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關係是傳統中國及當代中國皆會面臨的重要政治及文化問題。在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共處的局面下,處理民族關係的得當與否關係到政權的穩定、百姓的安定與民族文化的存續。新中國成立後,中共抛棄過去中原王朝對少數民族慣用的漢化傳統,批判他們以同化之名行歧視、壓迫之實,於是學習蘇聯推行民族自治,以政治手段保障少數民族的主體地位,劃定少數民族自治區域,并且鼓勵弘揚各個少數民族文化。從歷史經驗來看,前蘇聯的崩潰讓人逐漸懷疑大拼盤式的民族政策的可行性與正當性,再加上外部勢力經常藉口干預我國邊疆的少數民族,煽動民族情緒,助長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分離傾向,於是中共中央在2010年明確提出第二代的民族政策,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構建中華民族家園,在十九大報告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旨在凝聚全國各民族人民的國族意識,維護政治穩定與民心安定。
中共的二十大報告除了延續在文化層面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基於自身國情提出中國式現代化作爲未來的發展方針,宣告在經濟層面將帶動民族地區從脱貧攻堅有效銜接鄉村振興,着力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當前學界對該議題聚焦在兩個方面,一是關注從經濟層面推進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由於民族地區多爲地處偏遠的欠發達地區,賀衛光等建議要加强民族地區的基礎建設以利於産業結構優化昇級,並着力結合當地的自然或人文禀賦發展優勢特色産業;王建民認爲民族地區的發展必須尊重當地的多樣性、差异性與主體性,批評地方政府存在消極應付上級考核的傾向,做出不合當地條件與百姓所需的樣板規劃。許多學者已注意到,推動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只是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物質基礎,不必然能上昇爲精神凝聚力量,還需從制度層面推行公共服務均等化,補足民生短板,加强基層幹部的黨建引領,並在文化層面積極推動各族群的民族融合教育來凝聚共識。
從研究成果來看,推動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個兼具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議題,無論從經濟層面或是制度、文化層面切入的論點皆反映學者們的研究旨趣與學科特點,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從經濟發展及民族文化切入的學者更關心項目的實踐可行性,主張尊重市場機制與民族傳統來做規劃,但他們的短板在於缺乏政治高度,從邏輯上很難平衡發揚地方民族特色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間的關係;從制度及國族意識切入的學者更關心正當性問題,堅持政治正確,但他們的短板在於缺乏對治理成本的理解,容易導致擬定的政策實踐困難乃至於引發民怨。
本文是基於一個民族地區的案例的初步研究,研究視角以文化心理學爲基礎,希望探索一種在處理民族關係上能兼顧政治正當性與實踐可行性的方案,以下將論证本文的案例是如何平衡地方的民族特色經濟發展和中央的政治期望、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兼容問題。由於本文案例的所在地區在歷史上的民族衝突問題顯著,再加上過去屬於我國著名的貧困地區,因此對處理當代的民族關係應具有典型意義。期許本文對當代的民族地區政策、文化、經濟研究有所啓發,以至於爲解决困擾世界多國的民族衝突問題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本文的案例位於四川省凉山州,地處四川西南與雲南交界,爲全國最大的彝族自治州。彝族爲我國第六大少數民族,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自古在西南地區以剽悍聞名,與漢族的關係緊張:“共産黨到來以前,凉山諾蘇(彝族)人既不受華夏帝國或中華民國統治,也不歸西藏神權管轄,在四川西南地區遺世自主的狀態……不僅强勢盤踞凉山,且經常擄走漢民以蓄奴,因此夷(彝)漢關係向來疏遠而緊張。”傳統中國的漢族對周邊的少數民族多以高等文化自居,彝族有蓄漢族爲奴的傳統實屬罕見,甚至在新中國成立時,彝族還是大陸的56個民族當中唯一停留在保留蓄奴傳統的奴隸社會。對彝族的男子來説:“在捍衛家支、擄掠奴隸、奪取漢人財物等行動中展現出戰鬥本領與耐力,便能够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名聲。”
彝族除了以凌駕漢族爲榮,他們在改革開放後的心理追求也受他們的傳統文化很深的影響,以能享受先輩貴族的待遇爲榮,甚至不惜爲此榮耀傷害他們自己以及全體社會。劉紹華從醫學人類學的角度指出,凉山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吸毒現象以及隨後爆發的艾滋問題起源於過去的彝族貴族有吸食鴉片的傳統。凉山地區在民國初年廣泛種植鴉片,彝族人通過鴉片交易獲得槍支、子彈等新式武器,更有實力來捍衛家園,並劫掠更多漢族爲奴隸來種植鴉片或從事其他工作。“鴉片在諾蘇(彝族)的集體歷史記憶中,是個具有經濟利益、階級地位以及時尚意義的物質。諾蘇(彝族)俗諺‘鴉片是黑彝(彝族中的貴族)和土司的糖’,在20世紀90年代時常被貪玩的年輕人掛在嘴邊。海洛因迅速成爲年輕人之間展現時尚與社會、經濟能力的指標,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徵購買力,而購買力的高低則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領的能耐。”然而,彼時的鴉片雖然爲彝族的貴族階級帶來巨大的財富與權力,讓彝族社會更爲强勢獨立,但此時的海洛因則不同,爲此耗盡他們的財富與健康,它使得在民族國家中位居邊緣的諾蘇(彝族)社會更加每况愈下。
雖然彝族的民風剽悍,甚至會爲了榮譽逾越法紀,且所在的凉山州因爲人多地少、土地貧瘠、常年乾旱而在過去淪爲我國著名的深度貧困區,但不意味着促進當地的民族發展只能在放任自理與中央嚴控、在尊重民族傳統與强化國族建設的極端擺蕩。本文案例位於凉山州冕寧縣,屬於漢彝群居區域,是1935年中共紅軍長征時與彝族首領歃血爲盟(史稱彝海結盟)的所在地。當地自2011年開始規模性地發展油橄欖産業,除了引進具有市場前景與國家戰略價值的優勢特色産業,他們的農户管理模式在實踐上難能可貴地實現彝族和漢族的共存共榮。該地區的龍頭企業是一間台資企業,創始人希望運用當地的光照資源、高原氣候等自然禀賦發展油橄欖産業。目前經土地流轉的種植面積達到兩萬五千畝,有效帶動冕寧縣5個鄉鎮25個村6800多的農户年人均增收三倍以上,是國家林草局認定的凉山州首家國家級林業産業重點龍頭企業。
該企業爲了長遠的發展考量創立民族協作模式,希望能兼顧企業的經濟效益、地方的民族情感與中央的政治號召。民族協作模式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協作是指爲民族地區引入具有高度生産力且符合市場機制的産業,它以尊重市場機制爲前提,充分掌握市場需求並挖掘地方的發展潜能,足以帶給農户可持續的收益,解决他們潜在的返貧問題。第二層協作是指建立一套能够讓彝族與漢族共同競争的生産管理機制,讓彝族的農户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來獲得報酬與社會認可,證明自己的社會價值。從項目的實踐經驗來看,照顧彝族的自尊需求、創造他們能與漢族競争的環境在處理民族關係上尤其重要,但這點在過去可能是被研究者忽略的。從法學的角度來説,這貌似屬於“機會平等”的問題,政府必須確保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去獲得公正和合法的待遇。然而法律只能做到讓每個人在機會面前不被歧視,現實是:法律創造不了機會,也很難讓每個人在機會面前具備競争力。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説,彝族是一個極爲重視尊嚴與榮譽的少數民族,該企業的獨到之處在於運用這點來設計與漢族競争的生産管理模式,從而確保他們在競争過程中的獲得感。
該企業的生産管理模式的設計有兩個要點,首先是制定符合當地實際情况的土地流轉政策,提供符合各類農户預期的報酬。經調研後發現當地農户有三種類型:不依賴土地的富者,習慣勞動的勤者以及難以維生的貧者,該企業的做法是以勤者爲基準,配給他們一份土地租金以及按流轉土地的大小提供一份等比例的工時收入,富者可獲得比過去更高的一份土地租金,並將理應給予他們的工時收入轉移給貧者,貧者因此獲得兩倍的工時收入再加上一份土地租金收益。如此一來,三類型的農户皆覺得自己獲益而增加投入這份事業的積極性,同時也讓當地的貧困人群獲得更多報酬的機會。再者,沿用當地過去的生産隊建制來做管理,設計一套按油橄欖樹的養護及收成成果讓各個生産隊之間、各個村之間的競争機制,對表現優良和不佳的生産隊給予報酬及名譽上的奬勵和懲處,讓彝族農户可以在這樣的競争環境下去證明自己的能力與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彝族仍保留自己的主體地位,但不妨礙他們與漢族共存共榮。
本文作爲一個初步的案例研究,以凉山州冕寧縣的油橄欖産業來反思學界對於在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想上的局限性,試圖平衡經濟發展、民族情感與中央期許,爲處理當代的民族問題提供一條新的思路。民族協作模式的可貴之處並非只是做到法學意義上的機會平等,也非落實容易産生“等靠要”弊端的結果平等,而是讓少數民族在一個被創造的環境具備與漢族競争的實力,照顧其自尊的需求。當民族間具備彼此共存共榮的基礎,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即水到渠成之事。
作者係北京大學台籍博士,四川冕寧元昇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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