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段往事:
1992年夏,我在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石油文聯工作,一天接到吉林的伯父電話,告我台灣的姑姑將隨姑父虞德麟先生作團長的“玉門舊人訪問團”回大陸,接待方正是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我到總公司外事局詢問,消息無誤。這讓我感到震驚,因爲從小便聽母親説姑姑隨姑父到台灣,四十年音信全無,不知所踪,現在突然以玉門油田的老油人出現,一時思路如粥好不惘然。更震驚的是在北京機場接訪問團的場景。姑父虞德麟先生在主持台灣工業局前曾任台灣石油公司副總經理,此行是台灣公有制單位對大陸的破冰之旅。數十位大陸玉門老油人與台灣訪問團的老油人在機場大廳熱烈相擁。我發現這些老人個個談吐儒雅,氣宇非凡,一派學者的風度,而在我記憶深處,玉門油礦是某部電影中的人間地獄。那麽,這些學者到玉門油礦做什麽去了?作家的職業令我不能不去探求這個疑問。
抗日戰争爆發,中國的沿海被日軍封鎖,我國完全依賴進口的燃料油斷絶,一時喊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悲壯口號。在大地質學家翁文灝的籌劃下,著名的實業家孫越崎到大西北蒼凉的玉門石油河畔,聚集起來自全國各地的中華優秀兒女,篳路藍縷,堅忍不拔,在戈壁灘上建設起中國第一座初具現代化的石油城,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玉門油礦最大的功績是爲中國石油工業培養了一大批技術力量。抗戰勝利後,玉門油礦很大一部分技術人員在中國煉油第一人金開英的領導下到台灣接收高雄煉廠與苗栗油田,將高雄煉廠建設成東亞最大的煉油廠,石化工業也成爲寶島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堅力量。1949年後,祖國大陸幾乎所有的大型石油企業總工程師都來自玉門油田,震驚世界的大慶油田開發中的八大工程師有七位來自玉門油田,因此,玉門油田被稱作“中國石油的摇籃”;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當代恢宏的石油工業是海峽兩岸石油人共同創造的。
我的姑父虞德麟先生青年時代便是個愛國者,1940年在流亡的浙大畢業後毅然選擇到荒凉的玉門投身石油工業,抗戰勝利後又追隨金開英先生到台灣接收高雄煉廠,退休後作爲海峽兩岸石油界的聯絡人20世紀90年代與本世紀初,每年都回到大陸,爲祖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做了諸多有益的工作。也因此我與海峽兩岸的石油界高層人士有了交往,並取得他們的信任,接受我的采訪,由此寫出不少文章。但那時我的文學創作正處旺盛時期,80年代末寫的一部長篇小説還被改編成電影與電視連續劇,所以還没有全身投入到近現代石油史題材的寫作中。
我的一個石油雜誌主編朋友找到我,向我約石油工業抗戰時期的稿,我因正寫一部長篇很猶豫。他誠懇地説:“馬鎮,中國不缺你的小説,可這段歷史你不寫,真的就没人寫了。以後再有人寫也寫不真實。”他説的是實話,歷史是由人物活動的細節組成的,這些參加過抗戰的石油老人都已經七八十歲了,他們當年建設玉門油礦的歷史是我國抗戰史的重要部分,再不從他們的口中搶救出來,這段歷史便只剩下檔案櫃中的數字。
搶救歷史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責任,像我這樣熟悉海峽兩岸石油界高層的作家又的確找不到第二個人。但我還是有顧慮。三十年前主流文化對這段歷史是不熟悉和不接受的,尤其還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寶島台灣的重要人物,如果我貿然進入,很可能將我的寫作生涯斷送。但同時,我在虞德麟先生的引領下與海峽兩岸石油人的接觸中,親眼看到海峽兩岸的關係逐漸打開,前景一片光明。最讓我欣慰的是,采訪和接觸的在台玉門老油人都表達了與大陸血脈相連,期盼祖國統一的願望。是知識分子天生的使命感吧,我决定放下小説的寫作,全力投入到對玉門老油人及在玉門油礦生活過的子女進行搶救式的采訪與寫作中,並逐步過渡到對我國近現代石油史的探索與研究。爲了有更寬鬆的環境進行采訪與寫作,我調到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做黨刊編輯工作。
“老油人”這個稱謂在海峽兩岸石油界專指抗戰時期參加石油工業的油人。首先向我提供老油人名單的是原台灣石油公司副總經理楊玉璠先生,計二十餘位,人雖不多,但都是兩岸重要的石油人物。隨着采訪,老油人的名字也越來越多。由於虞德麟先生的聲望,大陸老油人對我的采訪充滿了信任,許多從不與子女交談抗戰時期的事情,都對我敞開了心扉。首闖玉門石油河的唯一幸存者靳錫庚先生已經93歲了,與我連續交談了五天。82歲的煉油專家時振山先生接受我采訪時説,曾因没有上前綫與日寇作戰而産生羞愧心理,參加玉門油礦的開發後讓他的精神解脱了。雖然半個世紀的輝煌曾給他們帶來數不清的榮譽,但開發玉門油礦却是他們一生最值得驕傲的事情。爲抗戰找油是他們青春活力的第一次迸發,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意義。
由於當時時代的限制,對没有來大陸的台灣老油人我采取信訪的形式,列出題目寄給台灣的石油老人。就像大陸的老油人一樣,每一位在台老油人收到我的信後,都認真而熱情地給我回了信,向我講述了他們在那火熱的年代建設玉門油礦的場景。金開英先生是當時唯一健在的開發玉門油礦的領導人,當年任煉油廠廠長,是台灣石油界家長式的人物。蔣經國先生曾動員他加入國民黨,好給他更重要的工作,但他一直信守無黨派理念,堅持在石油工業直至退休。接到我信時老人家已經九十歲,仍按照我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1999年8月,在台老油人受邀到玉門參加玉門油田開發六十週年紀念活動,金開英先生因年事已高無法成行,但在開幕當日,他估摸會議已開,遥望西北玉門方向激動得不能平静,以致心臟病發作,會議閉幕第二天便辭世了。姑父虞德麟先生與姑姑行前拜會金開英先生,問他希望從大陸帶些什麽給他,他説想吃西北的哈密瓜。虞德麟先生與姑姑精心選購了一只哈密瓜帶回台灣獻到他的靈前。
李達海先生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放棄留校任教的機會,跋涉三千裏參加玉門煉油廠的建設。抗戰勝利隨金開英先生赴台接收高雄煉廠,1985年主持“台灣經濟部”,堅定地站在蔣經國先生一邊促進兩岸關係的改善。他上任月餘便發佈不干預台商與大陸貿易的政策,使台商投資祖國大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爲最早推開兩岸交往大門的人。1993年,在他卸任還不滿規定的年限便回到大陸拜會老長官、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孫越崎,表達了向往祖國統一的心情。
采訪中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兩岸的老油人有着共同的人生經歷,有着共同的愛國情懷,讓他們血脈相連,無法分離。
我經過十年不間斷的采訪、收集資料、探索與研究,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大漠無情》,對抗戰時期玉門油礦的開發做了全景式的展示。作品在2004年先後獲得五年一評的“北京市慶祝新中國成立55週年文學優秀作品奬”“第二届中華鐵人文學奬”。抗戰時期開發玉門油礦的歷史開始被社會所認識。
隨着條件的改善,爲歷史留下老油人的影像,我又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用攝像進行采訪。
最難忘的是2013年夏到寶島台灣的采訪。由於歷史的原因,祖國大陸保存的玉門油礦抗戰時期的資料有限,尤其照片很少,我寄希望於台灣石油公司的珍藏。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尋訪中國石油工業之根,拍攝中華第一口石油井。此時我已退休,一直以來我是以民間個體身份進行這個工作的,所有費用都是自掏腰包,因此缺少赴台的資金,於是與影視界的朋友一起到哈薩克斯坦中石油全資的阿克糾賓油田拍攝紀録片挣錢凑足了經費。
此時,兩岸關係有了長足的進展,兩岸民衆像走親戚一樣往來密切。由於我們是一個五人攝製組,申請入島有一定難度,但在台灣石油公司的努力下,加之兩岸關係的寬鬆,台灣宣傳部門很快給予了批準。
距玉門油礦的開發已經過去七十年,在台老油人也已寥寥,但還是采訪到九旬老人、原石油公司副總經理楊舒先生與夫人戴世瑾女士。他們見证了當年總經理孫越崎先生爲油礦青年技術員的婚姻,在重慶召有志女青年“引花入礦”的動人故事。
台灣石油公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更讓我感動的是,他們慷慨地取出近百幅石油開創期的歷史照片讓我們翻拍。這批照片不僅令我的中國近現代石油史研究發生一個飛躍,而且令玉門油礦在抗戰砲火中誕生的歷史更加真實生動。
此次台灣行的高潮出現在拍攝高雄煉廠後,到苗栗雪山深處的出磺坑拍攝中華第一口井遺址。
光緒四年七月初六,即1878年8月3日,由洋務運動的主將唐廷樞領導的鑽井隊,在美國技師簡時的組織下,打出了中國第一口出油井,拉開了中國近代石油工業的序幕。此時,距美國人1859年在東海岸打出世界第一口具有近代石油工業意義的出油井僅19年。要感謝台灣石油公司,他們將中華第一井的遺址保護得非常好。我們攝製組五人手拉着手站在遺址前,激動得無以言表。台灣同胞總是説到祖國大陸尋根,而中國石油之根則是在寶島台灣,恢宏的中國石油工業就是從台灣的雪山中出發走向世界的,它無需語言詮釋了海峽兩岸同根同源,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
三十年的采訪,我從老油人與台灣石油公司處收集了六百餘幅我國近現代石油工業與石油人的歷史照片,相繼寫出了《大漠無情》《中國石油摇籃》《中國石油先驅》三部書,及數十篇有關文章在報刊發表。其中《中國石油摇籃》以抗戰時期開發玉門油礦爲内容,選取200餘幅歷史照片,運用記叙散文的筆法寫了五十個故事,真實地再現了八十年前一代熱血青年爲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在戈壁灘上開創中國石油工業的故事。此書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在社會上産生了很好的影響。《先驅》一書正在出版社審議中。
三十年來,我先後采訪了83位老油人與在玉門油礦生活過的子女,其中受訪的63位石油老人目前在世的僅餘101歲的中科院院士李德生先生。斯人已逝,但他們的文字與影像已流傳於世,我相信,海峽兩岸老油人的艱難與光榮也必將成爲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
作者係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刊《前進論壇》副主編,作家。
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