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浦生（1874—1965）是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經學家，曾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等職。他一生將小我完全融入國家的大我之中，既在理論層面闡釋愛國思想，又在實踐層面爲祖國鞠躬盡瘁，始終成爲一代忠誠的愛國人士。

　　一、成長經歷與赤誠愛國情懷

　　達浦生生於江蘇省六合，從小在六合義學接受傳統教育，打下扎實的教育基礎。當時，列强入侵的慘痛現實激發了他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注和深入思考。達浦生回憶説：“我家境貧寒，入學讀書不易，因此發憤讀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那時是晚清時期，列强頻頻入侵，大清國勢日頽，眼看中國就要亡國，所以我讀書時就想今後學業有成，定當報效國家。”

　　1894年，中日爆發了甲午戰争，中國戰敗。這場戰争直接改變了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命運，中國掀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頁，而日本却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甲午之敗，是中國人集體的苦難記憶，也驚醒了苦難中的無數中國人。是年，達浦生20歲，義憤填膺，懷着憂國憂民的理想，離開家鄉，前往北平投入著名回族人物王寬處繼續學習。王寬也是一位杰出的愛國人士，他真摯深沉的愛國情懷和敢爲人先的革新精神，對年輕的達浦生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達浦生表示，之前他的思想還囿於康有爲、樑啓超的改良主義範疇，遠落後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的思想獲得極大解放，欣然接受民主共和思想。1912年9月12日，王寬等人以中國回教俱進會的名義接待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在歡迎大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號召説：“今我國改爲民國，採共和立憲政黨，此爲世界最良、最上之政體，貴教宜以宗教之感情聯絡全國教徒，格外發出一種愛國精神，輔助國家……”達浦生參加了這次盛會，他的心靈再次受到孫中山先生民主進步和愛國主義思想的洗禮。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扺禦外侮、保家衛國成爲中國社會的主題。達浦生旗幟鮮明地闡述道：“國家權利被人搶奪，……當群起扺抗……愛國屬於信條之内。”1937年8月，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達浦生等聯絡上海相關人士，全力救濟難民。日軍佔領上海後，到處物色在華的代理人，企圖以華制華。達浦生成爲被日軍尋找的對象，“想利用他……參加僞組織”。達浦生“蟄居在租借中，既感救亡工作在滬未有賡續進行，又鑒於漢奸敵人對我的陰謀，租借也未可久居，於是决心摒擋一切，告别全滬的教胞同志，首途出國，遠赴中東各地，爲我國的抗戰而宣傳。”

　　達浦生計劃遠赴海外宣傳抗戰，既爲躲避日軍的陰謀所致，又與中東等地區對抗戰真相不了解甚至顛倒黑白緊密相關。達浦生在與國外友人的信函中發現，日本自發動侵華戰争開始就派遣人員前往中東地區進行歪曲宣傳、混淆視聽。

　　1937年12月，達浦生只身離開上海，赴海外宣傳抗戰。臨走前，他發誓“上海一日不光復，一日不回來。”拳拳愛國之心，可見一斑。達浦生首選埃及這一在伊斯蘭世界有重要影響的國度作爲海外宣傳的第一站。1938年1月，達浦生扺達埃及，恰逢埃及國王法魯克舉行結婚典禮。在這一喜慶的嘉禮時刻，埃及國王召見了達浦生，達浦生介紹了中國抗戰的真相：“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其居心已久，已數十年之積慮，一朝爆發，希望於最短時間解决中國。吾中國立國數千年，人民有四萬萬五千萬，且地大物博，豈能忍此奇耻大辱，故各省人等與暴日抗戰到底，中國此次對日抗戰，……爲正義之争，乃神聖之争也。”他又説：“我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衆志成城，共赴國難，咸存玉碎之心，不爲瓦全之念，日本雖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國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樣的熱愛祖國，抗禦暴敵不願爲日人之奴隸。或直接持戈參戰，或努力於後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法魯克國王深表讚嘆，並表示：“最後勝利一定是屬中國的。”達浦生首站宣傳活動非常順利，並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第二站，他選擇了伊斯蘭教的聖地麥加，雖然，達浦生的抗戰宣傳得到了沙特國王和各國人士的支持，但是，他發現口頭宣傳非常有限，需要以文字材料擴大宣傳面和影響力。於是，他重返埃及，完成6萬字的《告世界回教同胞書》，以確鑿的事實揭露了日本的侵華罪行，闡明中國抗戰的正義性質，呼吁全世界穆斯林譴責和制裁日本帝國主義。《告世界回教同胞書》先在埃及《金字塔報》上連載，並印成單行本分發至中東各國，産生了巨大反響，贏得了廣泛理解和支持，還自願募捐藥品、紗棉等物資，寄往漢口。

　　隨後，達浦生前往印度開展抗戰宣傳，其間發表了9場演講，不僅得到該國人民的積極回應，而且博得積極援助。他在印度瞭解到，在甘地主持的援華反倭運動中，印度教徒已捐款近三十萬元。結束印度的宣傳後，達浦生還前往東南亞各國作抗戰宣傳。達浦生的海外抗戰宣傳不僅爲所到各國政要和廣大民衆正確瞭解中國人民的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得到了他們在精神和物質上對中國人民抗戰的大力支持，並極大地鼓舞了國内民衆的抗戰熱情。

　　回到祖國後，達浦生繼續在國内各地參與抗日愛國宣傳，他號召説：“抗戰則生，不抗戰必死，唯有全民族團結起來，血戰到底。”時至今日，他的這一愛國信念和報國行動依舊産生着重要的現實引導價值，成爲寶貴的愛國主義精神遺産。

　　二、心向光明與愛國公共事務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産黨成爲執政黨，更成爲全國人民最爲信賴可靠的主心骨。達浦生在南京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生，心潮澎湃，心向光明。

　　1951年秋，時任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周而復邀請達浦生在上海會面，並轉達了周恩來總理邀請他前往北京參與籌備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指示。已是77歲高齡的達浦生得到這一消息時非常振奮，不顧年老體弱，欣然接受了黨和政府的盛情邀請，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他的人生從此又翻開了新的光輝篇章。

　　1952年7月，達浦生與包爾漢·沙希迪、劉格平、賽福鼎·艾則孜、楊静仁、馬堅、龐士謙、馬玉槐等知名人士作爲發起人，籌備全國性愛國宗教團體——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達浦生在籌備會議上致辭説：“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平等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裏，才有可能召開這樣盛大的會議。”

　　經過近一年的精心籌備，1953年5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北京成立，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全國性愛國伊斯蘭教組織，標誌着爲黨和政府與廣大穆斯林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樑和紐帶。在成立大會上，包爾漢·沙希迪當選爲主任，達浦生爲副主任。同時，他還擔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他堅决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與黨風雨同舟，協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穆斯林聚居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爲維護民族團結、宗教和睦和社會穩定積極做出努力。

　　1954年，達浦生任全國政協委員，1955年，任全國政協常委，自1954年起，先後任第一、二、三届全國人大代表，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爲黨和國家分解憂愁。1954年4月，亞非29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會議，史稱萬隆會議。達浦生作爲周恩來總理的宗教顧問參加了此次盛會。這是亞非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侵略戰争，維護民族獨立和世界和平而召開的一次盛會。

　　早年，達浦生在重慶就與周總理有過接觸，新中國成立後，在不少重大活動上經常見面，是真誠的老朋友了。這次在飛機上，兩人不僅交談投機，而且留下了周總理將自己床位讓給年長的達浦生的歷史佳話。會議期間，周總理在公開講話時，總把達浦生阿訇介紹給各國政要。達浦生淵博的宗教學識和儒雅的風度，亦贏得各國的普遍尊重，客觀上爲宣傳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提昇中國在亞非各國的威望與影響起到了良好的效應。達浦生回憶説：“我隨周恩來總理參加了亞非萬隆會議，以親身體會向世界驗证了中國共産黨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實可信、誠心誠意的。”

　　達浦生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1957年國慶典禮上，達浦生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毛主席風趣地問年逾八旬的老人：“先生有何健身妙術，如此老當益壯！”老人答道：“每日五次功課，數十年總不間斷。”毛主席聽後大笑。一次達浦生應邀參加國宴，坐在毛主席的旁邊，毛主席給他主動夾菜，可謂情深義重。

　　達浦生作爲宗教界代表多次參與國家的出訪和接待國際友人來訪的活動，擔任了民間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爲宣傳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促進人類和平事業積極奔波。

　　三、興辦教育與培養愛國英才

　　達浦生作爲一名著名的宗教人士，他自覺地肩負着促進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重任，以期伊斯蘭教順應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潮流，與時俱進。他認爲，教育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要既傳承文化、秉承道德，也要經世致用、有所作爲。

　　1899年，達浦生在家鄉創辦六合廣益小學，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在課程設置及教學内容等方面與當地公立學校相近早在1907年，達浦生的恩師王寬阿訇在北京創辦回文師範學堂，改革了傳統的經堂教育，辦學理念和課程設置均融入現代意識，“經學中兼習漢文及科學”，開創了新式伊斯蘭教教育的先河。王寬曾命達浦生擔任過一段時期的回文師範學堂校長一職，這讓他增長了才幹，更重要的是革新了教育思想。他是這樣闡述中阿兼修的重要意義：“吾爲中國人，當然須精研中國文字。吾人爲回教徒，當然又須深知回教精義。然欲人人盡精究阿文，其勢似不易行。唯有延聘精通阿文與漢文之良師，妥定課程，以漢文講授教義，並略授阿文，以植其將來深造之基礎耳。果爾，則匪特我教民將來於知識程度能日漸提高，於生計方面能日臻發達……”顯然，這是堅持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關鍵，唯有培養中阿兼通的宗教人才，才能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浸潤伊斯蘭教，彰顯我國伊斯蘭教的中國品格，强化中國穆斯林的中華文化認同，同時，還能實現提高知識水平和解决生計問題的雙重目標。

　　1912年，受甘肅省提學使馬鄰翼邀請，達浦生任蘭州回教勸學所所長，創辦了穆斯林新式學校——清真第一高等學校，旨在傳播新風氣，提倡新思想，促進民族團結。在他的推動下，甘肅成立了多所新式小學。1928年，達浦生與哈德成等創辦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達浦生任校長。該校先後培養四届畢業生，造就一批伊斯蘭教優秀人才，如馬堅、金子常、定仲明、林興智等赴埃及留學，學成歸國後爲我國阿拉伯語學科建設和服務國家外交大局做出重要貢獻。1939年，基於恢復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的初衷，達浦生在甘肅平凉建成“平凉隴東伊斯蘭師範學校”，自己任校長。這所學校的教學理念和課程設置與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基本相同，而最大的特點是因抗戰爆發，在學生中深入宣傳抗日主張和愛國思想，培養出一批具有深厚愛國情懷的高層次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符合時代要求的高層次愛國宗教人才成爲達浦生縈繞心頭的大事。按達浦生的話説：“培養大批學貫天人、學貫中外、學貫古今的高品級人才”，帶動全國穆斯林跟上新中國前進的步伐。1954年，達浦生和包爾漢·沙希迪等提出創建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的設想。1955年，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正式成立，達浦生任副院長，次年擔任院長。這是培養高層次愛國宗教教職人員的伊斯蘭教高等學府，作爲學院的主要負責人，達浦生在辦學方針、院校建設、師資引進、課程設置等方面全面規劃，爲學院的穩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今，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已經形成全國本科班、新疆本科班、阿訇學歷班、阿訇培訓班和研究生班同時并存的教學格局以及從學士到碩士的新教學體系，並正在建成中國伊斯蘭教育的教學基地、研究基地和培訓基地。回望歷史，這與達浦生等老一輩人士當年嘔心瀝血的鋪路奠基是分不開的。

　　達浦生不僅爲促進伊斯蘭教中國化培養人才，而且著書立説，從理論上積極構建伊斯蘭教經學思想。他潜心著述，完成伊儒會通的典範之作《伊斯蘭六書》。這部著作共6卷，前三卷爲窮理盡性之學，後三卷爲修齊治平之訓。他繼承了劉智等創立的金陵學派的經學傳統，用現代語言系統地闡述了對伊斯蘭教歷史、教義、哲學、教育、倫理，特别是自然和科學的認識，對歷史上的伊儒會通做出了順應時代的開拓之功。他的著作不僅在内容上爲伊儒會通融入了民主、科學等時代精神，而且在方法上用現代語言做出的闡釋實現了伊儒會通思想的通俗化，更加有利於對普通信衆的思想引導。同時，他在討論性理問題時既重視儒家思想的闡發，又注重伊斯蘭教經訓依據的支撑，進而提昇了伊斯蘭漢文典籍在穆斯林群衆中的權威性。這爲我們推進新時代伊斯蘭教中國化提供了諸多有益的啓迪。

　　達浦生一生爲抗日宣傳、國家建設、民間外交、宗教教育和經學建設等作出積極貢獻，但是，他自己曾謙遜地説：“奔波一世一事竟無成，欣逢社會日新，始得爲國爲教略盡微忱，嘗自愧！”這體現了他虚懷若谷的人生品格和忠於國家的君子風範。

　　作者敏俊卿係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編輯部主任、《中國穆斯林》雜誌主編；洪長有係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原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