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模糊”是一項美國長期奉行的對台政策。當前，隨着中美戰略競争的加劇以及台海局勢的變化，美國國内出現新一輪對台政策調整的呼聲，主要體現在圍遶繼續堅持“戰略模糊”還是選擇轉向“戰略清晰”這一問題展開辯論。對美國而言，台灣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重要以及台灣是戰略資産還是戰略負擔，當台海爆發危機時，美國是否以及將以何種方式介入，是這場政策辯論的核心。長期以來，“戰略模糊”政策（strategicambiguity）是美國處理對台關係的一項重要政策，一直貫穿於美國處理台海兩岸關係事務中。美國奉行“戰略模糊”政策，其目的或預期效果是實現對海峽兩岸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形成“雙重威懾”（dualdeterrence），其實質則在於既要維持台灣“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所謂“台海分治”現狀，同時又要避免美國卷入台灣海峽可能爆發的衝突，該政策主要致力於服務在台灣海峽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區美國的戰略利益。

　　一、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的緣起與内容

　　目前學界對於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的形成時間及主要内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尚未形成統一認知與把握，本文將主要對其實質予以探究。

　　（一）“戰略模糊”政策的緣起

　　一種觀點認爲“戰略模糊”政策最早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目的是讓台灣與大陸“猜測美方在何種情况下可能干涉台海軍事衝突”，保留美方介入的模糊空間。南希·塔克（NancyTucker）認爲，“戰略模糊”起源於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這一概念的本質是“美國没有明確表示，如果台灣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攻擊，它是否會站出來保護台灣”。另一種觀點則認爲該政策起源於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基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等文件與相關政策處理兩岸事務的立場表現。周文星認爲，“戰略模糊”政策始於1979年美國國會旨在規範與美台“斷交”後的雙邊關係而制定的“與台灣關係法”。

　　（二）“戰略模糊”政策的内容

　　學界以及政界人士從“雙重威懾”、目的與手段、分時期分階段對該政策内容進行探究。

　　首先，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預期實現“雙重威懾”（dualdeterrence）。卜睿哲（RichardBush）提出“戰略模糊”導致海峽兩岸的“雙重威懾”。華盛頓向北京和台北同時發出警告和保证（warningsandreassurance），不要采取會造成不必要的不穩定的行動。其次，有學者從目的和手段的角度來理解美國“戰略模糊”政策的意涵，“戰略模糊”主要是指在手段上模糊，但是在目的上是清晰的。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Nathan）認爲：“這一政策兼具政策目的的清晰性與政策手段的戰略模糊性於一身”。再次，有學者從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總統任期的角度來理解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不同時期，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内容都有變化，側重點也不盡相同。

　　由此可見，盡管目前“戰略模糊”政策尚未達成統一共識，但是其主要指中美建交後美國依據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等文件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立場與對台關係的一項重要政策，一方面警告中國大陸不要對台灣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向台灣發出阻止其宣佈法理“台獨”的信號，其模糊所在即美國不會明確表示當大陸與台灣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是否會軍事介入。

　　二、美國對台“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之辯

　　“戰略模糊”政策自形成並應用於美國台海政策實踐後，並非一成不變，根據美國全球戰略、中美關係以及台海局勢的變化，受到來自“戰略清晰”不同程度的衝擊與挑戰。在這裏，所謂的“戰略清晰”即指美國在處理兩岸關係中采取清晰的立場，不同於“戰略模糊”政策中不明確表明立場，“棄台”與“保台”作爲戰略清晰光譜的兩端，一端傾向於中國，强調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另一端則明顯偏倚台灣，加强對台軍售、支持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甚至聲稱協防台灣。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後曾四次表達“保衛台灣”的立場，其協防台灣之意愈發清晰，盡管白宫隨後聲明這並不代表美國對台政策發生改變，但還是引發了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是否已經終結，美對台是否轉向“戰略清晰”的思考與討論。2020年9月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等學者在《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發文，主張美國應該對台“戰略清晰”，繼而引發美國政策圈新一輪對台政策調整的辯論。三周之後，支持和反對“戰略模糊”的人士在《外交事務》網站發表了一系列辯論性評論。此次辯論中形成了“棄台論”“保台論”以及“維持現狀論”等不同流派。下文將分别展開論述：

　　（一）“戰略清晰”之“棄台論”

　　主張美國放棄台灣的呼聲，早已有之，在本次政策辯論中，“棄台論”甚囂塵上。該論點有着一定的理論依據。格倫·施耐德（GlennH.Snyder）在其同盟理論（alliancetheory）中指出，同盟形成後，會産生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即“抛棄”和“牽連”（abandonmentorentrapment）。一般而言，同盟中實力較强的一方更擔心受牽連，實力相對較弱的一方則更擔心被抛棄。雖然，台灣不是美國的正式盟友，但維持事實上的準盟友關係。對美國而言，避免受牽連就意味着放棄台灣；履行事實上的同盟義務則意味着與中國大陸發生衝突。“棄台論”的另一理論依據則是米爾斯海默主張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2014年在《國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期刊上發表題爲《恐怖的台灣海峽》（TaiwansDireStraits）一文，他從進攻性現實主義中有關大國政治的理論解釋崛起的中國將如何行動，並認爲中國大陸致力於讓台灣“回歸”成爲它的一部分（committedtomakingTaiwanpartofChina）。此外，“棄台論”還散見於美國前任軍官以及智庫研究中，其支持者主張减少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二）“戰略清晰”之“保台論”

　　其支持者認爲，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崛起爲超級大國，而台灣海峽對於美國來説太過混亂不清，不能直接被拖入其中，如果美國對於防衛台灣的安全保障不够明確，中國大陸可能會錯誤地誤解美國的承諾。如果華盛頓對台北的安全承諾不够有力，北京可能會被鼓勵采取更冒險的路綫，而不是謹慎行事。因此，這一派主張美國應清晰地、明確地、堅定地表明其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並幫助台灣昇級其軍事能力，有助於提高對中國的威懾，從而降低台海爆發戰争的可能性。當台灣受到中國大陸武力攻擊從而將其統一的時候，美國應該與台灣站在一起。前美國外交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和該委員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DavidSacks）發文《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必須是明確的》稱，中國脅迫式的戰術和軍事建設正在削弱台灣海峽的威懾力。他們認爲，現在是時候美國轉向戰略清晰政策了，並明確表示美國將對大陸對台灣使用武力的任何行爲做出回應。美國保守派智庫專家、前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及少數現役軍方高層紛紛表示支持保台。此外，素來有反華親台傳統的美國國會也是“保台論”的主要支持者，參衆兩院議員主要通過提出法案、推動涉台立法的方式影響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

　　（三）“戰略模糊”：維持現狀論

　　上文分析了目前關於“戰略清晰”的兩種立場觀點，即“棄台論”和“保台論”。但是，“戰略清晰”存在固有缺陷與不足，美國清晰而有力的戰略保证將會迫使其他域内國家做出同樣的承諾，隨着台灣海峽以及西太平洋地區各國軍事存在增加，中國和美國之間發生軍事事故的可能性增大，有可能昇級爲全面軍事衝突，甚至會導致台海危機的爆發與昇級，地區穩定與和平亦將遭受破壞。

　　基於此，大部分學者專家以及政界人士支持繼續奉行“戰略模糊”政策，這一觀點被稱爲“維持現狀論”，也是當前的主流派，主要代表有葛來儀（BonnieGlaser）、包道格（DouglasH.Paal）、董雲裳（SusanThornton）等。其支持者認爲傳統的“戰略模糊”政策有助於維持台海兩岸“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現狀，最符合美國利益，“戰略清晰”則更爲危險。因爲，“不確定導致克制”（uncertaintybreedsrestraint）。該派人士認爲，如果美國首先改變“戰略模糊”政策，將會改變現狀，被視爲使地區秩序不穩定的“修正主義國家”，同時也與美國反對台海兩岸的大陸與台灣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主張相悖。此外，放棄模糊政策，給“台獨”勢力傳遞清晰的安全信號將會是冒險的提議，會被認爲是爲台灣獨立運動“開緑燈”。更强有力的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可能會激怒北京對華盛頓采取更具對抗性的立場，這顯然會增加美國的風險。對於美國而言，保持“戰略模糊”的政策可能會阻止台北和北京單方面改變現狀，阻止雙方使雙邊關係惡化，甚至防止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衝突。

　　三、辯論述評與中國的因應之策：戰略定力與戰略靈活

　　總體看來，美國對台政策調整仍將以“戰略模糊”爲主軸，並呈現戰略模糊清晰化態勢，以“模糊之名”，行“清晰之實”。需要指出的是，其“戰略模糊”政策主要體現在對台安全承諾和軍事方面，尤其是對台軍售這一具體政策上。“戰略清晰”政策則側重於政治層面，美國將表明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同時明確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

　　中國在考慮如何因應美國這一對台政策時，需要堅持“求同存异”“求同化异”的原則差别應對。一方面，需要認識到中美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共同點是在“雙重威懾”下的對大陸保证和對台威懾部分，即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同時又表明反對“台獨”；另一方面，也需要認識到中美雙方的差异點和矛盾之所在是“雙重威懾”下的對台安全保证和對大陸威懾部分，即堅守對台“承諾”，如果中國大陸發起主動攻擊，美國將向台灣提供支持，對台售武等，同時要求中國大陸不得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灣問題。前者有值得肯定之處，也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因此需要予以肯定，保持包容性，加强並鞏固在這一部分的已有成果，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後者有應批判之處，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所在，因此需要予以反制，堅持原則性，堅决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安全。與前者相比，後者是當前中國應對之策的重心。

　　首先，中國需要認識到美國“戰略模糊”政策中藴含着一定戰略靈活，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會隨着美國全球戰略、對華戰略的調整而調整。當台灣爲實現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而服務時，美國將表現出對其安全的堅定承諾；當台灣無法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時，華盛頓就會放棄對台灣的承諾。正如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VonClausewitz）的著名論斷：“在聯盟中，聯盟關係基於由共同利益形成的團結。”其次，還需要認識到美國對台安全承諾的反復性和不確定性，歷史上，美國抛棄台灣的戰略思維和實踐早已有之，對台灣而言，屬前車之鑒、殷鑒不遠。

　　美國長期以來奉行對台“戰略模糊”政策，近年來呈現出不斷清晰化的態勢，不管采取“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的對台政策，其依據只有一個，即美國的戰略利益。台灣關涉中國的核心利益，事關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安全，而對於美國而言，台灣並非其核心利益。台灣尋求獨立是中國大陸所不能接受的，同時其尋求獨立的努力也與美國的戰略利益相背離。如果台灣因尋求法理“台獨”而使美國在台灣海峽陷入直接軍事衝突中，那麽台灣問題將成爲美國的“戰略負債”，而非“戰略資産”。爲因應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調整這一態勢，中國需要堅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同時保持一定的戰略靈活，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不斷探索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决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

　　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專業2021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