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帝文化源遠流長，作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較早向海外播傳的重要文化符號，進入21世紀以後進一步受到海外相關研究者的重視。與我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歷史上長期在以中國爲核心的東亞文化圈的浸潤之下，對關帝文化的相關研究不論在深度或是廣度上都遠超世界其他國家。新世紀以來，一些日本學者的關帝研究成果陸續進入我國學術界視野。尤其是日本學者對關帝文化中某一分野的學術探討也開始見諸於國内的專業性學術期刊中，雖然數量不多篇幅不長，但這標誌着日本學界對於關帝的研究已經開始和中國本土學者展開學術對話。如：日本學者大塚秀高《關羽和劉淵——關羽形象的形成過程》通過口頭文化的研究探討關公信仰的生成和傳播過程。伊藤晋太郎《〈三國志大全〉中的關羽形象》和《關羽與貂蟬》對文學作品中的關羽形象進行分析。前者大塚秀高乃日本埼玉大學教授，日本著名漢學家；後者伊藤晋太郎是名門大學——日本慶應大學博士，日本研究關帝等中國民間信仰的後起之秀，因此不妨將此二人看作日本關帝研究領域完成新老交替的一個縮影。

　　基於日本最大的學術論文數據庫CINII，利用文獻計量分析法，從研究内容與趨勢特徵兩個方面，全面回顧日本學者的關帝研究成果，對相關的研究經緯進行歷時性梳理。整體而言研究呈現出内容的多元與深入、研究方法的交叉與整合、研究對象的聚焦與離散。厘清日本學界對關帝研究的整體特徵，或許可以爲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形象建構提供他者視閾下的思考與研究資料。 

　　一、日本學者開展關帝研究的學術原點：關公文化在日的經年廣泛傳播

　　關公文化東傳日本的具體時間和路徑尚無確切説法，日本學界也一直没有定論。關公文化在日的傳播擴散與《三國演義》一書密不可分。《三國演義》在元末明初成書後不久就由日本儒學大師林羅山帶回了日本，但因没有日譯本，只有懂漢文的貴族和上層人士可以閲讀。直至近百年後，日本元禄五年（1692）湖南文山以李卓吾評本爲藍本，用文言體日文譯成《通俗三國志》呈現給日本普羅大衆。《通俗三國志》作爲《三國演義》的日文版，相較《關帝聖君覺世真經》，對關公文化在日本的廣泛流傳功不可没，隨着《通俗三國志》的傳播，關羽在日本家喻户曉。《關帝信仰和<三國志通俗演義>》（《関帝信仰と「三國志通俗演義」の関連性について》）一文對此即有深入淺出的分析。《関公與足利尊氏——日本最古関公神像伝説 》（《關公與足利尊氏——日本最古關公神像傳説》）、《毛宗崗本<三國志演義>における<関公秉燭達旦>について》（《毛宗崗本<三國志演義>中的“關公秉燭達旦”》《関聖帝君前史》等都研究都對關羽的故事進行了學術演繹。

　　一般認爲，日本江户時代盛行關帝信仰的重要原因在於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動龢民間自發行爲的促進。德川幕府對關羽的褒揚出於統治需要，民間的群體和個人競相宣揚關羽則是出於自身需要。關羽作爲忠君愛國思想踐行的典範，江户時代日本幕府爲鞏固武士階層對幕府的忠心，大力鼓吹關帝信仰，將關羽忠君品質與武士道精神融合。《三國演義》傳入日本後，書中“尊劉貶曹”的思想契合了江户時代的“南朝正統論”思想，劉備和諸葛亮的組合，也與水户派“後醍醐天皇—楠木正成”的理想君臣組合吻合，這使得江户時代的漢學家和儒學大師産生强烈的認同感。從《東皐心越和關帝信仰：《覺世真經》和金印的由來》（《東皐心越と関帝信仰 : 『覚世真経』と金印の將來》）可知，心越禪師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和關壽亭侯金印帶到日本以後，由於得到德川家康之孫德川光圀的支持，《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得以在日本流傳開來。日本人首次接觸到了關帝降筆的勸善良言，關壽亭侯金印也被置於小寶塔内供奉。關羽忠君愛國的精神契合日本武士道精神，江户時代對基督教信仰傳播的防備比較嚴格，但對關公精神却是大力弘揚，這促使日本民間很快就接受了關帝信仰。除江户幕府的支持，在日華人也將關羽作爲彼此聯繫的精神紐帶。如唐人集團“三興幫”1623年在長崎興建了興福寺，以供奉媽祖和關帝，並定期舉行祭祀關帝的儀式。旅居日本的明清漢人頻頻建造廟宇的行爲促進了關帝信仰的傳播。此外，日本詩人對關羽的都有相當高的評價，德川幕府官員林讀耕齋在其作品中盛贊：“關羽威名鼎國中，久從先主逞軍功，襄陽戰勝將開漢，遥恨行間識吕蒙”；林鵞峰則贊關羽“生則爲軍將，没則爲靈神。”

　　二、日本CINII數據庫的多維解讀與關帝文化研究綜述

　　日本CINII數據庫是由日本國立情報研究所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簡稱 NII) 運營的，目前是日本最大規模的學術論文數據庫。CINII收録了日本各學術機構及團體的期刊論文和大學學報論文，並可通過檢索獲取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文期刊索引數據庫”所收録的論文，索引文獻數量多，並含有相當數量的全文文獻，同時還顯示論文之間引用與被引用的情况等相關信息。除日文外，CINII中也有部分論文用英文、中文或其他文字發表，作者國籍也不限於日本。CINII數據庫分爲兩大部分：①CINII Articles：檢索日本論文。可以檢索到在學會/協會學術期刊上刊載的論文、大學研究紀要、國立國會圖書館的雜誌紀事和索引數據庫等學術論文信息。數據庫共收録約1，500萬篇學術論文，其中刊載在學協會刊物、大學學報或日本國立情報研究所刊物上的論文約370萬篇。②CINII Books：檢索日本大學圖書館書目。可以檢索日本的1，200個大學圖書館約1億册館藏書目信息和150萬條作者信息。這些書目廣泛收録了從最新期刊到古典書籍、海外書籍、CD、DVD等衆多領域的各類出版物。

　　（一）CINII數據庫的多維解讀

　　以“關帝”、“關公”、“關聖帝君”爲關鍵詞分别進行檢索，顯示條目約400條（按：包含若干重復條目）。CINII根據研究結果的形態細分爲研究數據（研究データ）、論文（論文）、書籍（本）、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和項目（プロジェクト）五大類。從寫作主體看，CINII中所收録的文獻90%以上爲日本人；從寫作語言看，除少數以英語、漢語及韓語（僅1篇）書寫外，主要以日語進行撰寫。從寫作體裁看，包含了書評、田野調查報告、專題研究、學術論文、紀念手册等。以下僅以二階堂善弘一人的著述爲例：

　　①書評：對小川陽一著《明淸のおみくじと社會：關帝靈簽の全譯》（《明清簽占與社會：關帝靈簽全譯》）發表的書評。

　　②田野調查報告：《東南アジアの関帝廟》（《東南亞的關帝廟》）、《東アジアの伽藍神信仰》（《東亞的伽藍神信仰》），着重調查越南等地的關帝廟分佈情况及關帝信仰的傳播情形。

　　③學術論文：《関帝信仰と周倉》（《關帝信仰與周倉》），考察了周倉在關帝信仰形成與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CINII還收録了一部分學術含量不那麽濃厚的紀念手册，主要是由横濱等地的華僑華人爲慶祝關帝聖誕等節慶采集匯編而成，圖文並茂，有很强的可讀性和紀念性。如：《関帝廟と横浜華僑：関聖帝君鎮座150週年記念》（《關帝廟和横濱華僑：關聖帝君鎮座150週年紀念》）、《横浜中華會館・関帝廟・同善堂について》（《横濱中華會館·關帝廟·同善堂》）等。以及音像製品《関帝廟の水陸普度勝會》（《關帝廟水陸普度勝會》）等。

　　（二）20世紀以來關帝文化研究綜述

　　日本各路專家學者以中國漢族爲中心，向中華各民族、華僑、華人居住地區擴展的關帝信仰，對東北亞、東南亞、東亞各地區進行歷史性、現時性的跨學科研究，包括實地調查、文獻爬梳、參加學術研討會等，對關帝信仰展開整體的考察和探討，成果斐然。包括：山田的《東北亞的關帝信仰-歷史與現在-》、丸山的《關羽信仰與道教禮儀》、瀨川的《香港新界的廟神祭祀與關帝信仰》、岡本的《清代的蒙古與關帝信仰》、磯部的《<會神圖>中所見的關帝》、《關於<畫俗三國志>的解説和影印》等。僅上述論考和新發掘的珍貴資料影印，就大幅提高以往日本學界對關帝信仰的研究水平，並拓寬了關帝文化研究的縱深。

　　具體來説，關於近代中國各地區關帝信仰的復雜性和地域性，日本學者進一步明確了中國華北和東北部等地，通過道教禮儀中出現的作爲神的關帝的作用。闡明瞭香港特别行政區新界地域中關帝廟的位置十分重要，及其在香港民間社會中的整合功能。在中國以外，日本學界關注到關帝信仰對蒙古、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影響及其現狀。最爲重要的是，得益於日本學者天然的便利性，他們能够持續深入考察日本本國長崎、神户、横濱、函館、水户、冲繩等地區的關帝信仰傳播和受容情况。此外對於一些細節問題，如日本繪畫在江户時代，如何對關帝信仰的普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等以往尚未查明的各種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

　　三、研究特點與趨勢

　　回顧日本學者的關帝研究成果，整體而言研究對象呈現聚焦與離散，研究方法上吸收融合了歷史學、人類學、文學、傳播學、社會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的養分，展現了日本學者開展研究時明確的問題意識和對照意識。

　　（一）研究對象呈現聚焦與離散的傾向

　　在小切口裏做細文章是日本文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對問題的高度聚焦是一大傳統。在關帝造像與繪畫等藝術研究領域，《長崎·聖福寺の関帝像》對長崎聖福寺的關帝像做了最新詮釋。在此之前，留學生陳莉莉《京都大興寺関帝像について》（《京都大興寺關帝像》）一文中認爲：關羽的形象隨着説書、鬼小説、元雜劇、元曲和小説等文學作品的發展而固定下來。雖然元代的關羽畫在形狀上略有不同，但丹鳳眼、棗臉和長胡鬚在此時已經確立。通過分析來比較中國宋元時期關帝的造像、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描寫和京都大興寺的關帝塑像（據傳該寺的關帝塑像是日本最古老的）。陳的另一文《江戸初期における長崎唐三寺の建立と関帝信仰》（《江户初期長崎唐三寺的建立和關帝信仰》）則闡明，在江户時代早期，幕府采取了越來越嚴厲的孤立政策。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聚集在長崎，帶來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和信仰。爲了在嚴格的基督教禁令和隔離令下生存，這些華僑建造了唐神廟作爲爲海上人員祈禱的場所，以證明他們不是基督徒。隨着中國人來到日本，關帝信仰作爲崇拜的對象進入了日本唐廟。然而，在江户時代早期建造的三座唐廟中，關帝像不是作爲主神，而是作爲副神，作用僅限於祈禱航海者和海員的安全以及商業的繁榮。作爲戰神、職業神和普世神的關帝像的神性並没有得到體現。文章認爲此時關帝的影響範圍僅限於長崎的中國人。然而它爲江户中後期關帝信仰的傳播奠定了基礎，也爲明治時期關帝信仰的繁榮做了準備。

　　伊藤晋太郎作爲日本研究關羽的多面手，研究呈現出多元的視角及問題的聚焦。如《関羽の知られざる物語：<関帝聖蹟図>を読む》（《關羽不爲人知的故事：讀<關帝聖迹圖>》）、《<関帝聖蹟図>の搆成要素について》（《<關帝聖迹圖>的搆成要素》、《<関帝文獻>出版の目的：<関帝事蹟徴信編>光緒八年序重刊本を例として》（《<關帝文獻>出版的目的：以<關帝事迹徵信編>光緒八年序重刊本爲例》）等。其中伊藤的博士論文《<関帝文獻>の研究》乃上述成果的集大成。《横浜華僑の文化復興運動とエスニック・バウンダリーの再定位--横浜関帝廟の再建および関帝誕の創出を通して》《大阪関帝廟と大阪華僑--阪神大震災修復事業から見えてきたこと》兩篇論文分别對焦關帝廟和横濱華僑與大版華僑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在大事件如阪神大地震下的相互作用。《関聖帝君“顕聖”考--清朝と英雄神の関係をめぐって》《清朝國家・軍隊・関聖帝君》則聚焦於清王朝中關聖帝君的地位問題。

　　（二）研究體現較强的對照意識與他者意識

　　論及中國東傳日本的民間信仰，媽祖與關帝首當其衝。因此CINII中有相當數量的研究論述比較媽祖信俗與關帝信仰。如：二階堂善弘的《長崎唐寺的媽祖堂和祭神——沿海邊緣地區的信仰傳播》( 《東亞文化交涉研究》2009年第3期)認爲旅居長崎的明朝商人爲了祈求海上安全而建立興福寺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爲幕府嚴厲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播，爲了證明自己是佛教徒，這些旅居長崎的明朝商人紛紛資助建立寺廟。興福寺主祀媽祖，此時的關帝還只是供奉於媽祖廟之中的陪祀神，没有專門以關帝命名並只供奉關帝的關帝廟。蘆名裕子的《關聖帝君和媽祖的信仰地域》( 《佐野短期大學研究紀要》2003 年第14期) 考察了關帝信仰和媽祖信仰的地域差别。鬆本隆晴《泉州城内的天後宫和通淮關帝廟》（《國學院大學栃木短期大學紀要》2009年第44期）則聚焦於泉州的天後宫和關帝廟進行探析。此外，着眼於越南關帝信仰和媽祖天後宫的考察《フエ・フオンヴィン社舊外港集落の天後宮と関聖殿の調査基礎報告》和《フオンヴィン社の天後宮と関帝廟での祭禮參加者調査》立足於詳實的田野基礎調查和歷史人類學的訪談口述調查，一定程度上填補了越南關帝信仰研究的空白。《ベトナム國チャビン省チャウタン県の関帝廟の盂蘭盆に見る華人の文化変容》（《越南查賓省查烏坦縣關帝廟盂蘭盆節所見華人的文化變容》）則是上述研究的進一步聚焦。

　　另外，也有將武神關帝與文神孔子作爲議題的論文，如《関帝--孔子と並び中國を代表する神》。而王維的博士論文《日本華僑的傳統再造和宗族—以祭祀和藝能爲中心》則圍遶關帝信俗儀式與祭祀圈和宗族間的耦合關係作了系統性論述。同樣關注關帝信俗儀式的還有《道教廟の年中行事と集い機能について : 台南市東區“関帝廟”ランタン祭りの一日観察調査より》（《道教廟的年中行事和整合功能：基於台南市東區“關帝廟”繞境儀式的一日觀察調查》）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台灣地區始終是日本關帝研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區域，日本學者頻頻在我國台灣地區的相關學術會議亮相並以文交流，如：《大英圖書館所藏福建漳州海澄縣道教科儀手鈔本(Or. 12693)初探》，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這份藏於大英圖書館的手鈔本爲首次走入關帝研究的學術視綫中。

　　（三）研究體現一定的國際視野

　　在全球視野下的關帝文化研究已經愈來愈成爲一個有機生態體，形成了縱貫跨學科、跨地區、跨文化的經緯。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在若干經緯上呈現多點散在態勢，也不乏在某一個點上深度開掘取得的開創性原創性成果。這與日本學者平素嚴格的學術訓練與較深的學理素養是密切相關的，此外也得益於日本學界已經形成一只學緣結構相對穩定及年齡梯隊相對合理的關帝文化研究隊伍。例如日本東北大學立項的《東北亞地區關帝信仰的歷史與當下研究》（《東北アジアにおける関帝信仰の歴史的現在的研究》負責人：山田勝芳；研究時間：1997-1999；研究經費：320萬日元），科研項目參研者岡洋樹、瀨川昌久、磯部彰、丸山宏都逐漸成長爲日本關帝研究的中堅力量，東北大學和慶應大學等已然成爲日本關帝研究的重鎮。研究隊伍中，既有深耕中國區域的研究者，也有對新加坡、越南、韓國等國家的關帝文化持續保有研究熱情的學者和碩博士生。日本長期以來作爲亞洲地區最大的留學目的國，來自上述國家的留學生們在以關帝文化爲中心所勾勒出的研究同心圓，很大程度上能够融合研究者本人在母國所獲得的個體經驗、田野資料以及日本式的研究方法論。應當説，這種研究本身在研究視角方面是極具價值的。

　　朝鮮、越南、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都曾淪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遭到壓迫、剥削與奴役。東亞作爲中華文明輻射最强的區域，關帝信俗文化歷經數百年傳播，已扎根融入於當地民衆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包括關帝在内的民間信仰在這些國家的存在情形是二戰時期日本侵略者關注的對象，被納入制定殖民統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環。當地許多與關帝相關的文物和文史資料被日本侵略者破壞焚燬，也有部分被帶回日本國内，現藏於各地博物館、圖書館或民家。今天隨着日本方面關帝相關田野調查的深入，相信今後將有更多的珍貴史料將重見天日。    

　　結  論

　　關公作爲日本家喻户曉的中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長期以來在日本的中國文學、歷史學、宗教學等諸研究領域中始終佔有一席之地。本文之論述僅選取CINII數據庫中可資讀取的綫上資源作爲切口，掛一漏萬自是難免，但即使管中窺豹，仍然可追尋到日本學界在關公文化研究的學術興趣點和近年的學術增長點。同時，以上的資料梳理還帶給我們一些思考，如日本學界在民間信仰方面是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的，這種認識論又是怎樣影響今天中日民間的交往和交流的？如，《明清教派系寶巻盛衰の研究―武神と聖母神信仰をめぐって―》（《明清教派系寶卷盛衰研究——以武神和聖母信仰爲中心》的研究在聖母女神係、武神係及文神係寶卷劃分的基礎上，根據實地調查和流傳的教派系寶卷及史料，以西大乘教寶卷爲中心，探索了教派系寶卷的内容和特徵及其宗教背景。該研究同時指出，明末清初，與西大乘教不同的汲取無爲教潮流的教團布教組織産生於江南華南社會，與之相呼應，教派系寶卷也從北方滲透到了該地。日本學者在學術上的求索和充足的研究經費支撑了其在日本國内外扎實的田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日本學術界關於關帝信仰的研究還將有令人振奮的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