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强調“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已經成爲新時代新階段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抉擇，將極大促進深層次制度性創新，實現高標準國内規則和高標準國際規則的兩種規則整合，充分利用國内國際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更好地促進資源與要素的優化配置，以實現聯動發展效應。作爲“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者，中國經歷了四十餘年的對外開放也進入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爲基礎的制度型開放新階段。“一帶一路”建設開始實現中國的制度型開放與沿綫國家的高質量共建有機結合，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實現了由總體布局的“大寫意”到精謹細膩的“工筆畫”的高質量建設的轉變，以高質量共建推動中國與沿綫國家的更高層次上的共同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的制度型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國際規則國内化和國内規則國際化，實現機制聯動和全球治理體系規則創新。

　　一、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統籌“兩個大局”

　　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十三届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的致辭時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再次重申中國共産黨堅定而清晰的奮斗目標，他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大局”同步交織、相互激盪。習近平總書記强調：“領導幹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復蘇面臨諸多復雜挑戰，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以預料因素增多的特殊時期。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人民高屋建瓴地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大局”，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國内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更深層次改革和更高水平開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國内國際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在制度型開放基礎上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高層次和高水平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然而，“黑天鵝事件”“灰犀牛事件”近年來不斷出現，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極大困難，也爲“一帶一路”建設帶來極大的挑戰。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作爲“黑天鵝事件”直接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由2019年的6%降到2020年的2.3%。雖然在一億人口以上的大國中仍然名列前茅，但這無疑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發展均造成重大衝擊。另一方面，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穩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及美國爲首的北約將中國視爲“系統性挑戰”。美國及北約某些國家對中國遏制由“脱鈎斷鏈”到所謂的“去風險”，將中國視爲假想敵，一時間關於中美關係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成爲戰略界討論的熱門話題。美國雖然出現兩黨惡鬥的極化問題，但在打壓中國問題上却能够出奇地保持一致，中美關係似乎已經成爲一只危險的“灰犀牛”。美國一些人甚至驚呼美國進入“珍珠港時刻”“斯普特尼克時刻”，大肆渲染中國對美國的嚴重威脅，並將中國作爲戰略對手。2022年10月12日，美國政府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爲“世界正處於大國地緣政治競争决定性十年的初期”，明確指出後冷戰時代已結束，大國間進入激烈角逐新階段。

　　中國經濟不僅受到諸如“黑天鵝事件”“灰犀牛事件”的衝擊，同時中國40餘年改革開放也面臨着經濟轉型昇級，由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的客觀態勢，即經濟新常態。中國經濟正面臨增長速度换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加之後疫情的衝擊、百年變局的不確定性及地緣政治負面效應外溢擴散等影響，經濟發展也出現需求收縮、預期减弱、供給衝擊等“三重壓力”，市場、資源、技術“三頭在外、大進大出”已經成爲中國當今經濟發展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市場在外意味着我國存在着對外貿易依存度高的問題，經常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美國對中國産品加征的高額關税，無疑極大地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和有序發展；而資源在外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變動的影響，更嚴峻的挑戰是中國並没有在最大程度上真正掌握大宗産品的定價權，甚至没有充分的議價權。技術在外的直接表現是我國技術創新還不够，很多關鍵技術還没有突破，且主要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技術突破還有很長的路有走，卡脖子問題還很嚴峻。

　　中共二十大報告的第四部分即“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特别强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共二十大報告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等五個方面提出一系列戰略部署。就“一帶一路”視角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推動我國開放空間從沿海、沿江向内陸、沿邊延伸，形成陸海内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是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高水平對外開放意味着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對外開放的大門不僅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對外開放永無止境，却具有階段性。第一階段，起始於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會。最早可以追溯到深圳、珠海、汕頭、厦門等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成爲我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先導示範基地。1984年，黨和國家决定推進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温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成爲這一時期對外開放的標誌性舉措。這一時期，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爲我國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第二階段，起始於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爲中國對外開放的里程碑。中國由此深度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對外貿易有了快速增長，産業結構有了極大提昇，中國機電産業在面臨嚴峻挑戰背景之下逐步走向國際市場，越來越多的中國機電企業開始“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由此成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第三階段，起始於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這一時期，中國逐漸形成陸海内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對外開放格局，中國由商品輸出大國向資本輸出大國轉變，在全球範圍内構建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並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實踐平台。第四階段，起始於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全面推進制度型對外開放。這一時期，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通過構建國内國際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特别是“一帶一路”建設以實現國内國際兩種規則整合，將中國對外開放推進到更高水平，將“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到更高層次。

　　二、“三個第一”爲制度型開放提供强有力支撑

　　近年來，美國先後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等一系列極限打壓，全面圍堵中國，其目的是將中國固化在高端産業鏈的外圍，爲美國及發達國家提供原料和市場。美國不斷搆築“小院高墻”，試圖與中國“脱鈎斷鏈”。之後，美國政客也感覺到無法真正做到與中國“脱鈎斷鏈”，又接受了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提出的所謂“去風險化”。“去風險化”不過是“脱鈎斷鏈”的改頭换面，無法掩蓋其孤立中國、遏制中國的圖謀。美國費盡心機搞“技術封鎖”，搆築“小院高墻”的“去風險化”，目的是阻止中國獲得關鍵技術，將中國擠壓在全球價值鏈的最低端，從更廣的範圍和更長遠的目標看，是阻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帶一路”建設將突破“中心－外圍”格局，推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重新嵌入全球價值鏈體系，包括通過推進第三方市場合作等多種形式，從而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劣勢地位，打造一個沿綫國家互利共贏的包容性産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走向公正合理。中共二十大報告的第五部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强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撑”特别强調：“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撑。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産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强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科技作爲第一生産力是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核心内容；人才是第一資源意味着必須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創新是第一動力要求必須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終解决卡脖子的痛點問題。

　　在科技是第一生産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三個第一”中，最基礎最重要的便是人才。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在出席中國共産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并發表主旨講話指出：“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才强國戰略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戰略。“一帶一路”建設作爲一項系統工程，也需要大量的複合型人才，這就要求國家層面及高等學校層面的人才培養和人才資源整合。根據相關統計數據，全國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0.9年，2022年接受過高等教育人口已達2.4億人，新增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14年。2022年我國高等學校毛入學率達到59.6%，在校學生總規模爲4655萬。我國培養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博士已大大超過美國。預計到2025年，中國大學每年授予STEM專業學位將超過77萬人，將是美國的三倍。

　　設施聯通和産能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將爲“一帶一路”建設在規則、規則、管理、標準的合作奠定物質基礎。十年裏，“一帶一路”倡議拉動近萬億美元投資規模，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爲沿綫國家提供了42萬個新工作崗位，使得約4000萬人擺脱貧困。據世界銀行測算結果，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每年均爲全球貢獻16萬億美元的收益，占到全球總GDP的13%；2015—2030年期間，“一帶一路”建設還將使760萬人脱離絶對貧困，3200萬人脱落中度貧困，共建國家貿易增長28%至97%，全球貿易增長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魯班工坊是“一帶一路”建設職業教育的一個國家級名片。自2016年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在泰國大城學院設立第一個魯班工坊以來，相關院校已在“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共建了27家魯班工坊，僅在非洲國家就建立了12家魯班工坊。魯班工坊的機制建設越來越完善，已成立了建設專家委員會，爲魯班工坊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及發展與規則並重提供高水平專業基礎，也爲民心相通奠定了社會根基。

　　“一帶一路”建設將構建“以我爲主”的産業鏈供應鏈體系，不斷擴大“朋友圈”，推動中國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走出去”。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凝聚出一股新的共生力量，形成相對穩定的産業鏈供應鏈關係，可以有效應對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所謂的“去風險”，將使所謂的“去風險”的國家將面臨更大風險，致使其知難而退。同時，中國已與法國、日本、意大利、英國等14個國家簽署第三方市場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場合作機制。展望未來，“一帶一路”合作朋友圈繼續擴大，將使更多國家、更多企業加入，爲全球産業强鏈補鏈延鏈，在全球更大範圍實現多方共贏。

　　三、制度型開放推進“一帶一路”高水平軟聯通

　　改革開放初期很長的一個時期，中國經歷了從承接“亞洲四小龍”國際産業轉移的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與“補償貿易”等“三來一補”形式，再到承接機電工業的國際産業轉移，並由此成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逐漸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這兩個階段的國際産業轉移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特别强調：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增强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多年來，中國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不斷深化改革，推動國内建設開放型經濟體制，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進而拓展自身的廣闊發展空間，同時實現與世界各國互利共贏。如今，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已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要内容。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實現國内國際兩種規則有機整合，並推動高質量國際規則國内化和高質量國内規則國際化，實現機制聯動和全球治理體系的規則創新。中國共産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中國人民的喫苦耐勞精神，由此凝聚起的舉國體制，使得中國不僅不會被西方的遏制嚇倒和壓垮，反而激發出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充滿生機的創新活力。中共二十大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産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三個第一”，將科教興國戰略推向更深層次和更高水平，進而與制度型開放的對外開放新路徑實現有機結合，充分發揮中國的制度優勢、人才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産業體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等，美國等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所謂“脱鈎斷鏈”“去風險”給我們造成的困難都是短期的、暫時的，絶對不能阻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

　　高水平創新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是今後一個時期内“一帶一路”建設的新路徑。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國家更有實力將更多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研發以推動科技創新。2022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穩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超過了歐盟27國之和，居世界第二位。早在2019年，工信部、科技部相繼發布信息，我們有35項核心技術被美西方集團卡脖子，現在僅僅還不到5年時間，這些技術已經被攻克了23項。華爲公司在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極限打壓之下屹立不倒，靠的就是華爲强大的創新精神。華爲每年均能拿出營收的約20%資金做研發，僅僅2023年上半年，華爲研發經費投入就達826億元人民幣（如果以全年算，那就是1652億），這不僅在國内企業中首屈一指，即使在全球範圍内也是領先者。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包括基礎設施的“硬聯通”、規則標準的“軟聯通”及沿綫國家人民“心聯通”，在工程建設中堅持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通過“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鋪就通向沿綫國家更加美好的光明大道。

　　“一帶一路”建設正在實現由發展導向轉變爲發展與規則並重導向，將推動沿綫國家更高水平的聯動發展，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不斷創新。“一帶一路”作爲已經有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參與的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無疑需要絲路新秩序加以規範。絲路新秩序也將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獲取和提高沿綫國家的制度型話語權。中國企業“走出去”，與沿綫國家實現共同發展，需要的就是國内標準國際化，才是中國制度型開放的要義。雅萬高鐵是中印尼“一帶一路”建設的務實合作的標誌性項目，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旅遊名城萬隆，全長約142公里，設計時速350公里（試車時達386公里），使得由雅加達至萬隆的時間由原來的3小時縮短至40分，也是中國高鐵首次全系統、全要素、全産業鏈的海外建設項目。雅萬高鐵作爲中國在海外建設的第一條高鐵，全綫均采用中國技術、中國標準，3.81萬噸鋼軌總量全部按350公里時速的中國標準定制生産，依託復興號動車組技術平台打造，從設計標準，施工裝備，動車組生産全都采用中國標準，代表着高鐵建設的領先水平。巴基斯坦拉合爾橙綫項目是巴國内首個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全綫采用中國標準、中國技術、中國裝備。2022年，中國主持的包括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國數十名專家參與，制定《高速鐵路設計基礎設施》和《高速鐵路設計供電》的高鐵標準已由國際鐵路聯盟正式發佈，成爲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又一標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已經頒佈了兩個《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行動計劃》，國家標準委已與50多個國家、區域標準化機構和國際組織簽署約100份標準化雙多邊合作協議。如今，“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正在建設的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超過三分之一執行中國標準，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要體現。

　　中國作爲“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必須有把握先機的戰略運籌能力。國際經濟競争也是規則和標準的競争，國際經濟合作也是規則和標準的合作。隨着“一帶一路”建設走向高層次和高質量共建，通過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方面的合作，軟聯通將進一步推動硬聯通，進一步扎牢沿綫國家人民心聯通的社會根基。如今，包括“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世界絶大多數國家逐漸認同中國建造、中國智慧、中國標準。回顧互聯網的發展進程，中國就曾經歷過1G時代空白，2G時代跟隨，3G時代突破，4G時代並跑，再到5G時代的開始引領。如今，處於新發展階段的中國，正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創新爲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進而推動制度型對外開放。中國的新興技術産業實現了更快、更高、更强的發展。中國正在實現從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跟隨者到引領者的偉大轉變。“一帶一路”建設將實現從發展導向到發展與規則並重導向，“把這條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鋪得更寬更遠。”

　　作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所長。本文係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項目“國際産能合作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研究”（22LLMLC05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