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是兩岸和平統一之前一個長期發展過程，也是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重要步驟。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背景下，福建省對台工作環境與形勢正在發生一系列新的重大變化。工作重點與工作方式需要做出新的調整，需要圍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一主題與中心工作展開。在福建省對台工作調整過程中，面臨一系列新的形勢、困難與挑戰，同時也爲福建省開展對台工作調整、創新、深化合作提供了機遇。

　　第一節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

　　獨特優勢與重要地位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全面開展對台工作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區位、資源與經濟等優勢，也賦予了福建省在對台工作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更爲重要的戰略地位，福建省可以發揮更爲重要的獨特功能與作用。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獨特優勢

　　福建省對台工作及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其他省市或地區相比較具有許多獨特的地位與優勢。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歷史優勢

　　福建省與台灣有着長久、密切的歷史淵源，閩台曆史記憶與歷史重顯，會讓過去的歷史轉變爲當今福建省對台工作的現實優勢。

　　福建曾是古閩越族居住地區，台灣早期居民，除原少數民族外，主要是來自福建省的移民。公元前221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設閩中郡，福建首次作爲一個行政區劃單位，揭開了福建省建制的歷史進程。秦漢以後，就有文字記載台灣與大陸的往來，其中主要是台灣與福建的往來。元初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曾派宣撫使楊祥、禮部員外郎吴志鬥赴流求（今台灣）招諭，同年福建都鎮撫張潔、福州新軍萬户張進率軍至流求，揭示了福建與台灣的歷史淵源久遠。元朝中葉在澎湖設巡檢司，管理台灣和澎湖民政，隸屬福建泉州同安縣（今厦門），台灣和澎湖正式納入中國版圖，而且台灣屬於福建管轄的一部分，也即在歷史上就有閩台一體的特殊關係。在台灣開發史上，顔思齊與鄭芝龍不僅是組織大陸移民大規模進入台灣的第一人，也是將大陸生産關係推行到台灣的第一人。明天啓元年，福建海澄人顔思齊和泉州人鄭芝龍（鄭成功之父）率人移居台灣，開拓嘉義與雲林等中部地區。早年以福建爲根據地的鄭成功不僅驅趕了侵佔台灣的荷蘭人，收復了台灣，而且依中國行政區域設置建立政權，治理台灣。清政府統一台灣後，在台灣設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台灣厦門道，台灣仍屬福建管轄。直到1885年，清政府才正式將台灣設立爲一個行省。可見，在歷史上，台灣長期置於福建管轄之下，而且台灣的開發史，更是一幅以福建漳泉人爲主的開發史。大陸移民對台灣的開發，有兩條主要通道，分别爲：福建到澎湖、再到台南；由泉州港和閩江口東渡再進入彰化、新竹和淡水等地。尤其是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治理台灣時，還於1887年委托德商泰東洋行承包興建由台北直通福州的海底電纜、台南安平至澎湖的海底電纜，成爲福建與台灣連接的另一歷史見证，也密切了閩台或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歷史上海峽兩岸之間的貿易與商業往來，在很大程度上是福建省與台灣省的貿易往來。清干隆四十九年（1784）開放泉州與台灣鹿港通航，接着又開放福州和淡水八裏通航，正式揭開了閩台及兩岸的海上通航歷史，爲進一步密切閩台兩地或台灣與大陸的經濟貿易往來創造了條件。在商業日漸發達的情况下，台灣形成了早期的商會組織“郊”，其中以經營金門、厦門、漳州、泉州、汕頭、香港等港口貿易的稱“南郊”，郊商30餘家。另外，台灣商人也在福建厦門等地進行投資建設。可見，近代以來，台灣與福建之間實現了近現代通信與航運，有着密切的貿易與投資往來。即使日本佔領殖民統治台灣之後，福建省與台灣仍有較密切的商業與人員往來，而且許多台商到福建投資發展與建設。其中，厦門鼓浪嶼的菽莊花園就是閩台商業往來的歷史見证。

　　可以説歷史上密切的商務、人員往來將福建省與台灣省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形成閩台經濟文化圈。閩台之間這種歷史淵源與關係，是當今閩台關係迅速發展的重要歷史連接與紐帶，對當今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尤其是閩台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與重新融合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閩台曆史關係賦予了新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新價值，會進一步增强福建與台灣的共同歷史記憶，有利增進雙方歷史文化的共同認同，有助於福建省很好地利用這一獨特的歷史優勢開展對台工作，開創福建省對台工作的新局面，有助於開創閩台關係與兩岸關係發展的新篇章。

　　（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地緣區位優勢

　　福建省開展對台工作的一個最大優勢在於福建省與台灣的地緣優勢或區位優勢，這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從而爲福建省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開展對台工作及進行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極爲便利的條件，有着更大的發揮空間。

　　福建省與台灣省是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兩個極爲重要的戰略省份。福建省地處東南沿海，位於台灣海峽西岸，與台灣海峽東岸的台灣島隔海相望，東北與浙江相鄰，西北與江西接壤，西南與廣東省相交。海峽東岸的台灣島，東鄰太平洋，南隔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距約300千米；北濱東海，東北與日本琉球群島相距約600千米；西靠台灣海峽，與福建省中南部、廣東省東部相鄰。尤其是福建省與台灣省東西兩岸最寬處不超過400千米，最近距離（福建省平潭海壇島與台灣省新竹海岸）僅有130千米，確立了福建省與台灣省密切的地緣關係與重要的戰略地位。

　　處於福建省與台灣島之間的台灣海峽是西太平洋貨運主航道之一，也是海峽兩岸之間往來的主要通道。在戰略地位上，福建省與台灣省均是我國東海與南海的交通要衝，是我國大陸距南亞、西亞、東非和大洋洲最近的省份之一，是通往西太平洋的門户，是我國大陸與太平洋地區國家聯繫的交通樞紐和向遠洋延伸或進入大洋深處的最前沿地域。

　　然而，由於歷史與國共内戰的原因，台灣省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就成爲一個有自己完整治理體系的特殊地區，未能納入國家（中央政府)的統一治理之下，從而出現了所謂的台灣問題以及復雜的兩岸關係問題。在兩岸軍事對抗時代背景下，福建省對台地理區位優勢成爲對台軍事鬥争的最前沿，扮演着對台軍事鬥争的關鍵角色，反而不利經濟發展，制約了福建省的經濟建設與發展。然而，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與台灣的這種獨特地緣或區域優勢的功能與作用則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爲對台和平工作的最前沿，成爲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先行者，成爲兩岸人員往來的重要陣地，扮演着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兩岸交流合作的新角色。

　　尤其是在當今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從美國、歐洲向亞洲轉移及美國重返亞洲戰略調整的新形勢下，台灣在這一地區的地位與影響力有所上昇。中央在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確立國家在西太平洋地區發展戰略中，福建省對台工作的地緣戰略與區位優勢顯得更爲重要、更爲突出。

　　（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文化優勢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文化因素、文化價值與文化交流越來越重要。台灣國民黨當局在處理兩岸關係發展問題時，政治立場堅定，不願妥協與讓步，極力逥避兩岸政治議題或政治對話，但却明確認同中華文化，强調中華文化價值，重視兩岸文化交流，甚至希望將中華文化作爲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顯示文化因素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是海峽兩岸共有的思想體系與價值信仰，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化之下，中國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次文化或地區性文化，台灣就是典型的閩南文化，是福建閩南文化在台灣的延續與傳承。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在中華文化主體下形成一個開放的多元文化，既有主體性的中華文化，也有地區性的閩南文化；既有較强的日本東洋文化，也有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文化，但核心是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體系下的閩南文化。

　　台灣民間信仰的主體或主流（不包括少數民族）主要來自大陸尤其是福建省。在中國傳統文化與信仰基礎上，台灣的婚喪嫁娶、習俗禮節，南管與布袋戲等，全部是從福建傳入，都屬於閩南文化。閩台相同的文化與語言，决定了福建省在對台工作、在兩岸文化交流中的獨特文化優勢，福建省更易於開展對台文化交流與合作，更易增進兩岸人民的情感與心理認同。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在海峽兩岸共同推動文化交流與合作中，福建省要充分發揮對台文化優勢，從次區域文化交流與合作入手，與台灣共同傳承與弘揚閩南文化，增進閩台及海峽兩岸的中華文化認同，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五）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資源與經濟優勢

　　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核心之一是加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與經濟發展，促進海峽兩岸經濟的共同繁榮。經濟合作與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資源與經濟條件。在新的形勢下，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尤其是閩台經濟合作的資源與經濟優勢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自然資源與經濟資源的差异是福建省與台灣經濟合作的重要前提。資源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礦産、能源、土地、人力、技術、資金、管理等，其中有些資源是可以發生轉化的。台灣經濟發展曾有許多資源與優勢，但在經曆數百年的開發或發展之後，有些資源優勢弱化（如煤炭資源的枯竭與政治問題對區位優勢的制約等），當今已没有龐大的發展腹地與足够的自然資源，制約了台灣經濟尤其是部分産業的進一步擴展。

　　福建省對台工作尤其是對台經濟合作有一定的資源與經濟優勢。福建省的港口、對外運輸、海洋漁業資源、林業資源、水力資源（可開發利用的水資源1075萬千瓦）、礦業資源（已探明礦産儲量的礦中有86種，其中儲量較多的有11種）以及豐富的風電資源等，遠優於台灣，在海峽兩岸尤其是閩台經濟合作中有很大的潜力與優勢。

　　近年來，福建省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速，有超越台灣之勢。據研究，2004年以來，福建省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額超過過去50多年（1949-2003）的總和，以交通運輸爲核心的現代基礎設施邁上一個新的台階，高速公路里程已突破2000公里，“一縱兩横”高速公路主幹網通達全省所有區市；鐵路里程累計突破2100公里，温福鐵路、福厦鐵路、龍厦鐵路、厦深鐵路、向莆鐵路等相繼開通或即將開通。交通運輸設施的改善，讓過去福建省的地理劣勢轉爲新的發展優勢，打通了台灣經福建進入内地的通道，有助於促進福建省與台灣更大範圍以及海峽兩岸的經濟合作。尤其是在新的形勢下，福建省與台灣的海陸運輸體系獲得恢復與發展，包括海運、空運等在内的立體運輸體系逐步形成。在未來發展設想與規劃中，還有經過福建到台灣的京台高速與昆台高速運輸體系以及從福建到台灣的海底遂道，將大大縮短福建與台灣的時空距離，有助於形成一個新的閩台次區域經濟圈與生活圈。

　　福建省這種資源與經濟優勢，爲福建省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開展對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與保障條件，福建省有能力、有資源，更好的開展對台工作，發揮更大作用。目前盡管福建省經濟規模與人均GDP遠低於台灣，但福建省經濟處在持續上昇發展時期，台灣經濟增速則大大放慢，兩者的經濟差距在持續縮小。福建省經濟規模在大陸的排名已從1978年的第22位持續上昇到中上水平，近年保持在12位左右，經濟規模已突破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福建省綜合實力的提昇以及福建沿海城市群的形成，增加了福建省對台工作尤其是經濟合作的籌碼，厚植了未來閩台經濟合作的基礎。

　　在這些自然資源與經濟資源優勢之外，福建省還有重要的對台人才資源優勢。涉台工作尤其是基層民間交流，語言因素十分重要，目前大陸只有福建閩南地區較爲廣泛使用閩南語，與台灣閩南人有共同的語言，易於交流與溝通。在兩岸和平發展時期，未來涉台工作需要更多懂閩南語、更瞭解台灣閩南文化與社會民情的人士參與，並擔當重任。福建省也是對台研究智庫與人才最充足的地區，可在對台工作中發揮更重要的政策研究、政策諮詢與政策建言作用。

　　（五）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政策優勢

　　上述福建省對台工作的獨特優勢確立了福建省在對台工作與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政策優勢。福建省在歷史上就是最早對外通商的省份之一，是改革開放後最早實施對外開放的地區之一，也是最早對台實施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在涉台工作與兩岸交流合作方面，福建省享有更多的特殊權力與靈活政策，這不是任何其他省份或地區所能相比的。福建省最早開放與實施對台小額貿易及設立對台小額貿易公司，最早設立國家級的台商投資區（海滄台商投資區與杏林台商投資區等），最早設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並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擴大到全省的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福建省對台工作與兩岸交流合作中的這些政策優勢促進了福建省對台工作的開展，並取得了顯著成效。

　　近年來，中央與國家有關部門在制訂經濟發展規劃中，逐漸將海西或福建單獨列入，並給予政策上的特殊支持與傾斜。早在2004年9月，福建省在華東召開的“十一五”規劃座談會上，國家發改委便已明確表態支持福建省建設海峽西岸綜合交通運輸網絡，盡可能將海西的公路、鐵路、港口等建設規劃納入全國交通發展規劃。此後，建設部、鐵道部、交通部、商務部、農業部、信息産業部、國家林業局、海洋局、旅遊局、海關總署、國家電網公司等先後在編制本部門《十一五發展規劃》時，將支持海西建設寫入各自的綱要之中。目前，海峽西岸城市群列爲全國八大重點發展城鎮群；海峽西岸現代農業列入全國農業發展規劃重點開發區域；海峽西岸經濟區列爲“十一五”海洋事業六大重點發展區域；福厦沿綫昇級爲國家級信息産業基地；海峽西岸被列爲國家12個重點旅遊區之一；海峽西岸與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一並列爲國家林業生態體系建設重點。其中，2004年國務院審議通過的《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提出北京到台灣的高速公路建設規劃（代號G3，簡稱京台高速），起點爲北京，途徑天津、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終點爲台北，全長2030公里；2008年3月，鐵道部與福建省政府在京簽署了《關於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新一輪鐵路建設的會議紀録》，其中包括了京台、昆台（昆明—台灣）兩條高速鐵路建設計劃；福建規劃從2010年起再建1200公里鐵路，其中包括京台高速鐵路建設，計劃以海底隧道方式從厦門入海，扺達台灣。可見，中央政府已將以福建省爲主體的海西甚至台灣已逐漸納入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規劃與布局之中。中央有關部門還對海西建設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2005年3月，中國農業銀行與福建省人民政府簽署了《共同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合作框架協議》，農行在未來五年向福建省提供800億元的信用額度。同年4月，國家開發行銀行與福建省人民政府簽署了《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達成未來五年以開發性金融的形式向福建省提供410億元的政策性貸款。

　　可以説，中央及有關部門支持以福建省爲核心的海西發展政策措施，有力地促進了海西經濟的快速發展，進一步確立了海西在兩岸經濟關係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海西與台灣的經貿合作尤其是次區域經濟合作取得長足發展。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及兩岸關係和平框架建構過程中，中央又賦予了福建省在對台工作中有更多資源、更多權力、更多特殊政策與更多責任。這不是其他省市所能享有的，可以説是福建省獨有的。尤其是國務院公佈的《關於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賦予了福建省在兩岸關係發展中享有“先行先試”的政策權力，並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於2011年11月正式批復《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明確提出把平潭建設成爲“兩岸同胞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展的共同家園”，尤其是賦予了福建省在平潭這一特定地區探索兩岸“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兩岸合作新模式。

　　中央賦予福建省對台工作與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這些特殊政策，爲福建省有效開展對台工作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與便利，福建省可以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發揮更大的、更爲特殊的作用。

　　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的重要地位

　　福建省對台工作的獨特優勢决定了福建省在中央對台工作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尤其是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是一個重大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問題復雜，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協作、配合與努力。其中福建省與台灣歷史淵源深厚，關係密切，往來便利，有着諸多獨特優勢與條件，扮演着更爲重要的地位與角色。

　　就歷史發展過程看，福建省從早期對台軍事鬥争前沿到逐步轉變爲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經濟合作的工作前沿，是一個歷史性的戰略轉變。在兩岸關係處於軍事對峙時期，福建省就是對台軍事鬥争的前沿與前綫，扮演武力解决台灣的前沿陣地，福建省的經濟建設必須符合與服從國家對台軍事鬥争的大局與戰略需要。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對台工作重點逐步轉變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哨站，是兩岸交流合作的開拓者、探索者與先行先試者，發揮推進與加强兩岸經濟合作、文化交流與民間往來的重任，而且未來還要繼續擔當這樣的歷史重任。

　　福建省要積極扮演中央對台政策與制度創新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福建省積極落實中央對台方針政策，探索對台工作思路，取得了重要成績，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尤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建構過程中，福建省應擔當與扮演中央對台政策試驗性與探索性的角色。一方面，福建省在對台工作與兩岸交流活動中，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與有所創新，不斷提出新的、富有創造性的政策與措施設想，在獲得中央認可後，在福建省試行或推行，然後在其他地區逐步推廣。另一方面，中央在制訂對台政策中，將會更多的選擇與台灣關係十分密切的福建省作爲試點或試驗，然後全面推廣與實施，從而形成一套新的對台政策的建構體系與運作模式。

　　福建省獲准建立平潭綜合實驗區，打造“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五個共同”兩岸合作新模式，就是一種全新的兩岸合作，在理論上是一大創新，是分裂國家或未統一國家通過局部“一區共治”、“共建共管”實驗向全局擴展、最終走向統一的“一國共管”與“共建共管”的一種新創制。如果這一合作模式與制度創新能够成功實現，將爲兩岸實現和解與和平、進行“共同治理”與社會政治融合甚至和平統一，積累經驗，豐富相關理論，開闢新的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一創新豐富與發展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的思想與内涵。

　　福建省對台經濟工作具有重要地位，在推動閩台經濟或兩岸經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福建省的經濟規模不算大，2010年GDP首次突破1萬億元億人民幣大關，落後於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經濟大省，與台灣GDP也有很大差距，福建省對台貿易額也没有粤台、浙台等貿易量大，台商對福建省投資也較廣東省、江蘇省等地爲少，但福建省在對台經濟工作中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其重要性却遠高於這些經濟發達省份與其他地區，關鍵在於福建省與台灣有獨特的“五緣”優勢，中央賦予了福建省更多的對台工作重任，賦予福建省在對台經濟交流與合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與地位。上世紀80年代初期，設立厦門特區，就有肩負優先開展對台經濟工作的戰略考慮，像其他三個特區均設立在廣東省、與利用港澳優勢的戰略考慮一樣。2010年，中央擴大厦門特區範圍，厦門全境内實施特區政策，對厦門以更開放、更特殊的政策開展對台工作尤其是與台灣經濟合作創造了新的機遇，也爲兩岸特區對特區的對接與合作提供了新的條件。另外，福建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與台灣農民創業園的創立也爲兩岸農業合作開創了新的道路，提供新的合作模式。

　　建立兩岸共同家園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中央對台戰略的新思維與重要政策。在落實與實現這一目標政策過程中，核心是要培養台灣民衆兩岸共同家園與兩岸一家的新意識，增進中華民族與中國的認同。福建省建立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作爲兩岸共同家園的實驗平台，福建省在未來對台交流與社會融合中的戰略地位將更爲重要。

　　設立平潭綜合實驗區的一個重要功能與意義就是，增進兩岸“共同家園”意識與理念，强化兩岸同胞的國家認同。建立兩岸“共同家園”已成爲新時代背景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中央對台工作的重要思想與發展路綫。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强調，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内的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同胞有責任把她維護好、建設好。就是説建設包括台灣與大陸在内的兩岸“共同家園”，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與義務。在現階段，在兩岸政治分歧仍然巨大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與培養兩岸“共同家園”的意識與理念？如何建設兩岸的“共同家園”？有許多措施與途徑，其中平潭綜合實驗區所賦予的“五個共同”兩岸合作新模式，就是要爲兩岸同胞提供一個建設兩岸“共同家園”的示範和實驗平台，目標就是要培養兩岸同胞對“共同家園”或對國家（中國）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培養他們的主人翁精神，增進他們的國家認同，形成新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實際上也是落實中央“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重要對台思想，體現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精神。

　　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挑戰之一是台灣民衆對國家與身份認同發生了很大變化，島内分離主義意識持續發展，許多民衆在國家認同、國家意識方面存在錯誤認識。面對這樣的局面，增强台灣民衆對中國與中國人的認同就成爲迫切面對的重要課題與任務。平潭綜合實驗區“五個共同”的重要目標與任務就是通過建立“共同家園”這一實驗平台，培養台灣民衆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與中國的國家認同。因此，平潭綜合實驗區實施“五個共同”兩岸合作新模式的一個重要目標就在於彰顯“平潭是兩岸人民的平潭”、“兩岸人民是平潭的共同主人”這一思想，來塑造“中國是兩岸同胞的中國”，“兩岸同胞是中國的共同主人”這一意識與思想，從而增强兩岸民衆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共同認同與認知，消解偏離中國統一的台灣主體意識與分離意識，增强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

　　可以説，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福建省在對台工作中不僅要扮演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試者或實驗者的角色，更重要的還要扮演培養台灣民衆“兩家一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兩岸共同家園意識，增進兩岸的社會融合，實現海峽兩岸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爲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條件。

　　第二節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新格局爲福建省帶來的

　　挑戰與機遇

　　一、兩岸經濟合作發展新格局的形成與發展

　　近年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與經濟關係正在發生重要變化，一種新的兩岸經濟合作與經濟發展格局正在形成。

　　海峽兩岸交通運輸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對兩岸經濟合作與兩岸關係發展影響深遠。在兩岸“三通”尤其是未實現兩岸直航之前，海峽兩岸經濟關係是一種間接、不正常的發展格局。2008年，海峽兩岸相繼實現海上與空中直航之後，台灣海峽變爲繁忙的海上、空中運輸走廊，促進了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也成爲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兩岸實現直航之後，大大縮短了海峽兩岸的時空距離，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與人員往來提供了便利條件，創造了兩岸更大的經濟合作空間，大大改變了台灣的經濟格局與經濟地圖。

　　兩岸貿易與雙向投資有了新的發展。在市場機製作用下，兩岸貿易一直呈現較快發展之勢，成爲推動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重要力量。兩岸實現直航尤其是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及逐步落實早期收穫清單後，兩岸貿易自由化邁出了重要一步，兩岸貿易獲得新的發展，2011年，海峽兩岸貿易突破1600億美元，有望在三年内突破2000億美元。

　　兩岸相互投資格局更是出現全新的發展態勢。在台商對大陸投資持續增加的同時，大陸台資企業返台投資與大陸企業對台投資也獲得新發展。投資是兩岸經濟合作的重要内容與表現形式，也是推進兩岸經濟合作的重要動力。近年來大陸經濟環境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但台商對大陸投資持續擴張的態勢没有改變，而且在推進沿海地區投資企業轉型昇級的同時，加快對内陸與中西部地區的投資轉移，近年來有多個超過上億美元的台商重大投資項目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與此同時，在台灣當局於2009年7月開放大陸企業赴台投資後，大陸企業對台投資邁出重要一步。目前大陸企業對台投資規模不大，到2012年1月底，投資項目合計208項，投資金額3.08億美元，但意義重大，標誌着兩岸雙向直接投資的發展與新投資格局的形成，而且未來仍會有新的發展。

　　兩岸經濟合作逐步進入制度化、機制化發展新階段。2008年初以來，海峽兩岸簽署了十多個經濟合作協議，其中最爲重要的是兩會於2009年6月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標誌着兩岸經濟合作由過去的市場機制主導向制度保障機制的過度與轉變，是海峽兩岸經濟邁向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開端。其中，“早期收穫清單”已付諸實施，並取得初步良好效果，促進了相關降税産品的貿易增長與相關産業的發展，提昇了兩岸尤其是台灣相關産品或産業的競争力。未來ECFA的後續協商將陸續展開。其中，兩岸投資保護協議已達成階段性共識，有望在2012年上半年正式簽署。最重要的兩岸貨物貿易協議與服務貿易協議等協商將逐步展開，盡管困難很大，但會持續向前推動。尤其是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開放範圍很大，實施進程非常緊凑，對台灣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將形成很大壓力，有望成爲促使台灣加快與大陸協商的動力。隨着ECFA的後續協商與落實以及兩岸經濟關係的全面發展，兩岸貿易自由化與經濟合作將邁前一個新時代。

　　與此同時，兩岸經濟合作也將逐步進入所謂的“深水區”，涉及復雜的經濟利益分配與各自制度的調整與變革，經濟競争也將更加激烈，未來兩岸經濟合作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兩岸曾積極推動的兩岸租税協議在簽署前夕告停，至今未能簽署，也没有進一步的討論。海峽兩岸在台商的强烈要求下積極推動簽署兩岸投資保護協議，但由於在促進投資與投資自由化、國民待遇、争端解决機制等方面的主張存在較大差异，還涉及到兩岸相關法律制度的修改與對接，因此數度延後，遲遲無法簽署，顯示了兩岸經濟合作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大。兩岸經濟合作尤其是制度化協商面臨新的困難，但並不會阻礙兩岸經濟合作的持續進行與發展，兩岸經濟合作將在新的環境下尋求突破與發展。

　　二、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新格局對福建省對台經濟工作的挑戰

　　在兩岸關係緊張、對峙時期，特别是在兩岸“三通”没有實現及兩岸經濟機制化未建立之前，福建省對台經濟合作較其他省市或地區具有更大、更明顯的優勢，即所謂的“五緣優勢”。但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尤其是在兩岸經濟關係格局出現重大變化的情况下，福建省對台經濟合作環境發生重要變化，面臨新的競争與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

　　（一）福建省原有對台工作政策優勢相對弱化

　　長期以來，福建省對台工作尤其是對台經濟合作方面享有不少特殊政策，包括在小額貿易、投資、航運、通匯、新台幣兑换等方面均有特殊的政策，促進了閩台經濟交流與合作。但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尤其是海峽兩岸直航與簽署ECFA之後，經濟合作在海峽兩岸全方位展開，貿易自由化有了新的發展，福建省享有的特殊政策相對减少，政策優勢有所弱化。以海西最先享有的“先行先試”這一頗具創見性的獨特政策而言，“先行先試”逐步成爲改革開放的一個新舉措，開始在大陸多個經濟開發區或實驗區推廣，如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重慶兩江等均開始强調“先行先試”，而且獲得中央的支持與認可，在區域經濟發展與兩岸經濟合作中，“先行先試”政策在許多地區開始采用，不再是福建省或海西所獨有的政策特權。

　　在開放大陸居民赴台個人旅遊問題上，北京、上海、厦門等三個城市成爲首批開放的城市，福建只有厦門市成爲第一波對台開放城市，福州市等其他福建大中城市並没有列入，更没有將福建全省作爲赴台個人旅遊的試點，説明福建省在新形勢下對台經濟合作享有的獨特優勢不再突出。

　　在這種新的形勢下，福建省如何在未來對台工作與兩岸經濟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享有更爲特殊的政策，是福建省必須面對與思考的重要問題。

　　（二）各省市積極展開對台經濟合作，呈現全方位的發展態勢，福建省面臨的競争更激烈

　　在兩岸經濟合作全面開放之前，福建省在對台工作尤其是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中一直走在前面，中央最早涉台經濟政策措施的實施主要集中在福建省，如國務院最初批準的國家級台商投資區就是厦門的海滄與杏林兩個台商投資區，兩岸“試點直航”選擇了福建的厦門港與福州港。然而，在台灣當局兩岸經濟政策逐步開放與兩岸經濟合作全方位展開的情况下，大陸其他地區紛紛加入到兩岸經濟合作的行列，形成一種新的多元發展格局與競争態勢，福建省的獨有優勢相對减弱。在省市區高層領導赴台考察與經貿活動中，北京、上海及廣西等多内地省份領導赴台考察活動引起的關注程度及簽署的經濟合作協議數量遠超過福建省。

　　在台商對大陸投資與經濟合作布局中，大陸營商環境與區域經濟發展出現新的重大變化，内陸與中西部的資源、成本優勢逐步展現出來，對台商形成新的吸引力，福建等沿海地區投資成本上昇，不再成爲台商首選。同時，内陸省份也以更大的資源與成本優勢對台商提供更大、更多的政策優惠，加快了台商投資從沿海向内地轉移，對福建省吸引台資與閩台經濟合作形成新的壓力。目前，台商對重慶、成都、武漢、河南（鄭州）、山西（太陽、晋城）、廣西等内地投資迅速增加，形成新一輪的投資熱，出現一批新的重大投資與合作項目，而台商對福建省的重大投資項目相對有所下降或减少。

　　在區域發展中，目前大陸已有30多個城市提出建立區域金融中心設想，其中以争取台灣金融機構爲主的區域性海峽兩岸金融中心也有多個，對福建省力圖建立區域性海峽兩岸金融中心形成壓力與挑戰。在海西經濟規模相對不大、金融業不够發達的情况下，福州或厦門能否成爲區域性海峽兩岸金融中心存在變數。ECFA簽署之前，台灣金融機構曾積極布局福建，如台灣富邦銀行入股厦門商業銀行，後更名爲厦門銀行。ECFA之後，盡管福建省出台優惠政策，積極鼓勵台灣金融機構在福建投資布局，但效果不明顯。台灣金融機構在大陸的投資布局並没有以福建省或海西爲主，華東、華南與華北（上海、南京、北京、廣州）等成爲台灣金融機構布局的重點。到2011年底，大陸6家台資銀行分行，長三角有5家（上海、崑山與蘇州）、珠三角1家（深圳），福建省與其他地區還没有一家台資銀行分行。可以説，兩岸經濟合作全面展與地區競争日益激烈，對福建省與台灣經濟合作形成新的挑戰與壓力，面臨新的政策調整，需要尋找新的定位與出路。

　　（三）福建省面臨兩岸直航後原有航運優勢流失的挑戰

　　在海峽兩岸直航没有實現之前，福建省率先與台灣實現了海上“試點直航”，海峽兩岸的轉口貨物運輸通過福建的福州馬尾港、厦門港與高雄港進行運輸，有利福建省與台灣航運業的發展。但兩岸實現海上直航後，海峽兩岸經台灣轉口到大陸的貨物運輸，不必再經過福建省的兩大港口，而是選擇更多的大陸港口，尤其是現代化程度更高、貨物流量規模更大的上海、深圳、寧波甚至太倉等港口，福建省與台灣的“試點直航”歷史宣告結束，閩台運輸量增長放慢。同時，由於福建省經濟腹地小，經濟不够發達，貿易貨物量相對較小，無法成爲兩岸航運的集散中心，目前福建僅是兩岸農産品的集散中心。

　　就兩岸空中直航而言，福建有厦門、福州等重要空港，距離台灣最近，更具航運優勢，但福建省没有特大都市，人口流動量不大，又地處東南沿海邊緣，未形成區域性空運中心。在大陸對台開放的衆多機場空港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航點班機量遠遠超過福建的福州與厦門機場。其中，高雄到厦門、台北到福州的航班也遠少於台北到北京、上海、深圳的航班。

　　在兩岸直航之前，民進黨上台之後推金門馬祖與福建省沿海地區的海上通航或所謂的“小三通”，福建省與金馬地區率先實現了“小三通”，而且發展迅速，促進了福建與金馬及台灣本島的航運與商務發展。但在海峽兩岸實現直航之後，兩岸民衆經“小三通”往來兩岸的人數增幅有所下降，貨物運輸增幅放慢，福建省區位航運與對台經濟合作優勢相對弱化。

　　（四）ECFA之後福建省對台經濟合作與區域經濟整合面臨的挑戰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不少學者曾提出兩岸經濟一體化發展路徑設想之一是，率先推動或實現閩台或海西與台灣的經濟整合即建立閩台經濟自由貿易區，然後逐步擴大到海峽兩岸自由貿易。不過，海峽兩岸經濟合作與經濟一體化發展呈現非常規化發展特徵。台灣當局爲避免在兩岸合作中所謂將台灣地方化，對閩台之間建立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一直持排斥態度，閩台經濟整合或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主要停留在大陸尤其是福建學者的學術討論層次，未能納入政策討論，更没有兩岸的協商。2008年初，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後，海峽兩岸在很短時間内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這是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機制化發展以及兩岸經濟整合的重要里程碑。在經濟一體化概念下，ECFA是兩岸自由貿易區的初級形態，中期目標是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區，核心是未來兩岸絶大多數貨物貿易實施零關税，服務貿易大幅開放，目前正在向這一目標推進。可以説，ECFA的簽署，兩岸經濟合作在海峽兩岸全面展開，原本設想的率先在福建省或海西施行的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發展設想失去現實意義。從目前兩岸經濟一體化發展態勢看，很難再走閩台經濟區或海西與台灣經濟一體再到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路徑，福建省必須尋找新的閩台經濟合作道路。

　　另外，隨着ECFA後續協商與推動，兩岸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兩岸市場開放全面展開，在兩岸實施新的“國民待遇”，福建省很難再有特殊的“國民待遇”，福建省如何擴大與深化閩台經濟合作，就需要有新的思路與新的政策選擇。

　　三、兩岸經濟關係新格局對福建省對台工作與經濟合作的機遇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新的格局的出現與形成，盡管對福建省對台工作尤其是經濟合作提出新的挑戰，政策優勢弱化，地區之間競争更激烈，但同時也爲福建省在新的形勢下開展對台工作與開展經濟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新的機會。

　　（一）中央賦予福建省對台工作與兩岸經濟合作新的重任

　　中央一直非常重視福建省在對台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近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赴福建省考察對台工作與經濟建設，提出許多重要的對台工作政策主張，賦予福建省新的對台工作使命與重任。

　　在十七大政府報告中，中央率先提出支持海西等台商投資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主張，也是首次將海西納入中央的政策規劃之中。2009年5月，國務院公佈《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不僅海峽西岸經濟區由地方政府决策上昇到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而且賦予福建省更爲重要的對台工作重任，即由福建省主導、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與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盡管由福建省全省、廣東省東北、浙江省南部、江西省東部地區共同搆成，但主體是福建省，而且國務院文件“意見”也是强調“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意見”第一部分第一條就明確指出，“當前兩岸關係出現重大的積極變化，爲海峽西岸經濟區加快發展和開展與台灣地區合作提供了重要機遇。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是進一步發展福建省比較優勢，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對以福建省爲主的海西在兩岸關係發展中賦了新的戰略定位即“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獨特的對台優勢和工作基礎，努力搆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實施先行先試政策，加强海峽西岸經濟區與台灣地區經濟的全面對接，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向更廣泛、更大規模、更高層次邁進”。海西發展的關鍵是福建省，也是中央賦予了福建省在推進海西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新角色。

　　在這樣的戰略部署下，中央仍賦予福建省在對台工作尤其是對台經濟合作中更多的權力與資源，這不是其他省市或地區所能相比的，這是福建省最大的對台政策優勢。關鍵是如何利用好，發揮好，將政策優勢轉化爲發展效果，將政策設想與規劃變爲現實。

　　（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爲福建省對台工作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海峽兩岸軍事對峙時期，福建省是對台軍事鬥争的前沿，經濟建設受到影響。在兩岸關係仍處於對抗與無法直航時期，在兩岸經濟合作處處受到台灣當局的政策限制時期，中央賦予福建省特殊的對台政策優勢與區位優勢無法充分發揮，也制約了福建省的經濟發展與對台工作的開展以及閩台經濟合作。在海峽兩岸進入大交流、大合作時期，尤其是在兩岸實現直接“三通”與簽署ECFA之後，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進入直接、雙向往來的新階段，也邁入全面合作的“ECFA時代”，台灣方面對兩岸往來與兩岸經濟合作的政策持續開放，限制大大减少，閩台經濟合作的大環境得到重大改善，閩台人員與貨物往來不必再繞道港澳，福建省對台經濟合作的區位優勢、文化優勢、政策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與展現，福建省對台工作有了更廣大的發展與施展空間。福建省與金馬地區及台灣本島之間形成一個新的通道，有利閩台經濟合作與發展。

　　福建省如何從過去對台軍事鬥争與兩岸不完全開放下的對台工作及經濟合作局面轉變爲和平發展時期、兩岸全面開放背景下的對台工作，如何打好“和平發展”與“經濟合作”這兩張牌，讓福建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新形勢下兩岸經濟合作中發揮更爲重要的作用，是福建省未來對台工作調整與决策的重點。

　　（三）平潭綜合實驗區與厦門特區成爲福建省對台工作與經濟合作的新引擎

　　就大陸對台政策與戰略而言，在不同時期或不同時代有所調整與變化。和平統一是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央對台方針政策的重大戰略調整，在具體政策上，實現海峽兩岸“三通”就成爲重要的具體工作。“三通”實現後，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與持續推進ECFA的協商、落實，就成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最重要的對台經濟工作重點。ECFA的簽署爲福建省對台工作與閩台次區域經濟合作賦予新的内涵與新的時代意義。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中央在賦予福建省擔當加快推動海西建設及海西與台灣經濟合作重任的同時，再次確立了建立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發展戰略，賦予平潭綜合實驗區實行更特殊、更靈活的政策和措施，開展兩岸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領域交流與合作的綜合性實驗，積極探索“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兩岸合作新模式，爲建設“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提供示範。

　　平潭綜合實驗區的開放開發初期或在較長期時期内，仍以經濟建設爲主，中央與地方提供了龐大的資金與政策支持，大力推進平潭島的開發建設與兩岸經濟合作，讓平潭綜合實驗區成爲海峽兩岸尤其是閩台經濟合作的新熱點，更成爲福建省加强對台工作與閩台經濟合作的新引擎。

　　同時，在新的形勢下，中央也將厦門特區範圍擴大到厦門市全境，特區面積擴大了數倍，意味着厦門特區享有更多的特殊政策，尤其是在對台經濟合作中，可採行更多、更靈活、更特殊的政策，加快厦台或閩台經濟合作。厦門經濟建設的迅速發展與優越的自然環境，對台灣投資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建設厦門兩岸區域金融中心也是目前中央正式確立的兩岸區域性金融中心，讓厦門在未來閩台經濟合作中扮演更爲重要的新角色，成爲福建另一個對台工作與閩台經濟合作的新引擎。

　　福建省未來要充分發揮與用好平潭綜合實驗區與厦門特區這兩個對台工作與經濟合作的新引擎，將福建省對台工作與閩台經濟合作推上一個新的台階。

　　（四）爲閩台經濟産業對接與深度合作對供了新的機遇

　　長期以來，制約閩台經濟合作的重要障礙之一是，福建省雖然距離台灣很近，具有地緣與文緣等多種優勢，但福建省與内陸周邊地區交通運輸體系落後，經濟腹地不足，經濟發展局限於閩東南等沿海地區。經過福建省多年的努力與海西建設，福建省與周邊地區交通設施條件已大爲改善與改觀，也延伸了福建省的經濟發展腹地，大大加快了運輸與物流的速度，爲福建省與台灣産業的對接、合作、定位提供了新的機遇，福建省對台經濟合作的潜力與能力將得到新的發揮。閩台經濟合作在兩岸經濟合作中的地位與角色更加重要，其獨特性將得到新的展現與發揮。

　　産業合作是ECFA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成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的熱點與重點，也是促進兩岸經濟發展與轉型昇級的關鍵所在。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福建省經濟建設規劃與台灣當局提出的“黄金十年”經濟建設規劃中，調整産業結構、加快産業發展與轉型昇級成爲共同的經濟發展目標，爲海峽兩岸産業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發展機遇與空間。2011年10月，海協會與海基會第七次負責人會談在天津舉行，並公佈了《海協會與海基會關於加强兩岸産業合作的共同意見》，雙方同意，繼續完善兩岸投資環境，發揮産業互補優勢，研究雙方産業合作布局，擴大産業合作範圍，提高産業合作層次，强化合作創新能力，發展自主品牌，促進兩岸産業轉型昇級，預示着兩岸全方位的、多元的、深層次的産業合作逐步展開。福建省在“意見”確立了海西産業發展（重點是發展現代農業、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與建設現代化海洋産業開發基地）基礎上，抓住兩岸産業合作的新機遇以及台灣産業持續轉移的機會，選擇優勢與重點産業，加快閩台産業合作進程，實現有效對接，深化合作，建設閩台産業成長新走廊。

　　第三節兩岸社會文化交流新趨勢下福建省對台工作的

　　新課題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海峽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將呈現持續、穩定發展態勢，兩岸關係將逐步邁入社會融合與文化交融的時代，有助於消除兩岸之間的誤解與誤會，消除對抗與對立，實現兩岸的和解與和平，促進兩岸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建立和諧的兩岸社會。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形勢與兩岸社會文化關係的發展，爲福建省對台工作提供了的新機遇。

　　一、海峽兩岸社會文化交流發展新趨勢

　　（一）兩岸社會關係與社會交流呈現多元化的快速發展之勢

　　海峽兩岸關係恢復與改善之後，探親、旅遊、經商等兩岸交流活動逐漸增多，而且日益密切，兩岸社會關係得到新的發展。

　　廣義兩岸社會關係是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兩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法律等交流與互動的總稱。狹義兩岸社會關係是兩岸經濟關係、軍事關係與政治關係等之外的兩岸社會層面的民間往來、交流與互動等活動，其主要表現形式是海峽兩岸民間的交流交往與兩岸社會互動。具體而言，兩岸社會關係包括了宗親關係、婚姻關係、商業關係、工作關係、事業關係等多重社會關係。

　　兩岸社會關係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兩岸各種社會交流活動的廣泛發展。兩岸交流活動形式與範圍非常復雜與多樣。依台灣“海基會”分類，兩岸人員交流分爲社會交流、觀光交流、專業交流、經濟交流、文教交流、婚配與定居交流、金馬“小三通”交流與其他交流。依台灣“陸委會”的分類統計，兩岸社會交流主要包括探親、團聚、探病、奔喪、就醫與其他等事項。兩岸社會交流也有廣義社會交流與狹義社會交流之分。廣義兩岸社會交流應是海峽兩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種交流活動的總稱，而狹義兩岸社會交流則主要是與狹義兩岸社會關係相關的兩岸民間交流往來互動活動。

　　近年來，兩岸社會交流逐步從單邊、不對稱、非正常的形態向雙向、直接、均衡與正常化方向發展，而且規模持續擴大，交流日益多元化。據台灣“陸委會”統計，1988年，台灣居民赴大陸人數爲43.8萬人次，1990年達到近90萬人次，2000年增加到311萬人次，2010年達514萬人次，2011年爲526萬人次；到2011年底，台灣民衆赴大陸人數累計達6668萬人次，接近台灣人口總規模的3倍。大陸民衆赴台社會交流盡管始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快速發展則始於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之後。2005年以前，大陸居民赴台人數每年總計不超過20萬人次，2006年至2008年保持在30萬人次左右；2009年開始，隨着台灣當局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政策的實施，大陸赴台人數呈現爆發式增長，2009年達到97萬人次，2010年達163萬人次，2011年爲184萬人次；到2011年底累計大陸居民赴台總人數達664萬人次。2011年，兩岸人員相互往來規模達到677萬人次，近年内有望將突破1000萬人次。

　　兩岸社會交流與人員往來會持續快速增長，兩岸交流的内部結構會出現新的調整。依台灣“陸委會”統計，到2009年8月底，大陸居民赴台申請入境總人數累計達到300.6萬人次，實際批準入境人數爲293.3萬人次，其中狹義社會交流人數最多，爲112.8萬人次，占38.5%；觀光交流居次，計78萬人，占26.6%；專業交流49.4萬人次，占16.8%；定居與居留31.1萬人次，占10.6%；經濟交流25.8萬人次，占8.8%，教育交流23.5萬人次，占7.9%；其他交流12.8萬人次，占4.4%；“小三通”9.2萬人次，占3.1%。此後，由於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人數的大規模增加(採“團進團出”模式)尤其是“自由行”(個人旅遊)政策的持續開放，以及兩岸經濟合作的擴大與深入，未來兩岸社會交流，觀光交流規模會大幅增加，已成爲最大交流項目；同時經濟交流、文化與社會交流的人數會也會有較快增長。其他領域的交流人數雖然都會呈現增長態勢，但所占比重將會有所下降。台灣民衆赴大陸交流人數因基數龐大，未來增長速度會放慢，但規模會持續擴大；而大陸居民赴台交流人數持續快速增長，規模持續擴大。

　　表1-1海峽兩岸人員往來規模與趨勢(單位：萬人次)

　　略

　　（二）兩岸社會交流日趨組織化與機制化

　　在海峽兩岸社會關係中，兩岸社會交流組織化與機制化增强。海峽兩岸有廣泛的社會團體或組織。據台灣中華徵信所統計，到2010年6月，大陸社會團體達23.8萬個，台灣則有9422個。這些社會團體與組織既是台灣或大陸政府龢民衆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與平台，也是兩岸交流活動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與重要互動平台。

　　爲適應海峽兩岸各種交流活動，提高交流效果，台灣與大陸内部紛紛成立了各種各樣從事或促進兩岸交流與合作的機構或組織，成爲海峽兩岸對口交流的重要組織者與推動者。如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大陸探親服務協會、中華兩岸勞動關係發展協會、兩岸關係文教基金會、海峽兩岸青少年交流基金會等，估計有數百個之多。大陸也先後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全國台灣研究會、海峽兩岸旅遊協會、中華經濟促進會、海峽兩岸互聯網交流委員會、廣東省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等。兩岸這些衆多的社會團體或組織既是兩岸社會交流與互動的重要載體，也是兩岸社會關係發展組織化的重要表現。

　　海峽兩岸社會團體與組織的交流、往來，通過簽署合作協議或建立各種論壇平台，實現了專業化與機制化發展。在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形勢下，海峽兩岸衆多社團組織展開廣泛往來與交流，簽署了許多互動合作協議，達成許多合作共識，舉辦各種交流論壇。兩岸文化組織、體育組織、經濟組織、農業組織、工會組織、公益組織等各種社會團體廣泛往來，舉行定期與不定期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活動。近年來，先後出現海峽婦女論壇、海峽兩岸商會論壇、海峽兩岸工會論壇等，這種論壇式的交流逐步呈現制度化與機制化的發展趨勢，在海峽兩岸輪流舉行。以工會交流爲例，海峽兩岸工會組織團體舉辦的“海峽兩岸工會論壇”與“海峽職工論壇”，促進了兩岸工會及勞動界的交流與合作，增進了兩岸職工界的相互瞭解。2011年1-10月，大陸各級工會組織已有110個團隊、共計1612人次赴台交流訪問，台灣有30多個團隊、1500多人到大陸參觀訪問，近年來兩岸職工與工會交流人數超過萬人。

　　（三）海峽兩岸基層社會交流日益廣泛

　　近年來，兩岸社會領域的交流與交往呈現前所未來有的發展態勢，尤其是在兩岸高層交流活動增多的同時，兩岸民間與基層交流顯著增加，成爲兩岸社會關係發展的重要標誌。

　　兩岸民間與社會基層交流包括了教師、職工、社區、農民、農村、鄉鎮等參訪與交流活動，改變了過去兩岸交流集中在商務、公務、專業以及大都市爲主的交流模式。2009年開始每年在福建省多個城市舉行的綜合性“海峽論壇”，是兩岸民間與基層經濟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其最大特點是民間性、廣泛性、參與性，尤其强調民間與基層的廣泛參與和交流。海峽論壇議題廣泛，涉及經濟、農村、文化、教育、藝術、學術等多個方面；參加者廣泛，有來自海峽兩岸各個階層、各個領域與部門的代表；人數衆多，僅台灣參訪人員就在萬人上下；論壇内容廣泛，有經貿交易會，有高層研討會，有圓桌會議，有專題論壇，有縣市主題日，有文體活動。隨着兩岸關係的持續發展，海峽兩岸的民間與基層社會交流會持續增加，並成爲促進兩岸關係改善的重要社會力量。

　　（四）海峽兩岸婚姻關係的發展

　　海峽兩岸血脈相連。台灣絶大多數民衆與大陸有着源遠流長的血緣關係，有着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親屬關係與姻親關係，更有新時期形成的通婚關係。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兩岸廣泛往來與交流，兩岸通婚現象增多，婚姻關係以及由此延伸的依親關係成爲兩岸社會關係發展的重要表現。據台灣方面統計，到2009年8月，以親人團聚名義赴台生活的大陸民衆達42.477萬人次，其中以定居與居留名義在台生活的大陸民衆爲31.1萬人次，其中依親者19.5萬人次，占62.3%；長期居住者7.2萬人次，占23.1%；定居者4.4萬人次，占14.1%。依台灣“海基會”統計，到2009年8月，兩岸婚姻驗證人數爲31.121萬人，依“内政部户政司”資料，同期實際入境在台灣登記的兩岸婚姻量有27.1054萬對，顯示部分兩岸婚姻因受台灣當局政策限制而没有在台定居與生活，大多選擇在大陸生活。到2010年，兩岸通婚量大幅增加，在台登記的兩岸婚配估計爲30.5萬人,其中有投票權的爲9.8萬人。

　　隨着兩岸關係廣泛發展與兩岸交流的持續進行，兩岸通婚現象的結構與模式也在發生新的變化。早期兩岸通婚模式主要是大陸新娘嫁給台灣老兵、勞工與殘疾等弱勢群體的婚姻關係，台灣女性嫁給大陸的男姓婚姻很少，屬於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婚姻關係。近年來，兩岸通婚逐漸向正常婚配關係發展，即兩岸民衆在正常交流、交往甚至工作學習中形成的正常婚姻關係，婚配者的職業更爲廣泛，尤其是台灣女性嫁給大陸男性的人數顯著增加。隨着海峽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兩岸交流的日益頻繁，兩岸通婚現象會持續增加，會更加普遍，更加正常化，成爲兩岸關係發展的新紐帶。

　　兩岸通婚現象的增加帶來兩岸社會關係的新調整與新變化。在台灣的大陸婚配人數的增多及後代的成長，在台灣島内逐步出現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可稱之爲“新大陸人”或“新台灣人”。他們不同於1949年前後進入台灣的外省人及其外省人後代，而是在大陸出生成長、然後進入台灣社會或者新生一代的父親或母親來自大陸的一個新社會群體。盡管目前這一社會群體規模不大，但依台灣平均家庭人口3人估算，目前也有近百萬人口的規模。另外，在大陸的台灣婚配，生活工作在大陸，也逐步融入當地社會。這種兩岸婚姻結合的新家庭對海峽兩岸社會融合有重要意義，延續了海峽兩岸的血緣關係，有助於增進兩岸的相互瞭解與融合，化解兩岸的誤解與誤會，促進兩岸的和諧發展。

　　（五）兩岸工作與生活關係的新變化

　　海峽兩岸關係的廣泛發展尤其是經濟關係的發展，台灣民衆在大陸工作與生活現象持續增加，大陸民衆在台短期學習與工作也在增多，“兩岸族”現象出現，成爲海峽關係發展的新趨勢。

　　在大陸經商、工作、求學與生活的台灣同胞越來越多，越來越普遍。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台灣同胞有多少人？目前尚未有正式的統計。學界或台商估計在大陸經商、工作與生活的台灣同胞在100萬人到200萬人之間，其中以台商爲大多數。此外，在大陸就讀的台生也非常普遍，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均有，其中以大學生最多，估計目前在校的台灣大學生上萬人。新台胞居住與生活較爲集中的地方包括上海、北京、東莞、深圳、崑山、厦門、福州、廣州等台商投資較爲集中的地區。盡管台灣當局對大陸居民在台就學與工作生活有很多限制，甚至也没有開放就業與非婚的定居政策，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兩岸交流的日益普遍，大陸民衆在台就學甚至短期工作的現象在逐步增多。在台灣當局吸引大陸優秀技術人才的政策下，大陸專業技術人才在台從事短期研究與講學活動自20世紀90年代初就已開始。大陸學生通過短期交流或交换的方式在台求學，2011年台灣當局正式開放大陸學生進入台灣高校就讀，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大陸學生在台就讀求學，不僅會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而且是兩岸社會關係的重要發展。目前台灣當局還没有開放大陸居民在台工作權，不允許在台就業，但台灣當局於2009年7月正式開放大陸企業赴台投資及允許設立部分辦事機構後，大陸投資企業派駐台灣工作的員工也已出現,並在持續增加之中。另外，台灣當局於2003年决定正式開放引進大陸漁民，並從過去不允許上岸改爲可上岸居住的“岸置處所”，台灣漁船雇傭大陸漁民的人數從1995年的3506人一度增加到2000年的2萬多人，此後下降到2008年的6000千人左右。可以説，在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大潮下，在海峽兩岸工作與生活的兩岸民衆不斷增多，“兩岸族”現象日益普遍，有利增進兩岸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與社會融合。

　　（六）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發展態勢

　　兩岸文化交流是兩岸社會關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其自身的特點，在兩岸關係發展中具有更爲重要的特殊地位與作用，是兩岸關係發展的精神紐帶。

　　中華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結晶，是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在歷史發展與社會演變進程中，台灣文化在中華文化體系之下形成自己的獨特性，並深受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並不改變其中華文化的主體與基本屬性，台灣地域文化則是與福建省閩南地區一樣的以閩南文化爲主，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岸文化關係就是中華文化體系下的台灣地方文化與大陸中華主體文化的關係，是特殊歷史背景下兩岸文化領域交流互動與合作的關係。兩岸文化交流非常廣泛，包括了學術、教育、宗教、藝術、影視、媒體等，而且更加多元與深入，成爲兩岸交流與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兩岸文化交流的機制化有了新的發展。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機制化發展表現在相關文化論壇的定期舉辦及文化交流活動、相關領域與部門簽署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協議，以及各界對簽署海峽兩岸文化合作協議的積極推動。近年來，海峽兩岸先後建立起定期的海峽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海峽兩岸新聞與傳媒論壇、海峽兩岸教育論壇與海峽兩岸茶文化論壇等。其中，2009年7月，第五届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湖南長沙舉行，首次以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爲核心，論壇就深化兩岸文教交流達成六個方面、共29項“共同建議”。這是第一次有兩岸文教育主管部門參加的溝通和文化交流活動，也是兩岸推動的兩岸綜合性文化交流合作機制與平台。

　　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不斷獲得新的突破與發展。不同文化領域展開不同的、專業或專門的交流活動，而且簽署相關的交流合作協議。其中教育交流與合作是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領域，並取得顯著效果。海峽兩岸高校合作不斷深入，簽署各種合作協議，兩岸學生交流與就學、學歷認证取得重大進展。尤其是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英九當局正式開放大陸學生赴台就讀，揭開了兩岸教育交流的新一頁。

　　兩岸文化交流的廣泛發展，也藴藏着巨大的文化産業合作商機，在海峽兩岸共同推動文化創意産業的背景下，兩岸文化創意産業的交流與合作成爲一種新的趨勢，而且潜力巨大，有助於加深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爲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文化創意産業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爲促進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長期有序發展，簽署兩岸文化合作框架協議逐步成爲海峽兩岸各界尤其是文化界的共同願望與目標，希望通過簽署這一協議，搭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促進與推動兩岸文化領域的廣泛交流與發展，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文化事業的共同發展。

　　二、兩岸社會文化關係發展趨勢下福建省對台工作新機遇

　　海峽兩岸社會文化關係的新形勢、新發展，對福建省對台工作尤其是對台社會文化交流工作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

　　（一）福建省積極推進海西“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建設，開創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2005年9月，國務院公佈的《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中，對海西戰略定位第一項就是“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提出：“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獨特的對台優勢和工作基礎，努力搆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實施先行先試政策，加强海峽西岸經濟區與台灣地區經濟的全面對接，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向更廣泛圍、更大規模、更高層次邁進”。福建省作爲海西的主體與主導者，在推進海峽兩岸社會文化交流與合作，構建新型兩岸關係過程中，中央賦予了福建省更重要的歷史責任與時代任務。“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盡管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内容，但核心與重點是“人民交流合作”，顯然更偏重兩岸社會層面的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則是强調兩岸人民交流合作方面的制度創新與政策先行，開創兩岸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福建省在中央賦予的這一重要政策方針下，已經出台一系列新的、具試驗性或探索性的兩岸民間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作爲海峽兩岸民間交流重要平台的“海峽論壇”成功舉辦三届，取得了較爲顯著的成績。近年來，福建省也相繼出台一系列海西與台灣民衆往來與經濟交流的政策措施。福建省是海峽兩岸民間與社會交流的前沿，海西是兩岸交流“先行先試區”，預示着福建將在未來兩岸民間社會交流中將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承擔更爲重要的歷史責任。預計未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福建省將會努力打造“海西”概念，樹立“海峽論壇”品牌，推動海西地區與海峽東岸台灣的廣泛民間交流與合作。

　　（二）福建省要積極扮演推進兩岸社會融合的重要角色

　　實現兩岸社會的廣泛交流與互動，化解誤會與誤解，消除心理與心靈隔閡，實現兩岸社會和解與融合，推進兩岸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福建省與台灣有着悠久的地緣、血緣、親緣、文緣、商緣、法緣等密切的社會關係，在消除兩岸社會對立、化解矛盾、增進相互瞭解與構建兩岸和諧社會方面必然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過去30多年來，在海峽兩岸關係改善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閩台之間的探親、商務、文化與旅遊往來獲得重大發展，閩台人員往來日益頻繁，規模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區域性社會生活圈。據統計，1979年至1996年，台胞來閩探親旅遊人數達到250萬人次。新世紀以來，隨着閩台之間“小三通”的開通及兩岸關係的廣泛發展，經“小三通”途經往來閩台的人數大幅增加。2001年1月，台灣當局開放“小三通”政策，到2009年底，閩台海上直航累計運載旅客達到511萬人次。據金門港統計，2009年，金門、厦門、泉州等“小三通”客運量達到128.2萬人次，首次突破百萬人次大關，較上年增長31%，創下開航9年來的最高紀録。依福建省交通廳統計，2011年，閩台海空直航運輸量持續增長，年運送旅客達235萬人次，其中閩台“小三通”海上客運直航旅客爲156.7萬人次，占直航客流總量的三分之二，到同年底的累計客運量達800萬人次，“小三通”成爲閩台人員往來的主要方式。金厦生活圈與閩台生活圈逐步形成，不僅人員往來頻繁，而且台灣同胞在厦門購房、購物也日益普遍，將進一步促進閩台與兩岸社會融合。

　　爲促進閩台及兩岸社會交流與融合，福建省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台更具開放性、前瞻性與開創性的政策措施，爲兩岸民衆交流與往來提供更多的便利條件，甚至制訂一套完整的閩台社會交流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構建閩台社會生活圈，密切兩地的社會交流、社會互動與社會融合，爲向兩岸社會一體化發展過度創造條件。

　　（三）推進平潭綜合實驗區“五個共同”兩岸合作新模式，建立“兩岸共同家園”的實驗平台

　　增進兩岸“共同家園”與“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和理念，强化兩岸同胞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已成爲新時代背景下中央對台工作的重要思路與發展路綫。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闡明瞭海峽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建設包括台灣與大陸在内的兩岸“共同家園”，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與義務。在現階段兩岸仍存在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與培養兩岸“共同家園”及“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與理念？如何建設兩岸的“共同家園”？有許多措施與途徑，其中福建省規劃推動的平潭綜合實驗區所賦予的“兩岸人民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展的共同家園”目標與“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五個共同”兩岸合作新模式，就是要爲兩岸同胞提供一個建設兩岸“共同家園”的示範平台和實驗平台，培養兩岸同胞對“共同家園”或對國家（中國）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培養他們的主人翁精神，增進他們的國家認同，形成新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實際上也是落實中央“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重要對台思想，體現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精神。

　　落實與實現這一重要目標，是福建省在未來較長時期内對台工作的艱巨任務，需要做出不懈的巨大努力。尤其是要通過這一試驗平台，通過兩岸兩地的社會交流與密切互動，逐步改變台灣民衆錯誤的國家認同觀念。

　　（四）通過閩台文化深度交流與合作，强化海峽兩岸的文化精神紐帶

　　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對於加强中華文化認同、培養兩岸共同文化價值觀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福建省與台灣均屬於中華文化體系下的閩南文化，兩地歷史文化淵源深厚，具有推進閩台文化交流與兩岸文化交流的先天條件和獨特優勢。

　　福建省要在中央對台政策方針下，充分利用中共中央十六届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這一綱領性文件所創造的重大曆史機遇，結合第五届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達成的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共同建議”，制訂閩台文化交流合作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深化閩台文化交流與合作，開創閩台及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共同傳承與弘揚中華文化。

　　福建省在兩岸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要充分利用“先行先試”的政策，實行更加靈活開放的對台文化交流政策措施，從文化認知系統、民俗信仰系統、規範系統、表現系統等展開閩台與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特别是福建省要充分利用與發揮閩南文化、客家文化與媽祖文化等傳統文化在閩台及兩岸文化交流中的功能與作用，讓這些歷史文化傳統在海峽兩岸之間發楊廣大，建構閩台文化圈，讓這些傳統文化成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基礎與精神紐帶。

　　福建省要繼續加强福建與台灣外島地區的文化交流合作，讓其成爲閩台與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橋樑。新世紀之初，福建省率先與台灣當局管轄的金門、馬祖及澎湖地區展開經濟文化交流。2001年初，福州馬尾經濟文化合作中心代表與馬祖地區代表在福州簽署了《福州馬尾—馬祖關於加强民間交流與合作的協議》；金門地區兩岸關係交流協會代表與厦門市兩岸交流協會代表簽署了《關於加强厦門與金門民間交流交往合作協議》。未來福建省需要與台灣島内更多的縣市、機構簽署更多的文化交流合作協議，建立更持續久、穩固的兩岸文化交流平台，深化閩台文化交流與兩岸文化交流。

　　媒體交流與合作在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涉及思想教育、文化宣傳與話語權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在未來涉台文化宣傳與媒體交流合作工作中，福建省要善於利用兩地的地理與語言優勢與政策資源優勢，扮演特别重要的文化交流的前沿性角色。福建影視集團與台灣媒體的良好合作基礎上，充分利用東南衛視、厦門衛視、海峽衛視、海峽之聲及現代網絡媒體，建立福建省兩岸媒體交流中心，大擔探索，積極創新，走在兩岸媒體交流與合作的前面，發揮媒體在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節兩岸政治關係發展對福建省對台工作的影響

　　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而言，在較長時期内，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仍是中央對台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持之以恒的推動。但按照中央對台工作“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的方針，兩岸也需要逐步破解政治難題，需要推進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這是一項十分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必然會對福建省對台工作帶來重要影響。

　　一、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現狀與形勢

　　兩岸關係是一個抽象、籠統的大概念，包括了經濟關係、文化關係、軍事關係、政治關係與兩岸涉外關係等衆多關係。其中政治關係最爲重要，但也最爲敏感與棘手，是實現兩岸關係實質性突破的關鍵所在。

　　目前兩岸關係發展主要是經濟關係的發展與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政治關係尚未有任何重要的突破與發展，而且兩岸均采取擱置政治争議的做法，避免政治議題對兩岸經濟關係與文化交流的影響。然而，在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中，兩岸問題無處不政治，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均與政治密切相關，政治與經濟無法完全分割。兩岸經濟問題，是兩岸人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政治大事。兩岸經濟關係在台灣島内涉及許多法規、政策問題，本身就是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政治博弈問題，自然也是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兩岸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都是在爲兩岸政治關係的改善與發展創造條件，累積互信，增進共識，夯實基礎。

　　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後，兩岸兩會協商機制的重新啓動與兩岸一系列協議的簽署，關鍵在於國共之間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礎，即共同反對“台獨”，承認“九二共識”，這也是一種政治前提。也就是説，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尤其是兩岸協商機制的運作與進行是以政治基礎爲提前的。

　　隨着兩岸關係的持續發展，兩岸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化，逐步步入所謂的“深水區”，涉及的政治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突出，已無法逥避政治問題，需要海峽兩岸共同面對。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將會呈現新的特徵與趨勢。

　　第一，兩岸政黨關係的逐步突破與發展。兩岸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政黨關係，是國共關係的歷史延伸與演變。黨際關係的發展是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重要形式與基礎。近年來，大陸與島内的國民黨、親民黨、新黨之間的關係取得了重大進展，達成許多共識，尤其是國共兩黨領導人共同發表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既是兩岸關係改善的重要基礎，也爲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不過，大陸與民進黨因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礎而未建立正常的互動與往來關係，這正是兩岸政治僵局無法突破的關鍵之一。隨着兩岸關係的繼續向前發展以及民進黨兩岸政策主張的調整，大陸與民進黨之間也會在新的形勢下出現新的互動，建立新的關係。民進黨作爲在野黨，爲了發展壯大與奪取政權，必然會重新檢討其保守的大陸政策，思考與大陸的互動及兩岸關係的發展，若完全逥避或拒絶與大陸的互動，民進黨是難以發展壯大的，也是不現實的，因此民進黨與大陸的互動仍可以期待。若未來民進黨重新執政，作爲執政黨與執政當局，爲穩定政權與政局，爲了維持台灣經濟發展，就必須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必須繼續推進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兩岸必會有新的互動模式的出現與形成，從而促進兩岸政黨關係的新發展。

　　第二，兩岸將會逐步進入低度政治議題的對話與協商。兩岸政治關係是非常多元與復雜的，高度難的政治關係在較長時期内難以突破，但低度政治性的議題的討論、對話、協商則是可能的。兩岸民間學術機構可就兩岸政治相關議題進行學術討論與對話。2009年11月，海峽兩岸重要智庫在台北舉行“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雙方就“加强兩岸政治互信，促進兩岸政治關係發展”、“兩岸涉外事務探討、促進兩岸安全事務”等議題進行了探討。這是兩岸民間智庫首次在島内就兩岸關心的、包括政治議題在内的重要議題進行探討的一次重要嘗試。2010年9月，台灣競争力論壇與福建東南競争力研究院等兩岸民間智庫在台北舉行儀式首届“兩岸智庫論壇”，學者提出“兩岸智庫要勇於直面兩岸敏感性議題”，建議兩岸智庫“先從兩岸都能接受的、現在正在進行的經濟交流合作議題開始，逐步進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以及海峽兩岸現代文化的統合研究，最後進入海峽兩岸政治互信、政治交流、政治協商、政治統合的研究。”因此，就兩岸政治關係突破的路徑而言，可以采取“政府授權，智庫先行”的模式。2012年初，馬英九連任之後，兩岸政治對話議題再次成爲各界關注的焦點，兩岸開展政治對話成爲新的要求，成爲海峽兩岸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第三，兩岸高層或領導人的互動會持續增多。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島内有關政黨領袖進行會談，也是一種政治互動，有助於兩岸政治關係的改善與發展。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先後與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鬱慕明會談，並布了新聞公報，是一種政治行爲，是兩岸政治關係的一大突破。此後，海峽兩岸高層在兩岸及第三地多有接觸與會面，均是兩岸政治關係進展的一種表現。未來海峽兩岸高層的互動與會面會持續增多，可以累積互信，有助於兩岸政治關係的推進。如果兩岸領導人能够以合適的名義、在恰當的地點舉行會談或會晤，將是兩岸政治關係的新突破。

　　第四，從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入手，向政治議題的協商過度是可能的發展方向。軍事安全問題是兩岸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這裏涉及兩岸軍事安全、維護台灣海峽航運安全、武器采購、軍事部署等問題，兩岸可在條件成熟後進行討論與協商。同時，兩岸也可從共同維持南海主權與資源開發問題率先展開協商與合作，在兩岸民間已有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推動，爲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創造條件，也是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路徑之一。2011年10月，馬英九在“黄金十年、國家願景”中提出在未來十年内啓動討論與協商兩岸和平協議，必然涉及政治議題。其中，可先從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入手，既可作爲兩岸政治關係的突破口，也可作爲探討兩岸和平協議的開端，爲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創造必要的條件。

　　第五，海峽兩岸在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上進行討論與協商，有助於兩岸政治關係的改善與發展。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重要障礙之一是，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安排、涉外關係處理、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活動等問題。2008年以來，海峽兩岸在“九二共識”與相互信任基礎上，在没有協商與討論的情况下，依靠兩岸的政治信任，實現了事實上的“外交休兵”，兩岸在國際社會的衝突降低，但問題並没有徹底解决。在這種情况下，海峽兩岸可就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組織與活動問題展開初步協商。馬英九在“黄金十年：和平兩岸”中提出，希望發展兩岸在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的新模式，在對等、尊嚴原則下，針對氣候變遷、環保、人道救援、緑色能源、公共衛生、糧食安全等全球新議題，倡議兩岸合作交流，共推國際多邊合作。盡管大陸不會完全贊成馬英九有關兩岸國際多邊合作的主張，但支持在一個中國框架的基礎上兩岸在國際社會建立兩岸良性互動的新模式，這也是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方向。

　　在上述政治關係改善與進展的基礎上，通過啓動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推動兩岸政治對話與政治協商，是未來兩岸政治突破的重要途經與趨勢。

　　二、兩岸政治關係發展對福建省對台工作的影響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隨着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與變化，兩岸關係形勢將發生重要變化，這爲福建省對台工作帶來挑戰，也提供了機遇。福建省在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發展中將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新角色。

　　第一，對福建省對台工作角色轉换與工作重點的影響。在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發展中，尤其是涉及台灣政治定位、兩岸政治關係定位、結束敵對狀態協商、兩岸和平協議簽署等重大政治議題，均是戰略性的、全局性的問題，主要由中央主導與統籌規劃，地方協助與配合，參與的程度與廣度有所降低，地方的政策與决策權力相對會弱化。在這種情况下，福建省對台工作在繼續推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同時，對台政治工作主要是扮演輔助性的支持工作、配合工作與具體的落實工作。這是福建省對台工作角色的重要調整與轉變。福建省對台工作的調整與變化，主要是對台工作重點、工作方式的變化，對台工作總體目標不變，都是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國家和平統一服務。福建省面臨調整對台工作思路、重點與做法的挑戰，以適應新的兩岸關係發展形勢與需要，充分發揮在對台政治工作中的獨特角色與作用。

　　第二，福建省扮演更爲重要的政治層面“先行先試”者的創新角色。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結構性變化，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需要做好大量的基礎工作，需要做大量的前期性準備工作，福建省在這方面肩負更爲重要的責任，要發揮重要的探索性作用。福建省要開創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新局面，可以從閩台政治關係入手，尋求突破，爲兩岸政治關係的突破創造條件。其中建立“海西兩岸人民先行先試區”，尤其是相關法律與制度建設方面可先行先試，進行新的探索，推進閩台政治關係的突破，進而促進兩岸政治關係的創新與突破。

　　第三，福建省在涉台政治改革問題上扮演更爲重要的試驗性角色。在兩岸政治關係由低到高的多元化發展路徑中，福建省在推進兩岸政治關係區域性試驗中可以擔當重任。目前福建省積極推動與落實在平潭綜合實驗區實施“五個共同”的兩岸合作新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是推進兩岸政治法律制度的對接與實驗，尋求兩岸制度與管制體制上的某種突破。平潭綜合實驗區最爲重要的價值不是經濟開發與經濟建設，也不是區域經濟發展，而是它肩負的政治責任與在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試驗功能。没有台灣問題的考慮，没有兩岸政治突破的考慮，就不會有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提出與建設。設立平潭綜合實驗區最重要的是要吸引台灣同胞的參與，實現“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就是在這個特殊地區實施一套全新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與一定程度的政治革新制度。“平潭綜合實驗區是探索兩岸共同突破政治障礙、促進政治合作的先行試驗區。在這一區域中，可以試驗將主權與治權適當分離，實現一個中國下的‘治權共享’”，“這一實驗區的政治意義和戰略價值在於：爲共同突破政治障礙、促進和平統一探索新路子。要彰顯和實現以上的意義和價值，要求兩岸必須從政治層面認識和落實‘五個共同’，從經濟層面全力推動‘五個共同’”。

　　第四，促進福建省在增進兩岸政治互信中的積極作用。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是一個由基本政治互信向高度政治互信的轉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消除兩岸人民往來與交流的各種人爲障礙與制度限制，增進兩岸人民的相互瞭解與信任，培養兩岸民衆同舟共濟、榮辱與共與共同發展的思想意識，進而成爲增强兩岸政治互信的重要動力。福建省在兩岸人民交流與交往方面有許多優勢，可以充分扮演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改善兩岸政治關係的重要橋樑與潤化角色。

　　第五，推動福建省政治改革進程。在兩岸政治關係發展進程中，爲了縮短兩岸政治上的差距與分歧，拉近雙方政治上的距離，在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無法一步到位或相對滯後的情况下，福建省可先走一步，率先進行局部的政治改革探索，爲兩岸政治關係的改善與兩岸政治協商、新制度的建立創造條件。兩岸政治關係的改善與發展，也會促進福建省本身的政治改革進程。

　　（2012年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