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鑒，夯實亞洲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的四點主張：第一，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第三，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第四，堅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習近平主席關於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論述，尤其是指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之源”，全面系統地揭示了人類文明的傳播規律，指明瞭相互尊重、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正確道路。作爲文明發展的根本要求，交流互鑒既象徵着不同文明之間取長補短、相輔互動，也象徵着平等對等、多元多向，由此才能走向亞洲乃至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建活動之中。

　　作爲中國文明的表象之一，關帝文化上承華夏文明之根，下傳中華周邊乃至整個世界，可謂是中華文明走向海外，推動交流互鑒、和諧共生的一大典範，也彰顯出作爲中華文明的深邃的包容力和頑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到了全球化的當下，這一精神也成爲中國文化走出去、中華文明延續與傳播的極具代表性的“文明遺産”。就此而言，論文就以冲繩地區的關帝文化在日本的初傳之地爲對象，通過將這一文化的傳播活動把握爲“文明互鑒”，由此來嘗試探討關帝文化傳播到日本的歷史背景、基本形式、整體評價，從而把握關帝文化的現代精神與歷史意義。

　　一、明清時期關帝信仰在琉球的傳播

　　古代琉球（今冲繩島），東北起日本九州南端的大隅諸島，西南止於台灣以東的先島諸島，自東北向西南延綿約1000公里，成弧形鏈條，總面積約爲2249平方公里。它是中國東海和太平洋之間的一個群島國家，雖然國土狹小，偏處一隅，但與中國、日本在歷史上的交流却是久遠而復雜並佔有重要地位。

　　明以前，琉球處於半開化的時期，加之又受到航海技術的制約，“國無典籍，其沿革不能詳然”，其早期的歷史甚爲渺茫。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行人楊載，携詔書出使琉球，自此開始了以中國爲主體的册封進貢體制。同時，琉球憑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發展海外中介貿易，爲中、日、朝三國及南洋各國之間的貿易的重要樞紐，成爲叱咤海上的“萬國津梁”。及至明萬曆年間（1573—1615年），日本國内的“戰國大名”，更有覬覦海外之念，從而使琉球的對外處境益加復雜。時至日本慶長十四年（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琉球被迫置於薩摩藩的統治之下，這樣琉球就成爲兩屬國家。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1875年，嚴令琉球徹底斷絶與清朝的朝貢和册封關係，1879年日本强行廢琉置縣，改名爲冲繩，將琉球納入自己的版圖。至此琉球國已成爲歷史，然而冲繩地區的人們却注重這段歷史。

　　如果説制度式的宗教更多是和國家聯繫在一起，以其深邃的哲學内涵影響着人們的精神世界，那麽多姿多彩的信仰習俗則更能够體現人們生活化的、活潑生動的精神面相，這一點在琉球信仰習俗的世界中表現得更爲充分。明清時期琉球出現人格化神明尤其是關帝信仰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其精神的表述既是中琉友好關係的見证，而且又體現人格神的特點，滿足人民不同方面的需求來概括無疑是可取的。

　　關帝原爲三國時期蜀國的大將，名羽，字雲長，山西解州人，後爲劉備手下的五虎上將，他在代理荆州牧之時，東拒孫吴，北抗曹魏，不幸戰死。後人在同情蜀漢政權的同時，也將關羽塑造爲一個失敗的英雄。後來，佛教徒傳説關羽出家爲僧，成爲佛教護法神——伽藍。於是，關帝崇拜在民間逐步發展。

　　明清時期，關帝信仰經過歷代君王的褒封，已經普遍存在於福建地區。而琉球的關帝信仰主要經由册封朝貢和閩人遷徙兩條途徑傳播到琉球。隨着册封朝貢、閩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等，福建的關帝信仰與祭祀習俗也傳入琉球，並迅速在當地傳播並修建關帝廟。

　　關於關帝信仰傳入琉球，《球陽》中有相關記載，琉球關帝廟創建於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封使汪楫、林麟焻出使琉球時，感慨琉球没有供奉關帝的習俗，於是便捐錢修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琉球王命令朝貢使赴華朝貢之際從中國帶回關帝像及關平、周倉聖像。康熙三十年（1691年），琉球在天妃廟内建一個祭壇供奉關帝，並視爲“護國伏魔之神”。這一史實在琉球國的史籍裏多有記載：

　　“康熙癸亥（闕），册封敕使汪楫、林麟焻惜乎本國無供帝王，竟以創建帝王廟之意，深以許願，乃捐白銀五十兩，請乞創建。此像至庚午年（闕），王令貢使能塑帝及關平周倉聖像，明年之夏奉此神像而回來，即上天妃廟内别築一壇奉安，其像以致，聖誕及春秋之祭禮，永爲護國伏魔之神焉。”

　　關帝廟者，乃護國伏魔之神，天下無不尊敬焉。但本國未有創建斯廟耳。康熙二十二年，尚貞王受封時，欽差汪、林二公徧謁寺院神廟，獨惜斯廟之未建，遂能許願，各發銀兩，因囑唐榮官員雲，迄我旋後，請代建廟。是故，紫金大夫蔡鐸志多伯親方奏允其事。康熙二十九年，乃當入貢之期，便托使者能塑關帝及關平、周倉三位聖像，越明年，奉此而旋。故於上天妃廟内别築一壇奉安其像，永爲護國之神焉。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尚貞王受册封時，欽差汪、林二公徧謁寺院神廟，獨惜斯廟之未建，遂能許願，各發銀兩，因囑唐榮官員雲，迄我旋後，請代建廟。是故，紫金大夫蔡鐸志多伯親方題請，王允其請。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乃當入貢之期，便托使者能塑關帝及關平、周倉三位聖像，越明年，奉此而施（旋）。故於上天妃廟内另築一壇，奉安其像，永爲護國伏魔之神焉。

　　自古以來，中國人尤其閩人祭祀關帝是因其忠、義、勇之形象特徵，常常將其作爲勇猛無敵的戰神來祭祀的，並奉爲“武神”、“農神”等。關帝信仰傳播到琉球仍然保持英勇的形象，被認爲具有護國伏魔的能力，被世人尊爲“武神”，周煌的《琉球國志略》載有一則《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程順則》寫到：“予至中華見所在神祠，血食鄉土者甚多；獨關帝廟貌清肅莊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健兒牧竪，莫不凛然起敬，瞻禮恐後也……視帝之忠義，奚啻天壤也。其心折於帝也，宜哉！”可見，關帝在琉球也被認爲是勇武和忠義的化身。後來關帝的護國之能力逐漸放大，每遇逆賊作亂、國灾家難之時，琉球人多有祭祀關帝以禱告保佑之習俗。在《球陽》中記載，“尚泰王六年，上届戌年以來廣西省逆賊作亂禍，及各省用煩（闕）宸慮。是年，特派遣各官於辨才天堂辨岳觀音堂、關帝王、天尊廟、龍王殿兩天後宫等處，禱告諸神早掃逆賊以歸太平。而於辨才天堂辨岳觀音堂等處，遣王子代禱，其餘王子暨按司三人、法司御物奉行、申口吟味役等官，並自紫巾官，至築登之座，敷各一人陪禱於關帝王、天尊廟、龍王殿兩天後宫等處。本應遣法司官代禱，但因英人留國，遣紫巾官代禱，申口座當勢頭裏之子築登之各一人總理官長史裏主御物城陪禱。”甚至在外國侵入時，琉球人也不忘去關帝廟禱告，《中山世譜》載：“咸豐十一年，本年傳聞中國賊兵昌熾，騷擾不堪。况又北京，有英、咈、哦三國夷人，但振威勢力，闖入城内，猖獗不堪等由。主上深爲軫念，意欲掃盡賊氛，除去夷人，早享太平之福。乃禱告各神……又於關帝廟、天尊廟、龍王殿、兩天後宫等處，特遣向氏識名親方朝顯，率同諸官代禱。”

　　二、中國文化影響下的琉球關帝信仰

　　琉球信奉的關帝是中國的民間俗神。關帝則爲中國道教俗神，又稱關公，關聖帝君。原爲三國蜀漢劉備的武將。傳説關羽死後，頭葬河南洛陽，身葬湖北當陽，人感其德義，歲時奉祀，亦稱“武聖”、“關二爺”。唐建中三年(782年)，關羽被列爲古今六十四名將之一，放進武廟，配享薑太公。宋代以後，關羽便被帶上“武聖”的桂冠。明神宗封之爲“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又把關羽廟長格爲“武廟”，與文廟--孔廟並列。清代皇帝標榜關羽爲“萬世人極”，在北京修建了關帝廟，還通令全國，普建關廟，按時奉祀香火。武聖關公廟數量之多，遠遠超過了文聖孔廟。宋崇寧元年(1102)追封忠惠公，後封義勇武安王，明初祀爲關壯繆公。萬曆三十三年(1605)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清康熙五年(1666)敕封爲忠義神武靈祐仁勇威顯關聖大帝。而琉球關帝信仰之八月十五單刀會之祭奠，亦來源於三國時期的一個典故。關帝信仰在中國影響範圍十分廣泛，兼有降妖伏魔、國家守護神、門神、武財神等等神格。

　　明清時期，琉球的民間信仰深受福建文化的影響。古琉球的崇拜觀與福建民間信仰文化就極具相似性，明清時期的兩地頻繁往來，使其逐漸吸納並融合了明清福建信仰文化中的特色。琉球的民間信仰與中國特别是福建的民間信仰一樣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再生性，這與西方的一神信仰具有明顯的差异。明以前，琉球古國就存在對於創世者的諸多神話傳説，如荒神、辨才天女就作爲國家的守護神的形象，在琉球民間廣爲流傳。明清時期，福建與琉球的緊密往來，特别是兩地民間往來的頻繁，加之閩人三十六姓的遷徙，福建的民間信仰文化不斷的滲透至琉球。明清時福建的鬼神形象數以百計，民間信仰發展至頂峰，各種民間俗神數量不斷累計至最高點有遷徙入閩的中原人所帶來，有土生土長的，也有兩者相結合所産生的，其中有些神靈甚基至擁有幾十至上百座廟宇。各類俗神被福建人陸續的引入琉球。

　　而關帝信仰具有保衛地方國家安全、造福一方能力的神，琉球人也將其吸納並將其轉化爲自己地方的神靈。琉球有專門的關帝信仰祭祀活動，《琉球國由來記》載：“關帝廟，每年五月十三日聖誕、六月二十三日顯神、八月十五日單刀會，皆例供祭物（俗雲三味），每月朔望，例供燈一對，每年正月元日，例供月餅三盤。自其十三日至十九日，例供燈五個。右供物之數，詳見於定手形。這些祭祀活動也大體跟福建民間傳統類似。

　　此外，上文提及的《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除了記載立廟始末，還言明琉球設立關帝廟並不是爲了國家武運昌隆，而是爲了昭顯君臣之義并且教化百姓，取關帝忠義之神的意義，就集中體現了中國的關帝信仰與琉球的當地相結合。隨着時代變遷，琉球人按照自己喜好把信仰的内容加以改變，關帝信仰也逐漸演變爲“農神”“雨神”，李鼎元《使琉球記》載：“六月朔日，晴。連日球陽少雨，農家望雨甚切。因與介山至文廟、天妃宫行香，遂默禱於天後、關帝，求賜甘霖以救一方……未刻，陰雲密佈，飛雨數點而止……初二日大暑，陰……午後，微雨…初三日，陰。未刻，大雨，番薯得此，不啻甘露。”後來，航海之人出海時，亦多將關帝像供奉於船中祈求順風，周煌的《琉球國志略》曰：“關帝廟在上天妃宫神堂之右。册使汪楫匾曰‘莫不尊親’；徐葆光聯雲：‘赤心常掛扶桑日，正氣時通大海風’。”

　　三、琉球關帝信仰的傳承與變异

　　琉球的信仰習俗受多方文化的衝擊，不僅來自外來信仰或宗教的影響，而且也融合了緣由的信仰崇拜，産生了一系列的信仰習俗，形成了琉球人的精神習俗。諸如關帝信仰是琉球人格化神明。而人格化神明主要源於人們對靈魂不死的信仰。在琉球最古老的神話中，靈魂被抽象化爲一系列的“神明”，諸如荒神和女神被認爲是最高的神靈。這些神明不再是個别事物的靈魂，而是支配同類事物的靈魂。特别那些造福過人類或者對後人有深刻影響的人物，通常被認爲死後的靈魂仍然可以庇佑人們。神明的形象或不斷地被創造出來，或從外來傳入，且很快落地生根，且歷代傳承。這些神明也有形體，因爲他們是以自身的靈魂來理解其他靈魂，所以他們也將神的形體看成與人相同，且穿着與造神人相同的服飾，如“荒神年不過二十餘歲，着王者冠賞”。琉球民間信仰繁盛，大量的外來神傳入琉球，尤其是中國道教思想的傳入且廣泛傳播，琉球的民間信仰的神明豐富且獨特。據嘉慶十三年（1808年）册封使齊鯤描述，琉球寺廟“所供神佛像多奉自閩中，先師、關帝、天後外，有辨才天女、大士、天滿大自在天神、三首六臂天孫不動王、雷聲普化天尊、手劍而立不動尊、龍神諸像”。可見，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琉球的天尊、關帝、天妃、龍王、土地等神越來越多的神靈形象不斷的出現，并且在琉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以滿足人們不同方面的需求。

　　可以説，琉球民間信仰深受中國的影響，尤其是關帝信仰。中琉的關帝信仰的溝通與互見，是很值得思索。信仰習俗主要形成途徑，或是土生土長，或是他地信仰習俗傳入與變异。而信仰習俗的傳播是有條件的，其主要的媒介是人，人的遷移和並入必然帶來信仰習俗的新成分。因此，不同地區，不同國族之間，是可以溝通互見的。琉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证，然而任何信仰習俗傳播到他地，也不會是一成不變，原封不動的。信仰習俗間的吸收，與信仰習俗間的同化是同時存在的。因爲當地條件和固有習慣，時刻在影響着外來的信仰習俗，閩人三十六姓即使開始帶着自己的信仰習俗在琉球扎根，也不能長期抗拒信仰文化的同化。這種同化或交融，必將帶來某些變化，只是在程度上由於原條件適應性的差别，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民間信仰、喪葬、歲時節日等受當地環境、物産、固有傳統的限制，不同成分較大，變异也較多，而在石敢當、龜甲墓型方面，因牽涉其他條件的制約較少所以没有什麽變异，或變异較少。因此，當我們認識琉球信仰習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時，既要從大文化圈來考慮；也要從具體交流與溝通中來認識，既要從其一致性來觀察；又要從其差异性來分析；既要看到其傳播，也要看到其差异和變异。唯其如此，才能進行客觀更爲客觀認識琉球的信仰習俗，也才能使我們的觀察接近於事實。

　　關帝信仰從原先的降妖伏魔、國家守護神、門神、武財神等等神格，加入了琉球人民的喜歡，演變爲“農神”“雨神”，成爲轉向本土化、搆築文化自覺的一大標誌。尤其是在初傳琉球的一段時期，關帝文化以包容的精神、强韌的性格一步步地得以生根發芽，得以延展擴充，並始終發揮着一種“文明互鑒”的有效功能，也成爲了中華文明走向海外的一大典範。

　　正如習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之中所提到的，“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麽‘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包容精神、交流互鑒、文明和諧也是搆成亞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内容。不言而喻，這一共同體的建設需要厚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血脈之中，也在當下的全球化的實踐之中澆築了“新世界主義”的文明形態。不僅如此，中國作爲這一實踐的倡導者、先行者、共建者，更需要在這一過程中提供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中國方案，從而使之成爲一個利益、價值、責任、行動的共同體。站在這一基點，我們或許可以重新認識到關帝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