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閩南師範大學和漳州市東山縣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海峽兩岸關帝文化研討會”，是一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連接海峽兩岸文化的盛會。正因爲如此，我們對於“關帝文化”，很有必要予以進一步的闡釋與認識。

　　長期以來，由於受到偏執的“機械唯物論”的影響，人民對於諸如關帝等等的神明崇拜，指斥爲“封建迷信”活動。近年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關帝文化”對於連接海峽兩岸人民精神文化上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關於舉辦“關帝文化”等等的活動，爲民間和政府所認可。但是對於“關帝信仰”本身的性質，還是閃爍其詞，不敢旗幟鮮明地指明她的積極文化意義。我認爲，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作法，應該徹底摒棄。

　　如今我們提倡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首先就必須瞭解所謂的“文化”，包含了些什麽内涵？文化概念的含義，自然是相當廣闊的，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承認，民間信仰毫無疑問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台灣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在《文化與修養》一書中對“文化的内涵”做出了這樣的論説：“要具體地瞭解什麽是文化，最方便之道是從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句名言爲引子説起。羅素曾説:‘人類自古以來有三個敵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羅素這句話是有相當永恒的意義，我們可以把它延伸而説明“文化”。我們可以説，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首先面臨了自然的困境，要克服自然才能生存下去。人類爲了克服自然這個敵人，所以創造了第一類的文化，我們可稱之爲“物質文化”或“科技文化”。所謂物質文化，也就是指工具以及衣食住行所必須的東西，以至於現代科技所創造出來的機器等，人類借這些創造出來的物質文化與工藝得以克服自然，而取得生存所必須的東西。其次，爲了與他人和諧共處以維持社群的生活，所以創造了第二類文化，我們可稱之爲社群文化或倫理文化，那就是道德倫理、社會規範、社會制度、典章法律等等。人類借這些社群與倫理文化得以從事社會生活，搆成復雜的人類社會。最後，人類爲了克服第三個敵人——自我，也就是克服自己的感情、心理、認知上的種種困難與挫折、憂慮與不安，因而創造了第三類文化，我們可稱之爲精神文化或表達文化，那就是藝術、音樂、喜劇、文學，以及更重要的宗教信仰。人類借這些創造以表達内心的種種感情與心理狀况，並借這種表達而得到滿足與安慰，進而維持自我的平衡與完整。……文化的三個範疇，那就是物質文化、社群文化與精神文化。”

　　顯然，包含着宗教信仰在内的精神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理所當然地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换言之，缺少精神文化、宗教信仰的中華傳統文化，是無法可以想象的殘缺文化形態。真正的“唯物主義”的概念，其本身就是屬於精神文化的，唯物主義者應該正視同屬於精神文化的宗教信仰，當然也包括民間信仰。

　　早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就精闢地指出：“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我們的祖先，早在數千年前，就告誡人們應該敬畏自然，敬畏天地，把天時、地利、人和奉爲國家與社會得以進步、發展、强盛的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從現今的一部分人看來，所謂“敬畏自然”、“敬畏天地”，飽含着許多不可知論的唯心主義色彩在裏面，因此是迷信的。不可否認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對於大自然，對於“天地”的認識，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别是近兩百年來，隨着現代科學技術的昌明，人類對於自然、天地的認識，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大自然的奥秘和天地的神聖，永遠不是人類所能完全掌控的；同時，作爲“人”的個體，在一生的生活經歷中，難免遇到許多自己所困惑與無法遣解的精神問題。正因爲如此，我們的祖先，爲後人創造了許多彌足珍貴的精神文化財富，這其中就包含了以敬畏自然、敬畏天地爲核心的道家思想文化。而我們現在所流傳下來的民間信仰，正是基於這種敬畏自然、敬畏天地的道家思想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并且傳播下來的。

　　就中國民間信仰的産生和發展的歷程看，絶大部分的民間信仰，都是從宋代以來發展起來的。宋代在中國民間信仰發展史上的這個重要節點，正好與中國儒家發展史在宋代的重大變化，相互吻合的。中國的歷史演變到宋代時期，先秦漢唐時代的豪門士族制度，已經土崩瓦解，不復存在，以平民科舉出身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成了宋代社會的中堅力量，社會逐漸向平民化轉變。唐代後期以迄宋代時期社會結構的變化，促使了社會的上層建築即精神倫理、思想教化等各個方面，産生了相應的變化。我認爲，宋代理學群體的出現，正是在這一社會基礎背景之下涌現出來的。宋代理學家們的思想内涵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却對後世的精神信仰，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就是：宋代理學家們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之上，一定程度上揉合進來一些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從而逐漸出現了儒、釋、道三家相互參揉甚至合一的某種趨向。在宋代的這種文化發展趨向之下，許多民間信仰在這種多元文化融合的沃土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中國以及閩台兩地許多有重大影響力的民間信仰，如關帝、媽祖天妃、保生大帝、清水祖師、法主公、廣澤尊王以及王爺信仰等等，都是在宋代確立起來的。在這種多元文化融合的沃土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民間信仰，其信仰的文化内涵，遠不只是所謂的宗教的精神寄託，而是包含着許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念在裏面。

　　唐宋以來中國多元文化的相互滲透與融合，造就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信仰，深具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語境中，並没有“宗教”一詞，“宗教”一詞的使用，是近代受到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傳播而逐漸廣泛運用於國内的。廣義上的“宗教”，固然是指人神之間的交往方法，藉以追求人生的究極意義，來解决生存問題的社會現象。但是就“宗教”的具體定義而言，即使是西方的學者，也是衆説紛紜，各執己見。從人類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世界諸多不同的宗教，就會發現，宗教是與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世界衆多民族均有他們自己的文化，而他們的文化又塑造了他們的宗教特有模式。中國是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中國的文化傳統，自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迹，與西方各國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這也正是諸如關帝、媽祖等中國本土的信仰在中國各地特别是閩台兩地根深葉茂的原因所在。如果把西方的學術概念原封不動地硬套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其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以往我們動輒用西方的所謂“唯物主義”來評判我們本土的宗教及民間信仰，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説是削足適履。

　　如果我們較爲細致度考察關帝、媽祖等中國本土信仰的種種神迹傳説、教義文本、卜問詩簽中，或是在廟宇裏壁畫上所描繪的故事，我們都可以領略到這些神明的宣説，基本上是以儒家的“孝道”理念，以及儒、佛、道各家關於“揚善懲惡”的理念作爲閩台王爺的神格標準的。神明們基本上都是以這種倫理道德作爲精神追求目標的。許多民間信仰的寺廟，還印製出各種的勸善書籍，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醒目的圖畫，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忠貞孝道”等倫理思想和“揚善懲惡”的故事，向信衆們廣爲傳播。不論是儒家經典，還是佛家經典、道家經典，其内容雖然博大精深，但是這些經典並不是一般的民衆所可以學習領會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這些博大精深的儒、佛、道教授，與一般的下層民衆没有太大的關係。而只有把這些博大精深的經典轉化成一般下層民衆所能接受的語言方式，這種經典才能在中國的民間社會産生重大的文化影響力。民間信仰揭示“忠貞孝道”及“揚善懲惡”的理念，正適應了宋代以來經典平民化的趨向，因此這種民間信仰，我們切不可把拜神祭祀當成簡單的酬神求願行爲，在其背後，發揮着重要的教化民衆、端正社會的巨大社會功能。包括關帝信仰在内的閩台民間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正統儒家倫理道德教育高高在上而無法直接惠及下層社會的教化缺陷，從而爲宋以後民間基層社會傳統文化教化的普及，做出了無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再者，宋代以來民間信仰的另外一個重要特徵，是民間信仰與基層民俗化的結合。唐宋之後，佛家和道家雖然還有不少虔誠的信徒，堅守着清規戒律，從事着佛理、道法的研習，并且自成系統、淵源可尋，但是在另一方面，宋明以來宗教信仰深入民間社會，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派生出來的鬼神崇拜成了基層社會文化生活龢民俗風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爲基層一般民衆日常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虔誠的許願祈夢，隆盛的迎神賽會，恐怖的驅邪普渡，已經與廣大民衆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融爲一個民間文化的整體。在這樣的民間文化的氛圍之中，人們通過民間信仰的道德化教義，自然而然地從中吸取了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養分，從而世代相傳，文化永續。民間信仰自然而然地成爲儒、佛、道三家經典之外的教化社會的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事實上，在舊社會中國普遍缺乏文化正規教育設施的情况下，文盲的人數直至解放初期，佔有總人數的百分八十以上，人們希望通過正規的文化教育來理解和傳承我們的傳統優秀道德價值觀，是不太可能的。而這種扎根於基層社會業已民俗化的民間信仰的道德文化傳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宋以後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和道德價值觀代代傳承的主要途徑。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依然從所謂“封建迷信”的視野來考察和研究閩台區域的民間信仰，無疑是十分短視和偏頗的。民間信仰從表面上看，似乎是與文化的進步背道而馳的，但是我們在考察閩台區域的民間信仰時，却不能不看到關帝信仰、媽祖信仰等民間信仰在推進這一區域文化進步時所産生的積極正面作用，它的社會文化教化功能，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於2013年3月1日在《依靠學習走向未來》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古人所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龢民族精神，我們都應該繼承和發揚。領導幹部還應該瞭解一些文學知識，通過提高文學鑒賞能力和審美能力，陶冶情操，培養高尚的生活情趣。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學素養，在詩詞歌賦方面有很高的造詣。總之，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學詩可以情飛揚、志高昂、人靈秀；學倫理可以知廉耻、懂榮辱、辨是非。習近平總書記於2015年1月12日在《做焦裕禄式的縣委書記》一文中强調：要不斷體會和弘揚先人傳承下來的傳統美德，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喻於義”、“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等等，爲爲人處世、安身立命提供重要啓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論述，不正與關帝文化有許多共通之處。

　　自從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逐漸以比較寬容的心態允許民間信仰重新活動。雖然説中國的民間信仰活動一度受到嚴厲禁止，許多民間信仰的廟宇也慘遭破壞，但是這種文化的印記，是不可能被完全壓制消滅的。一旦當得到政策與環境的允許之後，中國的民間信仰，特别是福建地區的民間信仰，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這種情景的出現，本身就有力地證實了文化發展的延續性和頑强性。民間信仰作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傳承與發展，並不是一些突發性和非理性的阻隔所能消失的，它的傳承和發展雖突然將受到某種阻礙，但是從長遠的發展眼光看，它將繼續沿着自己的文化發展軌道，不斷前進。這正是我們今天在這裏舉辦“閩台關帝文化信仰研討會”的意義所在。當然，任何一種民間信仰，都有其某些落後的文化因素，我們在繼承發揚關帝、媽祖等民間信仰文化的同時，也不應該忘記“吸取精華、棄其糟粕”的基本原則。習近平總書記於2011年9月1日發表的《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告訴我們：在學習歷史知識的時候，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不能讀死書，要同工作實際結合起來，對所讀之書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做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知古鑒今、古爲今用，這樣才能在我們認識和處理現實問題中發揮歷史知識應有的積極作用。根據這一原則，把關帝信仰中所發揮出來的教化社會、端正民風的道德精神意義，進一步光大。把中國傳統文化以及民間信仰文化的研究、繼承和弘揚，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舉辦“文化傳承與發展”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大號召。同時他對中華文明精闢歸納出五個突出特徵，這就是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習近平總書記還就如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出了不二的方向，這就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我們或許可以説，“海峽兩岸關帝文化研討會”的舉辦，就是學習和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一項具體舉措。讓我們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更加深入地領會和踐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邃内涵和精神意義，爲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做出我們綿薄的奉獻。

　　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的鄭玉玲教授，素對關帝文化懷有赤子之心。此次會議從策劃籌辦以至研討及匯集編輯成集，鄭玉玲教授均親歷親爲，費盡心力。現在，關帝文化論文集行將出版，鄭玉玲教授囑我爲序，我豈能推却？謹此拉雜綴上以上文字，一以把自己對於關帝文化的點滴認識，聊爲芹曝之獻；一以祝賀鄭玉玲教授厥功有成，再接再厲，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更大貢獻！

　　2024年9月30日

　　（作者係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會長、中國朱子學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