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是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延續，是第二次大規模學生政治運動，本次運動因質疑陳水扁“總統”勝選舞弊，首次對台灣政黨政治發起挑戰，學生一開始就采取了接力絶食的冷暴力形式，因而遭到台當局的强制驅離，也因爲訴求的模糊，學運最後無疾而終，但是本次學運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特點，對台灣社會産生了重要影響。

　　第一節　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的背景

　　一、首次政黨輪替，社會民主艱難發展

　　2000年3月，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在“總統”大選中當選，維持了近五十年的國民黨支配性政黨體系崩解。在此之前，台灣政治經濟體制都是國民黨一元主導，2000年國民黨在選舉中的挫敗，也就意味着台灣一元結構的解體，標誌着台灣政治經濟體制進入了一個失序、接替與衝突的過程。

　　21世紀初的政黨交替過程中，台灣島内政治衝突加劇。自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的政治格局發生深刻的變化。2002年，由於民進黨的種種分離主義政策，兩岸關係惡化，在此期間，兩岸争議與衝突達到了頂點。不僅如此，政黨之間的衝突也導致了台灣民衆産生了傾向化的“政治選擇”，即“泛藍”“泛緑”兩大社會陣營的形成（民進黨黨旗是緑色的，所以民進黨、台聯龢民主建國黨三合一，合稱“泛緑”；國民黨黨旗是青天白日旗，底色是藍色，所以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合稱“泛藍”）。因此，台灣的政治形勢與黨派紛争、國族認同等因素糾纏在一起，極易引發社會“動盪”。

　　進入新世紀，台灣社會民主化艱難發展。孫代堯在《台灣權威體制及其轉型研究》中指出，政治轉型一般分爲兩個階段，即“民主轉型期”與“民主鞏固期”，前者開啓於權威時期，經歷了十幾年的調整和發展，已經走過了“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兩個次級的過程，也就是説民選政府的産生基本標誌着前者（民主轉型期）的結束。2000年，實現首度政黨交替之後，國民黨壟斷下的政治體系開始向多黨競争體系過渡，并且隨着政黨參與機制的逐漸形成，各方勢力將自己的衝突與競争控制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内。這代表着台灣已經逐步進入到政治轉型的第二個階段，即“民主鞏固期”。同樣，這種特徵在2004年的大選中顯得更爲清晰。但在民主化進程中存在衆多問題，比如：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選舉活動接連不斷，這使政黨無心認真進行選舉，敷衍了事，選舉活動變成了選舉工具；政商關係也由於種種原因變成了平等結盟關係。

　　選民對政治人物的瞭解並不充分，相反是受到政治人物的煽動，選民對於政治的認知並不完整，也不系統。根據民主化發展過程中暴露的缺點，大量的選舉活動消耗了民衆的熱情。選票點燃了台灣政治“秀”場。自2000年島内大選以來，台灣的政局也已從當年的國民黨一黨獨大演變爲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對立。由於政治氣候變化迅速，使得大衆對於政治异乎尋常地關注，政治成爲了媒體惡炒的對象，媒體開始把政治與娱樂放在相同的位置，政治成爲娱樂的一部分——“媒體亂象”加速了台灣政治“秀”化進程。

　　二、台灣當局對大陸的政策和對外政策

　　二十一世紀初，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人均謀求“兩個中國”的政策，且日益明朗化，因此導致台灣島内各種“台獨”勢力發展壯大。2004年“大選”，連戰和宋楚瑜再次組成“連宋配”挑戰陳水扁，對其搆成了巨大的威脅。陳水扁决定選擇“統獨”的議題作爲“大選”的主軸，並蓄意抛出“公投”等問題，妄圖製造兩個對决，即“本土”與“非本土”的對决。

　　總而言之，21世紀初，台灣當局的政治特點主要表現爲：一是台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二是國民黨政權進一步“本土化”；三是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謀求“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台獨”分裂政策日益明朗化,由此導致島内各種“台獨”勢力發展壯大、活動猖獗。

　　第二節　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的過程

　　根據陳永龍的説法，此次學運被命名爲“新野百合學運”，是因爲此次學運被看作是“野百合學運”的再現，而野百合作爲台灣原生的種植物，分佈自台灣海邊到高山地區，漫山遍野，隨處可見，是台灣本土生命力的重要體現，同時野百合象徵着女性的貞潔、男性的英勇。學運人士認爲這種立意把本土的文化生命力與美德展現得淋漓盡致，值得作爲此次學運的精神，並以野百合的純潔和堅韌凸顯了當下政治的黑闇與醜陋，認爲野百合的意象不是代表着個人的睿智，而是集體的産物。

　　“新野百合學運”是由一群台灣大學學生於2004年4月2日至2004年5月17日發起的學生運動，是學生抗議陳水扁“大選”舞弊的一次學運。陳水扁在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以39.3%得票率當選，爲“行憲”後首次政黨輪替的直接民選“總統”，他結束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五十五年的長期執政。陳水扁在就職演説上提出“四不一没有”，并且在2004年的選舉中，他取得50.11%的得票率，以0.22%的差距獲得連任。

　　當時，數十名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前静坐抗議，他們抗議陳水扁交代“3·19槍擊案”的真相，最後以學生與支持者在5月17日被警察强行驅離爲結束點。

　　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未能擺脱“三月學運”（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影響，甚至在多家媒體的報導中出現了“野百合精神永在”“野百合精神再現”的字眼。“總統”大選後，一群高舉“重現野百合精神”旗幟的學生静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引起了各界對學運的廣泛談論。許多人看不慣學生的“藍底”而紛紛批判那是“假學運”，然而學生集結中也漸漸出現不同的樣貌，他們分屬於不同的學生社團，甚至也促成了“總統”於紅樓與學生座談的機會。

　　一、新野百合學運的導火索

　　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結果，陳水扁與吕秀蓮搭檔連任成功，連戰與宋楚瑜搭檔競選則以微幅差距落敗，但是選舉期間發生了“3·19槍擊案”，使得陳水扁勝選的正當性出現質疑聲音。

　　2004年3月19日，争取“總統”連任的民主進步黨籍陳水扁、吕秀蓮在民進黨大票倉台南市金華路掃街拜票，在下午1時45分發生了槍擊事件。由於當時道路兩旁的群衆正在放鞭砲迎接其來訪，巨大的噪聲掩蓋了槍聲，並無人目擊疑犯，使疑犯得以在烟霧中逃離現場。陳水扁、吕秀蓮隨後被送往離事發地點5.8公裏外的奇美醫院治療。根據事後警方調查，兇手共開了2槍，其中一顆子彈穿過汽車擋風玻璃後擊中吕秀蓮膝蓋，另一顆則擦過陳水扁腹部。該事件造成陳水扁與吕秀蓮分别於腹部與膝蓋受傷，並對事件發生後隔日舉辦的“大選”投票産生了影響，引發了選舉對手不滿並拒絶接受選舉結果的政治争議。對於“3·19槍擊案”，各方看法各异，該事件最早的報導稱兩位是被鞭砲炸傷的。但是也有傳聞稱是受到子彈攻擊。當時陳水扁的秘書長邱義仁召開記者會稱，子彈在陳水扁身上，吕秀蓮是在競選行程中遭到槍擊，並已經送往奇美醫院治療，而在回應記者關於“‘總統’既然中彈，他是步行進醫院的嗎？”的問題時，指出：“可能嗎？”，這被稱爲“神秘的微笑”。隨後，醫院召開記者會，公佈了3張陳水扁腹部的照片和一些沾滿血迹的衣物，但表示只傷及“總統”的脂肪組織，並没有打穿腹腔。傷口有11公分長，3公分深，共縫了14針。而兩顆子彈也分别在“總統”的衣服和汽車中找到。當晚7時30分兩人離開奇美醫院，乘專機離開台南，返回台北，“國安”機制在陳水扁和吕秀蓮遭槍擊後立即啓動。“3·19槍擊案”對2004年“大選”有較大的影響，該事件發生後，“泛緑”“泛藍”這2個陣營宣佈取消一切競選活動，但“泛緑”支持者當晚聚集於醫院門口爲陳水扁祈禱；并且宣佈次日舉行的投票將如期舉行，原因是陳水扁僅受輕傷，不符合“正、副總統”選罷法必須爲候選人死亡或重傷才能延後投票的規定，而連戰陣營當時也未提出延期投票的要求，當陳水扁回到台北後，他也親自前往探視，但是因陳水扁已經就寢遭到拒絶，連戰在留下名片後離去。

　　3月20日，“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陳水扁與吕秀蓮以不到3萬票的微小差距獲勝當選。陳水扁、吕秀蓮在2004年5月20日就任。這次選舉過程中，兩組候選人得票率僅差千分之二，爲歷年及世界此種選舉之罕見，而廢票高達33萬票，因爲廢票認定標準加嚴，此次大選廢票高達三倍之多，因此另一候選人連戰及“泛藍”支持者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以備驗票。後來“連宋”陣營提出當選無效之訴與選舉無效之訴，經最高法院判决敗訴，陳水扁連任成功。據台灣中選會公佈的資料，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吕秀蓮得票6,471,970張，得票率爲50.11%；國民黨、親民黨聯盟候選人連戰、宋楚瑜得票6,442,452張，得票率爲49.89%。廢票數爲337,297張。這場選戰共有13,251,719人投票，投票率爲80.28%。公投投票率45.12％，因投票人數未達總投票權人數的一半，公投無效。連戰、宋楚瑜在選舉結束後立即發表談話，對公佈的計票結果提出强烈質疑，認爲“這是一次不公平的選舉”，選舉過程“疑雲重重”，因此“國親聯盟”要求查封所有票箱，並表示將提出“選舉無效之訴”。第一，質疑陳水扁遭槍擊案有“苦肉計”之嫌和戲劇成分；啓動“國安”機制草率，這使得十多萬軍警因執行勤務無法行使投票權。第二，廢票高達三十三萬張，選務單位認定是否違反常理，開票是否有“作票”之嫌。第三，“大選綁公投”是否違反公投法，是否影響候選人“大選”。

　　3月21日，“國親聯盟”正、副候選人連戰與宋楚瑜在八德路“藍營”競選總部前静坐至凌晨四時十五分時，“連宋”帶領群衆,由選舉總部遊行前往“總統府”，静坐抗議選舉結果不公平，並要求陳水扁解釋選舉前夕的槍擊事件。

　　3月22日，近四百名“連宋”支持者主動集結爲“連宋”鼓掌。

　　3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就台灣選務機構發佈公告發表談話指出，台灣地區選務機構不顧參選一方的强烈反對，發佈有關選舉結果的公告。台灣參選的一方表示對此不能接受，並在繼續進行抗争。國務院持續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如果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盪，危及台灣同胞的生命財産安全，損害台海地區的穩定，國務院將不會坐視不管。

　　3月27日，“國親聯盟”發動“要真相、拼公道、救民主”大型集會活動，27日下午2時開始，“國親聯盟”支持者聚集在“總統府”所在的凱達格蘭大道與景福門圓環四周道路，聲稱有50萬人共襄盛舉，“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台北市長馬英九帶領現場群衆高喊口號。集會遊行有三大訴求：爲槍擊真相要調查、公正公開驗票、‘國安機制’激活，並聲稱如果陳水扁對此三大訴求無法具體響應，將“無法約束群衆的作爲”。

　　二、提出訴求停止絶食開始静坐

　　台灣大學學生陳政峰、陳信儒、趙偉杰以及逢甲大學田偉力等人於4月2日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前，號召數十個大學生口戴口罩，静坐在廣場一端，以接力絶食的方式表達他們對當今社會的憤懣。他們的舉動得到了陳鼓應、郭中一、龐建國、陳文茜、姚江臨、胡鵬飛、連戰、王蘭、張安樂、馬仕龍、何月英、汪能定、黄光國、周錫瑋、蘇盈貴等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這些學生在抗議現場掛出了“重現野百合”布條，並宣讀了一份聲明，宣稱“我們不分‘藍緑’，要求真相，不容政客以詭詐圖謀篡奪權位；我們不分藍緑，反對歧視，不容政客煽動族群讎恨，將台灣帶往法西斯的血腥絶路；我們不分‘藍緑’，願意燃燒青春，争取一個符合正義、公正原則的未來；我們要的是一個可以被監督的政府，而不是要人民閉嘴的政府。”爲此，學生提出五大訴求：一是要求“扁連宋”對過去四年“憲政”僵局、政治亂象，向民衆道歉；二是以“特别法”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調查“3·19槍擊案”；三是立即通過“族群平等法”，並設“族群平等委員會”；四是要求陳水扁對破壞“行政”中立、不當操控媒體、不尊重“國會”、違背“憲政”精神公開道歉；五是要求陳水扁公開承諾恪遵“憲法”，立即組成“聯合政府”，年底“國會”改選後，尊重“國會”多數黨“組閣”。

　　4月4日，打着“要真相、反歧視、争未來”的口號，十多名持續在中正紀念堂接力絶食的學生一度被警方驅離，但馬上就有其他學生進行接替，隨後被抬走的學生又回到現場繼續進行静坐抗議。在這期間，BangBangBand樂隊於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樓下現場彈唱，激勵當時的“新野百合學運”。

　　4月5日，學生静坐已長達67小時。雖然他們爲了“要真相、反歧視、争未來”，在中正紀念堂進行静坐，但法律對於集會遊行有一定的規範，聯合報評價這群大學生：他們出於純真的動機，只有静坐。在同一天，聯合晚報發佈這樣一則報導：“我們有國民黨送來的蠟燭、民進黨送的礦泉水、親民黨送的帳篷，怎麽會是被某特定政黨操控？”發起“重現野百合”大學生輪流絶食静坐抗議的台大曆史係陳同學强調，這次行動完全是學生自發自覺，與任何政黨都没有關係。

　　4月6日，聯合報記者發文，對“野百合再現”提出了質疑，“十四年前，曾以澎湃熱情撼動威權政治的‘野百合學運’，在‘藍緑對抗’下復活了嗎？從中正紀念堂前絶食静坐學生的人數規模、社會關切程度和對大學校園的影響看，也許還没有，也許還得進一步觀察”；“聲援學生、教授加入静坐”，並表示14年前“野百合學運”有具體訴求較容易獲得認同。中國時報稱，勇於表達意見的大學生應該得到支持，台大校長率領醫療隊去探視静坐學生。相關媒體稱“野百合學運領袖：此次學生訴求較模糊”。經歷過當年“野百合學運”的人，看到今日所謂的“野百合精神”再現，恐怕會啼笑皆非。今日的接力絶食其實形同斷食，十二小時禁食活動，是自稱學生代表的新興健康概念，儼如‘草莓族’的减肥訓練營。

　　4月7日，相比較於“三月學運”，徐永明和李文忠表達了對現在進行的“新野百合學運”的不屑。林佳龍對學生運動支持與期望，肯定了“學運”的批判角色，承認當前學生抗争的理想性，並期望學生深化與論述。

　　4月8日，陳水扁答應下周一與中正紀念堂前的抗議學生見面，有人將這次學生的絶食静坐與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進行對比，並將當年李登輝抗議見學生與陳水扁遲遲不肯露面做比對。

　　4月9日，約有二十位學生參加静坐，静坐學生一度産生意見分歧，直到活動召集人陳政峰扺達現場進行意見整合，决定拒絶參加下周在紅樓劇場舉行的與陳水扁的座談。對此，“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聲稱，這是不尊重陳水扁。

　　4月10日凌晨，在中正紀念堂絶食静坐的學生發表聲明指出，他們對朝野政治人物很失望，在向台灣民主默哀一分鐘後，宣佈他們這一波的行動將暫時畫上句號，停止絶食但將繼續静坐，並歡迎民衆加入他們静坐的行列。這次學生的接力絶食行動共歷經一百七十三個小時。參加静坐的學生表示，他們原本期待朝野政治人物能爲台灣的民主做些什麽，但他們失望了；原本期待朝野政治人物是愛護台灣的學生的，但他們失望了；原來期待朝野政治人物能有真誠的回應，但結果一樣，也失望了。念完聲明之後，學生們起立默哀一分鐘並在身上貼上“背向政客、民主已死”的標語，轉身朝向在場支持他們的民衆；現場聚集的百位民衆高喊“我們繼續支持你們，我們不會散。”絶食學生陳信儒則説道，這次集體絶食結束，但是否繼續絶食將視個人意願，并且表示他們不會與任何政黨結合，下周一也不會去和陳水扁見面，未來也不再提出這樣的要求。

　　三、學運尾聲

　　4月11日，活動召集人陳政峰再次强調，静坐學生不會參加陳水扁明天的“青年國是論壇”，他們將與“野百合學運”人士厘清界限，並聲稱静坐活動結束日期没有時間表。4月12日，中正紀念堂前的學生静坐抗議活動已經持續超過兩百個小時。

　　4月15日，範雲在中國時報上發表言論，披露參加“野百合學運”的學生中最後走上政治道路的只是少數人，並公開讚揚“野百合學運”，認爲包括過去“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在内的人也有權利提出他們個人對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學運的期許。範雲發表了一系列鼓動台灣學生進行社會運動的言論，範雲聲稱：“今天的台灣所面臨的挑戰，比過去更爲復雜艱巨，如何在内部族群激化、政治信任危機、外部全球化快速變化的急流險灘，尋找到摸着過河的石頭，要靠這個社會的集體智慧。若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能够擺脱歷史的束縛，超越上一代的行動格局，才是台灣的希望。解散時代的我們，過去從台灣戰後歷史中左右‘統獨’各路青年前輩身上，得到許多賴以成長的知識養分與行動勇氣。我們這一代有責任，也有義務幫助新一代的青年踩在我們的肩膀上，引領台灣未來的方向”。

　　5月6日，在黨内人士的推薦下，“行政院”高層已經鎖定“野百合學運”領袖、現任中研院研究員的範雲出任青輔會主委，並希望以其形象清新、具有改革色彩爲世代交替的學運再度加分。

　　最後學生與支持者在5月17日被警察强制驅離，“新野百合學運”就此草草結束。

　　第三節　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的特點與影響

　　一、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的特點

　　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是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再現，學運的方式爲静坐，但前者與後者的不同在於，它運用了網絡媒體進行宣傳報導，評論時事更具有開放性。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的特徵具體表現爲：

　　第一，較之於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此次的學運具有極强的傳播性。“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傳播靠的是廣電媒體或者是民衆之間、學生之間的口口相傳，但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的傳播一開始就是在BBS等各大網絡上發表言論，隨後學生進行現場直播，擴大了“新野百合學運”的影響力度（但媒體力度不大）。

　　第二，“大選”成爲學運的導火索，藍緑惡鬥的政黨政治首次成爲學生關注的議題和挑戰的對象，也促使後來的政黨競選越來越重視青年選民的政治態度。

　　第三，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具有較大的理想性，訴求較“三月學運”更爲模糊。學運過程中學生聲稱獨立於藍緑，超越於政黨，只求真相和正義。過於理想化的訴求既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或響應，也未得到當時執政的民進黨的任何正面回應，之後只能不了了之。

　　第四，學運參與人數稀少，前後只有數十人，凸顯了新世紀以來台灣青年一代明顯的政治冷漠現象。這顯然與當時台灣經濟下滑以及青年群體的經濟和職業狀况的不穩定有關。

　　二、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的影響

　　“新野百合學運”對台灣當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第一，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此次新野百合學運提出了具有較大理想性的五大訴求，這五大訴求是針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訴求，這對台灣政治改革有一定的影響。

　　第二，對於校園的大學生而言，采取網絡媒體的形式對學運進行直播，通過網絡這一媒介傳達自己對台灣當局的“不滿”，這極易引起社會的關注，不失爲宣傳自己“民主思想”的好手段。在學運過程中，校園的青年學生表現出了極强的自主性，去政黨化也較爲明顯，新一代青年人具有較强的公民意識以及政治知識、技能、經驗,能够從網絡取得大量資訊,加之對政黨、政治人物長期的厭惡心理,他們自成一體、越來越疏離政黨。青年學生的自主性以及他們對網絡媒體的高度依賴，他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所需要、感興趣的信息,因而他們主動選擇並接受到的不少是碎片化的，甚至是富有煽動性的曲解事實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他們的消極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的。台灣的青年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形成了越來越强的“台灣主體意識”,這是滋生“恐中”“反中”情緒的土壤。

　　第三，從微觀上來看，盡管陳政峰想要與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相關人員厘清關係，但事實上，兩次“學運”的相關領導者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再者，屬於民進黨陣營的或者與民進黨陣營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社會精英與“新野百合學運”掛鈎。學運期間，“野百合學運”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範雲就曾發表一系列言論鼓動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這也促使執政的民進黨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與青年社運人士的關係，進而適時調整其執政策略。比如，在黨内人士的推薦下，“行政院”高層已經鎖定“野百合學運”領袖、現任中研院研究員的範雲出任青輔會主委，並希望以其形象清新、具有改革色彩爲世代交替的學運再度加分。青年作爲最重要的生力軍，其積極的政治參與無疑是台灣政治現代化的必要部分。同時，他們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創立“時代力量”“公民組合”等新政黨和社會運動團體,進一步發揮對整個台灣社會政治參與的調動作用。

　　第四，此次學運背後的政治因素不可小覷，它爲進一步挑戰島内的政黨政治積蓄了能量。此次學運起因於質疑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疑似不公、抗議陳水扁並未將“3·19槍擊案”的真相交代，最後以學生與支持者在5月17日被警察强制驅離爲止。學運期間有BBS網站指稱，現場部分絶食學生跟“連宋”競選“總部”（選舉落敗陣營）有從屬關係；有人目擊陳政峰多次出席國民黨内部活動，並與國民黨主席連戰、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合影。此外，陳信儒參與親民黨活動的照片也被公佈，參與絶食的台大學生陳信儒是“連宋”總部文宣部輿情組副召集人、陳政峰曾獲國民黨支持參選台大學生會長，雖然他們宣稱訴求不分“藍緑”，但其實具有“泛藍”背景。兩位争議學生於4月中旬撤離。由於部分支持者有“黑道”背景（如張安樂、王蘭），因而引發“黑道”控制學運的質疑，但參加者均表示没有此事。

　　2004年“新野百合學運”以遊行、静坐、絶食爲手段，以學生爲主體，社會影響有限，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新野百合學運的時間較短，這看似簡單的“學運”，其實背後隱藏着巨大的政治因素。此次學運有學生“領袖”，同時爲國親兩黨煽動，學生的政治“熱情”在黨派的攛掇下輸出。但台灣當局特别是執政的民進黨領導人陳水扁並未給予正面的回應，這間接導致了2006年百萬人民“倒扁”的“紅衫軍運動”。兩年之後，抗議重新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侵犯人權的“野草莓運動”也再次爆發。

　　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台灣青年一代政治參與手段多樣化，伴隨着手段的多樣化，台灣青年也有了多樣的“脱序”行爲,雖然還没有達到影響整個社會並産生破壞性效果的程度,但值得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