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Th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是中共二十大提出的概括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的總括性概念，是民族復興的方法論，也是人類和平發展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徵，其中特别凸顯“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涉及中國道路的規範屬性及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根本準則。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特别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理論上，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人類文明多樣性和現代化道路多元性的肯定與證明，要破除美國至上論和“歷史終結論”對現代化的真理壟斷與制度壟斷；實踐上，中國式現代化經過百餘年奮鬥已經形成了較爲完整的觀念與制度體系，以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方式展現於世界，成爲非西方國家探索與追求現代化新路的榜樣及範例。中國式現代化，因其文明基礎、實踐體量與世界體系的搆成性特徵而自成一體，爲人類和平發展及文明新形態帶來道德新解和實踐新希望。

　　本文即擬以中國式現代化作爲人類和平發展新範式與制度性道路探索爲論述主綫，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歷史經驗與演變、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價值觀與實踐連續性、中國式現代化的王道屬性與反霸權鬥争以及“一國兩制”的和平發展新趨勢等層面展開論述，最終證明中國式現代化對於人類和平發展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規範建構意義及實踐推動作用。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經驗及歷史接力

　　中國式現代化作爲概念是晚近建構形成的，但作爲歷史意識與歷史實踐則是從中國近現代史開端即展開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前史及其歷史經驗，是我們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内涵和實踐的關鍵基礎。

　　以1840年爲歷史原點的中國近現代史，是古典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體系性損益過程，包含了觀念與制度的重大裂變及中國文明的歷史性回歸。“兩個結合論”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這一回歸的政治思想標誌。在這一百餘年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呈現出三個層面的典範進展與累積演化：其一，物質現代化，以洋務運動爲代表；其二，制度現代化，以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爲代表；其三，文化現代化，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爲代表。

　　從物質到制度再到文化，是1840年近代史展開以來中國對西方現代化認知逐步深化的體現，也是中國嘗試和選擇不同現代化道路與方案的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經驗更多表現爲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碰撞、衝突與融合的復雜麵向，並呈現出前後接力的歷史實踐特徵。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價值觀與實踐連續性

　　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基礎與西方有别，是堅定的和平發展主義。西方現代化有着一套近似完美的話語體系和歷史學加以美化與合法化，這是西方整體霸權的精神支柱。但事實勝於雄辯，西方現代化在手段上訴諸“戰争、殖民、掠奪等”，這搆成了西方近現代史的顯著綫索。

　　西方的這些暴力和不正當的手段不僅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存在，在西方内部不同國家之間亦存在無休無止的霸權争奪甚至引發世界大戰。西方現代化内含的衝突基因和征服基因是其自身文化與制度無法克服的，並經由殖民化和全球化過程傳染到全球體系之中。即便是二戰之後逐步實現了非殖民化，但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仍然存在，美西方霸權仍然以多種方式支配着曾經的殖民地與發展中國家。所以，西方現代化的“老路”性質是暴力的和缺乏道德的，是“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的，其實踐後果則表現爲普遍的“深重苦難”。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在努力克服西方殖民化過程帶來的共同苦難和壓迫，另一方面又在積極探索自身和人類現代化的更好道德基礎和實踐路徑。

　　與西方現代化的價值基礎和實踐後果相比，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和平發展的價值内核與實踐理性，其規範依據與實踐連續性體現於以下四個方面：第一，中國文化的和平基因與協和萬邦的普遍秩序理想；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和平國際法”意義；第三，改革開放對和平發展的價值錨定與制度實踐；第四，改革開放的世界觀就是和平發展的世界觀；第五，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存倫理與和平價值。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王道屬性及反霸權鬥争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西方殖民化與全球化的霸權語境及壓力下展開的，其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需要面對來自霸權體系的挑戰與破壞。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自主性格、主權屬性及對人類和平發展的體系性貢獻，美國霸道盡顯，從而造成中美關係由“接觸”向“脱鈎”的激烈波動和危險演變。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全球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深刻、不可逆地演變，叠加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及俄烏戰争的持久化，更使得中國式現代化面臨“最後一公里”的極限壓力。

　　在中國的長期文明史上，“王道”與“霸道”成爲激烈競争的治理哲學與施政路綫。“王道”確定了“天下有道”，而“霸道”標誌着“天下無道”。故天下之理想治道，在於“王者興”，在於“王道”規範的認同與多元力量的整合。王道秩序，因而成爲“協和萬邦”的理想性秩序，其中融貫的是和平、共生、安全及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理性秩序思維與國際法精神。“霸道”在中國文明秩序中盡管並未完全退場，甚至以“法家”形式得以合法存留，或者轉化爲“霸王道雜之”的中國式君主論與君主心術，但整體而言，中國的治道原理與具體秩序是以“王道”規範及其制度化爲根本的。“王道”内含的普遍價值論與和諧秩序論，雖經慘烈的近現代革命與激進變革，其道德内涵與實踐方式大有更新，但道義立場和理想政治追求仍居主導。“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題，仍有“王道政治”的道義和理想根基。

　　中國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王霸競争”已經展開，日益深化和激烈化，具有文明衝突和權力競争的多重意涵。中國式現代化是基於和平發展價值觀和多邊主義哲學的，與美國式現代化及其霸權體系存在差异和競争性。“兩個體系”的全球治理裂變，並非虚言。美國的民主全球化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西方“地理大發現秩序”在道德與制度上的巔峰，也是其霸道治理的極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美式民主的霸道异化以及“長臂管轄”的規則悖反，暴露了西方整體治理的道德虚弱性和實踐矛盾性，帝國的“豐厚遺産”日漸消磨。而中國之“王道”及其當代條件下的現代化轉化，代表了來自東方的和合智慧、天下秩序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超級規模治理理想，或可成爲西方民主霸權及其國際法秩序异化的治療方案與替代性願景。中國式現代化的王道規範屬性是對人類和平發展事業的道德支撑和力量支援，是對霸權主義與强權政治的規範性制衡與鬥争。

　　四、二十大、時代性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前景

　　十八大以來的新時代，就其哲學本質而言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奠基與普遍化，也是和平發展道路之制度性探索的重大突破，具體而言存在如下面向和特徵：

　　其一，自主性。新時代的中國真正在精神上回到了自身，回到了中國文明基礎和政治自足的體系之中。百年黨史的紅綫與主題是爲中華民族謀復興，爲中國人民謀幸福，但具體的復興和幸福的標準及其實踐路徑却存在争辯性和多元性，這是黨内鬥争的歷史根源。在建黨百年的决議中，我們可以清晰掌握中國共産黨致力於民族復興與人民幸福的思想鬥争與制度實踐過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强起來”的連貫實踐邏輯，其背後分享着一個共同的歷史大邏輯，就是中國的自主現代化與自主文明道路。自主性邏輯貫穿新時代的一切堅守與創新，是新時代基本精神的核心要素。這也是對百餘年來“全盤西化”“西式現代化”“歷史終結論”“美國中心論”等强大而誤導性的意識形態要素的哲學清理和排除，是中國共産黨與中國人民之歷史與政治心智穩健成熟的標誌。

　　其二，民族性。民族復興是整個近現代中國文化與政治精英的集體意識和奮鬥主旨，八二憲法序言就是民族復興的宣言書龢民族志。新時代的民族性意味着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决定性和解以及對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守護。民族性是中華民族自愛自强的精神根據，是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之有機性與團結性的規範基礎。一個民族首先要有集體的自我意識，才能够實現文明承載、人民幸福以及建立與外部世界的平等與相互尊重的關係。民族性是新時代的文化與政治的最可靠依據，是中國走向世界的背景與基礎。民族性是愛護自身民族而又與其他民族平等友好相處的良性要素，需要極力避免兩種傾向：自卑的民族性，導致崇洋媚外與喪失自我；自大的民族性，導致極端民族主義和霸權主義。新時代的民族性是中國與世界的精神友好紐帶，並以和平發展爲共同價值。

　　其三，現代性。新時代的基本時代意識是現代社會，是一個尊重文明與人性尊嚴的自由共同體，也是德性共同體。現代性是人類文明的啓蒙成果與實踐框架，中國從中受益極大。中國文明與現代性存在内在溝通性與實踐支撑性：一方面，中國百餘年的現代化實踐汲取和轉化了大量來自西方的現代性思想、制度與技術成果，這一進程仍未終結；另一方面，中國並非模仿和尾隨性質的後發國家，而是具有自身文明根基、超强現代化學習能力與政治組織能力的偉大國家，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文明的現代性與中國政治的自主道路，是中國對現代性體系的價值貢獻和制度貢獻，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結構增量。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現代性爲前提與依據，是價值與實踐的有機統一體。

　　其四，世界性。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而是有民族認同的文明國家，在精神本質上是一個世界歷史民族。早在與西方廣泛接觸之前，中國就以天下體系的哲學與政治實踐而創制出偉大的、超越民族主義的區域共同體秩序，對東亞及周邊文明的自覺與發展做出了“軸心”貢獻。“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新天下主義，是中國對全球治理秩序與新國際法秩序的積極思考與實踐，也是新時代的精神標誌物和長期的實踐命題。西方的現代性與國際法走不出“冷戰”魔咒，中國的新天下主義的世界性或許可能是人類實現永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更優選擇。這是新時代的世界性的偉大意義與前景所在。

　　中國式現代化藍圖喜人，和平發展前景可期，世界各國多有期待和支持，但未來進程的風險環境必須清晰研判和應對，才能做到篤定前行，行穩致遠。這些相關的風險環境因素包括：其一，兩岸完全統一與台灣回歸，這是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當然指標，但可能引發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直接衝突和全體系制裁的來臨，台灣存在“烏克蘭化”的現實戰略風險，佩洛西竄台和台灣政策法的推進就是危險信號；其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穩定性波動，這是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以來西方制裁孤立香港的某種後果，是對“一國兩制”之國際條件的損害，“香港牌”是否繼續昇級，美國會否對香港進行終極制裁，任何極端後果都不能輕易排除；其三，國内政治安全與社會分配的正義性，這涉及對黨的領導的理解與認同，以及對社會財富的公平分享，如何從政治上“知行合一”地發展出真正系統化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與規範的法治體系，如何從政策上回應和解决貧富分化和社會公平的一系列問題，近期圍遶“人民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争論表明中國内部的正義路綫之争並未結束，二十大之後仍會繼續；其四，烏克蘭戰争與世界和平秩序的衰落，這是中國面臨的世界體系劇烈變遷的挑戰，中國相對穩健的平衡外交如何適應激烈昇級的烏克蘭戰争及全球秩序的演變，中國又如何抓住此次危機擴展國際影響力和制度建構能力以確证中國對人類和平發展事業的持續性貢獻，這些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是世界對中國的一個考驗；其五，“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風險與綜合收益問題，這是中國展開其新天下主義的關鍵戰略路綫，但面臨着知識不足與安全環境不穩定的重大挑戰，也面臨着來自美西方的對冲和破壞，我們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條全球化的新路，顯然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未來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和平發展道路的制度探索將面臨一系列的内外鬥争和思想創造的挑戰與契機：民族復興如何獲得外部世界的恰當理解與接受？與美西方的世界體系鬥争如何有理、有節、有利地展開？中國對自身文明的和解與回溯如何開出思想性的新篇章，爲自身及人類提供和平發展的整合價值觀與團結依據？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成爲新全球化的試驗田而帶來21世紀人類和平發展的新希望和新路徑？這些重大而艱難的命題是二十大報告已然揭示的，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需要承擔的。二十大，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民族復興與新世界秩序建構的歷史交匯點與嶄新起點，是和平發展的民族化進程與全球化進程實現制度性協調進步的新綱領與新篇章。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