些都是在以往的學運中所少見的。“野百合學運”的各股學運力量都維持在一個共同的架構下運作，廣場上學生自主運作所表現出的秩序與紀律，展示了學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標誌着學生作爲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終於出現。學生們歷經150小時的和平抗議，他們所提出四個明確要求，包括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激起了全台灣民衆的共鳴，不僅成功獲得政府回應，成爲了第一個能與“總統”進行協商的學生運動，也實際上影響了政治决策，適時阻止了資深“國大”濫權可能引發的進一步的政治危機，開啓了學運可行的抗争模式，這些都激勵着當年的年輕人在未來的歲月裏奮力投身於各種改造社會的事業中。

　　4.催生了新生代社會精英

　　“野百合學運”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學生運動。學運中的積極分子後來很快被民進黨所吸納，在經歷了2000年民進黨的執政，“學運世代”不僅進入黨政權力中樞，甚至有的轉戰地方政壇成爲地方政府領導人。不僅如此，後來很多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龢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精英，其實都和“野百合學運”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説，“野百合學運”中的領袖之一範雲就出任過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該黨中新生代政治人物鄭文燦、林佳龍也都是當年主要的學生領袖之一，還有台灣“前副秘書長”馬永成、《蘋果日報》總編輯陳裕鑫、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前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立法委員”郭正亮、李昆澤、鄭麗文、前“立法委員”段宜康、前“内政部”政務次長顔萬進等等，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此外，部分未進入政治界的學運領袖，則持續在學界、社運領域耕耘，如世新大學社會發展係教授陳信行，知名工運工作者顧玉玲、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係副教授邱毓斌都是常被主流輿論提及的“野百合學運世代”代表人物之一。 在某種程度上來説，“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語言，“野百合學運”催生了一大批新生代社會精英走到社會的前台，對台灣社會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5.推動了大學教師思想的轉變

　　台灣的歷史充滿了被外國侵略者殖民壓榨的創傷經歷，所以也造就了台灣人民表面服從温順的性格，但骨子裏充滿反抗精神。因此，台灣的教育者通常與執政者站在同一邊，他們不敢高談闊論自己的思想，更不敢把“反其道”的思想教授學生，然而他們壓抑已久的情緒終於在“野百合學運”時找到了出口。可以看到，在“野百合學運”裏，一直以來都和執政者站在同一邊，并且執行其思想意識的教育者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教授們的身影出現在學運的全過程，“最特殊的是，一些國民黨籍的保守派教授，也紛紛發動簽名或控訴國會結構的荒謬性。”在“野百合學運”中，雖然教授們不是主要的角色，但他們不再只是將“黨國”奉爲圭臬，而是通過“民主教育周”的形式充當學生的顧問、給學生們提出意見，并且發表了許多文章和公開信等，以此表達對此次學運的支持。事實上，教授們的言論在社會層面都有着相當高的影響力，保守派教育者做出如此舉動確實也讓台灣的教育界有了不一樣的色彩，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説，“野百合學運”推動了教師群體思想的轉變，並撼動了保守派教育向民主化的轉型。

　　6.引發了台灣股市震盪

　　在學運世代的回憶中，90年代是廣場與革命的年代，但在廣場之外，在一般台灣民衆的目光中，或更多是被當時狂飆的股市吸引眼球，90年代對於他們來説更是“台股上萬點”、全民炒股致富的年代，當時的台北街頭到處混合着投機炒作與青春熱血的氣息。“野百合學運”時期正處於經濟蓬勃但政治限縮的年代，學運爆發的當日，由政治風險引發的股票市場系統性風險，確實也讓台股短暫震動了一下，數據顯示台股單日成交量突破2100億元，是當時紐約交易所和東京交易所成交量的總和， 但股票指數呈急劇下滑趨勢。但當年台灣三月的股市並非表現最差的一個月，而且在政府回應廣場四大要求之後指數即回昇。由此可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深深影響着經濟形勢的變化，“野百合學運”確實對當時的台灣股市造成了不小的波動。

　　7.學運的作用被過度神化

　　實際上，台灣民主化的進程，除了學運施加的壓力外，似乎還牽涉着更爲復雜的因素，諸如國民黨内部分裂、多年來各界群衆的抗争、自由風氣的盛行等等，這都使得國民黨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摇，以至於“野百合學運”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有點被夸大，特别是對於在此之後投身政治性運動的學生來説，“野百合”成爲了一個光榮的時代標誌。他們紛紛透過鏡像式傚仿當年的運動，以能和李登輝“總統”等政治人物對話爲傲，大力宣揚民衆的力量，將“野百合學運”當作一種可以隨意拿來渲染的工具，比較輕視校内的一般性學生運動。而一些主流媒體也在長期消費“野百合學運”這個符號，在報導中不斷對比，頻頻惋惜中正廟前“盛况”不再。所以，對“野百合學運”的過度追捧，浮夸的宣傳工作常常遮蔽學生運動的其他方面，很多人天真地以爲只要媒體宣傳做得好，群衆就會被動員起來，也就一定能够得到當局的重視和反饋。學生們往往由於對重現當年野百合“盛况”的期待太高，而形成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行爲模式，企圖把自我神聖化，以此肯定自身的存在，這反而對後來的學運的走向産生很多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