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是我國經濟改革開放最早的地區，也是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經過近二十多年的發展，廣東省經濟實力不斷增强，部分主要經濟指標正在逐漸超越我國台灣地區。2003年，廣東省對外貿易總額與工農業生産總值同時超過台灣省，預計經濟總量GDP在2010年超過台灣省。不過，台灣省已完成工業化階段，不僅跨入“發達社會”行列，而且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工業生産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大幅降低，服務業成爲最大的經濟部門，而廣東省還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呈現快速增長勢頭，而且廣東省人均GDP水平以及諸多社會發展指標與台灣仍有較大差距，與全面趕上台灣仍需要15年到20年時間。

　　第一節  廣東省與台灣省總體經濟發展比較

　　總體經濟發展指標主要體現在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規模總量上，以及相關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

　　一、廣東省與台灣省經濟總量的比較

　　GDP是衡量經濟發展規模的最重要指標。廣東省經濟總量即GDP總量在改革開放後，發展迅速，與台灣省GDP差距逐漸縮小，預計2010年超過台灣。

　　台灣是過去“四小龍”中經濟發展最快與最成功的地區。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台灣經濟規模增長是相當快速的。尤其是工業化開始的60年代起，直到80年代末，經濟高速增長整整維持了30餘年時間。依台灣當局統計，60年代，台灣經濟年平均增長9.17%，70年代平均增長10.31%，80年代平均增長8.18%，就是説60-80年代三十年時間裏，台灣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達9.22%，相當於大陸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但低於改革開放後廣東省經濟增長速度。改革開放後，廣東省經濟增長快速，1979-2005年年平均增長13.7%，其經濟總量與台灣的差距迅速縮小。

　　90年代後，廣東省經濟增長更爲迅速。1992年初，鄧小平在廣東視察時提出廣東是改革開放的龍頭，力争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顯示了中央對廣東省經濟發展的高度期待以及賦予廣東省發展龍頭地位的特殊意義。鄧小平這次南巡後，整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步入第二次迅速發展時期，廣東省經濟也進入歷史上最快的高速增長時期。1992年到1995年，廣東省經濟年平均增長超過20%，實現了超常發展。此後，廣東省經濟增長進入相對平穩的快速增長期，年增長率基本上保持在11%左右，1991-2005年經濟年平均增長14%。

　　在台灣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台灣經濟總量即GDP也迅速增加，由1968年的429億美元（相當於廣東省90年代初期的水平）增加到80年代末即1989年的1542億美元（相當於廣東省2002年的水平）。到1992年，台灣GDP總量首次超過2000億美元，這時候廣東省的GDP不足500億美元，只有台灣的五分之一强。

　　90年代開始，台灣經濟增長逐漸放慢，給了廣東省經濟規模趕超台灣的好時機。90年代，台灣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降爲6.51%，2000年到2005年平均增長率進一步降爲3.57%。台灣GDP總量增長放慢，1999年首次超過3000億美元，2000年後的六年時間内，台灣GDP總量一直在3000億美元上下波動，2004年達到歷年最高值，爲3389億美元。相對的，90年代以來，廣東省經濟仍保持兩位數高增長，經濟規模總量GDP也快速增加，2003年首次超過2000美元，2005年達到2882億美元，相當於台灣90年代末的水平，僅落後同年台灣GDP約500億美元。

　　根據目前台灣島内外經濟發展形勢，未來台灣經濟發展速度將進一步放慢，而廣東省經濟仍會保持較快增長，廣東省經濟總量會很快超過台灣。未來五年、十年，各方對台灣經濟增長預期不一。台灣當局預計，未來十年（2006-2015年），台灣潜在經濟增長率年平均可達4.6%，到2015年，台灣人均GDP約爲27000美元。台灣“行政院”於2006年8月中旬提出十年經濟發展願景的“三三三衝刺計劃”，預計到2015年人均GDP達到30000美元，顯然過於樂觀。英國經濟學人研究機構EIU正在進行的《2020遠景》調查研究認爲，未來15年台灣經濟增長增長率爲3%。不過，島内研究機構多預計，未來五年台灣經濟年平均增長在4%左右。相對的，廣東省經濟仍將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根據廣東省政府經濟建設規劃，“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保持9%以上，預計“十一五”末期GDP將趕上台灣。按目前廣東省與台灣經濟增長率計算，到2010年，廣東省與台灣省的GDP總量同時將達到4188億美元。若出現人民幣的快速昇值，以美元計算的廣東省GDP將會接近5000億美元，超越台灣的時間可能會提前實現。

　　就人均GDP觀察，廣東省與台灣還有較大差距。人均GDP不僅要看GDP總量的增加，還要看人口總量的變化。過去50多年來，台灣人均GDP（早期以GNP計算，兩者非常接近）增長快速，但於1975年才首次超過1000美元。80年代中期後，由於新台幣的昇值（兩年時間内昇值37%），台灣人均GDP快速增加，於80年代末期超過9300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並於1992年首次超過1萬美元。此後，台灣經濟增長放慢，加上匯率的波動，台灣人均GDP增長相應放慢，1996年到2004年出現較大波動，一直在13000美元上下波動，直到2005年才首次突破15000美元。

　　相對的，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人均地區生産總值GDP保持了較快增長，但不同時期增長幅度不一，其中有三次大的快速增長期，年平均增長10%，每個週期約爲五年時間。一是1984年到1988年，五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長14.62%；二是1991年到1995年，五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長17.04%；三是2002年到2005年，四年平均增長12.2%。不過，由於基數低，人口規模大(户籍人口接近8000萬人)，以及人民幣貶值，廣東省人均GDP增加相對較慢，在80年代未超過低收入國家的標準，90年代以後才進入中低收入家國家或地區行列，目前人均GDP爲2650美元（筆者計算，外界報導有多種數據），相當於台灣1980年的水平，仍屬中低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與台灣還有很大的差距，要趕上目前台灣人均GDP的水平，估計至少還需要約25年的時間。若未來數年，人民幣出現大幅昇值，廣東省人均GDP趕上台灣省的水平可能會提前。

　　附録1-1 廣東省與台灣省經濟總量化（單位：億美元，%）

　　附録

　　二、廣東省與台灣省工農業增加值增長趨勢比較

　　就經濟總量GDP内部結構觀察，有三大産業部門，其中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這裏指製造業）是直接生産物質的部門，是經濟的核心部分，服務業是一個創造價值但却不直接生産物質財富的部門。就台灣經濟總量三大産業搆成看，80年代以來，台灣農業與工業生産增加值增加非常有限，其中農業生産增加值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使得台灣農業生産與工業生産增加值之合，在90年代以來增加非常有限，加上匯率的變化，一直保持在760億美元到860億美元之間變動，一直未超過900億美元。相反，廣東省仍處在工業化發展中程階段，製造業生産增加值呈現快速增長態勢，農業生産毛額也保持平穩增長，使得廣東省農業與製造業增加值之和快速增加，從90年代初的300億美元左右增加到2002年的742億美元，已超過同年台灣的727億美元，2004年超過1000億美元，2005年達1374億美元，相當於台灣工農業增加值之和的一倍。相對的，台灣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2002年，台灣服務業生産增加值已達到2000多億美元，2005年達到2543億美元，而廣東省2005年只有1170億美元，不足台灣的一半，顯示廣東省服務業發展與台灣還有較大差距。不過，依目前兩地經濟發展速度，再過五年時間，也即到“十一五”末，廣東省服務業增加值就會趕上台灣。

　　附録1-2 廣東省與台灣省農業、製造業生産增加值比較（單位：億美元）

　　附録

　　三、廣東省與台灣省對外貿易發展比較

　　廣東省與台灣省都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體系，對外貿易與外資在經濟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台灣自60年代走上出口導向經濟發展道路後，對外貿易就獲得迅速發展，長期保持較高增長。尤其是在1991年之前，一個台灣省的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390億美元，超過整個大陸外貿總額，充分顯示了台灣對外貿易的實力以及大陸與台灣的差距，廣東省與台灣省的外貿差距就更大。

　　90年代以後，台灣對外貿易增長出現較大波動，平均增長速度放慢，給了廣東省外貿超越台灣的機會。尤其是，“十五”期間，廣東省外貿易年平均增長21%，超出台灣近一倍。其中，2003年，廣東省對外貿易總額達到2837億美元，台灣爲2786億美元，廣東省首次超過台灣，是廣東省經濟外貿實力提昇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對外貿易中，出口尤其重要，是觀察一個地區製造能力與拓展國際市場能力的重要指標。90年代初期以來，台灣外貿出口增長速度放慢，1992年到2002年，台灣出口總額從815億美元增加到1306億美元，增長不足一倍；而廣東省外貿出口則迅速擴大，同期外貿出口總額從335億美元增加到1185億美元，增加了近3倍，廣東省與台灣的出口總額比率從41.2%上昇到90.7%。2003年，廣東省出口額爲1529 億美元，台灣爲1442億美元，廣東省外貿出口額首次超過台灣。

　　不過，就外貿易出口的内部結構觀察，廣東省則落後於台灣。台灣出口産品中，重化與高科技産品占了近80%，尤其是高科技産品有相當大的競争力。廣東省外貿出口額中，76%是加工貿易，而且出口主要由港台與外商企業所掌控，佔有很大比重，競争力不高。

　　廣東省與台灣經濟發展以出口導向爲特徵，也造成兩地經濟發展對外貿高度依賴，經濟發展存在外部市場變化的風險。相對而言，台灣外貿依存度即外貿總額占GDP的比例較廣東省爲低，一般在70%到90%之間，只是在2004年到2005年超過100%，即外貿總額超過了GDP總量。廣東省外貿依存度則過高，90年代來，外貿總額占GDP的比例在130%到180%之間，平均而言，就是説廣東省外貿易總額平均是GDP總量的1.5倍以上。這與廣東省是全球重要“生産基地”及産品以出口爲主的經濟特徵密切相關，也是廣東省經濟發展存在的重要風險。

　　附録1-3    廣東省與台灣省對外貿易發展比較（單位：億美元，%）

　　附録

　　在台灣省與廣東省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把吸引外資放在重要地位。台灣早在1960年就制定了吸引外資的法規與政策，後來通過創設加工出口區、保税區等措施大力吸引外資，1980年後則通過設立科學工業園區繼續吸引海外高科技産業在台投資。整體觀察，外商對台投資規模並不大，50年代初到2005年外商對台投資金額累計爲647億美元。其中，早期外商對台投資並不多，70年代中期以前，一年吸引的外資不超過8億美元；1996年以前，一年外商投資金額不超過30億美元。90年代中期後，外商對台投資才出現較大規模的增加，1995-2005年投資金額合計達454億美元，占了歷年投資總額的70%，外商對台投資最多的一年是2000年的76億美元，近年來外商對台年投資額一般不超過40億美元。外商對台投資盡管對台灣工業化發展曾起到了積極作用，也帶動了出口發展，但外資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所占的地位並不重要，民營企業才是台灣産業與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相對的，廣東省經濟發展與外貿迅速增長，主要靠吸引外資帶動。廣東省在70年代末期開始吸引外資，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發展速度相當快，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就趕上台灣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量，在80年代末期就超過台灣。1994年，廣東省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首次超過100億美元，並在2003年達到189億美元，此後增長有所放慢，但2005年仍達155億美元，相當台灣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4倍。不過，廣東省外商直接投資結構與台灣有很大不同，台灣的外商直接投資已從早期的製造業轉向金融服務業。廣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早期主要是“三來一補”與來料加工，目前主要是低端加工工業。外資在廣東省經濟中佔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出口的70%以上是港台企業，雖然促進了廣東省外貿與經濟發展，但未能促進産業昇級與技術水平提高，也成爲制約廣東省重化工業發展的障礙。未來廣東省外資政策應當有所調整，要走出“招商政績的迷思”與靠外資促進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要提高投資質量，並進行投資結構性調整。

　　台灣省已不只是資本輸入者，而且也是重要的資本輸出者。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由於台灣及東亞地區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在美國强大壓力下，新台幣出現大幅昇值，台灣産業發展面臨巨大壓力，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解除外匯管制，放寬資本項目下的資本自由流動，從而帶動台灣的對外投資與資本外移，台灣逐漸成爲國際上重要的資本輸出者，一度居全球對外資本輸出總量的第九位。依台灣“經濟部”統計，到2005年底，台灣對島外投資總額917.7億美元，其中，對大陸投資占了51.5%。對外投資延長了台灣經濟的生命力，實現了新的區域産業分工，促進了台灣産業轉型，也是台灣經濟實力提昇的體現。相對的，廣東省工業化還處在發展中期，更需資金的投入，擴大建設，加上資本項目還不能自由流動，廣東省對外投資才剛剛起步，總計只有數億美元，與台灣對外投資還有很大差距，廣東省還没有進入有效利用國際資源與市場的發展階段，這也是廣東省未來對外經濟發展所必須要走的道路。

　　四、廣東省與台灣省勞動力供給、就業形勢比較

　　台灣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特别的奇迹與現象，就是長期以來就業相對充足，不存在嚴重的失業問題。勞動力人口一直呈現上昇趨勢，從50年代初的300多萬人持續增加到目前的1037萬人。就業人口占勞動力人口比例則比較穩定，幾十年來，變化不大，除50年代初之外，一般在56-59%之間變動；勞動參與率也相當穩定，長期在57—60%之間。

　　隨着工業化發展，台灣就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産業就業人口比例在1980年代就降到20%以下，而目前廣東省第一産業就業人口還在30%以上，相當於台灣70年代初期的水平；第二産業就業人口比例在70年代初超過第一産業就業人口，並在80年代達到高峰（40%），1990年開始持續下降，到目前已降至35%，標誌着台灣逐漸結束工業化擴張時期，而向“後工業化社會”轉型發展。台灣第三産業就業人口一直呈現上昇趨勢，所占就業人口比例只在1975-1985年期間落後於第二産業就業人口比例，正説明這一時期是台灣工業化迅速擴張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大發展時期。80年代中期後，第三産業的就業人口持續上昇，並於1995年超過第一、二産業就業人口之和，占就業人口比例在2005年達到58%。相對的廣東省不僅第一産業就業人口比例偏高，目前仍達30%以上，而且第三産業就業人口比例相當低，目前不到30%，相當於台灣60年代初期的水平。這顯示目前廣東省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發展特徵，未來廣東省第三産業就業機會潜力大。

　　台灣失業問題，除了50年代初期經濟恢復到60年代中期工業化初期失業率較高之外，60年代中期後到90年代三十多年時間裏，台灣失業率甚低，很少超過3%，平均不到2%，這也被認爲是台灣“經濟奇迹”之一。只是在近年來，由於台灣總體經濟形勢的逆轉，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失業率才出現較快上昇，2001-2005年，台灣失業率平均達到4.66 %。廣東省的失業問題與台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早期大陸並没有失業的概念與失業率統計，只是在80年代以後，才逐漸重視待業與失業問題。目前以登記失業一年以上和城鎮登記失業率，與現實的失業情况有很大差距。依此計算，廣東省失業率不算高，2003年到2005年分别爲2.9%、2.7%與2.6%。這與廣東省正在處在工業化迅速擴張時期以及以勞力密集加工産業爲主的經濟發展特徵密切相關。依廣東省的“十一五”規劃，未來五年廣東省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3.8%左右，顯示未來廣東省的失業率會持續上昇，但並算高。

　　不過，廣東省與台灣的勞動力供給及就業情况不能簡單類比。台灣經濟是一個相對完整的經濟體系，長期人口供給是在島内循環。廣東省不同，它只是大陸總體經濟循環的一部分，勞動力供給不只取决於本省勞動力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吸引了大量内地省份勞動力的流入，估計到2005年年末，流入廣東省的外省就業人口達1600萬人。就勞動力供給也不能相比，2005年末，廣東省在業人口達4900萬人，是台灣省總人口的兩倍多。2005年，廣東省就業率（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爲53.3%，遠高於台灣的43.9%，顯示台灣就業率偏低。不過，就城鄉觀察，廣東省農村就業人口雖然迅速下降，2005年降爲1752萬人，較2000年减少315萬人，占就業人口總數降爲35.8%，但遠高於台灣農村就業人口比例。未來隨着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發展，農村就業人口會持續减少，會繼續向城市轉移，從而也加重城市的就業壓力。

　　附録1-4  廣東省與台灣省就業結構

　　附録

　　第二節    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發展階段與

　　及展水平比較

　　工業化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動力與表現。台灣工業化始於上世紀60年代初，在60至70年代達到高峰，80年代進入高科技迅速發展時代，進一步提高了工業化水平，在21世紀初基本完成工業化，進入以服務業爲主的“後工業化社會”。廣東省工業化始於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較台灣起步晚了20餘年，目前處於工業化中程階段，工業生産呈現大幅增長及工業生産增加值比重高於第三産業比重的發展階段。

　　一、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發展戰略比較

　　台灣工業化發展早廣東省約20多年，目前工業化已經基本結束，而廣東省處於工業化發展中期，二次重化工業才剛剛起步，工業化仍將持續較長時期。

　　台灣雖然於50年代初提出並制定“台灣工業化之具體計劃”，開始實施進口替代工業發展戰略，但工業化真正開始則於60年代。60年代初期始，台灣工業化戰略發生轉變，通過設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保税區等方式，大力發展以出口爲導向的加工工業，輕紡電子工業獲得迅速發展。到70年代初，台灣逐漸形成原料、零組件進口--台灣加工製造--成品出口的經濟體系，台灣輕紡與電子工業獲得迅速發展。其中，1964-1973年，是台灣工業持續高增長的黄金時代，年平均增長率在15-22%之間，是台灣歷史上工業發展最快的時期。廣東省工業化真正發展則始於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初期，主要是通過接收港台“三來一補”業務，發展出口加工工業，並帶動鄉鎮工業發展，而加工出口區與保税區等爲加工出口服務的特殊政策出台較台灣晚了20年時間。

　　70年代初，台灣工業發展開始了第二次進口替代，發展重心逐漸由輕工業爲主向重化工業轉化。在1973年開始的第六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中，台灣把“加速發展資本及技術密集工業”作爲工業發展重點，並將“人造纖維、塑膠—石化”與“金屬製品、機械—鋼鐵”兩大系列作爲發展的代表性産業，采取適當政策保護的“第二次進口替代”戰略。隨後，台灣當局提出“十大建設計劃”，大力發展能源交通運輸基礎工業與鋼鐵、造船與石油化學等重化工業。同時，70年代末，台灣提出發展所謂的“策略性工業”與“高科技工業”，重點鼓勵民間投資，發展電子信息、精密機械儀器與光電工業等。1980年，台灣正式建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逐漸成爲台灣高科技産業發展的摇籃，此後以電子信息爲代表的台灣高科技産業獲得迅速發展。經過多年發展，1988年，台灣重工業生産産值比重首次超過輕工業，而廣東省重工業産值於2003年才超過輕工業，較台灣晚了18年。

　　特别是，台灣於80年代初提出發展策略性工業的“二高”（附加價值高、技術密集度高）、“二大”（産業關聯效果大、市場發展潜力大）、“二低”（污染程度低、能源密集度低）標準，而這一標準正是目前大陸與廣東省産業發展的主要思路與標準，提出了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工業化發展標準，可以説與台灣晚了20多年時間。

　　廣東省産業政策的發展，早期主要受中央計劃經濟的影響，地方基本上没有自主權與决策權。改革開放後，廣東省成爲改革開放的試驗地，中央不僅選擇深圳、珠海、汕頭作爲經濟特區，實施特殊政策，而且給廣東省經濟發展賦予了更大的自主權，率先對外實行開放，引進外資。但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省産業政策並不明確，在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則下，産業發展更多的是靠市場力量帶動。80年代中期後，廣東省開始確立産業發展的政策與思路，多次提出産業發展政策與方案。“十五”期間，廣東省致力於對以粗加工、勞力密集型爲主的産業結構進行調整。其中，2001年，廣東省制訂了《廣東省工業産業結構調整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了加快建設和重點發展電子信息、電器機械、石油化工三大新興支柱産業，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昇紡織服裝、食品飲料、建築材料三大傳統産業，扶持發展汽車、醫藥、造紙三大潜力産業，廣東省産業發展逐漸由輕工業爲主向重化工業轉型，廣東省工業發展逐漸邁入一個新階段。

　　二、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發展階段的理論模式比較

　　我們依據相關經濟學理論觀察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發展階段的變化與目前所處的發展程度。

　　（一）根據H. 錢納裏的理論模式評價與比較

　　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與工業化發展水平，最通常采用的是H. 錢納裏的理論模式。H. 錢納裏等人從産業結構轉變過程的角度將各國人均GDP水平劃分爲六個變動時期。其中，第二至第五個時期爲工業化時期，即工業化按人均GDP水平可以分爲四個階段。不過由於歷史與社會跨越式的發展，H.錢納裏的人均GDP的標準逐漸過時，於是郭克莎（2000）根據美國GDP减縮指數計算並參照H. 錢納裏等人的方法加以適度調整，並得出1964年與1996年的换算因子爲6.2，也就是説，以1996年的美元衡量，人均GDP達到1240—2480美元才進入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人均GDP達到9300-14880美元，才是工業化的最後階段。

　　附録1-5  廣東省與台灣省人均GDP比較（單位：美元）

　　附録

　　依這一修正後的標準分析，台灣人均GDP於1992年超過1萬美元，到2005年達到15271美元，標誌着台灣在上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已進入工業化最後階段。按照郭克沙修正後的H. 錢納裏理論標準，不計匯率變化，廣東省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才進入工業化初級階段（人均GDP達到1200美元）。2005年，廣東省人均GDP爲2650美元（相當於台灣80年代初期水平），已進入工業化中程級階段，較台灣落後22年之多。就珠江三角洲工業化進程而言，1996年人均GDP達到2513美元，2005年達到4875美元，正處於工業化中級階段，並已向工業化高級化階段邁進。按目前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速度與人均GDP增量計算，五年之内人均GDP即可達到9300美元，即完成工業化的高級階段，向發達經濟階段過渡。

　　附録1-5  修正後的H. 錢納里人均GDP與工業化階段劃分標準    

　　附録

　　（二）依庫滋涅茨産業結構理論對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發展階段及水平比較

　　三次産業的GDP結構是觀察工業化發展進程與産業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之一。依庫滋涅茨理論模式，從三次産業GDP結構的比重變化看，在工業化開始階段，第一産業比重較高，第二産業比重較低，第三産業比重較高；隨着工業化的推進，第一産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産業比重迅速上昇，而第三産業比重只是緩慢提高；當第一産業比重降到20%以下、第二産業比重上昇到高於第三産業而在GDP結構中占最大比重時，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第一産業比重再降到10%左右，第二産業的比重上昇到最高水平時，工業化就到了結束階段（此後，第二産業比重便轉爲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

　　台灣工業化進程與庫滋涅茨理論標準相當勿合。60年代初，台灣工業化開始，第一、第三産業産值比重較高，而第二産業産值比重低於第一、第二産業；隨着工業化進程的發展，60年代末期始，台灣第一産業産值比重已降到20%以下，第二産業産值比重持續上昇，第三産業比重緩慢上昇；第一産業産值比重在1980年代始降至10%以下，第二産業産值比重在70年代末期（1978-1979年）到80年代中期（1987年以前）達到相對最高時期，台灣工業化進入後期，90年代在經歷瞭高科技産業發展後，工業化逐漸宣告結束，邁向“後工業化社會”。

　　廣東省産業結構水平相對較低，以産業結構反映的工業化發展進程與庫滋涅茨的理論並不完全相符合。70年代前，廣東省第一産業産值比重在30%以上，但工業産值比重高，而第三産業産值比重低於工業，顯示廣東省商業與第三産業落後，與庫滋涅茨以西方國家社會爲標準的産業結構劃分工業化進程的理論，不完全符合中國廣東省的情况，但總體工業化進程仍是適用的，即隨着工業化的發展，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廣東省第一産業産值比重持續下降，並在90年代初（1992年）首次降至20%以下，工業産值比重持續上昇，第三産業産值比重緩慢上昇，廣東省工業化進入中程階段。2000年起，廣東省第一産業産值比重已降至10%以下，但第二産業産值比重仍處在上昇時期，第三産業産值比重仍低於第二産業，可以説廣東省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工業化尚未結束。與台灣相比，2000年前後的廣東省産業結構只相當於台灣70年代末的産業結構水平，可以説廣東省工業化發展水平與台灣相差有20年的歷史。

　　附録1-6 廣東省與台灣省産業結構（産值）的變化與發展水平（單位：%）

　　附録

　　（三）依據其他經濟理論對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進程的比較

　　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根據消費品工業與資本品工業的比率變化劃分工業化發展階段與進程，並將工業化進程劃分爲四個階段。在廣東省與台灣省不易有明確的消費品工業與資本品工業統計的情况下，以與其類似的輕重工業觀察其工業化進程。

　　50年代起，到80年代末期，台灣工業結構基本上以輕紡電子工業爲主，因此輕工業産值占工業産值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此後，由於重化工業與高科技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産值比重上昇，並於1988年首次超過輕工業，1998年達到69.1%，輕工業産值比重降至30.9%，輕重工業之比率爲2.24：1，處於工業化的第二階段。2005年，台灣重工業産值(净值)比重首次上昇到80%以上(80.7%)，輕工業産值（净值）比重降至20%以下（19.3%），輕重工業之比率降爲4.18：1。廣東省工業發展在改革開放後，也長期以輕輕電子工業爲主，輕工業在80年代中期以前，輕工業産值幾乎高於重工業産值的一倍。90年代末以來，重化工業産值比重上昇，並於2003年首次超過輕工業，2005年爲53%，相當於台灣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水平。以此觀察，廣東省工業化進程落後台灣15年到20年時間。

　　另外，根據工業内部結構的變化也可反映工業化進程與階段。根據工業化國家的經驗，當工業結構處於重化工業階段的第一個時期（以原材料、基礎工業基礎爲重心），工業化處於初級階段；當工業結構由重化工業向深加工階段迅速推進時（以加工裝配工業爲重心），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當工業結構由深加工階段向技術密集化階段轉變時（以技術密集加工工業爲重心），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對工業增長起到推動作用時，工業化到了後期階段。不過，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的發展，不完全按照某一固定模式進行，而是有相當大的差别，可能在同一時期發展基礎工業、加工裝配工業或技術密集工業。依此理論與標準分析，台灣工業化進程總體上符合這一理論，但在階段劃分上仍有差异。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台灣基礎工業發展相對迅速，占工業産值的比重維持較高比重，而且超過技術密集工業産值比例。在90年代末期始（1996年爲標誌年），台灣進入技術密集加工階段，技術密集工業産值比例不僅超過傳統工業比例，而且超過基礎工業比例，而且上昇爲最大的産業，台灣進入工業化末期。相對的，廣東省重化工業還處在起步階段，2005年，高技術製造業完成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例爲24.4%，遠低於一般加工製造業，正處於由基礎工業與一般加工工業向加工裝配工業轉變的工業化中期階段。

　　與高科技産業發展相關，台灣已進入知識經濟發展時期，並取得重大進展，而廣東省知識經濟還未提上重要發展議程，發展相對滯後。在世界銀行公佈的“2005年全球知識經濟指數”（KEI）評比中，在128個國家或地區中，台灣知識經濟發展表現優异，以8.04分（滿分10分）排名第20位，在亞洲居第3位，僅次於日本與新加坡，“創新系統”得分8.99，資訊基礎設施得分8.93。依台灣當 局的預估，到2015年，台灣電子信息等主力基礎産業産值將達到12.3萬億新台幣，知識服務産業産值1.7萬億元，新興産業産值達1.4萬億元，永續産業産值爲950億元。

　　從上述幾種理論對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進程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台灣工業化進入末期或基本結束，廣東省工業化處於中期階段，與台灣工業化進程相差有20年左右的時間。

　　第三節   廣東省與台灣省社會發展比較

　　廣東省與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發展，必然帶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以及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的出現，這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必經路徑。這裏主要就廣東省與台灣科教發展、醫療衛生、生活水平、都市化發展及社會財富分配等問題進行比較。 

　　一、科技與教育發展水平比較

　　科學技術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更是現代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台灣經濟發展比較成功，科技發展也進入一個較高水平階段，研發經費比率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水平，但基礎科學薄弱，關鍵技術缺乏。2004年，台灣研究發展經費投入爲78億美元，占GDP的比率爲2.42%，較1991年的1.7%上昇了0.7個百分點，已接近美國的2.6%、德國的2.55%與韓國的2.52%，高於英國的1.89%。目前廣東省研發經費占GDP的比例只有1.34%（2003年），相當於台灣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其中，台灣的政府投入占研發經費的比例有所下降，從1990年的45.8%下降到33.9%，但在國際上仍屬於高水平。相對的，廣東省政府投入研發經費的總量與比例均相當低。據廣東省科技廳的一項調查，研發經費主要來源於企業，占研發經費總額的80%，政府資金只占9.5%，政府投入的比例與台灣相差甚大，也低於法國的（44%）、德國的（32%）、韓國的（25.4%）。廣東省已充分認識到，科研經費投入不足以及研發對於廣東省産業發展水平的重大作用，希望在2020年建成一個“創新型廣東”，因此開始有計劃地加大科技投入。依據廣東省規劃，到2020年，全省科技經費投入占GDP的比例從2003年的1.34%提高到2.8%，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其中政府財政科技經費投入占全省科技經費投入總額比例從10%提高到30%以上。如果這一計劃能够落實，達到這一目標，將促進廣東省科技發展與高科技産業發展，實現廣東省經濟的真正轉型。

　　台灣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政府投資比重大，教育事業取得很大的發展成就。台灣基本上普及了小學、中學與大學教育。15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於上世紀80年代末期達到90%，2005年已達到97.33%；高中畢業生昇學率於90年代初突破50%，到2005年已達到85.2%，每萬人高等教育學生數達到587人。廣東省教育事業也在全國處於相對領先地位。2002年，廣東省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9.7%，初中畢業生昇學率達到61%，其中主要大城市的初中生畢業生昇學率達85%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3%，但只有台灣的四分之一。

　　台灣教育的發展，得益於對教育的重視與政府投入的比例偏大。教育經費占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986年時的16.45%上昇到2004年的18.61%。相對的，廣東省在教育經費的投入比例偏低，2005年，文化、教育、科技、衛生等領域的預算支出合計爲20.1%，每個領域平均分配的話只有5%。

　　台灣教育發展水平雖高，但也有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90年代後，台灣教育改革不成功，引起極大争議，尤其是全面發展大學教育，出現高等學校的爆增現象，大學及獨立學院從1986年的28所一舉增加到2005年的145所，超過廣東省的102所，結果是大學在校學生人數從不足20萬人增加到111.5萬人，出現學歷貶值與高學歷就業困難等問題。廣東省高等教育發展也出現類似的趨勢與現象，值得借鑒與關注。

　　附録1-7   廣東省與台灣省主要經濟社會指標比較

　　附録

　　二、廣東省與台灣省生活水平與質量比較

　　經濟發展與社會現代發展程度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生活水平與質量的高低。就廣東省與台灣省生活水平發展程度與質量觀察，盡管兩者人均GDP水平有相當大的差距，台灣省是廣東省的近6倍，但兩個地區的生活水平差距並不大，在某些方面，廣東省還超過台灣。

　　廣東省經濟發展迅速，2005年人均GDP達到2650美元，基本上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城鄉居民收入穩步提高。2005年，廣東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1477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4690元，分别爲1823美元與579美元，這兩項指標與台灣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隨着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增加，廣東省居民消費結構與消費水平均出現較大變化。城鎮居民食品類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例（恩格爾係數）從2000年的38.6%降爲2005年的36.1%，相當於台灣8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台灣1980年恩格爾係數爲40.4%)，與目前台灣恩格爾係數23.7%（2004年，指食品飲料占消費支出比例）仍有較大差距。台灣消費結構另一個顯著變化是，醫療保健支出增長明顯，從1980年的4.2%上昇到2004年的12.9%，顯示隨着平均壽命延長與衛生保健觀念改變，醫療保健消費日趨重要。

　　廣東省家庭現代化設備或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大幅提高，部分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水平，部分已達到發達國家或地區水平，與台灣基本上處於同一時代。如廣東省移動電話、固定電話、彩色電話機與洗衣機等現代化家庭設備擁有率已超過台灣，但廣東省家庭汽車擁有率與互聯網使用率，與台灣還有很大差距。這與廣東省農村人口比例高、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低以及國際化發展程度等有很大關係。要特别指出的是，台灣社會信息化發展程度相當高，與發達國家處於同一水平，不少指標甚至超過發達國家。2005年，台灣家庭電腦擁有率達79.5%，家庭互聯網使用率達到70.6%。台灣寬帶覆裝蓋率已相當普及，村裏平均寬帶覆蓋率達98.96%，偏遠及離島地區也達89.15%，預計到2008年全島平均寬帶覆蓋率達到99.6%，偏遠與離島地區達到96.5%。國際電信聯盟(ITU)在進行全球數位機會指標評比中，台灣地區排名高居世界第7位。

　　在居住方面，廣東省居住條件大爲改善，但與台灣仍有一定差距。1976年到2004年，台灣自有住宅比率從67.4%上昇到86.8%，每户住宅平均面積從76.6平方米增加到141.2平方米。2005年，廣東省城鄉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平均達到25.71平方米，按每户3.35人計算，每户居住面積爲86平方米，與台灣仍有較大差距。

　　廣東省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較快，但與台灣仍有較大差距。台灣醫療衛生發展水平較高，基本達到發達社會標準。到2004年底，台灣醫療機構爲19240所，每萬人有8.4個醫療機構；執業醫務人員達19.3萬人，每萬人有醫務人員84.6人；病床數14.3萬張，每萬人病床數爲63.2張。同年，廣東省醫療機構15744個，每萬人有2個；醫務人員34.8萬人，平均每萬人有醫務人員44.6人；床位數20萬張，平均每萬人擁有床位25.6張，廣東省每萬人醫療資源擁有量分别只有同期台灣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經濟發展、社會醫療衛生事業進步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平均壽命。廣東省與台灣省的平均壽命均達較高水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處”最新公佈資料，2004年台灣平均壽命爲76.4歲，世界排名第37位（大陸排名第75位），較十年前提高了20%，不過與日、美、歐等發達國家與香港達80%以上仍有較大差距。台灣健康壽命占平均壽命的比率爲91.0，排名世界第6位（大陸排名第26位）。2005年，廣東省平均壽命達到73歲，與台灣的差距不大，預計到2010年上昇到75歲。

　　廣東省社會保障制度正在完善之中，納入保險的人口在增加，但較台灣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起步較晚，不如台灣完善與普及。早期台灣醫療與養老等社會保險包括了軍公教人員與勞工，1986年實施農民健康（醫療）保險，90年代後台灣又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到2005年末，參加公教、勞工與農民保險的人數爲1078萬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人數爲2231萬人（强制性的社會保險），占了總人口的98%。到2005年底，廣東省養老、失業、工傷與醫療四大社會保險參保人數超過1000萬人以上，但占户籍總人口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與台灣有相當大的差距。依據廣東省發展規劃，到2010年，城鎮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2100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達到期2200萬人，與界時廣東省常住人口8900萬人仍有較大差距。尤其是廣大的農村人口還没有納入社會保險範圍，只有部分地區試點進行農民醫療保險，這是未來廣東省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重大挑戰之一。

　　附録1-7  廣東省與台灣省每百户居民家庭設備擁有量比較（2004年）

　　附録

　　三、廣東省與台灣省城市化發展比較

　　廣東省城市化發展程度在大陸處於發展較快或城市化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但與台灣相比較仍有較大差距。

　　台灣城市密集，而且集中在西部走廊地區，城市人口佔有很大比重。目前台灣有2個“院轄市”，5個省轄市，32個縣轄市，58個鎮。台灣城市化程度雖高，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於1980年超過50%（台灣進入工業化社會中期），90年代開始城市化進程放慢，從1990年的79.1%上昇到目前的85%左右。台灣城市化發展快速，城市密度高，城市化發展模式較爲成功，城市規模控制適當，並没有出現大都市人口過度膨脹以及所引起的諸多大城市化後遺症問題。台灣超過200萬人口的城市只有台北市與高雄市，而且最大的台北市人口未超過300萬人（262萬人），五個省轄市人口只有台中市人口超過100萬人，台南市爲76萬人，其餘三個均不超過40萬人，多數縣轄市人口一般在20-50萬人之間，屬中小城市，從而避免了城市化過度擴張導致的城市交通、住房、醫療機構等嚴重不足現象。

　　廣東省城市化發展程度雖較台灣爲低，但發展迅速。改革開放後前22年（到2001年），廣東省城市化發展較爲平穩，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78年的16.3%上昇到1985年的21.2%（首次超過20%），1996年超過30%，但還趕不上台灣40年代的水平。近年來，由於城市快速發展與改制，城鎮人口出現爆發式增長，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於2003年達到47.7%，2005年突破60%，達到60.7%，較2000年上昇了5.7個百分點，較1990年上昇了23.2個百分點，達到台灣70年代初期的水平。按此速度下去，到2020年前後，廣東省城鎮人口比例將超過80%，相當於目前台灣城市化的水平。廣東省城市化發展也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别是，廣東省城市化發展，不只是小城鎮的發展，而且是大都市的擴張，目前城鎮人口比例超過70%的城市有7個，超過50%的有4個，廣東省的城市化發展極不平衡。

　　附録1-8   廣東省與台灣省城市化發展比較(單位:萬人,%)

　　附録

　　四、廣東省與台灣省工業化、都市化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與挑戰比較

　　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發展時期，必會帶來工業化發展的一些後果與問題，包括城市化發展所引起的都市問題與城鄉差距問題、人口流動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社會動盪問題、社會犯罪問題、環境污染問題、能源緊張問題等。這些問題需要在經濟發展中逐步解决，但需要政策的完善與制度建設。台灣省與廣東省現代化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發展也出現了類似情况。

　　（一）廣東省與台灣省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情况比較

　　在經濟起飛與工業化發展過程中，隨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逐漸凸現。從國際上看，發展中國家的一條普遍經驗是，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達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時，往往既是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黄金時期，也是一個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的凸現時期。在拉美國家尤其典型，負面效果嚴重。其中一個最典型的問題是社會財富分配問題，即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

　　與一般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濟轉型與發展相較，台灣的情况較爲特殊，在工業化發展與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時期，社會財富分配並没有出現嚴重的分化現象，而是在超過這個標準後，社會分配差距才逐漸擴大，但仍未超出貧富警戒綫，而廣東省則是在剛剛跨入中低收入社會或進入這個標準初期後，社會分配問題就變得十分突出。

　　基尼係數是描述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認爲，基尼係數處於0.3—0.4時，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合理；在0.4—0.5時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則意味着出現兩極分化。同時，國際上將0.4作爲一個警戒綫，超過0.4者爲貧富不均國家或地區。依經驗觀察，北歐多數國家的基尼係數控制在0.2左右，絶大多數歐洲國家和日本也控制在0.3以下，説明北歐與多數發達國家並未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情况。貧富分化最嚴重的是拉美國家。上世紀70年代，在拉美地區經濟增長達到一個高峰時，部分拉美國家財富分配急劇惡化，基尼係數迅速超過警戒綫，如巴西基尼係數達到0.66，哥倫比亞與秘魯分别達到0.61與0.60，結果造成嚴重的貧富分化與社會矛盾，影響到社會安定。不過，台灣在經濟高速增長與人均GDP迅速增加時期，其基尼係數並没有明顯擴大，近年來盡管有所上昇，但尚未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情况。依統計，台灣基尼係數由2000年爲0.295（分配不均程度世界排名第9位），上昇到2004年的0.338（2003年爲0.343），均在0.4以内，低於周邊的韓國（0.35，2000年）、新加坡（0.48，2000年）與香港（0.53，2001年）。大陸目前人均GDP爲1700美元，但基尼係數則超過了0.4的“警戒綫”。據專家研究，大陸基尼係數在1981年爲0.29，2004年已上昇爲0.465，2005年達到0.47。廣東省基尼係數也超過了0.4，顯示廣東省與大陸的財富分配不均問題提前到來。

　　分析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另一指標是高低收入家庭的所得配數，廣東省與台灣的計算方式略有不同。台灣是以最高所得20%家庭與最低所得20%家庭的五等分位比率計算，廣東省則是以七等分倍數計算，實質是一樣的。1980年之前，台灣分配所得相對平均，一般維持在4.5倍之間，80年代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此後逐漸擴大，從1980年的4.17倍上昇到2001年的6.39倍（創歷史新高），此後略有下降，2004年爲6.03倍。按每人可支配所得觀察，2004年，台灣高低所得差距爲2.67倍，較2002年的2.91倍略有改善。廣東省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明顯，城鎮家庭高低所得收入配數（按七等份分組計算）從2000年的5.37：1擴大到2005年的9.55：1，擴大趨勢明顯，這與廣東省處於工業化迅速發展時期密切相關。

　　台灣家庭資産相當集中，約70%的財富集中在約2%的家庭手中。台灣低收入户總量雖不高，但近年以來呈現快速增長之勢，從1998年5.5萬户增加到2005年的8.5萬户，占總户數的比率從0.86%上昇爲1.16%；低收入人口從12.5萬人增加到21.1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0.57%上昇爲0.93%。同時，據台灣“教育部”調查，繳不起營養午餐的弱勢家庭的中小學生人數從2001年的7.1萬人上昇到2005年的13.8萬人，顯示台灣經濟的發展，並没有解决貧困人口問題，近年貧困人口增加較快，是社會財富分配趨於惡化的重要表現。相對的，台灣城鄉收入差别較小，農民家庭每户可支配所得從1990年的42.4萬新台幣增加到2004年的72.9萬新台幣，城市家庭收入增長也相對較慢。廣東省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2000年的2.67：1擴大到2005年的3.15：1，2005年廣東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三倍之多。廣東省的貧富差距與城鄉收入差距成爲廣東省建設和諧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必須高度重視。

　　（二）廣東省與台灣省社會人口流動問題比較

　　台灣在工業化發展時期，人口流動也相當明顯，農村人口迅速向工業發展迅速的城市流動，而且在不同縣市也出現不同程度的由落後地區向發達地區的人口流動。城市化的發展，人口在地區之間的流動增加，跨縣市的工作通動機會增多。台灣跨縣市工作的人口比例達到15.3%，部分縣市30%，來自居住地以外縣市的收入比率平均達到20%左右（2003年爲20.1%，2004年爲19.5%，部分縣市超過40%。台灣的人口流動與跨縣市工作形勢，與廣東省外來打工人口流動不一樣，不是來自農村，而是周邊城鎮或農村，主要居住在原地，而不是遷移。

　　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帶來的另一問題是農村的衰落，農業弱勢更加突出，廣東省的情况尤其明顯，“三農”問題、城市農民工與外來人口問題，“失地農民”問題，城市人口膨脹帶來的資源緊張問題，均成爲廣東省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巨大挑戰。“失地農民”問題尤其值得關注。根據廣東省局部調查，全省平均每年産生失地農民約9萬人，即1980—2002年22年間，約有200萬失地農民，再加上廣州市“農轉居”40萬人、深圳市的“城市化”人員約27萬人，全省失地農民約有280萬人，並推斷到2005年底失地農民達300萬人。失地農民的大量産生，是廣東省工業化與城市化過度擴張的結果，並産生一系列問題，增加就業、社會保障的壓力，帶來社會不穩定性。尤其是征地過程中，引發的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事件不斷增加，這是廣東省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必須注意的重要問題。

　　與此相關，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一般都會造成土地資源的消耗過快。依廣東省統計，全省耕地面積從1980年的4126.1萬畝减少到2005年的3153.9畝，25年共减少972.2萬畝，平均每年减少38.89畝，其中在近年城市化迅速發展過程中，建設用地增長過快，1999年到2005年，建設用耕地達70.6萬畝，平均每年佔用耕地約10萬畝。不過，台灣省在工業化過程中，由於農地資源寶貴，台灣當局對農用地的佔有限制嚴格，因而台灣耕地佔有情况並不嚴重，農業耕地總面積在50年代初保持在87萬公頃左右，在工業化迅速發展的70年代還有所增加，一度達到92萬公頃，80年代初期以後略有减少，但减少量非常有限，目前仍保持在85萬公頃的水平，50多年來，台灣耕地幾乎没有减少，這是一個“奇迹”。廣東省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在保護耕地問題上，台灣的經驗值得借鑒。

　　（三）廣東省與台灣省老齡化問題比較

　　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一般人口均會保持快速增長，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醫療衛生事業進步，人均壽命延長，以及“不婚、不育”社會現象增加，就會逐漸出現人口的老齡化問題。這一問題在台灣與廣東省普遍存在，而且廣東省的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

　　根據聯合國的有關規定，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7%以上，就標誌着進入老齡化社會。台灣老齡化速度發展快，65歲以上人口比例於1993年突破7%，2005年已達9.7%，預計在2014年上昇爲13%，2051年達到37%；人口老化指數從1986年的18.2%持續上昇到2005年的52%，超過韓國的44%、新加坡的39%。人口老化，意味着年輕人負擔加重，社會福利與保障的壓力增加，不利經濟發展。從歷史發展看，台灣在工業化後期、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後，才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廣東省在剛進入工業化中期，人均GDP還不到3000美元時就跨入老齡化社會。據統計，2005年，廣東省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681萬人，占總人口的7.4%。專家預測，按户籍人口計算，廣東省老齡化水平將在2010年、2020年、2030年與2050年分别達到8.1%、10.7%、15.2%與23.6%。特别是在廣東省處於工業化發展中期，農村勞動力大批外移都市與工廠，農村地區老齡化進程較城鎮更快。據調查，2005年，廣東省65歲以上老人有324.8萬人生活在農村，占老齡總人口的47.7%，不利農村的發展與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只是廣東省，整個大陸已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大陸60歲以上人口達1.43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達11%，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預計這一比例在2020年上昇爲17.2%，2050年達到31%。就大陸而言，在人均GDP不到2000多美元（1700）的情况下就進入老齡化社會，而發達國家一般在人均GDP達到5000至1萬美元才進入老齡化社會，顯然廣東省與整個大陸提前進入老齡社會，加大青年人的負擔與社會保障壓力，對經濟與社會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四）廣東省與台灣省社會治安形勢比較

　　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加，社會財富分配差距擴大，都會造成社會治安形勢惡化。台灣如此，廣東省也是如此。台灣社會治案的惡化始於工業化中期與社會大轉型的初期，即80年代中期以後。依統計，1981年時，台灣刑事案件只有5萬多件，到2005年近56萬件，20多年增長10倍；每十萬人刑事案件發生率在1986年只有929件，此後迅速增加，在90年代初因一度采取强硬手段，刑事案件發生率有所减緩，但總體上昇趨勢没有改變，到2005年已達到每十萬人刑事案件244件。廣東省社會治安形勢也出現惡化趨勢，重大惡性事件與刑事案件發生率迅速上昇，已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都市化發展與社會分化現象的加劇，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壓力增大，自殺率現象也迅速增加。台灣自殺死亡率從80年代中期的每10萬人有11.6人自殺，此後在人均GDP迅速上昇的情况下一度有所改善，但21世紀以來，由於經濟形勢逆轉，失業率迅速上昇，弱勢群體的生活壓力增大，自殺率迅速上昇，2004年已上昇到每10萬人有15.3人自殺，尤其是1998年以後，自殺人口一直高居台灣十大死因前列。近年來，處於工業化發展迅速的廣東省，自殺現象也有上昇趨勢，是值得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

　　（五）廣東省與台灣省的環境污染與能耗問題比較

　　台灣與廣東省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早期均忽視環境保護問題，造成河流污染、農地重金屬污染與空氣污染等問題。所不同的是，台灣作爲第一波新興化工業社會的發展，尚没有環保經驗借鑒，也較早出現强大的環保抗議運動。70年代末期，台灣環保運動出現，在80年代達到高峰，對台灣社會與經濟産生深遠影響。污染問題與環保運動迫使台灣當局能够較早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經過多年的努力，台灣環境污染問題得到初步解决。1993年，台灣建立空氣指標以來，空氣污染指標（PSI）大於100以上的天數比重由1993逐步形成的9.6%一路降到2005年的4%；主要河川嚴重污染長度從1996年高峰時的14.93%降到2005年的6.2%；超抽地下水量從1994年高峰時的一年31億噸降到2005年的13億噸。不過，台灣環保意識强烈，污染抗議事件長久不衰，對經濟發展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許多重化工業建設項目耗時甚久，甚至無法興建，已嚴重影響到台灣經濟建設與發展，環保與經濟建設的矛盾非常突出，成爲當今台灣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廣東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地區一樣，長期以來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造成較爲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成爲廣東省現代化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目前全省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達到39.8億噸，處理率僅爲35%左右；農村地區生活污水年排放量總計25.24億噸，没有進行任何無害化處理。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平均農田土壤有40%左右重金屬污染超標，其中10%屬於嚴重污染超標。其中，佛山的南海和順德，土壤汞超標率分别達到69.1%與37.5%，東莞的土壤汞超標率達到23.9%。這些地區正是鄉鎮企業發達與經濟發展快速的地區。污染事件也越來越多，已經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發展。   

　　廣東省已充分認識到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加大環境治理的投入與力度。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環境保護規劃綱要》中，預計到2010年，九個城市的污水處理投資達745億元，日處理污染水能力達到1656萬噸；到2020年，分别達到99億元與2226萬噸。在吸引外資與投資中，也更加重視環境的評估與投入，開始淘汰污染行業。但治理環境污染是一個長期的艱鉅工作，不是短期内所能改善與實現，必須將環境保護放在極爲重要的地位，做出長期艱苦的努力，實現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在工業化過程中，能源資源利用量不斷增加，降低能耗、節約能源就成爲一個十分迫切的課題。台灣能源資源缺乏，除了早期有少量的煤開採外，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與其他礦産資源幾乎全靠進口，但並没有成爲制約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相對，正是由於能源與礦産資源的不足與困乏，尤其在經歷了70年代初第一石油危機後，台灣更加重視能源安全，更加重視能源節約，經濟增長的耗能量相當低。不過，經濟發展，人均能源消耗量仍持續上昇，從1986年的202.6油當量（指1000昇的原油熱值）上昇到2005年的477.4，20年增長1.35倍。廣東省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能源資源較台灣豐富，但仍屬能源相對不足的省份，單位GDP能耗量在大陸屬於偏低的省份。2005年，單位GDP能耗（噸標準煤/萬元）爲0.79，單位GDP電耗（千瓦時/萬元）爲1195.3，均名列大陸能效之首。2006年單位GDP能耗、單位GDP電耗與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分别較上年同期下降2.7%、2.2%與2.7%。目前廣東省加快制訂“廣東省循環經濟促進條例”，建立和實施單位GDP能耗指標公報制度，建立節約型社會，但要真正落實，提高節能意識，道路依然艱巨。

　　五、廣東省與台灣省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比較

　　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由於自然或人爲政策因素，經常會出現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台灣省雖小，經濟相對發達，但也存在明顯的地區差距與發展不平衡問題，除了城鄉差距外，主要是“東西差距”與“南北差距”。台灣工業、城市與人口主要集中在從北向南的西部走廊，這一地區經濟發達，而中部與東部經濟發展相對滯後，不論是經濟總量、城市化程度與文化教育資源或發展水平等均遠遠落後於西部走廊。“南北差距”也很突出，北部經濟發展程度高，南部相對較低，而且形成復雜的“南北矛盾”與政治上的“北藍南緑”格局。爲改善地區差距，台灣當局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在90年代初提出“産業東移”政策，企圖改變東部落後的經濟局面，但效果不大。東部兩個縣的面積占全島面積的22.6%，但人口僅占2.7%左右，工業企業所占比例不足3%；北部地區面積占全島的20.4%，人口却占了43%，工業企業占了45%以上。爲改變中南部經濟相對落後的局面，台灣當局也在中南部設立科學園區，在政府機構設立“南部辦公室”與“中部辦公室”，甚至將部分政府活動轉移南部，但效果也不明顯，長期形成的地區差距不是短期所能改變的。不過，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成熟，東西、南北經濟差距與不平衡發展問題並不十分嚴重，除了南北不平衡存在復雜的政治對立與鬥争外，東西差距並没有引起太多的社會矛盾。

　　廣東省經濟發展，不僅城鄉差距明顯，而且區域發展極不平衡，主要表現在珠江三角洲與北部山區以及東西兩翼的經濟發展落差。珠江三角洲九個城市的面積爲24437平方公里，不到廣東省國土面積的14%，GDP却占了全省的80%。珠三角與東西兩翼和山區的人均GDP之比從1995年的3.81：1、4.71：1擴大到2003年的4.35：1和5.23：1。2005年，珠三角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已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而東西兩翼地區人均GDP只有1220美元，仍屬中低收入國家的水平，山區人均GDP只有940美元，剛剛超過低收入國家的門檻，兩者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700美元。2005年，珠三角地區人口占了全省總人口的一半（49.5%），相當於粤北、粤西與粤東人口的總量；珠三角接受大學教育人口的比重占了全省的75.2%，其他三個地區均不超過10%。全省40%以上的基礎教育與公共文化設施、50%以上的醫療衛生資源和80%以上的科技資源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爲了改變這一局面，實現地區均衡發展與協調發展，近年來，廣東省采取一些積極措施，在積極發展東西兩翼的同時，推動珠三角地區與北部山區的合作，進行産業轉移。廣東省第九次黨代會，在原先“外向帶動、可持續發展、科教興粤”的廣東省經濟發展三大戰略基礎上增加了“區域調協發展”戰略。2002年8月，廣東省出台“關於加快山區發展的决定”，投資375億元改善與發展山區、東西兩翼的能源與基礎設施。2003年，廣東省正式出台“關於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决定”。2005年3月，廣東省政府頒佈《關於我省山區及東西兩翼與珠江三角洲聯手推進産業轉移的意見（試行）》，省經貿委下發《關於貫徹實施廣東省産業轉移工業園認定辦法有關問題的通知》，隨後有關部門出台一系列相關政策與措施。這些措施有助於促進東西兩翼與北部山區經濟的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但區域不平衡發展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受自然條件的制約，不是短期内所難免從根本上解决的，但在繼續加快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加强地區之間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且要將工作落得實處，真正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與均衡發展。

　　附録1-9 廣東省與台灣省社會經濟基本情况比較（2005年）

　　略

　　一、廣東省與台灣省經濟發展模式問題

　　廣東省與台灣省經濟發展模式有許多類似之處，均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加工工業發達，外貿在經濟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台灣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但政府干預與控制力强，可以説是全球範圍内處理市場和政府關係或角色最爲成功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中，台灣重視市場機能，開放民間企業在法規政策範圍内發展，但也重視政府的計劃，重視政府的引導與干預，這與香港經濟發展是不同的，也與許多西方國家發展模式是不同的。台灣在經濟發展中，不僅長期制定經濟建設計劃，有短期的四年計劃、中期的六年計劃、有長期的十年計劃等，而且在每一階段都有明確的産業政策，能够引導經濟與産業的發展方向，使得台灣産業轉型比較順利，産業發展能够與國際接軌，經濟保持了長期的穩定發展，這是台灣經濟成功發展的重要經驗。廣東省與整個大陸的經濟發展，由於特殊的社會背景，過於重視政府干預，輕市場調節。

　　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每一階段國際經濟發展趨勢與産業轉移的把握相當準確（某種程度上），能够制定出較爲切實可行的政策，能較爲合理的利用外資，接受國際産業轉移，培養本土産業。同時能正確認識龢利用外資，更加重視本地企業的發展。台灣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盡管政策上積極鼓勵，但限制仍多，更多的是利用直接資本，而較少利用借貸資本，除了70年代重化工業發展時期少量的利用外債外，台灣一直没有所謂的外債，保持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也没有出現國際經濟危機或金融風暴對經濟的嚴重衝擊，避免了拉美國家大量依靠外債發展經濟導致的嚴重後果。

　　二、工業化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廣東省與台灣工業化發展有相當大的差距，是多種因素搆成的。首先，廣東省與台灣工業化發展有相似之處，基本上都是以出口加工爲主要特徵的産業體系，即主要是通過原料與零部件的進口—加工製造--出口來實現經濟循環的，只是廣東省加工層次較台灣低，時間進程較台灣晚。其次，台灣是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有相對獨立的産業政策，工業發展與産業布局有一整套的規劃與建設。相對的廣東省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只是大陸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一部分，不可能有獨立的産業政策，工業發展布局受到中央政策制約，不可能建立大而全的所有工業部門，特别是重大工業建設項目不能獨立自主，從而影響到廣東省産業體系的建立不像台灣那樣完整，存在缺點。

　　企業所有制結構有很大差异。廣東省産業發展中，民營經濟發展雖然迅速，但在整個産業與國民經濟體系中所占地位相對有限。台灣則不同，民營經濟發達，僅中小企業就超過100萬家，大型企業財團衆多，民營企業産值占工業産值的93%左右。2005年，廣東省民營經濟單位爲278.3萬户，其中私營企業45萬家，完成增加值僅占全省GDP總量的36.9%，民營經濟的部分主要總量指標，超過國民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

　　就國際品牌或國際知名企業觀察，廣東省除了程控交换機領域的華爲一家企業外，還没有國際性的大企業與國際品牌。台灣盡管在自主知識品牌方面也相對落後，但國際知名企業不少，宏基、華碩、鴻海、台積電等具有相當的國際知名度。廣東省與台灣企業規模相差更大。廣東省美的集團有限公司，2005年銷售收入約爲45億美元，華爲公司爲40億美元，而台灣大型企業集團的年營業收入超過100億美元的已相當多。

　　廣東省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低，對外投資甚少。台灣則是全球直接資本輸出的重要地區，在全球範圍内進行投資，尤其是在大陸、東南亞、日本、美國與歐洲等都有投資，而且已出現不少跨國公司。到2005年底，台灣對外投資總額（包括對大陸）達918億美元。相對的，廣東省企業對外投資才剛剛起步，目前只有數億美元，對外投資的知名企業甚少，只有華爲等少數製造企業。

　　三、廣東省與台灣省社會發展差距

　　在工業化發展與社會轉型過程中，台灣在新興工業化社會發展中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没有出現大多拉美國家的都市過度膨脹現象，城市人口保持了穩定的增長速度與適度的水平，基本上是走了一條中小城市密集化的發展道路，城鄉差距不大。社會財富分配在工業化後期出現擴大化趨勢，但基尼係數一直未超過國際上認可的0.4的警界綫，家庭高低所得配數也控制在較爲合理的範圍内，貧富差距不是很懸殊，没有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與尖鋭的社會矛盾。其主要原因是在蔣氏父子統治時期，强調“國家資本”，反對私人資本家的壟斷行爲；台灣中小企業數量龐大，形成廣泛的中産階級；失業率長期處於低水平，只要有工作，就不會出現赤貧現象；經濟發展起點高，商業發達，從事商業經營的人口比例高。

　　台灣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雖然也吸引農村人口向城市與工廠的流動、轉移，人口向經濟發達的北部地區集中，導致農村人口的老化與婦女化，農村經濟發展放慢，農業復種指數在工業化後期大幅下降，但並没有出現都市化人口的過度膨脹問題。特别是由於當局對耕地保護嚴格，不允許輕意轉爲工業用地與建築用地，也不允許非自耕農身份者購地，使得台灣不僅耕地未受到侵佔，幾十年耕地總面積没有减少，而且農民有了土地保障，保证了農村社會的長期穩定。

　　台灣在經濟發展或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最尖鋭矛盾不是貧富分化與階級對立，而是民主化發展引起的政治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巨大改變。特别是在民主化發展中，夾雜了復雜的統獨矛盾，而且從8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到今天，引發島内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形成明顯的藍緑對抗。在廣東省經濟發展過程中，並没有出現政治結構的顯著變化。

　　台灣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另一個較爲尖鋭的矛盾是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的矛盾。在80年代中期，台灣進入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過程中，以反污染爲代表的環境保護運動迅速發展，形成一股强大的“自力救濟運動”，成爲整體社會運動的主體之一，而且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結合在一起。在台灣復雜的特殊背景下，台灣環保運動背後有民進黨的主導與利用，對台灣經濟建設産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許多重大建設項目因此難以按計劃進行，許多建設項目必須向當地或民衆支付龐大的回饋金或補償，增加了成本，有些甚至拖延十多年，“第四核能電廠”的興建、停建過程最典型，一些外商重大投資項目被迫放棄在台灣投資（德國拜爾石化項目），這也是台商與外商迅速轉移大陸的背景之一。直到目前，環保與經濟建設的矛盾仍很突出，一些鋼鐵與石化項目遲遲不能落實，從而影響了近年來台灣經濟的發展。廣東省在工業化迅速發展過程中，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盡管已引起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采取多項治理措施，淘汰高污染産業，加大環保投資力度，但同時出現向落後地區轉移污染的現象，特别是在經濟高增長的理念與旗幟下，地方政府對治理污染問題不够重視，未能真正落實環保政策。同時，要關注未來環保運動的興趣可能對經濟建設的影響，台灣的經驗值得借鑒。

　　（2007年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