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媒體壟斷運動，發生於2012年，學生參與者數百人，最大規模時群衆近9000人，本次運動以維護台灣新聞自由、反對媒體壟斷、防止中資與台灣財團控制台灣媒體爲主要訴求，首次將中國元素納入運動主軸，充斥着各種對中國大陸的疑慮、恐懼和不信任，在捍衛“台灣主體性”的言論中夾着大量支持“台獨”的聲音，對台灣社會及兩岸關係産生了重要影響。

　　第一節　反媒體壟斷運動爆發的背景

　　一、社會經濟持續低迷

　　在經歷2008年經濟危機後，台灣經濟持續低迷，經濟增長、物價變動及勞動市場等各項宏觀經濟指標均不盡如人意，總體經濟十分沉悶。台灣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出現罕見的負增長狀態，在2010-2011年短暫恢復增長後，2012年經濟形勢又再度惡化。在持續低迷不振的“悶經濟”中，台灣民衆承受着薪資倒退、失業增加、房價高漲等各種痛苦，而年輕一代更是對前途與出路充滿焦慮。1990至2000年，台灣年平均失業率只有1%—3%，但2000-2010年昇高到4%以上，甚至一度逼近5%。大學生失業人數比例從1999年占全體失業人口的10.4%，昇至2009年的27.8%；與此同時，青年畢業後的失業期不斷拉長，失業周數已從過去的20餘周上昇到30餘周，畢業後找到工作的時間平均需要8-9個月。青年人成爲島内社會遭受經濟衰退衝擊最嚴重的群體，在强烈的被剥奪感籠罩下，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這是島内青年頻繁參與社會運動發泄不滿，且影響力越來越大的重要内在因素。

　　二、社會治理能力衰退

　　1990年代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啓動以來，在形式上逐步實現了西方政治理論所設定的民主制度，但受困於諸多因素，在實質内涵和效果影響上，却逐漸出現社會治理能力的衰退與政治發展困境，表現在：

　　第一，島内民粹主義泛濫，政黨治理無力問題日益凸顯。2000年以來，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後，在現有的選舉制度下，以國民黨龢民進黨爲兩大主要政黨的政黨政治模式基本確立。但是，在利益至上的選舉原則影響下，在“統獨”意識形態對立的情况下，兩黨惡性對峙，雙方在“立法院”中的對决成爲常態，導致議事進展緩慢。與此同時，行政官員在問責制度和選舉政治制度的框架内，爲了降低政治風險而大多選擇不作爲。這樣的結果導致了很多不良後果，島内不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無法順利處理重大問題，行政和政治運作效率低下，最終導致當局對社會的整體治理能力逐漸下降。

　　第二，政黨和制度的權威性下降，民衆尤其是青年人挑戰當局的能量不斷提昇。近二十年來，特别是2000年以來台灣政治體系呈現一種低效能運作，民衆對代議政治和政黨政治失靈感到失望、憤怒與無奈，導致島内政黨和現行制度的權威性均急劇下降。島内多個民調顯示，近年來，民衆對國、民兩大黨和主要政治人物均感到不滿，以至於兩黨的政黨支持度均不斷下滑，態度中立者大幅度上昇。同時，隨着民主化的發展，深入社區的民間力量、非政府組織快速興起，在政黨頻繁的“民粹主義”動員下，也呈現出高度的政治化，青年人從被動的配合參與者逐漸成長爲主動的組織參與者，挑戰當局的能量不斷加大，以至於各種社會運動此起彼伏。

　　三、“台灣主體意識”增强

　　近年來，參與島内社會運動的青年人主要是出生於1980年後的新一代，成長於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期，他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與台灣民主化過程、“台灣主體意識”形塑過程基本重合，是導致其出現“反叛”行爲和“反中”思維的思想根源。

　　第一，大多數青年人將敢於“反叛”權威和體制視爲“民主、自由”的表現，追求絶對的“公平、正義”。青年一代在島内政治民主化發展最爲急速的時期成長，視聽感官上充斥的是反對黨和媒體所宣揚的無限上綱的“民主、自由”，絶對化的“公平、正義”，以及各種“爲反對而反對”的聲音，缺乏真正的民主養成過程。這些在民主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人，對台灣的民主制度有着更强烈的優越感及認同，他們常常以遊行集會、表達意見、尊重人權、言論自由等形式來區分民主與非民主，劃分兩岸間的社會群體關係。以至於他們中不少人崇尚各種“反”，如“反權威”“反體制”“反中”，敢於衝撞和羞辱家長、老師、校方和各級行政官僚，而且一味反對中國大陸。

　　第二，“台灣主體意識”使許多青年人對大陸充滿排斥和偏見。台灣在民主化過程的同時强調“本土化”，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瞭高度膨脹、自我封閉、與大陸對抗的“台灣主體意識”。當前的島内青年一代在“台灣主體性”塑造的過程中成長，雖然不像他們的長輩有深刻的“仇共”心理，但對大陸却充滿了新的偏見和敵視，以至於滋生了“大陸政府專制獨裁不民主、大陸民衆粗鄙落後不文明，以及大陸霸權主義，對台武力威脅、國際打壓、要并吞台灣”等錯誤思想。

　　第三，“去中國化”教育和“台獨”思想形塑了部分青年人“兩岸兩國”的錯誤認知。1997年台灣實行“97課綱”後，中學歷史教科書改以台灣史爲核心，將中國史與世界史並列，青年一代在這種將“以台灣爲中心”“中國視同外國”的“同心圓”史觀下接受教育，逐漸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歷史觀。同時，在這一代青年政治認同形成的重要過程中，正是陳水扁執政八年竭盡全力地“去中國化”、瘋狂推行“台獨”政策的過程，其中一部分青年人也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兩岸兩國”等錯誤認知。

　　第四，新媒體時代片面和錯誤資訊的快速散播，促使青年人盲目參與社會運動。近年來，隨着新媒體的日益發達，島内青年人的信息來源主要依賴於新媒體，熱衷於利用移動新媒體平台，獲取和傳播大量碎片化、片面化甚至是錯誤不實的信息，對於傳統媒體如報紙、雜誌及其他平面媒體資訊基本“視而不見”，這導致其難以獲得系統、全面、正確的信息。

　　第二節　反媒體壟斷運動的過程

　　反媒體壟斷運動，又稱反媒體巨獸運動,是2012年由台灣各大學院校學生組成的“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與“901反媒體壟斷聯盟”推動的,以維護所謂的“新聞自由、反對媒體壟斷、防止大陸企業與台灣財團控制台灣媒體”爲主要訴求的學生社會運動。2019年6月後，反媒體壟斷運動再度被熱議，起因是6月上旬，香港發生一連串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活動，大量台灣報紙將相關事件放置於頭版報導，而一小部分媒體却對相關活動只字不提，令部分民衆感到台灣仍有媒體被大陸影響，拒絶報導大型反對大陸的群衆活動。於是6月23日在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舉行其所謂的“拒絶紅色媒體、守護台灣民主”遊行。

　　一、“黨政軍”勢力介入媒體

　　台灣在1990年代以前僅有三家電視台，分别爲台灣電視公司（台視）、中國電視公司（中視）與中華電視公司（華視），合稱“老三台”。當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由國民黨掌握“國家機器”，因此“老三台”雖然在名義上均是民營企業，均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設立，但實際上都具有官方經營，也就是所謂的“黨政軍”背景。20世紀80年代，台灣學者及民間社運團體也逐漸開始重視新聞媒體的自主性，認爲“老三台”的“黨政軍”背景可能使得第四權難以運作，加上自由化的思潮，因此在解嚴後逐漸出現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呼聲。1995年起，衆多民間社團開始發動“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利用街頭遊行、公聽會等渠道，對政府施壓，直到2003年陳水扁執政時期，“立法院”完成“廣電三法”中三項法律修正案，俗稱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在修正案中，規定政府、政黨不得捐助與成立新聞媒體。2005年，國民黨將中視股權出售給財團，政府建立公視集團，被視爲是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2008年，馬英九於大選中獲勝，國民黨重回執政。旺旺集團回台灣投資，先後並購中國時報集團中的《中國時報》《中天電視台》《中國電視》等，形成旺旺中時集團，並計劃繼續並購頻道業者。社運團體與學者張錦華、林麗雲、洪貞玲、林宗男、黄國昌等人，擔心台灣媒體財團化，財團跨媒體經營，造成台灣媒體壟斷。自2010年起先後反對中時、中天、中視並購案、旺中並購中嘉案，號召示威遊行等活動。

　　2010年，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在台灣創辦壹電視。同年，“立法院”通過“廣電三法”修正案，將黨政軍投資放寬至10%，再度引起“黨政軍”介入媒體的争議。同年12月13日，《中國時報》記者黄哲斌，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表“乘着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在文章中，陳述台灣媒體置入性行銷的狀况極爲嚴重，他因此决定離職。民間社運團體，號召第二次“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在阻止“黨政軍”勢力進入媒體之外，也希望規範台灣財團。

　　2011年1月12日，囿於社會壓力，“立法院”通過預算法增訂第62條之1條文案，要求政府、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公營企業，不得進行置入性行銷。但是此法律並没有規範民間財團，社運人士仍然對此表達抗議。

　　2012年，《華盛頓郵報》采訪旺中集團主席蔡衍明，在報導中指出，蔡衍明認爲“六四事件”並没有人死亡。此事觸怒了“民運人士”，因此王丹發起拒絶中時運動，餘英時發表聲明支持。因凱擘公司與中嘉集團等媒體業者拒絶讓壹電視進入有綫電視頻道，壹傳媒在聽证會中指控此事是因旺旺中時集團在背後阻止，隨後其也加入反對旺中並購中嘉案。從7月起，多個團體透過臉書發起反媒體壟斷活動，包括導演王小棣發起的“無力者結盟運動”，提出“你好大、我好怕”口號，希望大家拒看中視、不買中時。另有小兒科醫師彭裕弘與親子共學團發起人郭駿武在網絡發起“拒看與拒買旺中集團媒體”行動，同時發起“親子家庭拒旺中媒體”。

　　二、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發起抗議

　　2012年7月25日，黄國昌等人召開記者會，反對旺中並購中嘉案。記者會結束後，約有百餘名學生到“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抗議“旺中案”。中國時報集團報導部分參與遊行的學生是受雇出現，暗指學者黄國昌應該爲此負責。清大學生陳爲廷在臉書上指控《時報週刊》副主編林朝鑫可能與此事有關，《中國時報》與《中天新聞台》等以大篇幅報導回擊，引發“旺中案走路工事件”。

　　7月31日，包括台大、清大等30餘個學生社團，在網絡上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號召約700名學生聚集在中天電視台前，抗議“旺中案走路工事件”報導不公，表達對旺中集團的不滿，遊行口號爲“我是學生，我反旺中”，從而正式宣誓加入反媒體壟斷運動。

　　9月1日，近百個民間社團，在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主導下，發動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這些民間社團，組成901反媒體壟斷聯盟，共同推動反媒體壟斷運動。遊行隊伍在中國時報大樓集結，向旺中集團遞交抗議書，之後沿途步行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向政府提交陳情書。主辦單位估計參與全程遊行人數約有6千人，總參與人數超過9千人，警方估計約4至5千人，是台灣史上針對新聞媒體所發動的最大一次遊行活動，也是創下媒體議題促成台灣公民運動的第一例。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也參與其中，形成學運與社運結盟的形式。

　　10月16日，因壹電視無法在有綫電視上架，造成虧損，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决定將台灣媒體事業出售給中信集團辜仲諒、台塑集團王文淵與旺中集團蔡衍明等人。反媒體壟斷運動成員表態反對此項並購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介入。此外，他們也訴求制定《反媒體壟斷法》，防止媒體被少數財團控制。

　　11月25日，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在壹傳媒簽約前夕提出四點訴求：一、政府勿裝死、嚴審並購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主管機關，依照“國會”通過的八項决議，積極嚴審壹傳媒並購案。二、反媒體壟斷要立法：政府在完成《跨媒體壟斷法》立法前，不得通過任何包括本案的争議媒體並購案。三、反中國因素干預、要政府表態：反對中國因素干預台灣媒體自由，要求政府對此現象表態，提出應對之道。四、力保新聞自主、聲援壹傳媒工會：要求壹傳媒投資方立刻依照工會主張，簽訂《團體協約》及《編輯室公約》，保障新聞自主及基層工作者勞動權益。

　　11月28日，學者餘英時以親筆信聲援反媒體壟斷運動，表達對財團並購壹傳媒案的不滿。在信中，餘英時認爲此舉將會影響“台灣民主”。

　　12月31日，反媒體壟斷巨獸青年聯盟成員在自由廣場守夜静坐。

　　2013年1月1日，約四百多位青年學生，自凌晨三點起，由自由廣場移師凱達格蘭大道静坐，並拉起横幅進行示威抗議。

　　2013年2月20日，旺中案因未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2012年7月25日所提出的3項停止條件及25項承諾，旺中案因此失效。

　　2013年6月1日，壹電視經歷多個買主先後競争退出後，公告賣給號稱“有綫電視台三大霸主”之一的年代集團董事長練台生。

　　三、民進黨人士介入抗議行動

　　2013年1月1日，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提出四點訴求：反壟斷三法，國民黨勿阻攔；“公平會”勿閃避，立刻召開聽证會；説法要統一，“投審會”别落跑；政府要透明、進度要公開。1月8日，民進黨“立法院”提出“廣電三法修正草案”，經過1天的審議與討論後，9日下午將該案初審通過送出委員會，不需朝野協商，預計周五（11日）送“立法院”院會。草案中針對“落實媒、金分離”“設立外部獨立董事”“訂定編輯室公約”“外資對媒體直接與間接持股的比例不該高過60%”“系統業者向金融機構借貸不能高過30%”“有綫電視系統業者的財務狀况須公開”“垂直管制集合門檻至十分之一等”訂定規範。1月10日，民進黨提出“反媒體壟斷修正草案”，吴育昇代表國民黨表示支持民進黨提出的《廣電三法》修正案於次日完成三讀。台大政研所碩士生侯漢廷(國民黨青年團)、文化大學博士生林明正(新黨)、政大外交係碩士生王炳忠(新黨)等三位研究生，組成“中旺之心同盟”，至立院門口静坐，表達支持旺中案、反對修法的態度。但疑因對旺中集團、富邦集團、中信集團、台灣産險有影響。由國民黨“行政院”提名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中翁柏宗和謝焕干連夜召開記者會，批修法草案，並提出多項質疑，馬英九與“行政院”院長陳冲見面會商後，國民黨緊急暫停。1月11日，國民黨在“立法院”將民進黨版修正案由議程的第一案撤下，進行朝野協商，以議事程序封殺此案。青年聯盟人員到“立法院”進行抗議。

　　2013年6月18日，“新聞媒體自律協會”理事長成嘉玲、台灣報業公會理事長林聖芬、“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馬長生等三人拜訪“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提出陳情書，指出反媒體壟斷法對維護新聞媒體行業自主相關條文值得肯定，但部分條文却擴大規範、越權管轄，違反“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要求删除相關條文。成嘉玲説，過去新聞界爲争取言論自由，努力廢除出版法，如今“出版法”却借此法借屍還魂，令人無法接受。2013年6月21日，報載“媒體壟斷防制及多元維護法草案”（反媒體壟斷法）將媒金分離條款納入規範，不過經營有綫電視、電視購物的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以及聯邦銀行大股東、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將因爲相關配套條文包括“回溯條款”保留，導致相關配套措施不完整，成爲媒金分離的例外。2013年6月24日，報載（901反媒體壟斷聯盟）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中研院研究員施俊吉反駁，若《反媒體壟斷法》立法完成實施後，任何媒體事業都要遵守媒金分離，包括《自由時報》和聯邦銀行、大富媒體與富邦金控、旺中的國票金控與旺旺友聯，都有媒金合一疑慮存在，都要進行修正。“旺中集團看不懂法律！”“不知（中時）在吵什麽東西！”同時表示媒金分離有管制原則後完全不需要“回溯條款”。2013年6月，901反媒體壟斷聯盟發言人管中祥表示，6年多前在NCC成立時，包括“媒體觀察基金會”等多個公民團體就曾拜會NCC，盼制訂國内首部反媒體壟斷專法。他和聯盟的立場都是一致，也就是反媒體壟斷法應該“玩真的”，不該爲特定集團或打擊特定集團進行修法。並强調，有人指草案中訂定編輯室公約是“出版法復辟”，但這根本是顛倒是非，只有媒體老闆才不喜歡編輯室公約，不是記者，呼吁朝野政黨應信守承諾，希望“立法院”可以盡速通過《反媒體壟斷法》。

　　2018年5月19日，黄國昌以時代力量黨主席身份發表寫給就任“總統”2週年的蔡英文看的公開信，他説，“反媒體壟斷的立法，到現在連草案都提不出來”。

　　2019年，時代力量反對媒體壟斷，反媒體壟斷運動再度被熱議。6月13日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黄國昌在臉書公佈取得凱達格蘭大道的路權並正式宣佈“拒絶紅色媒體、守護台灣民主”活動權及“紅色媒體滚出台灣”遊行確定在6月23日下午舉行，遊行目的旨在驅趕親大陸的“紅色媒體”及避免其對台灣的影響、守護其所謂的“台灣民主與自由”及聲援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事後，台灣各界對反媒體壟斷運動紛紛表態：國民黨立法委員蔡正元在臉書發表看法，認爲反媒體壟斷是假議題，違反出版自由，反媒體壟斷人士只是被林榮三與黎智英爲個人商業利益煽動，大學生則淪爲跑龍套。

　　“前主席”蔡英文表示，“新聞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城墻。城墻破了，民主就會被淹没。旺中案之所以被重視，就在越來越多人警覺到，如果我們的傳播公器只集中在少數集團或個人手上，是令人憂心的，尤其當這個集團或個人並不願意信守傳播的民主原則，拒絶尊重新聞專業和倫理的時候，我們的民主自由就會一步步地遭受侵犯。這也是爲什麽所有的民主國家都設有嚴格的規定來避免媒體的壟斷，而她在黨主席任内堅持NCC必須駁回旺中案的理由也在這裏。”她説“如果政府没有意願也没有能力爲人民把關一個健全而自由的媒體環境，爲了我們的民主自由，更爲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只有自己站出來展現人民的力量。”她呼吁各界爲捍衛台灣的新聞自由挺身而出，踴躍參加“你好大、我不怕”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除了要求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撤回旺中案决議外，並檢討現行法規以防止媒體的過度集中與壟斷。對於國民黨在“立法院”阻擋“廣電三法修正案”，她表示，這種因財團而一夕生變、連夜翻盤的政黨很讓人失望。她認爲馬英九應該主導反媒體壟斷的修法，讓相關法律完備，不能對媒體自由没有全盤視野的看法，只是説他不介入個案。

　　“立委”鄭麗君等人則於“立法院”院會提案，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反媒體壟斷法》公佈前不得再通過任何媒體購並案，表示財團介入媒體事業經營，並透過雄厚之財力進行水平及垂直之並購，再借由旗下媒體公器私用，鉗制言論打擊异議者，已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傷害台灣民主。壹傳媒的購並案一旦通過後，其平面媒體的市占率將逼近五成，恐産生言論集中的問題。

　　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黄昆輝表示，國民黨對《廣電三法》的修正案出爾反爾、言而無信，還在學生們抗争後動用大批便衣警力及警備車尾隨學生，台灣已經不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代了，不要搞白色恐怖貽笑國際；而國民黨只有“一夜改革”，人民不能再寄望或期待，他呼吁全民要用行動來要求馬英九下台。台聯立委林世嘉强調“台灣團結聯盟”始終支持反媒體壟斷、媒金分離及召開法案公聽會。2016年11月21日，ETtoday東森新聞雲的直播節目討論台灣數位光訊科技宣佈購買東森電視事件，主持人賴憲政説，在新的媒體怪獸即將成形的時候，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團體到哪裏去了，“是不是應該站出來守護四年前的理念”；來賓台聯台北市議員陳建銘説，敬告曾經支持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民進黨，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腦袋，“别以爲執政了就不會有社會運動”。

　　時代力量宣佈於2019年6月舉辦“紅色媒體滚出台灣”遊行之後，前新北市市長朱立倫表示，台灣是言論自由的社會，不該因媒體的立場而抗議，認爲相關遊行干預新聞自由。

　　第三節　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特點及其影響

　　一、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特點

　　（一）學運與社運相結合

　　從運動主體搆成來看主要爲：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901反壟斷聯盟以及“中央研究院”部分院士與學者。7月31日，包括台大、清大等30餘個學生社團，在網絡上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號召約700名學生聚集在中天電視台前，抗議旺中案走路工事件報導不公，表達對旺中集團的不滿，遊行口號爲“我是學生，我反旺中”，正式宣誓加入反媒體壟斷運動。9月1日，近百個民間社團，在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主導下，發動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這些民間社團，組成901反媒體壟斷聯盟，共同推動反媒體壟斷運動。遊行隊伍在中國時報大樓集結，向旺中集團遞交抗議書，之後沿途步行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向政府提交陳情書。主辦單位估計參與全程遊行人數約有6千人，總參與人數超過9千人，警方估計約4至5千人，是台灣史上針對新聞媒體所發動的最大一次遊行活動，媒體議題首次成爲公民運動的觸媒。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與901反媒體壟斷聯盟共同走上街頭，形成學運與社運結盟的形式。

　　（二）第一次將“中國因素”設爲運動主軸

　　回顧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它對後續社會運動發展路徑所帶來的最爲關鍵的影響就是：這是第一場明確地將“中國因素”設定爲運動主軸的運動，且深刻地影響了2013年的反服貿運動及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在“901大遊行”前，社會上也普遍存在對“旺中集團成爲大陸傳聲筒、影響台灣的新聞自由”等可能性的憂懼，然而“中國因素”在當時依然尚未躍昇爲反媒體壟斷運動的主要軸綫，根據陳爲廷的回憶，正是在那場由他與林飛帆爲了商討應對旺中並購壹傳媒案而糾集的位於台大社會係館的會議中，他首次將提案“中國因素”納入訴求中。除此之外，“1126‘行政院’行動”的四項訴求也是陳爲廷在整理歸納鄭秀玲、黄國昌等學者所發展出來的反媒體壟斷論述後，匯整爲具體訴求並於會議現場提出的。從7月31日到9月1日大遊行，“1126政院行動”是反媒體壟斷運動第一次將“中國因素”明確地納爲訴求。

　　（三）以社群網絡爲主要串聯形式，組織内部由依賴异議型社團動員向高度組織化演變

　　相較於“野草莓運動”前後到2009年間各校園异議性社團普遍而言的慘淡經營，2010年時隨着越來越多青年行動者進入校園异議性社團與自治組織，原本各自經營校園基地的行動者開始在校園民主、學生權益等議題上進行跨校、跨地域的串連。2010年到2011年間，“野草莓運動”前既有的社群網絡以及運動後新出現的社群網絡在經過一定時間的各自經營與發展後，開始在學權、階級、農村、土地、環境乃至於國族等相關議題上有了密集的跨校、跨區串連與合作，無論校園與社會都成爲青年行動者生成、匯聚並形成社群網絡的場域。

　　到2012年，青年們所投入的社會抗争與社會運動的密度與强度都明顯高於過去幾年。在“反美牛運動”與“反漲學費運動”中，可以觀察到這些運動的青年組織者皆能高度掌握當前各校异議性社團的聯絡管道，能够通過聯繫各校社團“頭人”的方式達成迅速串連、動員的目的。從各校异議性社團的發展狀况以及各地社群網絡之間的連結强度來看，2012年時於各個領域進行實踐的青年行動者社群網絡之間已然形成一個更大的、成熟的、熟練於相互串連與彼此聲援的網絡。無論是該年的“反美牛行動”“反高學費運動”或“反媒體壟斷運動”都高度仰賴這個以校園學運社團爲節點所串起的網絡。

　　該年7月爆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是繼2008年“野草莓運動”以來最受媒體與社會大衆關注的由青年行動者所發動的社會運動。相較於過去幾年因應大型議題如“國光石化”“反美牛”“反漲學雜費”而出現的跨校學生、青年組織，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組織化”的傾向相當顯著。其内部又可以細分爲媒體組、行動組、討論組等等。由於許多之前不曾參與异議性社團的行動者，或者所謂的“素人”，在1126的守夜行動後開始積極參與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運作，因此“1126‘行政院’行動”與“1129公平會行動”結束後，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便開始進行進一步組織化的工作，包括搆思比較嚴謹的分工架構。但是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其逐漸失去與原本异議性社團之間的紐帶。

　　二、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影響

　　（一）推動反媒體壟斷立法，但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反媒體壟斷運動的一個重要主綫就是反媒體壟斷運動者圍遶旺中並購案和壹傳媒並購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介入，並訴求制定《反媒體壟斷法》，防止媒體被少數財團控制。2013年1月8日，民進黨立院黨團提出“廣電三法修正草案”，經過1天的審議與討論後，9日下午將該案初審通過送出委員會。草案中針對“落實媒、金分離”“設立外部獨立董事”“訂定編輯室公約”“外資對媒體直接與間接持股的比例不該高過60%”“系統業者向金融機構借貸不能高過30%”“有綫電視系統業者的財務狀况須公開”“垂直管制集合門檻至十分之一等”訂定規範。2013年1月10日，民進黨提出反媒體壟斷修正草案，吴育昇代表國民黨黨團表示支持民進黨提出的《廣電三法》修正案於次日完成三讀。但疑因對旺中集團、富邦集團、中信集團、台灣産險有影響。由國民黨“行政院”提名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中翁柏宗和謝焕干連夜召開記者會，批修法草率，並提出多項質疑，馬英九與““行政院”長”陳冲見面會商後，國民黨緊急暫停。1月11日，國民黨團在“立法院”將民進黨版修正案由議程的第一案撤下，進行朝野協商，以議事程序封殺此案。就反壟斷本身來講是極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却在各種勢力集團的影響下，披上了沉重的“政治外衣”。以至於反媒體壟斷立法“雷聲大雨點小”，甚至“胎死腹中”。2018年5月19日，黄國昌以時代力量黨主席身份發表寫給就任“總統”2週年的蔡英文看的公開信，他説，“反媒體壟斷的立法，到現在連草案都提不出來。”

　　（二）開啓“反中國因素”元年，日益影響後續學（社）運

　　回顧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它對後續社會運動發展路徑所帶來的最爲關鍵的影響就是：這是第一場明確地將“中國因素”設定爲運動主軸的運動，且深刻地影響了後續的學運和社運。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隨着兩岸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逐漸互相開放，台灣資本開始逐漸進入大陸，兩岸在經濟上的關係日益緊密。90年代後期，大陸經濟不斷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台灣却不斷推行“去中國化”教育，“台灣主體意識”和“台獨”思想逐漸成爲民衆的“主流價值觀”，這就導致大量民衆在部分“緑營團體”、媒體和學者的誤導和煽動下，極易産生“反中”“恐中”心理。因此，當反媒體壟斷運動爆發時，“反中國因素”就被定位了運動主軸。“旺中並購案”“壹傳媒並購案”，看似是維護台灣新聞媒體的多元化和新聞自由，實則是反對蔡衍明及其旺旺集團背後的大陸。事實上，台灣已進入多元化的新媒體時代，單一媒體壟斷市場已不可能，所謂“反媒體壟斷”根本上就是假命題，民進黨用意是以“反媒體壟斷”爲名，肆行“反中國因素”之實。反媒體壟斷運動被昇級爲泛政治化的“反中國因素”運動，“獨派”甚至上綱上綫爲“統獨之争”、關乎台灣的“國家安全”。此後，台灣學運界和社運界更是呈現庸俗化趨勢，只要涉及大陸問題，不管對台灣是否有益，堅决奉行“反中國因素”，台灣學運和社運成爲了“逢中必反”，妖魔化中國的“反中”運動，例如，後來爆發的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2015年的反亞投行行動。

　　（三）“政府”公信力下降，島内“民粹主義”興起

　　在經歷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後，台灣經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曾經的“亞洲四小龍”逐漸名不副實。經濟上的不景氣，隨之帶來的是通貨膨脹、民衆失業等社會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台灣也開始仿傚西方，開啓政治民主化歷程，力求建立一個更加高效、有力的政府，但是機械地照搬照鈔不僅未達到預想的目的，反而在實質内涵和效果影響上大打折扣，逐漸出現社會治理能力的衰退與政治發展困境等問題，特别是面對經濟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時，顯得更加力不從心。民衆對代議政治和政黨政治失靈感到失望、憤怒與無奈，導致島内政黨和現行制度的權威性均急劇下降。台灣島内多個民調顯示，近年來，民衆對國、民兩大黨和主要政治人物均感到不滿，以至於兩黨的政黨支持度均不斷下滑，態度中立者大幅度上昇。一方面是台灣社會危機頻發、社會矛盾日益尖鋭，另一方面是代議制民主的低效運作和政黨政治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深深的無力感，致使“政府”權威不斷下降，加之在民主化的影響下，各種民間力量和非政府組織快速興起，且日益呈現出高度的政治化。在此影響下，越來越多台灣民衆開始選擇走上街頭，通過集會、遊行的方式表達意願。2012年以後，學運和社運的爆發頻率也呈現不斷上漲趨勢。

　　反媒體壟斷運動發展到後來逐漸演變成爲大規模的“表態嘉年華”，青年學子在各地手舉“反媒體壟斷，拒絶中國黑手，捍衛新聞自由”標語進行攝影，然後再上傳到網絡進行串連。串連的照片，不只來自島内，也來自海外各地；照片的主角，不只是台灣人，也包括喬姆斯基在内的諸多外國人。原本意在動員群衆的社會運動，變成動員相機、攝影機的拍照運動與網絡運動。究竟媒體與壟斷之間的關係如何？反媒體壟斷的實際意義爲何？這些問題不再是運動的主軸，却變换成爲大量極簡化的標語照片表態，似乎串連的人數愈多、累積的地點愈多、願意合影的外國人愈多、影中主角的名氣愈大，“反媒體壟斷”大業就取得了空前的勝利。

　　反對旺中的各股勢力與媒體，以鋪天蓋地的方式宣傳台灣這場反媒體壟斷運動，對於反對“反旺中”或反對“反中國因素”的聲音施壓，只準“反中者”擁有言論自由，無疑是以“壟斷”信息的方式來“反壟斷”。“反旺中”不是什麽反媒體壟斷和維護新聞自由，而是“反中國因素”。喬姆斯基的標語照片風波，更加説明瞭這場運動參與者以資訊不對稱的手段去“壟斷”外國著名學者，再以相關照片動員支持群衆，並“壟斷”不知情的民衆。如此做法，反而突顯誰才是真正的信息壟斷者。如果不能深化運動的内涵，説不清楚運動的目的，那麽這場反媒體壟斷運動只能淪爲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集體焦慮與壓力的宣泄。

　　風波過後，許多參與的學者與學生紛紛跳出來自我辯護，死守“反壟斷”的大旗，要求論者不要給他們貼上“反中國”的標籤。如同台大政治係石之瑜教授在《台灣社會運動的帝國内涵》一文所質疑的：“要對抗媒體壟斷，這些年輕的社會運動家是只見秋毫，不見輿薪。壟斷台灣新聞、新聞學、新聞技術的主要來源是這些買主嗎？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混在一起反對，充其量是在爲美國的繼續壟斷當清道夫，爲自己的依附與空洞遮醜”。

　　在旺旺集團收購媒體之前，難道台灣就有“真正的新聞自由”？台灣師範大學大衆傳播研究所教授陳炳宏給了我們事實的真相：“解嚴前後，民衆對無綫三台貧乏的電視節目都深感不滿，非法第四台便成爲滿足人們電視需求的主要來源，而當時第四台主要經營者大多是地方各種勢力人士，包括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但是隨着有綫電視法在1993年通過，合法有綫電視系統因具備資本密集與巨額投資的特性，原經營者或想獲利了結，或有意募集更多資金以永續經營，這些因素都讓企業集團有機可乘，而當時積極介入有綫電視産業的企業包括東森、和信、太設、太電等，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不過大約從2003年起，在地集團擁有的有綫電視系統即逐步被包括澳洲星空傳媒、美國卡萊爾、澳洲麥格理、韓國安博凱在内的外資集團所入股及並購，形成外資集團掌控台灣有綫媒體的外資時期。這個態勢直到2009年當富邦集團所屬“台灣大哥大”宣佈以新台幣568億元收購凱擘有綫電視後，在地集團才又從外資手上重新奪回有綫電視經營權。”

　　此外，台灣反旺中運動參與者最常使用的理由，就是他們認爲旺旺集團跨足平面媒體、無綫電視、有綫電視、系統業者的“跨媒體經營”行爲，是壟斷新聞媒體、造成媒體集中化，並稱之爲“媒體巨獸”。運動支持者對旺旺集團的並購行動憂心忡忡，而對其他的“跨媒體經營”視而不見。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並購中嘉公司案，本是一個單純的商業並購案，過去也有多個類似的媒體並購案，並没有引起争議，更没有反對聲音，均順利通過審批。爲何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並購案會引來强烈反對？這顯然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事件。關鍵在於並購者是在大陸崛起的旺旺集團，老闆是大陸知名台商，是所謂與大陸及馬當局關係要好的蔡衍明，還在於蔡衍明明確表達“認同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立場。因此，這便引起以民進黨爲首的“緑營勢力”的强烈反對與抗議，讓原本單純的企業並購案不僅無法審查通過，還變成一個敏感的媒體事件與政治事件。9月1日的“反媒體壟斷”遊行雖然以媒體人士與學生爲主，但民進黨扮演了政治干預的重要角色。

　　“反媒體壟斷”是假議題。在台灣媒體與新聞自由化的今天，根本不存在媒體壟斷的事情。在台灣政治社會對立下，存在典型的所謂“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尤其是所謂的藍緑媒體。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下屬媒體只是台灣衆多媒體的一小部分，市場佔有率並不高，何來媒體壟斷？

　　除了微軟之外，其他美國財團的媒體事業版圖更是驚人：美國在綫時代華納公司，是目前美國最大的媒體集團，旗下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有綫電視新聞網（CNN）、HBO……；維亞康姆公司旗下擁有ESPN、MTV、Nickelodeon、Showtime……；新聞集團旗下擁有FoxTV、《紐約郵報》《旗幟週刊》……；紐豪斯集團旗下有12家電視台、87個有綫電視網、《星期日》《大觀》《紐約客》《時尚》《名利場》……。上述提到電視頻道與平面媒體幾乎在世界各地都有上架，台灣的閲聽大衆對這些媒體並不陌生，但它們幕後的老闆却都是極少數的龐大媒體集團。在美國主導的世界“自由市場”之下，“多元選擇”只是表象，台灣民衆每天接收到的信息，都被幾家全球性跨國媒體“巨獸”“壟斷”，對於信息的“選擇”也是被這幾只“巨獸”掌控。

　　因此，台灣的“新聞自由”從未存在過，全球的“新聞自由”也未存在過。台灣的媒體有“藍資”“緑資”“美資”“歐資”“澳資”等等，他們自以爲擁有的“多元信息”與“新聞自由”，只是資本家與世界霸權的傀儡、傳聲筒。

　　台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對上述問題全部充耳不聞，唯獨對旺中集團緊咬不放，唯獨只對“中資”感冒。在此情形下，具有進步意義的“反壟斷”，却變成了爲其他資本家與政治勢力涂脂抹粉的反動工具——只排除“中國因素”，而爲“美國因素”等霸權力量的引進大開緑燈。歸根到底，這不過是一場以“反壟斷”爲號召，骨子裏則是反中勢力的大集結，對兩岸和平交流新局面的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