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與政治文化的内涵核心

　　文化是一個大概念，它包括人類積累的語言、文字記録的各種形態的文學作品和對歷史的記述，包括不同的價值觀。而政治文化是有關國家政治系統的信念、象徵和價值及運作機制的組合，包括人們看待政府運作的價值觀體系，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國民、公民的權利，以及各種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和監督等。中國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孟子提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民本思想，唐朝的宰相魏征提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治國理念。因此筆者認爲，中國的政治文化就是中華民族歷史演進中形成的、並爲國際法認可的關於國家主權價值觀，主流社會共同認可的道德觀，對中華民族歷史的認同感和歷史的自豪感。

　　對於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主要涉及的政治文化核心是，在國際社會中，哪一個政治實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實體，涉及政治文化中的國家主權，即如何認識中國當代歷史中的國家政體的更替問題，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哪個政治實體代表了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14億中國人的根本利益與發展遠景。今年的台灣雙十節，蔡英文在講話中説，“雙十節”是“我們共同擁有、共同捍衛、共同傳承”的節日，她還把這一天的英文名稱改成了“TaiwanNationalDay（台灣國慶日）”，這是借英文改名搞文化“台獨”，實質是搞“一中一台”。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會見時明確表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没有逥旋的餘地。國家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而對南海島礁的争端，鄧小平提出了“擱置争議，共同開發，主權在我”的主張。在兩岸關係問題上，他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基礎上，什麽問題都可以談，包括國名問題。可見，他是認爲，國名與國家主權是不同的，是可以分開處理的。

　　現在有一種輿論，要大陸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參加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實際上是要大陸居民放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可，轉而承認中華民國。這是一個政治陷阱。

　　1993年4月的汪道涵與辜振甫在新加坡的會談在中國當代歷史中具有重大意義。最主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兩岸的談判代表認可了海峽兩岸同屬一中，這也是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與事實。但是在哪一方代表中國，雙方分歧很大，從而也留下了一個核心分歧。這正是當前兩岸關係中的核心焦點問題。這個問題不解决，兩岸最終實現統一難以完成。而中國不能完成國家最終統一問題，何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筆者認爲，從國際社會的認可和中國近代歷史以來的演變，是能够解决兩岸關係中，哪一個政治實體更能代表中國的問題。

　　二、國際社會認同一個中國的代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國家能够從其他國家獲得越多的外交承認，它就越能够維持它的主權與合法性”，2023年10月17—18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外交部長王毅説，參加第三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國家有151個，41個國際組織，註册人數已超過1萬人，可謂萬人盛會啊！台灣媒體評論，世界三分之二的國家到一個國家去參會，世界歷史上絶無僅有，體現出當代中國的國際地位。

　　1972年的聯合國大會通過的2758號决議，代表了國際社會的共識，已經解决了一中的代表問題。决議要從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驅逐蔣介石集團的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席位，這就是國際社會的共識。《環球時報》2023年7月27日報導，美國衆議院日前通過了所謂的“台灣國際團結法案”，該法案稱聯大第2758號决議並未處理台灣與台灣人民在聯合國或任何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也没有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關係上表明立場，因此要求美國呼吁各大國際組織，扺抗“中國大陸扭曲台灣”的行爲。這是美方近來第三次通過涉台法案，是違背2758號决議的國際社會共識，粗暴干涉中國内政的行爲。美國國會罔顧國際社會的共識，説聯合國2758號决議没有解决國家代表問題，是把頭埋在沙堆裏的鴕鳥政策。

　　在當今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有182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洪都拉斯是2023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第182個國家。這一數字表明瞭國際社會絶大多數國家承認一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包括台灣在内的14億中國人的唯一合法代表。目前“台灣當局”僅剩13個所謂的“邦交國”，分别爲瑙魯、帕勞、圖瓦盧、馬紹爾群島、伯利兹、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危地馬拉、海地、巴拉圭、聖盧西亞、聖基茨和尼維斯、斯威士蘭、梵蒂岡。

　　中美關係中的三個聯合聲明，也都承認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基辛格在1972年中美上海談判中，他的貢獻在於他提出了一個表述方案：“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持异議”。1978年12月15日（美國時間16日）的《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再次確認這一立場。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解决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這完全是中國的内政。美國政府聲明，在1979年1月1日通知台灣結束外交關係，美國同台灣之間的“美台防禦條約”也將在一年後予以終止，並在4個月内撤走在台灣的軍事人員。這表明，美國政府接受了中國一貫堅持的中美建交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但是，就在卡特政府任内，美國參衆兩院在1979年3月搞了一個“與台灣關係法”，並在4月經總統批準，用美國國内立法的方式，在中美宣佈建交之後仍留下干預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尾巴，凸顯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實用主義。

　　在美國繼續對台灣軍售的情况下，在中國政府堅决反對下，中美又在1982年8月17日達成《中美八·一七聯合公報》，美國承擔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結束對台軍售的義務。美國還表示，它無意侵犯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内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但是後來兩國關係發展的現實説明，美國是言而無信的。

　　現在美國拜登政府更是變本加厲，要開歷史倒車，從國内單方面立法，否定過去美國尼克鬆政府和卡特政府的關於一個中國政治承諾，這只能説明，美國爲了達到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改變立場，爲自己的霸權私利，扶持“台獨”勢力，破壞亞太的和平穩定。國家無信，只靠强權，何以立信於世界？

　　三、政治體制變化與國際法主體的關係

　　從歷史的長河看，國家的政體和國際法主體地位也是隨着國内形勢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而動態地變化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奥斯曼帝國、奥匈帝國、德意志帝國解體，沙皇俄國被推翻，誕生了新的蘇維埃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相繼解體，新興民族國家大量崛起。冷戰結束後的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出現15個主權獨立的國家。1992年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解體，分離爲6個國家。蘇聯與南斯拉夫的解體，都增加了國際社會的新的成員，並加入聯合國成爲聯合國的成員國。捷克斯洛伐克在冷戰後和平分手，成爲兩個主權國家。但是從中國歷史看，盡管歷經王朝更替，國家政體多次變化，但中華民族積累起來的價值觀道德觀，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歷史，都是主觀認定世界上一個中國的國家主體地位。

　　以法國歷史爲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國家的政治體制多次發生變革，從法蘭西王國，1789年建立法蘭西共和國，拿破侖上台之後建立了拿破侖帝國，在1812年拿破侖帝國瓦解之後，法國回歸法蘭西王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體。無論法國政治體制如何變化，領土範圍幾多改變，法國只是一個國家主體的事實没有改變。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必須承認並尊重中國近代歷史以來的沿革。在1945年中國取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争勝利之後，建立聯合政府是舉國上下的願望。爲此，毛澤東接受蔣中正的邀請，赴重慶參加國共兩黨的談判。雖然達成了雙十協議，但是很不幸，這一協議被蔣介石政府所推翻，從而開始了第三次國内革命戰争。經過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國歷史命運的大决戰，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蔣介石集團不得不在1949年12月敗退台澎金馬一隅。蔣介石集團曾經幻想藉助朝鮮戰争機會反攻大陸，但美國杜魯門政府堅持戰争範圍限於朝鮮半島，不允許蔣介石集團插手朝鮮戰争，更不要説反攻大陸了。當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經過五次戰役和金城戰役，將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緑江邊推回到三八綫以後，並於1953年7月27日簽訂了朝鮮臨時停戰協定，蔣介石集團雖然還堅持中華民國的國號及領土範圍，但再也不輕言反攻大陸了。反而是兩岸通過秘密渠道商談國家統一問題。如果不是大陸發生十年的“文革”動亂，兩岸的和平統一早已經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功蓋千秋的偉業了。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也給兩岸關係帶來了可喜的變化。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决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呼吁兩岸就結束軍事對峙狀態進行商談，盡快實現“通商、通郵、通航”。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指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國家實現統一的大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82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代表中國共産黨、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向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實現台灣回歸祖國，和平統一的九條政策》（簡稱“葉九條”）。在此基礎上，鄧小平總結出“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並經1982年12月的五届五次人民代表會議决議，寫入國家憲法，成爲大陸對台政策的根本依據。2005年3月，大陸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從國家立法層面對“台獨”勢力形成震懾的法律。

　　四、兩岸必須認同“九二共識”的核心是一個中國

　　1992年10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在香港商談，就海峽兩岸事務性（公證書使用）商談中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堅持一個中國”的共識。2000年時任台灣陸委會主委蘇起總結爲“九二共識”。1993年4月，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經授權，在新加坡舉行兩岸授權民間機構領導人的會談，達成四項協議。1995年1月，江澤民總書記提議：“我們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先就某些問題交换意見，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李登輝對兩岸領導人會面提出許多大陸難以接受的條件，如“要在國際場合”“要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等。爲了避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大陸方面對台灣方面的過分要求没有答應。2000年5月，陳水扁上台後，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兩岸會談的政治基礎，兩岸領導人也就失去了會面的前提條件。1979年以來，大陸積極倡議“三通”。2008年5月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在台灣主政以來，直到2012年馬英九第二個任期的總計8年時間，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兩岸“三通”得以實現，兩岸經濟交流不斷深入，海協會和海基會恢復商談，簽署了23項協議，各階層的互動日益頻繁。2014年兩岸交流約800萬人次，每天往來於兩岸的航班近120多個。這爲兩岸關係的突破打下了强大的經濟基礎龢民意基礎。

　　兩岸交流進入深水區，兩岸領導人共商和平發展的大計，是推動兩岸保持良性互動的關鍵舉措。由於台灣方面的嚴格限制，大陸領導人多次表示願意與台灣領導人會面没有成行。馬英九一直小心謹慎、提出在國際場合會面等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曾在福建工作，與台胞接觸頻繁。他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强調“兩岸一家親”，“着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决，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馬英九的回應是：“我們的基本態度是，如果兩岸領導人要會面，一定是在我方有需要、人民能支持，同時是在一種對等尊嚴的狀態下才有可能。”兩岸領導人會面已經有了政治基礎，就是“九二共識”。爲顯示平等地位，兩岸領導人又都有意會面，故選擇新加坡作爲見面地點，此前有先例，曾是1993年“汪辜會談”的地方，體現了對等包容、相互尊重。2015年11月7日，兩岸經歷66年的風風雨雨，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第一次握手，在兩岸關係發展中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進程，爲兩岸化解歷史恩怨、共謀中華民族長遠發展大計，留下歷史濃重的一筆。

　　隨着蔡英文上台以來，不斷在“台獨”道路上挑戰大陸的底綫，大陸輿論對原來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相應調整的呼聲昇高。實際上，大陸方面爲了打擊“台獨”和國際反對中國統一的勢力，始終没有放棄使用武力的手段。因此，實現兩岸之間的完全統一，未來方式的前景，可以是和平統一，也可能是武力統一，最終方式的選擇，完全要根據島内“台獨”或“台獨”力量觸碰反分裂國家法的紅綫具體情况而定。

　　國家的統一大業勢不可擋，任何外部勢力也無法阻擋，蔡英文當局要挾洋自重，以武拒統的圖謀不可能得逞。島内的緑藍白政治競選人也不要企圖在台灣地方選舉中兩面下注，藉助西方大國提昇自己選票。兩岸認同一個中國的核心焦點，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兩岸都屬於一個中國。據台灣“獨家新聞網”10月17日報導，馬英九美東時間16日下午，在美國紐約大學發表演講，建議美國與國際社會應鼓勵兩岸和談，敦促台灣執政者尋求與大陸回到共同政治基礎“九二共識”，避免戰争，而非讓台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他還説，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表明，兩岸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一個中國。中國的完全統一，外交與國防必然統一，台灣不可保留外交權，島内的軍隊必須改編，這是大陸對台灣政策的底綫。島内各派政治力量候選人必須認清這個底綫，切不要把大陸對台灣同胞的各種善意政策當作是可以切割的蛋糕。是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國家最終的統一的促進派，還是做拖延統一的拖派，還是搞“一中一台”的獨派，關鍵還是在台灣執政者觀念的轉變，也在於台灣的選民在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中，投給贊成“九二共識”的候選人，還是選擇堅持“台獨”立場的人。筆者認爲，只有承認中國近代以來政治體制改變的歷史，承認中國政治文化的變遷，認清國際社會關於一個中國的大勢，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才能真正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實現“一國兩制”的政治安排。

　　作者係外交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