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學運”，發生在2008年11月6日至2008年12月7日，之後轉進校園。此次學運的抗議議題主要是：台灣部分學生認爲警察在執行陳雲林（時任大陸海協會會長）到訪的維安任務時，造成了對民衆基本人權的侵犯，以及“集會遊行法”對於集會自由的限制。學運中，少數學生龢民衆對來台正常交流的大陸官員進行圍攻、潑漆、扔鷄蛋甚至身體傷害，直接衝擊台當局的警察安保機制，多次引發警民肢體衝突，運動開始突破法律和體制的框架，在台灣社會中産生了很大影響。

　　第一節　2008年野草莓學運的背景

　　一、民進黨下台後重新重視社會運動團體

　　2000年民進黨上台執政，社會運動團體擔心被執政的民進黨所吸納，特别强調自身的獨立性，這在2004年的“新野百合學運”中有較爲明顯的體現，當時的學運人士就喊出了“我們不分藍緑”的口號，表達出强烈的與政黨切割的姿態，試圖以此壯大自身力量。而上台執政的民進黨，出於長期執政和社會穩定的考慮，也刻意與社會運動團體保持距離。因此，在民進黨執政的8年期間，島内的社會運動基本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除了規模和影響極爲有限的“新野百合學運”之外，基本没有發生大的學生運動。直到2008年民進黨下台，民進黨才開始重新重視並結合、利用台灣社會運動團體，不斷打擊國民黨執政的聲望與效能，以圖藉助社會運動的力量實現再次上台執政的目的。因此，在2008年下台的民進黨的推動下，台灣社會運動再次呈現出不斷高漲的趨勢，且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相互結合，各種政治勢力尤其是“泛緑陣營”紛紛插手其中。

　　二、島内“台獨”勢力開始壯大

　　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正式成爲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這意味着台灣完成了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又重新獲得了執政權，民進黨執政時陷入了冰點的兩岸關係重新開始昇温，兩岸兩會交流開始恢復。不過，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出現的種種“台獨”宣傳與行徑却貽害無窮，影響着台灣民衆尤其是青年學生的言行。“野草莓學生運動”就是這一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運之一。

　　2000 年，台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開始上台執政。民進黨在8年執政期間，陳水扁繼續延續李登輝時期的“台獨”政策，不遺餘力地宣揚 “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邊一國”等謬論，“台獨”分裂政策日益明朗化。陳水扁還在教育領域大力推行“去中國化”的政策，在島内全面灣灌輸“台灣主體性”，否認“中國認同”。例如，在青少年課綱中竭力推行“台灣史”，向台灣學生灌輸“新台灣文學”，並將中國史列入了世界史範圍内，妄圖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在歷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聯繫，培植以台灣爲“獨立主體”的歷史、文化、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思潮和行爲。在民進黨的蠱惑下，導致島内各種 “台獨”勢力發展壯大，活動猖獗，尤其是青年學生受到“台獨”理念的嚴重毒害，形成了青年一代所謂的“天然獨”現象。

　　2008年11月海協會與海基會領導人第二次會談即“第二次陳江會”在台北舉行，台灣大學助理教授李明璁發表“1106行動聲明”，鼓動了數以百計的學生到台灣行政機構前静坐，並與警方發生了衝突，這就是所謂的“野草莓運動”的開始。

　　第二節　2008年野草莓學運的過程

　　一、群衆包圍抗議，引發警民衝突

　　2008年10月21日，中國海協會副秘書長張銘清受台南藝術大學邀請來台交流，遭到台南市群衆包圍抗議，發生了肢體衝突。

　　11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2008年6月當選海協會會長，同時卸任國台辦主任職務）到台灣進行“第二次江陳會談”，此時台灣當局調動將近七千名警力來保護陳雲林先生。在這期間，原本自由民主的台灣，一時間仿佛回到了戒嚴的時期，警方與“國安”單位的執法方式過激，在街頭引發了較多的衝突，較多的警民衝突畫面在新聞頻道不斷地播放。

　　11月4日，陳雲林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簽署兩岸“三通”等四項協議。紀録片導演陳育青途徑圓山，用攝影機拍攝了陳雲林等人的行程，却遭到了警方的盤問以及强制搜身，在拒絶配合之後，被警方以妨礙公務爲由帶至圓山派出所；一名樂隊主唱Freddy與其友人身穿“你爸是台灣人”等標語的衣服行至長春路時，遭到警方的拉拽，雙方發生了肢體碰撞，而警方却説不出其犯法的理由；“上揚唱片行”由於播放“台灣之歌”而遭到警察强制换掉音樂並要求其拉下鐵門。在此期間，社會還發生了“1104上揚唱片行事件”，民衆在“上揚唱片行”門口聚集，要求相關部門對打人事件進行解釋，民衆稱李漢卿不重視人權，要求有關部門做出回應。

　　11月5日，陳雲林與國民黨主席吴伯雄在晶華酒店就餐，被抗議民衆團團圍困在酒店内，直到隔日凌晨四點半才在警方强力保護下才得以脱困；台灣大學社會學係助理教授李明璁在BBS發起討論，决定發起在“行政院”前的静坐抗議活動，并發表訴求與行動聲明；同一天李明璁因爲遭到警方的盤問，而關閉網站。

　　11月6日，民進黨發動“圍城”行動。凌晨開始，認同李明璁所發起的活動訴求並願意參與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多，同時李明璁得到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係即族群語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許維德、柯朝欽、林秀幸等人的認同，决定在交通大學第二餐廳外舉辦静坐活動與台北隔空呼應。由此，“野草莓學運”從2008年11月6日正式展開，這場看似民主的行動，却在民主的台灣遭到了危害。上午十一點，數百名自願參加的大學生集結遊行至“行政院”大門前，等待着官員們的回應，穿着黑色衣服、戴口罩是他們進行抗議的形象，他們以這樣的方式表達着自己的訴求。當晚，在“行政院”門口，他們通過廣播呼吁群衆停止捐款，這可以看出，學生在“行政院”門口集聚，並没有做好發動大規模學運的意圖。這一舉動與網絡歌手所寫的“野莓之歌”的歌詞“我們有屬於我們的夢，我們有我們的話想説”交相呼應。

　　11月7日，上午十一點，“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出面與學生交談，但雙方並未達成共識，於是學生持續静坐。上午的“行政院”門口學生們來來去去，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下午四點，警方四次對學生進行舉牌警告，但舉牌警告未果，隨後警方開始驅逐在場静坐的學生和老師，將静坐參與者驅離現場，學生轉移到自由廣場持續訴求。（根據謝昇佑描述的野草莓學運，因爲七號已經是周五，接下來兩天是假期，而且從十號開始，一些大專院校便要進入期中考試階段，學生們自然會回學校，所以當時確實没有多少學生和老師做好轉向自由廣場進行長期抗争的心理準備，更别提一個長期街頭抗争運動。）傍晚，警方突然强勢驅離學生，令警方萬萬没想到的是，警方驅離學生的整個過程被學生通過直播的方式傳送到了網絡上，然後，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裏，聚集在“行政院”門前的人數增長數倍，衆多學生迅速涌向自由廣場，而且群衆所捐贈的資金和物資更是豐富。

　　11月8日，網友爲此次静坐事件編寫了歌曲，於是《野草莓之歌》誕生。當天，中南部各大院校展開串聯，南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門口開始静坐行動。台灣大學廖咸浩表示，校方關切的是師生的人身安全，學務處已經派人關切，隨時注意學生的狀况。政大樓永堅説，所有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只是希望能够和平理性、合情、合理、合法，站在學校立場，希望學生能够受到應有的保護。廖咸浩表示，學生關注法律議題，可以利用現有管道暢通，使用守法的方式推動，修法就應該找“立法院”，另外，提醒學生，期中考要到了，不要荒廢學業。根據李順德的描述，三百名大學生在“行政院”大門口静坐，持續到第二天後，“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上午曾受命與學生討論、談話，但並未得到學生們的善意回應，甚至有學生還説“秘書長，你是人嗎？”盡管薛香川維持風度，但薛香川向學生表示，這是非法的集會，正當性不够。

　　11月9日，中部地區學生在台中市民廣場静坐。學界發表《抗議國家暴力，聲援静坐學生》的聲明。廣場學生以表决方式將此次學運定名爲“野草莓學運”。民衆將參與“野草莓學運”的學生看作“孩子”，以長輩的身份來進行“説教”，還有一名中年婦人哭着跪求警察，後經協調，把遮雨棚移往自由廣場旁的牌樓讓學生繼續静坐。不過，也有民衆責備學生：“我們納税給‘教育部’，是要給你們唸書，不是要你們静坐！”還有民衆打氣説：“你們是台灣的寶貝，不要着凉了。”有記者以“風雨無阻學生苦等政府回應”爲標題，報導了學生静坐的場景：“盡管昨天氣温驟降、颳風下雨，百餘位學生仍然堅守自由廣場，不少學生表示，即使天氣再差，身體再濕，三項訴求没有得到回應前，我們絶不走。”

　　11月10日，新竹清華大學海報墻旁邊聚集了不少學生，舉行静坐的行動。四百多位學者聲援“野草莓學運”。“行政院”院長劉兆玄被問及學運訴求的時候表示“這種事挺兩天就過去了。”在11月10日，此學運被正式定名爲“野草莓學運”。另外，北中南學生串聊，還有一些學生瘋狂呼喊口號。

　　11月11日，學生指出：“安静不代表認同，和平不代表承受，你的傲慢再一次燙傷了我，這一次我不會沉默”。緊接着，高雄城市光廊聚集了衆多的市民與中山大學等校的學生，他們也加入了静坐的行列。民間社團發起每晚六點至七點，到自由廣場聲援“野草莓學運”静坐活動。“野草莓學運”要求“司改會”黄瑞明、高涌誠、詹順貴以及高榮於自由廣場參與公民論壇，主講内容爲集游法。野草莓越開越旺。自“野百合學運”起，逐漸强調“理性、和平”，盡管參與運動的學生被視爲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但仍然能够表現出“理性與和平”，淡化大衆對於知識分子的偏見，從而博得一些感性支持。因此，媒體會不斷地使用“强調理性、和平”，以此來維護學生運動的合理性：自中部各校的大學生，在台中市民廣場進行了一夜静坐。台中市長胡志强表示，學生不喜歡政治人物介入，所以他不會主動前往探視，只要是和平、理性的訴求，也不會强制驅離。高雄地區學生則是在高雄市城市光廊静坐。中山大學海事所碩士生林智鴻呼吁學生不要再冷漠，並重申學運訴求，强調一定要和平理性。自由廣場静坐的學生要求修改集會遊行法，“行政院”院長劉兆宏回應説，修改集游法是馬蕭的競選政見，政府會朝這個方向來做。他同時對學生温情喊話，“天冷了早點回家去，再坐下去對身體不好。”“教育部”部長鄭瑞城於2008年11月10日到場探視學生，糾察同同學却不認識“教育部”部長鄭瑞城，還攔下質問“你是誰？”等鄭瑞城表明身份後，學生才嚇一跳，但並未熱情回應。

　　11月12日，中正大學、南華大學等校的學生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開始静坐活動。民間司改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法學會以及中研院、台大、世新等法律係學者於司改會進行集盟版集游法修法討論，並向自由廣場上的學生進行現場連綫傳播會議。馬英九首度正面回應“野草莓學運”，關於要求“國安局長”蔡朝明與“警政署”長王卓鈞下台的問題。馬英九表示，以他們這次的工作表現，有檢討的地方，但還没有到免職的地步，對於集會遊行法將許可制改爲報備制。馬英九認爲，許可制不一定嚴，報備制不一定寬，要看内容，况且關鍵不在報備，關鍵在暴力。

　　二、學生首次“會師”，運動規模擴大

　　11月15日，全台灣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首次於自由廣場“會師”，三位同學展開二十四小時自囚行動。 學生在廣場舉行公民論壇談論“國家”暴力，會談人包含中研院社會所張茂桂、中研院法律所廖福特、東吴大學黄默、民間司改會林峰正執行長等人。學生們除了静坐，在各地區發展不同的抗争形式。2008年11月15日，《自由時報》上刊登了一位“立委”的話：“這是一個教育孩子的機會，不可以把孩子當犯法的對象去看待，‘教育部’部長擔任學生與政府間的窗口責無旁貸，在行動上必須誠心與學生陪坐，而不是走入人群要求溝通，要真的一起坐下來，不要弄得劍拔弩張，你要傾聽、協助、溝通，學生才會成長。”

　　11月16日，高雄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想要向馬英九陳情，但遭到警方的阻擋、恐嚇。台北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前往台北車站發放傳單，經過博愛特區的時候遭到警方舉牌阻擋，隨後静坐人數日益减少，甚至不到百人。

　　11月20日，司改會舉行記者會，對警方濫用職權展開提告行動。

　　11月23日，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舉行人權公祭，司改會、台權會等到場致意。蔡英文於11月23日到自由廣場向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致意，並爲民進黨之前爲修正《集游法》公開道歉，“立法院”也推行並陸續開展“强制報備制”的《集游法修正草案》。顔緣芬發起“音樂界聲援野草莓”音樂會，由多位重量級音樂家接力演出。

　　11月25日，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準備在台科大校園舉行説明會，但因校方不願意租借場地而被迫取消。

　　11月26日，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重返“行政院”，以兩人一組方式每日於“行政院”前静坐一個小時。爲了加强學運的論述深度，“野草莓學運”曾邀請司改會律師於自由廣場舉行公民論壇；司改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法學會等團體，與中研院、台大法律係、世新法律係的學者推行《集游法》的修法討論，廣場静坐的學生對討論過程進行直播。

　　11月27日，“立法院”内政委員會召開“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公聽會，宣示將加速修訂集游法。學生們在“立法院”門口静坐，這是因爲會議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人士到會備詢；每年集會時，相關議員都會來此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這樣一來，學生們的静坐等行爲就會得到政府人員的關注。

　　11月30日，由溪公社、巴奈等獨立樂團與歌手舉辦“野莓開唱”，爲聲援野草莓學運而獻唱。高雄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發起“傀儡馬游愛河”遊行活動。

　　12月1日，台大數學係鄭哲修、師大心輔係蘇竑融兩人參加了“行政院”門前的快閃静坐行動，由於静躺在“行政院”前的通道上，警方以違反社會秩序的罪名將兩位學生帶回中正一分局忠孝東路派出所進行偵訊，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律師隨後趕到警局進行陪偵，這是警方首次逮捕“野草莓學運”學生。

　　三、“前總統”支持學運，學生遭到“强制退場”

　　12月6日，“前總統”李登輝前往自由廣場探視静坐的學生，簽名聯署支持“野草莓學運”的訴求。

　　12月7日，“野草莓學運”相關組織以“自願報備制”的精神，發起“1207野給你看”遊行，號召學生、公民等數千人進行遊行，途經“立法院”“行政院”“警政署”以及“總統府”前的大道，整個過程和平有序，印证了“自願報備”的精神（據聯合晚報披露，“野草莓”透過“自願報備”的模式向警方報備，警方不接受）。下午2點，隊伍從自由廣場出發，以“人權出殯”儀式在凱達格蘭大道“抬棺”與“撒冥幣”，以此象徵台灣人權自由已死，並於傍晚在自由廣場舉行“野草莓自由感恩晚會。”爲期一個月的自由廣場静坐活動宣告結束。

　　12月8日，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參加“野草莓學運”的學生組成了近百位糾察隊，維持隊伍的秩序，在無任何交通管制的情况下，雖然一度造成人車争道及交通混亂，但過程平和、理性。學生沿途高喊“‘馬總統’及‘劉院長’道歉”“‘國安局長’及‘警政署長’下台”及“修改集游惡法”等口號。

　　12月11日，警方於凌晨四點多，對自由廣場上的“野草莓”學生以及聚集民衆進行强制驅離。本已進入到收尾階段的“野草莓學運”，遭到“强制退場”。學生們原本計劃本周退離自由廣場，但由於警方將百餘名學生和難民一同載往郊區進行“野放”，這引起了學生的不滿。但學運顯然已成强弩之末，學生宣佈成立“野莓之家”，轉回校園進行播種，最終只能以“申請立憲”的無奈之舉去延續這場無疾而終的運動了。

　　第三節　2008年野草莓學運的特點及影響

　　一、野草莓學運的特點

　　（一）具有無邊界、去中心的組織形態

　　“野草莓學運”是盲目觸碰社運“政治、去政治”與“統、獨”等議題，同時具有無邊界、去中心的組織形態。本次學運打着抗議“集會遊行法”的旗號，實際上却是帶有嚴重的反華情緒以阻撓“陳江會談”，並阻礙兩岸關係的和諧發展。一場零散、缺乏組織、没有明確的運動目標和領導核心的學運就這樣草草結束。如果僅僅用“訴求、動員、組織”三重標準來估量這場“運動”，“野草莓學運”還不算及格。在“野草莓學運”中，並不缺乏一些有學問的領袖型學生，但同學們都非常有默契地躲避過度顯露鋒芒，於是所謂“一場没有明星的運動想象”在學生之間産生。

　　“野草莓學運”一開始就受到“野百合學運”結果的影響,而且並不是大家理想中的典型，因此大多數具有領袖魅力的同學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收斂自己的鋒芒。雖然大家都知道閹割權力中心的運動必然會帶來不可預期的後果，但是，在“野百合學運”的影響下，仍然選擇了嘗試一條不同的路。所以，在“野草莓學運”中，所謂的“核心成員”從來都不是以台大或者其它大學的學生爲中心，而且碩士生或者博士生在這場學運中也没有特殊的待遇，而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平起平坐地進行討論、决定。從主體的意願來説，這種共同參與、集體决策是帶有正面意義的，但是對於這樣的運動形式而言，造成了“野草莓學運”無組織化的結果，并且對團體動力産生了結構限制。衆多的意見“領袖”之間彼此的背景相差甚大，其對運動的期待和想象有所不同，甚至因爲過去就分屬於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思想社團。也就是説，這些足以影響運動方向的意見“領袖”之間從一開始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在理論方面，不同行動思想的行動者原本就應該組建不同性質的社團，彼此再針對特定的議題進行合作，然而，“野草莓學運”並不是在這樣的節奏中産生的。

　　（二）青年一代政治參與的組織性較差

　　青年群體不關心政治、較少參與政治活動,其偶發的政治參與行爲自然就較爲鬆散,規模也比較小。“野草莓學運”初期被譽爲是“集體領導”的新學運典範,後期則淪爲參與者與幹部意見不一致的“流水席式民主”。迫於壓力臨時組織是造成學運陷入内耗而潰散的重要因素，决策帳篷内無休止的内鬥式辯論，不同意見領袖私下合縱連横式的動員串聯，極大地消解了這場運動的動能。直到這場學運結束爲止，並没有官員或政府機構正式出面回應學運提出的“總統道歉、警長下台、修改惡法”這三項訴求。學運期間，相關的媒體報導也並不積極，社會關注度有限。

　　二、野草莓學運的影響

　　（一）“野草莓學運”開啓了台灣以網絡作爲傳播社會運動媒介的歷史

　　此次學運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網絡直播的社會運動。參與運動的學生通過網絡進行串聯，以BBS、BLOG傳播和匯集相關信息，同時也利用網絡平台如Yahoo!Live進行直播，鏈接既有的BBS、博客、微網志、共享書籤以及其它公民媒體，讓很多没有到達現場的人也能關注到運動的訴求與進展情况。盡管當時的臉書和手機影像技術都還處於起步階段，遠未在人們的生活中普及，但它作爲“網絡直播社會運動”的先鋒性工具，無疑對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具有深刻意義，正式拉開了台灣民衆特别是青年一代在以後的社會運動中使用網絡媒介進行社會動員的序幕。

　　（二）“野草莓學運”對兩岸正常交流造成破壞

　　“野草莓學運”是一場以反對兩岸交流爲直接目標的社會運動，具有“台獨化”“年輕化”“網絡化”等特徵，表現出“反中、反統”的情緒，同時也配置了一批主導和宣揚“台獨”的學生和學者。

　　在較濃的政治色彩渲染下，“野草莓學運”走向無疾而終，最終只能透過一些消極的行爲結束此次學運。比如“申請釋憲”以及成立“野莓之家”，“雷聲大，雨點小”是大衆對“野草莓學運”的集體評價。此次學運具有地區跨度廣的特點，涉及台北、台南、台中、新竹、高雄、嘉義等地。涉及面多，“野草莓學運”的參與者在運動結束後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後來各地各校成立了不同社團。例如，2014年爆發的備受世人矚目的“太陽花學運”，其核心成員的學運啓蒙經驗就來自“野草莓學運”。參與“野草莓學運”的林飛帆，之後於成功大學投入“零貳社”的組織活動,後於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擔任“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總召集人,而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中也是核心領導成員之一。

　　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的魏揚也參與了新竹的“野草莓學運”，而就讀於建國中學的陳爲廷則參與了台北的“野草莓學運”，並於一年後考上清大，成爲魏揚的學弟。魏揚、陳爲廷等人共同在清大成立了“基進筆記”組織。他們都是後來的太陽花學運的骨幹。經過“野草莓學運”洗禮龢民進黨的刻意培植，這些學運精英最終都成爲“獨派”色彩濃厚的狂熱分子，在後來的學運中，他們往往在某項民生訴求中混入了“反馬反中反統”的聲音，一方面通過“反馬”來匯聚台灣社會對當局的不滿，另一方面借機進行“反中反統”的“台獨”意識形態的滲透，極大地妨礙和破壞了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

　　（三）“野草莓學運”引發社運人士與民衆對社會運動的深刻反思

　　    雖然野草莓運動的訴求最後幾乎都没有被實現，但這並没有削弱參與者對其“理想”的追求，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成功推動學生們再次走出校園，投入以學生爲主的政治反對運動之中。一定意義上，野草莓運動開啓了往後幾年以政治改革或政治議題爲訴求、以學生爲主進行串聯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的階段性開場。對台灣民衆來説，學生不再是躲在安全地帶的“草莓世代”，野草莓運動參與學生的“反權威”行爲，獲得了台灣民衆的注意，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而深刻地影響了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以及島内的政治格局的演變。同時，政府對野草莓運動訴求的漠視也引起了運動參與者的深刻反思：一個社會運動的成功必須要有各方面的配合，除了由理想信念所産生的集體思維，還需要有公衆的强力支持爲後盾，還要有系統化、組織化的動員方式來配合的决策程序。除了内部决策、組織、動員、策略、抗争手段的優化之外，也要考慮到社會大衆的認同與支持是否具有持續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