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原鄉人》是李行改編祖籍廣東梅縣出生於台灣屏東的客籍作家鐘理和的原作《原鄉人》與《笠山農場》，故事從鐘理和違背父命帶着同姓的鐘平妹離開家鄉前往奉天開始，直至鐘理和寫作病死的一生爲結局。《童年往事》是出生於廣東梅縣，未滿四個月就被家人帶來台灣的導演侯孝賢，依據個人與綜合家人記憶而拍攝的一部半自傳的電影，故事叙述阿孝一家人從廣東搬至台灣後，阿孝從一個懵懂孩童成長過程中的點點滴滴，經歷了父母、祖母的離世，以及阿孝的蜕變和成長。《一八九五·乙未》則是導演洪智育改編自客家作家李喬的作品《情歸大地》，片中超過60%的對白是客家話，其他是閩南話、原住民語及日語等，是台灣電影界第一部以客家話爲主的電影，這部電影描述了當年吴湯興、薑紹祖、徐驤等衆多客家人抛頭顱，灑熱血，領導浴血抗日，誓死保鄉衛土的英勇歷史事件。

　　三位導演看似没有太多的關聯，却又在各自的電影道路上産生了巧合的聯結，侯孝賢曾經當過李行導演電影《心有千千結》劇組的場記，以及《早安台北》的編劇，而洪智育則跟隨過侯孝賢拍攝《戲夢人生》等片。故本文試圖透過《原鄉人》《童年往事》與《一八九五·乙未》這三部電影的内涵，來厘清客家文化自清朝以來至1960年左右，是否因爲政治形態的改變，影響了其在台灣的發展，同時也將透過劇中人物鐘理和、鐘平妹、阿孝的祖母與父母親、吴湯興、黄賢妹以及薑紹祖等人對於“情感與命運”“理想與現實”，以及“戰争與信仰”等三個議題的表現，來檢視台灣客家族群的文化、印象與表征。

　　二、情感與命運

　　關於“情感與命運”這個議題，我們看到了《原鄉人》中兩個不同世代的客家人，做了自己的選擇，鐘父遵循客家禮俗命運的安排，堅持維護家族的榮耀，不允許兒子娶同姓女子，以免觸犯了“同姓不婚”的禁忌，因此選擇放棄了親情放棄了兒子，鐘理和則具體實踐冲破既定命運，堅持守護自己被禮俗不允許與詛咒的愛情，帶着鐘平妹遠離台灣去了滿洲，一個時間（歷史）與空間（地點）的不同，轉换了鐘理和夫妻的命運，而這也是我們在《原鄉人》電影一開始看到鐘理和與鐘平妹坐在火車上的劇情。而這個親情與愛情的矛盾，也在歷經多年時間之後，因父親過世返回家鄉終得化解。但或許一切正如鐘理和自己在原著中寫的“當我們贏得了所謂勝利携手遠揚時，我們還剩下什麽呢？没有，除開愛以外，我們的肉體是已經疲憊不堪，靈魂則是在汩汩滴血。如果這也算得是勝利，則這勝利是凄慘的，代價是昂貴的。”另外，鐘理和對孩子的情感是深沉的，正是因爲他一直有中國傳統的“子不教父之過”的思想，因此面對調皮的二兒子，他堅持了嚴父原則。而那段鐘理和在自責心情下，獨自在亡墓前，寫了一篇感人的哭亡兒祭文的劇情，似乎也呼應了鐘理和身爲人父後，才知曉當初他的父親在面對“情感與命運”抉擇時，失去兒子的那股刺骨却無奈的痛心。

　　在《童年往事》中，侯孝賢則是具體運用了時間（歷史）與空間（地點）的概念，來論述阿婆、父母、阿孝這不同的三代人的“情感與命運”。從電影的一開始，我們就聽到侯孝賢以旁白倒訴自己一家人如何從大陸遷移到台灣，一方面又先以空鏡頭呈現空無一人的房間内部，再聚焦一只空無一人的藤椅，接着才出現坐在藤椅上寫字的父親，在屋裏玩耍追逐的小孩，在院中削蘿蔔的姐姐與在厨房做飯的母親。其實已經隱含着這些一一出現在空間的角色，未來將會逐漸從這個空間走向各種既定命運，而電影的英文片名“ATimetoLive,ATimetoDie”似乎在隱含上一代凋零、下一代成長的相關意涵外，也點出了整部電影是以生死循環來描述情感，尤其是父親、母親與阿婆三段一次比一次緩慢，一次比一次更融入生者生命的死亡紀事。“父親遺下自傳上干掉的血迹、母親寫給女兒告知得病的信上殘留的泪漬、阿婆死後因身體潰爛而留在榻榻米上的血迹”，都隱含了一種感知死亡與生命彼此關係，但却又充滿着無奈的情感。看似嚴肅與難以親近的父親，則是到了影片快要結束的時候，由大姊念出父親死後留下的自傳：“因爲有肺病，所以碗筷要大家分開，不跟我們接近，咳嗽都避着我們，是因爲他怕把病傳染給我們”，更顯露出中國固有父親對家人最深切情感的表現方式。至於喜悦的情感，只出現在阿孝的童年、姐姐的出嫁、阿孝的追求表白、阿婆的抛耍番石榴等幾段短暫的劇情。而侯孝賢在香港《電影》雜誌受訪的導演闡述：“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世間並没有那麽多陰闇跟頽廢，在整個變動的大時代裏，生離死别變得那麽天經地義不可選擇，像河水涓涓而流”，也或許已經明確揭示了他所要表達的情感意涵。

　　《一八九五·乙未》，在一開始就發生了黄賢妹等人運送貨物被土匪抓走的事情，當全村人都不相信賢妹仍是清白之身，唯獨苗栗銅鑼秀才吴湯興深信不疑，即便黄家主動退婚，但他最終還是迎娶賢妹爲妻。而那幕兩人對看，他與含泪賢妹間的對話：“不管怎樣，我相信你，如果有人説閒話呢？嘴是别人的，我要娶的人是你，不是街頭巷尾間的傳説。”更某些層面驗证了客家人忠於自我真實情感的原則，也堅信賢妹在土匪窟未受辱的個人見地。但是命運總是弄人，當他發現賢妹因爲運送糧草補給來到義軍基地，看見加入義軍行列的土匪頭林天霸後那種不知所措的表情，以及林天霸對他的尷尬表現，一時之間他似乎認爲自己當初那份對賢妹的真情是錯的，那股衝擊心頭的矛盾感受，甚至讓他冲去跟林天霸發生衝突，但英妹説出事實阻止了他，警覺到自己的表現是多麽的無知與幼稚，便向林天霸用敬酒的方式，化解了兩人的誤會。因爲當初自己與賢妹可以繼續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不就是因爲放不下國家危難，才在丘逢甲的信函請託下，放棄一切扛下推遲日軍接收台灣三個月時間的責任嗎？而看似粗俗的土匪頭林天霸，在土匪窟面對黄賢妹時的表現，也充分地展現了對於執着感情的尊重，只是命運無奈弄人，他所傾心與堅持不侵犯的女人成爲義軍領導人物吴湯興的妻子，而這一切也可以從林天霸那句“如果可以做英雄，又有誰願意當土匪”的話顯現出其豪氣，而那句對着吴湯興説的話：“跟着你，讓我第一次覺得做人有點意思”，也證明瞭在國家大義下，他也會努力抓住機會，去反抗繼續當土匪的命運，試圖扭轉自己被人唾棄的土匪人生。另外，新竹北埔金廣福天水堂少東薑紹祖留下懷孕待産的妻子，成立了“敢”字營與吴湯興一起抗日，最終拒絶日本能久親王的勸降，在獄中服用鴉片膏自盡而亡，留下那首“遑戌孤軍自一支，九逥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爲國家計，豈可媮生降敵夷”的自挽詩，又何嘗不是在面對大時代的命運與自我情感下，做了一個艱難的抉擇。

　　三、理想與現實

　　“理想與現實”就像是一個始終無法相互隔絶的整體，總是在夢裏夢外一樣拒絶着彼此，大概永無相互結合的一天，人們也永遠在這兩者之間不停地徘徊、猶豫與選擇，這正也呼應了客家族群懷抱理想與認清事實的特殊性格，而轉化到了電影《原鄉人》中，就看到鐘理和這位本來充滿理想、熱愛創作的讀書人，但却爲了守護自己的愛情而遠離台灣。然而，在面對現實的生活壓力下，他不得不暫時放棄寫作理想，以受雇出租車行、開煤炭行等維持生計，但終在妻子平妹的勞苦工作、勤儉持家與鼓勵支持下，讓他得以重拾筆耕，即使後來他因肺病回到高雄美濃故鄉養鷄過活，仍然堅持理想抱病筆耕不輟。這種堅持更早就披露在鐘理和與妻子討論其第一本書《夾竹桃》的一段電影對白：“不管有没有人買，我都要寫下去，這是一種理想，一種追求，永遠不會停止，除非我死”充分展現出來。學者黄式憲也曾爲文指出鐘理和“以感同身受的紙背文字揭示了平民百姓現實的生存焦慮及其理想的向往，在展現自己作家人生的哀情和蒼凉之餘，也呼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以“寫作”作爲生命的“存在”形態。最後以鐘理和在鄉居陋室輕咳，潤筆尚未完稿的中篇小説《雨》，不幸氣息衰竭、血濺稿簽爲高潮結束電影，更呈現出其筆耕盡瘁，堅持理想獨立不倚人格力量和精神風采”。

　　在《童年往事》中，我們看到較多的是生活現實面，大量的家庭日常勞動作息：媽媽和姐姐永遠在燒飯做菜，或是打掃内外，阿婆老是在剪紙做銀圓，父親則是恒常坐在書桌前，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被簡約成一種“求生存”的基本活動，好像他們所追求的只是一種“活着”的現實，根本談不上什麽理想。但是，永遠在找返鄉路的阿婆，却也同時是全片最具有理想的人物，對政治情勢演變和地理空間轉换完全不爲所動的她，堅决認爲只要找到了通往梅縣的那座橋，過了那個水，就能够回到家鄉。雖然，最終阿婆始終没有實現返鄉的理想，但是在象徵意義上，這一次小店吃冰、路邊採果却是一次快樂與深具啓發性的返鄉歷程，因爲整個過程絲毫没有帶給阿婆任何挫折或是沮喪的感覺，走出屋外的阿婆展現宛如實現理想的重生喜悦。另一段關於理想的描述，則是阿孝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向愛慕的吴淑梅遞出交往情書，却被一句“等你考上大學再説”以及慢慢離去的背影而暫時喊停地拉回到現實，但也因爲那句話讓阿孝放棄軍校保送參加大專聯考，接着看到那努力騎着脚踏車往前冲以及俯首苦讀的阿孝鏡頭，就知道他將奮力往前實現自己考取大學與獲得愛情的理想。

　　面對着“理想與現實”這個議題，對《一八九五·乙未》中的吴湯興、薑紹祖、徐驤等義勇軍來説，“理想”就是只要能够依照丘逢甲的請託信函，堅持拖延日軍三個月，待清朝外援前來就可以趕走日本軍，就可以“不要改東洋名，不要做東洋人”，因此這群結合了苗栗銅鑼、頭份與新竹北埔的客家義勇軍不分貴賤，放棄過往穩定的生活，與不怕犧牲生命的狀况下，寫下了台灣近代史上以客家族群爲主的抗日戰争，而這一批當初堅持“理想”願意苦撑三個月的客家義勇軍，也確實在一開始打了一場勝仗；但“現實”是1895年5月23日由苗栗進士丘逢甲發起，推舉唐景崧擔任第一任總統的民主國，唐景崧却因爲台北城混亂産生紛争，在6月4日化裝成老婦携款内渡厦門，以及丘逢甲聞訊後倉亡逃往廣東嘉應，而導致民主國開始瓦解。同年6月下旬，劉永福在台南受“民主國”餘衆支持繼任第二任“總統”，而這批以吴湯興爲首的客家義勇軍就在這完全没有外援的狀態下，憑着對這片土地的愛死守了將近三個月後，在8月28日彰化八卦山的戰役中，數百義勇軍終至不敵日軍的快槍快砲而壯烈成仁、功敗垂成。“台灣民主國”也在同年的10月19日，因爲劉永福又内渡大陸，以及兩日後台南的淪陷，因而滅亡，僅僅存在150天的時間。

　　四、戰争與信仰

　　“戰争與信仰”這個議題，在《一八九五·乙未》中最爲明顯，直接討論的是日本1895年接收台灣之際，客家族群如何扺抗日本的史迹，在《原鄉人》《童年往事》中也被深切討論。事實上，戰争對於客家族群從來就不是一個陌生的事情，自五胡亂華起已歷經五次顛沛流離，讓客家族群擁有堅强與堅持的性格與美德。

　　《一八九五·乙未》中的客家族群，是這場戰争中的主角，以秀才吴湯興、徐驤，以及薑紹祖這些讀書人爲首的客家人，在出錢、出糧、出人的狀况下，親身參與了這場戰争，也爲這場戰争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與家産，他們的信仰可以反映在吴湯興對母親説的那句話：“阿母，你教導我們，這片土地是祖先辛苦開墾來的，有人來搶就是土匪。”，還有他在卧室對妻子説的那段話：“薑紹祖才19歲，老婆秋分就會生，徐大哥變賣了所有的家産，就爲了這一戰，這是我應該做的。……我會這麽做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我們的子孫。”。當然，從一開始讓吴湯興發下的豪語：“有金廣福的薑紹祖、徐大哥，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趕走東洋番”，以及薑紹祖成立“敢”字營的宣言：“敢人所不敢，爲人所不爲，……敢就會贏。”等，都多次的宣揚與表達了他們面對這場戰争的意志與信仰，也讓親往牢獄勸降薑紹祖未成的日本能久親王深切感受與佩服。

　　《原鄉人》中的主人翁們，身處中國自1895年以來最重要的三場歷史戰争中，戰争爲他們所帶來的只是身份的改變，却從來没有動摇他們在艱難困境下繼續勇敢生存下去的信仰。因此，鐘理和即使在生活困頓時受雇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也依然堅持自己的信仰，不給侮辱中國婦女的日本人坐他開的出租車，在不開出租車失業後，也不願意答應保安隊長去當日語翻譯而賺錢。戰争會給一個民族和地區帶來灾難，也會給千千萬萬家庭帶來傷痛，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一些和鐘理和同時期來到東北的台灣人，本抱着勇闖天涯的精神遠赴東北開展個人奮鬥，但遭遇戰亂，讓他們不同的個人選擇與際遇，化作一段段離别分散的家族哀歌”。

　　在《童年往事》中，因爲政治原因讓阿孝一家三代從大陸來到了台灣，年邁的阿婆總認爲家鄉梅州就在不遠的大路盡頭，因此多次帶着阿孝想要返鄉，時間與空間的轉换，對她並没有産生多大信仰的改變，因爲她認爲總有一天她會走過梅江橋，回到廣東的老家；而父母親雖然知道此生可能再也無法返回家鄉，但仍然努力在台灣這個陌生的環境下盡着孝順母親、教養子女的本分，勇敢生存下去，直到走到人生的盡頭。至於，阿孝這一代則是無從感受戰争對他們的影響，信仰對他們來説就是如何在台灣這塊上承受着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悲歡離合，如果幸運的話可以有份好工作，有個好姻緣，安分守己地過着自己平凡的日子。在電影中讓我們看到的就是“父親在房間裏咳嗽，信紙上留下幾粒血滴，母親終日忙碌，勞累不堪，阿婆沉醉於返鄉和死後幸福生活的幻想，哥哥姐姐爲了自己夢想破滅流泪感傷，阿孝則是青澀的暗戀以及伴隨着少年不服輸情况的各種莫名感傷。”

　　作者林保成係台灣台北人，莆田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教授；林怡蓉係台灣台北人，台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産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