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發展是融爲一體、合而爲一的發展。融合模式不同，發展的成效不同。近年黨和政府大力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取得積極成果，但也面臨不少障礙和挑戰，需創新思維，積極應變，可適當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内部融合經驗，包括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經驗，不斷築牢統一的社會基礎。

　　一、兩岸融合模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不同融合模式的成效不同。在社會人文領域，融合發展强調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方式或不同社會制度人群之間經由密切交流互動，最終達至和諧共生、共同發展的狀態。融合發展一般是經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的制度性或自發性的交流，經過一定的時間，發展到一定深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融合發展問題可以存在於一國的移民群體與本地群體之間，也可以存在於一國之内不同宗教信仰人群之間，還可以存在於一國之内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之間，甚至存在於不同國家間建立的區域聯盟之中。

　　在一個主權國家内部，融合常常被用來描述移民問題，尤其是涉及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問題。兩岸的融合發展固然與移民問題無關，但涉及不同制度、不同理念的融合，可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移民融合模式中找到一定借鑒。

　　（一）三種融合模式

　　同化模式。同化模式在公共領域主張同一的文化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外來者需要完全認同和接受。政府致力於在公共領域打造共同的文化價值觀，避免多元主義，將其他的文化或宗教活動限制在私人領域。同化模式一般基於强勢文化基因，政府會利用法律等手段强化外來者對主流文化價值的認同。

　　社區模式（多元共存）。社區模式主張各自爲政式的多元共存，政府期冀“井水不犯河水”式的相處方式，如劃出一定區域，給予移民或不同信仰人群居住，只要不觸犯國家法律，擾亂社會治安，政府一般不會過問。社區模式被認爲會强化外來文化的自我封閉性，弱化本地社會結構，阻礙社會整合。

　　熔爐模式。熔爐模式是一種互相影響後的“重塑”，政府希望達到一種互相借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努力調和不同文化與宗教可能帶來的矛盾與衝突。美國作爲一個移民國家，曾被視爲“大熔爐”的典型。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帶來挑戰，也給予美國“重塑美國”的機遇。然而，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美國已不是“民族大熔爐”，而似乎變成了“民族博物館”，也有人乾脆稱美國爲“色拉碗”。20世紀90年代，有學者以“織錦”（tapestry）來比喻美國的文化特性，在對多元主義積極肯定的同時，也强調了以個性化的絲綫編織出一個“期望中的形象”，而不是像“色拉碗”中的各色食材那樣“過於獨立”。

　　（二）兩岸融合發展的最終目標是祖國統一

　　台灣問題因内戰形成，是政治軍事問題，需要以政治或軍事手段解决；兩岸人民同根同源，同文同種，是民族感情問題，需要以情動人來强化互動。同爲中華民族一分子，不存在上述融合模式中的文化衝突問題，但存在突破現實政治困境，以何種方式進行融合、以期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問題。

　　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福建宸鴻科技（平潭）有限公司時，談到“兩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脈相連，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發展、融合發展。”這是國家領導人首次公開提出兩岸“融合發展”的概念。此後，習總書記又在多個場合提到兩岸（經濟）融合發展，2019年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到“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會的《决定》指出，“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指出：我們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2023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發佈，就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提出二十一條具體意見，着力打造“兩岸一家親、閩台親上親”。

　　大陸希望融合發展成爲兩岸關係的主流。爲此，積極主動進行制度設計，出台一系列政策舉措，單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這些政策舉措，在兩岸政治關係較緩和時，會極大促進兩岸的交流合作，然而，在兩岸政治關係較爲緊張時，效果會打上折扣，甚至會遭到“台獨”分裂勢力的抹黑，給兩岸交流蒙上陰影。融合發展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兩岸同向而行，同向發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兩岸融合與“織錦”有共通之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繪製好的錦緞藍圖，兩岸融合的進程或有波折，但終極目標是實現國家的統一，共赴民族的復興。

　　二、推動兩岸融合進程

　　兩岸融合進程始於兩岸實務部門務實解决兩岸民衆通郵、通商、通航的過程，這是一個經濟先行的過程。經濟交往帶來人員流動，人員流動涉及便利生活舉措，便利生活帶來更多瞭解和理解，情感距離的拉近、“兩岸一家親”使得家裏的事情由家里人商量着來解决成爲可能。在兩岸融合問題上，大陸采取了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策略。

　　（一）經濟先行

　　大陸講融合發展，首先是指經濟的融合發展，由經濟往來至人員交流、再至社會其他領域的交往互動。因此，經濟交往是融合發展的基礎。

　　1992年初，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的重大曆史關頭，鄧小平視察南方并發表重要談話，强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明確回答了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争論不休的計劃和市場、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解决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南方談話”之後的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涉台部分提出：我們將繼續促進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推動兩岸人民的往來和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大力發展兩岸經濟合作，共同振興民族經濟。

　　此後，推動兩岸“三通”，促進經濟交流成爲一段時期内大陸對台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以每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爲例，窺斑見豹，可以看到中央政府致力推動實現兩岸直接“三通”的决心。199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稱“我們將繼續促進兩岸人員往來，推動各項交流與合作，争取早日實現直接‘三通’”，2002到2008年間，所有政府工作報告均有提到促進或推動兩岸實現直接“三通”。2008年底，隨着雙向通航的實現，兩岸人民盼望已久的通商、通郵、通航“三通”目標終於達成。

　　2008年，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提速，進入大交流、大合作的時期。大陸對於台灣，一開始就懷着經濟讓利心態。2010年，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據台灣海關部門公佈的數據，ECFA自201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台灣對大陸出口獲得减免關税約93.87億美元；大陸對台灣出口獲得减免關税約爲9.81億美元。兩岸相比，台灣所享有的减税規模是大陸的9倍多。根據WTO的有關規定和慣例，ECFA的完整協議應在10年内完成。故在2020年協議滿十年時，兩岸出現會不會停掉ECFA的聲音；如今13年過去了，ECFA雖未被叫停，但兩岸也没有進行後續談判。對於協議的終止，ECFA的第十六條有如下規定：一、一方終止本協議應以書面通知另一方。雙方應在終止通知發出之日起三十日内開始協商。如協商未能達成一致，則本協議自通知一方發出終止通知之日起第一百八十日終止。二、本協議終止後三十日内，雙方應就因本協議終止而産生的問題展開協商。ECFA的未來命運就像兩岸經濟交流的縮影，未來是走向寬闊大路還是崎嶇小路，不僅取决於大陸，還取决於台灣，畢竟，兩岸的經濟交流是雙方的事情。

　　（二）同等待遇

　　經濟交流帶動人員往來。隨着兩岸交流的深入，來大陸的台灣同胞越來越多。同等待遇問題，即台灣同胞在大陸一些領域與大陸同胞享有相同權利的問題開始浮現。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同等的待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爲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

　　大陸方面隨即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同等待遇，助力台企台胞。如2018年2月國台辦、發改委先後發佈“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31條”），2019年11月發佈“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6條”），2020年5月疫情期間，公佈助力台企“11條”，2021年3月，公佈《關於支持台灣同胞台資企業在大陸農業林業領域發展的若干措施》（“農林22條”）等。台胞台企較多的省市也行動起來，如2019年1月，福建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若干措施》，共八個部分93條。其中第七部分提出了10條關於“致力先行先試，打造對台交流合作的先行區”的具體舉措。2019年5月，福建出台《關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實施意見》，既“着眼大局大勢”，又“注重落實落細”，着力在海峽兩岸融合發展上先行先試。2019年6月，海峽論壇新聞發佈會公佈《厦門市關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若干措施》，2020年3月，厦門開通台灣健保“一站式”代辦報銷服務。2021年1月，福建省台辦公佈了首批225條同等待遇清單，進一步方便台胞台企系統瞭解和掌握福建惠及台胞的政策措施，清單涵蓋了經濟、社會、文教、便利化等領域，涉及文創旅遊、用地需求、行業準入、醫療衛生、衣食住行、就業創業、文教交流等方面。

　　此外，中央政府還强化兩岸融合的頂層設計。如國務院在2018年宣佈實施《台港澳居民居住证》。202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綱要》的規劃期爲2021至2035年，包括6條主軸、7條走廊、8條通道。台灣台北市也被規劃在内，其所在的支綫路徑爲阜陽經黄山、福建福州至台灣台北。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全文發佈，提到要推進海峽兩岸産業合作區、平潭綜合實驗區、崑山深化兩岸産業合作試驗區等兩岸合作平台建設；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加快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加强兩岸産業合作，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

　　同等待遇的背後暗含“身份認同”。實踐中，同等待遇不僅涉及台胞，還涉及港澳同胞。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涉港澳部分也同樣提出“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内地發展的政策措施”並首次提出“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後續的政策制定中，有的僅涉及台胞，有的則台港澳都涉及。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下，台港澳政策的制定有分有合，反映“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不斷豐富。

　　三、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兩岸融合發展是一個主權之下兩種不同社會制度間的融合發展，是兩岸尚未進行政治談判，大陸一方期望以經社帶動政治的融合發展，是大陸從民族大局出發，更爲積極主動地拓展台灣“單向融入”進程的融合發展。正是因爲這些特殊性，使得兩岸融合進程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難免遭遇“瓶頸”，需要多方借鑒、創新思維、用心籌謀，以期在繼續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主動性基礎上，取得進一步發展。

　　（一）兩大挑戰掣肘兩岸融合發展

　　近年台海形勢發生較大變化，島内民進黨當局一意孤行，全面貼靠美國，不僅“倚美謀獨”，還“聯美抗陸”，給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製造不少障礙；美國加大對華遏制力度，全政府施壓的情况短時間内難以改變，隨着美國進入大選季，中國議題會再次昇温，即便在此過程中，中美有管控雙邊關係的意願和行動，雙方關係在較長時期内都將處於低谷的狀態不會改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俄烏衝突導致的國際局勢變化，都令有些國家出於各種理由在中美之間采取了雙面下注或“西瓜偎大邊”策略，台海問題“國際化”勢頭難以消减。國際、國内環境的復雜嚴峻，使得兩岸融合發展也面臨一定挑戰。

　　長遠看，兩大挑戰困擾兩岸融合發展。一是地方行政管理能力的缺失。即中央政府囿於政治現實，無法對台灣地區有效行使行政管轄權。由於中央政府無法直接在台灣行使行政管理權，也無法依靠台灣行政當局貫徹“一國”理念，進行實際管治。這就使得兩岸融合發展是單向的、在大陸地區進行，不是雙向的，也可以在台灣地區實現。而大陸實行融合發展的政策完全取决於在大陸台胞、台企等的情况，因爲有人流、物流、資金流才談得上融合。

　　第二大挑戰是意識形態的影響。意識形態因素是兩岸融合發展不得不面對的政治現實。雖然説社會制度不同不是“不接受融合發展”的理由，但“台獨”勢力抗拒的恰恰是融合發展可能給台灣帶來的社會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化。“台獨”勢力操弄民意，利用法律製造“寒蟬效應”等，使得兩岸交流受到政治因素干擾、意識形態影響，時有不通、不暢，影響融合發展進程。

　　（二）創新推動兩岸融合發展

　　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時指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202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了《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從制度設計層面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進程，保障融合發展成果。在兩岸關係遇到困難時，更是需要大膽嘗試，不斷探索，創新推動兩岸融合發展。

　　首先，堅持積極主動地交流。交流促進瞭解，只有不斷地交流才能爲兩岸關係的持續發展找到新路。兩岸關係從冰封到解凍的歷史充分説明瞭政治有的時候是可以限制交流，但交流的意願足够强大也可以突破政治的封鎖與干擾。幾十年來兩岸關係取得的豐碩成果來之不易，不能毁在個别“台獨”勢力手中。在當前形勢下，兩岸有識之士要繼續凝心聚力，鞏固擴大兩岸各種形式、各種層次的交流，交流的地點當然首選兩岸，但也不限於大陸或台灣地區。香港、澳門、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可以成爲兩岸民衆交流互動之地。2023年兩岸大學生排除干擾進行互動的案例亦不應成爲孤例。

　　其次，持續提昇大陸軟實力。軟實力自帶吸引力。隨着大陸經濟實力的提昇，文化娱樂産品日益豐富，極大延展了兩岸民衆的“共同語言”。這種吸引力來自同看一部電視劇，同唱一首歌，同追一個偶像明星。要充分利用年輕一代追求新鮮、時尚的特點，不斷增加産品投放，從虚擬到實體，構建新一代互通互融的底色。如兩岸年輕人中都曾出現過“哈日”“哈韓”的風潮，未來需大力挖掘中華文化，包括傳統文化和流行文化，引領風潮的潜力。融合發展最好的方式當然是雙向奔赴，共創中華民族復興的未來。如果雙向受限，單向的“虹吸效應”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再次，借鑒粤港澳大灣區融合經驗。雖然台灣與港澳的情况千差萬别，但在融合發展方面，粤港澳大灣區的經驗或許可以爲兩岸提供一定借鑒。粤港澳大灣區有着“一二三三四”的特點，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税區、三種貨幣、四個核心城市，這是大灣區的優勢，也是融合的難點，“國際上没有先例。要大膽闖、大膽試，開出一條新路來”。在推進大灣區建設進程中，制度創新、機制體制創新、方式方法創新成爲11個城市和不同行業推進發展的利器，對於兩岸融合發展而言，要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擾，更需要各種形式的創新。

　　最後，融合發展是爲了最終解决統一問題，而如果統一問題解决了，那融合發展即便仍遇到問題，也是“低位政治”（lowpolitics）中的問題，可以像粤港澳大灣區一樣，開出一條路來。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