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家父李鐸先生在郭沫若、趙樸初、舒同、啓功等老一輩藝術家的影響下，和沈鵬、歐陽中石等同輩書法家一起，爲推動中國書法事業的繁榮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當時，書法界對於傳統書法創作和現代書法創作争論不休，李鐸先生以包容的心態對待書法藝術，大力提倡繼承和發展，在繼承的基礎上講發展，在發展的前提下講繼承，形成了以“臨、立、變、創”爲代表的書法理論體系和藝術風格。

　　李鐸先生的書法藝術是以行草書爲主，古今結合，碑帖相容，追求沉雄俊美，剛勁厚樸的藝術風貌。在長達八十年的書法實踐中，逐漸形成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書法，以開張厚樸的筆法，不僅抒發胸襟，同時充滿着浩然正氣。他曾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文聯榮譽委員、解放軍書法創作院院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歷任第九届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届全國文聯委員，第三届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第四、五、六届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001年榮獲“中國書法藝術特别貢獻奬”（中國書法家協會）。2006年榮獲第二届中國書法“蘭亭奬·終身成就奬”（中宣部）。2009年榮獲“第八届造型藝術成就奬”（中國文聯）。2019年榮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紀念奬章等，這些榮譽足以證明他在當代書壇的重要地位。

　　李鐸先生從小就對書法情有獨鐘，臨帖寫字貫穿了他的一生。他遍臨古今名家碑帖，廣集博採，兼收並蓄，獨樹一幟。數十年的戎馬生涯中，他磨練意志，鍛煉體魄，保家衛國，養成了他一絲不苟、堅忍剛毅的品質，對書法藝術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將“軍人氣”熔鑄筆下，被書法界專家稱爲“儒將風度”。他專心書藝，以魏隸入行，獨創出古拙沉雄、蒼勁挺麗、雍容大度而又舒展流暢的獨特書風，形成了正大雄秀的“李鐸書體”。其作品集千思於筆端，凝萬緒於毫尖，秉古拙於沉雄，寓蒼勁而挺拔，於平淡檏素中見俊美，於端莊凝重中顯功力，氣度不凡，雅俗共賞，獨出一格，享譽海内外。

　　書法是表現書家精神世界、包含深層次人文内涵的藝術。李鐸先生5歲上私塾，初學顔柳楷書，浸染翰墨，繼而入新學讀中學。新中國成立前，他以優异的成績考入中南軍政大學，後又畢業於信陽步兵學院。他敏行篤學，寄情硯田，“興趣、勤奮、悟性、路徑”這八個字成爲他學習書法藝術的經驗總結。他以二王和顔真卿行書顔書爲基礎，上溯漢魏，下研明清，悟徹揮運之法，耕耘於筆墨之間，不斷探索書法藝術的真善美，最終以獨特的書法藝術風格鳴響於書壇。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和知識積累，養成了其獨有的書法氣質。他的行草書，富於變化而又不離古人法度，尤其是他的巨幅作品和擘窠大字，一瀉千里而氣度雍容，綫條蒼厚、渾檏、曲直、枯潤相融交織，形成了大美佳構。

　　如果説李鐸先生的小楷、行書體現了他對傳統楷書和二王帖學的深研成果，那麽他的大幅行草作品則是其匠心獨運地將顔書、北碑化入二王系統的成功實踐。他將顔書的厚重、北碑的渾檏加以融合，使綫條軌迹表露凸顯符合個人性情的藝術審美。他的行草書給人一股强烈向外擴張的視覺力量，不僅將顔真卿書風的外拓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更是强化了造型功能，讓字態由中心凝聚向四面輻射，彰顯了雄强恣肆的藝術特徵。此外，李鐸先生擅用重墨、漲墨，偶然存枯澀飛白之墨韵，酣暢淋漓，氣勢磅礴。在謀篇布局上，字與字之間的錯落承啓，緊密呼應，使全篇行氣沉實凝重，撼人心弦。

　　書法是書家“心主於百骸”的産物，透過其書法形式，就能體會到其中深刻的内涵。李鐸先生的行書最動人之處是其作品中雄强偉岸的氣勢，他的作品中，既有他自己創作的詩詞和個人書論，也有古今積極向上的詩詞，通過不同的書寫方式，達到了内容與形式的高度契合。

　　李鐸先生的書法從傳統中得到“書卷氣”“金石氣”，又在軍旅生涯中得到了“軍人氣”，他的作品既有浩浩盪盪的雄强之風，也有深刻的學古痕迹，能從作品背後看到他强大的精神氣質，這是十分難得的。

　　除了臨摹古代經典之外，李鐸先生也十分注重遊歷名山大川，道法自然，他有一段自序寫道：餘生於山鄉，長於水澤，自幼樂山好水。及長，攀三山五嶽，涉江河大湖，登城關要隘，臨江海邊陲。江南水澤之嫵媚，中原廣袤之遼闊，洪荒西域，皖皖北疆，蒼寺古刹，碑碣摩崖……或融於筆墨，以點畫逞其雄强。噫歟哉，壯游之獲，絶非冥於鬥室書齋所能得也。

　　李鐸先生是一位文墨兼善的書法大家，他創作的書法作品在海内外博物館和藏家手中不計其數。由於他享有盛譽，藏家都以能得到他的片紙只字爲榮。筆者在此不分析李鐸先生書法藝術的市場價值，而是通過先生的墨迹和書論來呈現他的藝術人生。

　　《李鐸論書斷語》是李鐸先生的代表性學術著作，書中對書法藝術的各個方面廣泛涉獵，持論客觀，求真至善。李鐸先生一生筆硯耕耘，孜孜不倦，揮毫創作，寫盡碑山帖海，墨迹遍佈海内外，他在筆墨耕耘的同時不忘總結經驗，將個人的書法創作經驗集合成書，惠澤書壇。這部《論書斷語》既有對古代書法理論的繼承和發揚，又有個人重要的經驗總結，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李鐸先生對書法創作提出了“臨、立、變、創”四字總結，亦即先生書法創作的核心思想。他寫道：“臨者，師以法書碑帖，求其形神具象也；立者，得帖意之神，爲己所用，以奠根基；變者，涉取諸家，化而爲用，不囿成規，漸具風貌；創者，融會貫通，取精用宏，寓學養於點畫之中，得風神於筆墨之外，遂自開一格，卓然成家。”並自信地説“蓋學書之道，吾以爲無出其右焉。”

　　關於臨帖，學界認爲是書法精進、技進乎道的不二途徑，比如清代著名書法家王鐸就是“一日臨書，一日應索”，通過臨書，使書寫的作品脱離信筆而臻於典雅古勁，以此爲根基，故此有了“立”，融合百家，爲我所用，這種思想和北宋米芾的“百衲衣”類似，如果米芾只停留在“立”的過程，也許就不會進入宋四家之列，米芾的高明之處在於創新，融百家之長，獨樹一幟。李鐸先生遍覽歷代書法名家書迹，以高屋建瓴的眼光看待書法史，認爲歷代書法大家，不僅在於書作筆墨技巧之高妙，更重要的是“自開一格，卓然成家”。大家之作皆有一種高雅而獨特的藝術面目，以此屹立於藝術高峰，鐘繇、王羲之、歐陽詢、顔真卿、柳公權，張旭、懷素以及宋四家，明清倪元璐、張瑞圖、徐渭、八大山人、王鐸、傅山、何紹基等，這些書法大家的作品即便是一個字，甚至一兩個簡單點劃，都能讓人即刻辨認出來自某家某帖，頗爲神奇。由此可見，書家之所以在書法史上留名，重要的是書法風格，將一部書法史説成是書法風格史也不爲過。那麽，書法家風格的形成就意味着自立門户嗎？在李鐸先生看來並非如此，他在《論書斷語》的創變篇中明確提到，“風格，並非一成不變，古來大家，都有其發展階段。其早、中、晚期，各不相同，即使一個時期之不同作品，亦有差异。故書家不能沉溺現狀，固步自封，只有不斷充實、調整、否定、提高，才能展現新面貌，開闢新境界，使藝術之花常開常新。”他還提及“書風之變，因時不同，因人而异。時變時新，永無窮盡。”這與和他同時期的書法大家沈鵬先生提出的“書法不能定型，要大膽創新”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沈鵬先生認爲書無定法，臨帖目的是爲了創作，李鐸先生也認爲“學書，由生到熟易，由熟到生難。前者爲學法立法，後者爲出法破法。若能出法法在，破法法生，徑入化境，自是妙書。”如今兩位書壇前輩雖已作古，但他們留下來的創作經驗和藝術理論，被人們重新提起的時候，依然光彩奪目，讀之耳目一新。當下書法展覽紛呈，書法作者對於臨帖功夫和藝術創新，不可不説是殫精竭慮，但是，創作出來的作品却趨於同質化，千人一面，萬筆同源。書法藝術創作看似熱鬧非凡，實則不知不覺中陷入了困境。如何破局，如何解脱，我認爲有必要看看李鐸先生的《論書斷語》，李鐸先生的書法史學觀點，沿着古今賢人的足迹，一步一個脚印，堅實而有力。盡管他在創作上也走過彎路，但是他學習古人，立足時代，特别是軍旅生涯所鑄造的健康體魄和豪邁精神，在他的筆墨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學過近現代郭沫若先生的書法，但是和郭老文人式的風流瀟灑相比，李鐸先生更重視骨力氣魄，他學過顔真卿、蘇東坡，參合北碑《張猛龍墓誌》的雄强，縱横開闔，氣吞萬裏如虎，令觀者肅然起敬。先生下筆如得江山相助，氣勢吞萬裏河川，這是怎樣的一種豪邁氣概。我用“鐵骨扛鼎情慷慨，健筆凌雲意縱横”來形容先生的書法藝術，大約也是恰當的描述而已，李鐸先生的書法創作來源於高度的書法歷史觀，乃是有根之木，求其堅固，有源之水，求其久遠，這是一條康莊大道。至於如何堅持，是否成功，需要書法家用一生的時間去實踐和檢驗。

　　從李鐸先生的《論書斷語》中，我總結出其藝術思想的幾個重要方面。

　　一、堅持臨帖和正確的習書方法

　　“學書之道，唯勤與悟。勤能補拙，悟則生靈，此學書之妙途也。”起篇開門見山，不作虚言，認爲學習書法並没有什麽捷徑可走，勤奮和感悟應該放在第一位，他用個人的經驗告訴學書者八字箴言，即“興趣、勤奮、悟性、路徑”，爲了更形象地説明，他將這八個字解讀爲：興趣是動力，勤奮是保障，悟性是羽翼，路徑是方向。

　　韓愈《進學解》中寫道“業精於勤而荒於嬉”，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説的天道酬勤，非勤奮不足以成事。勤奮是學習書法的一種方式和態度，還需要正確的學習方法，兩者相互推動，方能登堂入室，領略到書法藝術的奇妙之美。除了前面所説“臨、立、變、創”四字之外，李鐸先生《學書斷語》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如“作字貴有姿，尤貴有勢”“重規矩，可藉助九宫格”“學書先學執筆”“注重結體用筆，分行布白，筋骨血肉”“重視楷書，先規矩而後寫意”，這些學書方法是指引學書者進步的重要門徑。今人談論書法，多從不着實用的地方玩弄文字遊戲，製造新名詞，故弄玄虚，甚至使原本愛好書法的人聞之生畏，止步於前。像李鐸先生這樣的書壇前輩，盡量用最簡單、最實用的話語，甚至個人親身經歷來談論書法，語言檏實，内涵深刻，這和鄧散木、白蕉、沙孟海、啓功等老一輩書家一脈相傳，盡管苦瓜和尚説過“筆墨當隨時代”，但李鐸先生和諸位老前輩的書法理論和而不同，文脈却都是來源於傳統，立足於時代，昂首闊步前進，書寫時代强音。

　　李鐸先生認爲“學書之快慢，除以勤爲本外，尚需善察敏悟。”從何處悟得書法之妙，古代書法家各有不同，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見公主和挑夫争道，見草蛇相鬥，皆悟草法；懷素見夏雲奇峰，黄庭堅見舟楫並下，雷太簡聞潮聲………李鐸先生對“敏悟”不作具體分析，而是建議從多方面下手，即從古今名家、自然萬象、社會百態、生活體驗、博學廣識中求得書法感悟。

　　二、關於創變，書法風格的形成

　　李鐸先生首先給“創變”劃下一個範圍，他認爲書法作爲東方藝術之奇葩，其創新發展雖不排除借鑒外來優秀文化之成果，但不應該對西方美術觀點生搬硬套，更不應該對國外的藝術模式機械性套用。否則，所謂的創新會淪爲“牛頭馬面，不倫不類”，“若以此而謂“創新”，新則新矣，却不免導致畸形怪胎。”今天的書法界，委實走入了這樣的誤區，一些書法家抛棄了傳統經典之美，一味講求創新，盡管這些書法家早年也具有深厚的臨古功夫，但由於内心浮躁，急功近利，以爲只有創新才是捷徑，脱離了深厚傳統之後，熱衷於玩弄光影樣式，其所謂的創新乍看似乎有些筆墨情趣，但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逐漸淪落爲野狐禪之流，離書法正道漸行漸遠，不能不説是一種悲哀。李鐸先生給“創變”劃下的範圍，足見他的高瞻遠矚，今天書法界愈演愈烈的自由風，皆是對書法和藝術缺乏敬畏之心所致，以此觀之，李鐸先生不愧是書法界一股清流。

　　李鐸先生從書法的形制體勢、書體流變、書法要素、守正明變等問題進行深入淺出地闡述，從繼承和發展，大至時代、社會龢民族，小至書史書論、技法搆成等方面，進行了致廣大而極精微的探討，他不固執於理法而又重視理法，通過自身的學習經歷，寫出了感人至深的心路歷程：“餘臨池學書，常思常變。尤以魏隸筆法入行入草，雖譏而不輟。幾經熔煉，竟脱窠臼，自成體貌。邇來，復以行草筆法通書顔楷，更得新趣。蓋學書之路，本乎於心，心之所向，手必趨之，且趨且變，當何快哉。”這正是他對書法創變的重要看法，將藝術家置身於書法史之中，其精神面貌也隨之凸顯清晰。在他看來，書家只有投身社會、寄意自然，筆墨辭章才具時代感。他並不贊成書齋裏的閉門造車，認爲這樣脱離社會，游離生活，就算是用功勤奮，在藝術上也難以得到昇華。

　　三、追求意藴的藝術思想

　　一個朝代自有一種時尚審美，盡管這種審美不是唯一的，却佔有主導地位。比如“晋人善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趣”，這是比較公認的時代審美，也涌現了衆多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書法大家。不僅是書法家，畫家也在所處的時代中積極探索，看宋元明各個時代的山水畫，各具特點，凸顯重要的時代特徵。李鐸先生認爲“畫具意境爲高，書傳神韵乃妙。意境與神韵，猶如花之芳、火之熱，可感可察也………二者兼得，是爲佳品。”意境和神韵，乃是藝術美學思想的重要命題，書法家在掌握了書寫技巧，積累了深厚基本功之後，並不滿足於現狀，不滿足於亦步亦趨，而是以開闊的胸襟，廣闊的視野去理解書法藝術，如達其性情，形其哀樂，以書寄情，寓象於書等，“書如其人”使人在欣賞作品的時候産生更爲豐富的想象空間，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發乎情而止乎理，這也是爲什麽傳統文人會以中國書法寄託情懷的重要原因。李鐸先生對於書法藝術，没有停留在理論層面的描述，而是通過個人的筆墨耕耘和藝術探索，追求更高層面的意韵，即“其意中之象，或象中之意，寓意於象，假象賦意，互爲融通，書翰美矣。”意韵之追求出乎自然，是功深自化、水到渠成至高境界，通過漢字，通過具備生命力的綫條，或壯美或優美的綫條，進入了新的藝術審美領域，由此塑造出生命意象傳達出中華民族的藝術精神。

　　從以上的觀點可以看出，李鐸先生對於書法藝術，並没有停留在寫字的初級階段，而是技進乎道，在情理交融的過程中進入瞭高妙的藝術境界。和音樂、建築、繪畫一樣，書法帶有强烈的韵律感，如八音之迭起，這是一種超乎尋常的理想追求，他認爲“書法只有藴含節奏，才具藝術之韵”，他的書法作品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和筆墨有關，和精神有關，和書法家本人的性情有關………李鐸先生認爲節奏者乃動静、疾馳、舒緩、收放、藏露、聚散……諸多陰陽對比參合交映而成，其神理近乎音樂，通過歷代經典書法作品可以看到書家創作時的喜怒哀樂，這正是書法作品飽含着的無限魅力。

　　他還主張將充實的精神、豐厚的學養、優雅的情趣、個人的禀性融入筆端，賦予其姿態化、節奏化、情致化、靈性化，使之昇華爲情感活動的載體，從而外化出書家心靈的軌迹。這正是他在創作過程中，善於思考，善於參悟的重要體現。

　　四、對於“勢”的重視

　　中國傳統書法理論，談論最多的是“勢”，所謂“各因其體勢自然，與爲消息。所以盡百物之態，而與天地之氣相肖也”，還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乃是高明之論。什麽是勢？凡力之奮發，情戚狀趨，或見諸動作，隱喻動勢者，皆可雲勢。通過名山大川，鳥獸魚蟲的各種形象可得知一二，但是，書法中的“勢”則是書寫者學問、精神、技能和心情等方面的有機融合，不管是小字行草，還是擘窠榜書，不管是彩箋信札，還是鴻篇巨製，無不以“勢”取勝。

　　李鐸先生作字以“勢”取勝，從多處重要場所的大幅書法作品不難看出，先生作字，氣勢恢弘，在筆勢和體勢之間，以嫻熟自由的筆墨駕馭能力，將書法中的“勢”發揮到無以復加的雄强，這是書法界同仁的共識。他的作品飽滿厚實，剛勁生動，在挪移和擺動中達到一種審美平衡。欣賞他的作品，在感受到生動活潑的同時，還能感受到穩如泰山、氣吞山河般的雍容大度，這是因爲先生的書法不論在“勢”方面的走向如何，始終保持重心平穩，筆勢開闊。他重視孫過庭的“五合”，强調筆墨精良，更强調心境開闊，“紙墨不稱，情怠手闌，必思遏手蒙，筆勢體勢皆亂，氣勢亦盪然無存矣。”因此，他得出了一個經驗總結：“筆勢之雄强有力，體勢之矯健多姿，當爲書勢之硬件……神完氣足，書勢生矣。”當然，要想在“勢”上發揮，不能脱離法度，創作前要胸有成竹，謀篇布局，乘興而書，“氣不可遏，則全篇之勢有矣，其整體和諧之美亦因勢而生。”作爲軍旅書法家，李鐸先生將書法比喻成行兵布陣，“書道猶兵”，對他而言，用這種比喻再合適不過了，他又細緻分析道：“勝軍推進，勢如破竹，萬馬嘶冲…統兵追擊，不獲全勝，决不收兵……”數十年的戎馬生涯，使他精神、性格、意志融之於書，無不隨勢而度，依勢而行，兵無常陣，字無定形，造就了非凡的氣度，所以説“書道猶兵”，以此談論書法，實有獨到之處。

　　除此之外，李鐸先生也十分重視書法品評，具有獨特的個人見解，比如，他認爲書法品評中所謂“蒼勁有力”“力透紙背”“力能扛鼎”之説，非指人之自然之力，亦非物理之力，實指書者在長期的自我實踐中所感悟到的一種“悟性之力”，由此可見先生眼力獨到，足爲人師。《李鐸論書斷語》充分展現出李鐸先生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不僅是在書法創作上用心用力，從中也可看出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對書法藝術的深層次探索。

　　盡管李鐸先生已辭世，但他所創作的大量書法作品萬古流芳，也是他藝術生命延續的重要體現，他在名山大川、古刹勝景、機構部門的遺墨題刻，讓人們能够通過他的筆墨節奏，看到他獨特的精神世界。近年來，我開始有意搜集李鐸先生題寫過的匾額、摩崖和墨迹等照片，標明創作時間，從他不同時期的筆墨中研究他的藝術心路歷程，並通過舉辦各類活動將他的筆墨和精神遺産展現在更爲廣闊的藝術天地之中，這也是我創立李鐸書法藝術研究學會的初衷，並期待藝術家同仁，對李鐸先生的書法藝術多一分關注和探索，提出更多有益的建議，共同將李鐸先生的書法藝術發揚光大。

　　作者係中國詩書畫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