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央電視台《鄉土欄目》的熱播，以及相關綜藝、地方電視台和新媒體的廣泛推廣，鬧春田成爲客家一張靚麗的文化名片。通過“鬧春田”集體狂歡的民俗形態，不斷提昇宗族文化認同、規範民衆社會行爲與化解不同姓氏宗族之間的矛盾，促進社會結構中各種力量的動態平衡；通過“局内人”的知情身份與“局外人”的疏離眼光，闡釋“鬧春田”祭祀神靈的夙願祈求，是社會對個體的集體認同；還有學者提出了加大宣傳力度、開發相關産業和申請民俗非遺等“鬧春田”民俗節慶開發等思路。筆者認爲，“鬧春田”作爲客家文化的縮影，理應站在客家文化的學理基礎上和客家社會變遷的視域下，深層刨析中原關公文化與本土文化融合發展的歷史變遷，解構客家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歷史緣由，探究客家關公“鬧春田”的歷史記憶，洞悉變遷背後的鄉村社會關係和價值邏輯，深刻闡釋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的現代場域表達，還原身體在場的國家意志、鄉村文化和行爲表征，爲新時代關公民俗體育參與式鄉村治理提供借鑒意義。然而，以關公信仰爲精神圖騰的身體活動，如何詮釋鄉村的文化表達？以關公信俗爲載體的民俗體育，如何彰顯其體育的文化力量？以關公精神爲内核的文化節慶，如何爲新農村建設發力？一些列困惑成爲課題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癥結所在。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法

　　課題組通過中國知網查詢關公“鬧春田”相關歷史文獻33篇；其次結合地方誌和關公文化網站對關公“鬧春田”的相關報導進行文獻梳理；最後對體育人類學專家倪依克教授、楊海晨教授、韋曉康教授、譚廣鑫等學者的68篇相關文獻進行解讀，以期爲關公“鬧春田”民俗體育的田野調查做好基礎準備。

　　（二）田野調查法

　　課題組主要采用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第一次調研時間是2018年2月，通過現場觀看和參與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瞭解和體驗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的文化内涵，並與村委會相關負責人進行訪談，與村委會建立良好的溝通交流環境。第二次調研時間是2019年2月，結合第一次的訪談和情况，對村委會負責人、村落傳承人、村落德高望重的族人等有針對性的進行結構式訪談，詳盡的掌握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的歷史演進、現代展演以及當代價值。第三次調研時間是2023年2月，再次通過全程參與和體驗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反復思考和印证之前的文獻分析，保障了調研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三）口述史方法

　　課題組分别對村委會負責人、村落傳承人、村落德高望重的族人等有針對性的進行口述史研究，以口述的方式追憶歷史印記，以口語化的形式記録歷史事實，以口述者的經驗闡述歷史演進，進一步豐富了田野調查的實证材料，也爲課題的深入探討提供思路和方向。

　　二、閩西客家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的歷史記憶

　　舉林村與舉和村位於福建省西北部的長汀縣童坊鎮，地處三縣交界之處，是閩西的少數民族示範村。每年的正月都會舉行隆重的關公“鬧春田”民俗慶典，當地稱爲走爛泥，距今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是全體村民共同參與的一項節日狂歡慶典。關公鬧春田是網紅視閾下的文化表達，而“糊爛泥”、“摔爛泥”、“走春天”才是鄉民文化的村落表達，也是客家先輩對原始農耕文化與農民生活狀况的歷史記憶，並通過關公“鬧春田”的身體認知行爲，凝聚和展現祖輩集體智慧的結晶。筆者通過數次對舉林村與舉和村的實地調研和走訪調查，深度挖掘關公“鬧春田”儀式的文化内涵與精神表達，洞悉其文化外延和現代意義，成爲彰顯客家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詮釋了客家民俗生活方式的變遷與歷史演進。

　　長汀縣童坊鎮舉和村與舉林村的關公“鬧春田”儀式本質上是村民崇拜關公、信奉關公精神的行爲表現，具有驅除邪惡、保護村落、寄託夙願、風調雨順等基本功能。關公“鬧春田”到底是泥鰍精轉世與崇拜，還是與崇拜張璉、關公崇拜、元宵鬧春有關，雖然没有具體的文字記載，但我們可以通過《明史·俞大猷傳》、《明史》、《三佛齊國王張璉》等歷史文獻進行粗略考究，也許就是爲紀念縱横七海的祖先張璉，用身體力行的方式表達曾經祖先輝煌的歷史戰績。無論是哪一種歷史起源，關公“鬧春田”是藉助神力驅除瘟疫的最好詮釋，是鄉民祈禱來年五穀豐登和安居樂業的美好向往，也是村民自發組織的一種宗教儀式活動和最原始的鄉村慶典儀式。

　　三、閩西客家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儀式展演

　　福建省閩西長汀縣童坊鎮的舉和村與舉林村位於三省交匯的偏遠山區，是客家文化的發祥地，素有世界客家首府之名。關公鬧春田又稱“抬關公”、“游菩薩”、“走春泥”、“祭祖宗”、“踩水田”、“甩泥巴”等，有“客家鄉村狂歡”之名，是福建龍岩長汀縣童坊鎮舉和村與舉林村特有的客家民俗體育活動，也是一年一度客家民俗文化的代表作，距今已有上百年的發展歷史[1]。每年的正月十二（舉河村）、正月十四（舉林村），村民們抬着上百斤重的關公菩薩在泥田裏奔跑與角力，通過村民之間的體力比拼與嬉戲互動，展現了村民强健的體魄與祈求來年五穀豐登。其中第五部分水田鬧春是關公鬧春田的高潮部分，共有四個環節的鬧春展示。

　　第一環節：關公鬧春田的初期，主要由4個人抬關公聖像在泥田裏打轉，不僅要求快速的身體轉動，保持自身的身體平衡，而且還要在打鬥中促使對方摔倒。如樑啓超《三佛齊國王張璉》中所記載的一種水田中的軍事訓練，曾經作爲訓練士兵的手段和方式。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變革，逐漸演變爲一種民俗體育活動。

　　第二環節：關公鬧春田的中期階段，經歷4人抬關公聖像的熱場場景後，活動的難度逐漸昇級。每組大約有10人左右，同時參與抬關公快速奔跑與打轉活動，更要注意運動身體與隊友的位置關係。由於抬關公的轎子大小固定，但是隨着人數的增多，100多斤重的關公聖像在10人左右的協作下，泥田打轉和嬉戲的難度逐漸增大。不僅是絶對力量的比拼，更需要團隊協作一致，才能在復雜的干擾環境下快速的奔跑，是體力、耐力、爆發力以及速度的完美比拼，更是客家人凝心聚力的完美詮釋。

　　第三環節：關公鬧春田的後期階段，經歷10人左右抬關公聖像的團隊狂歡後，所有參與水田鬧春的村民早已躍躍欲試，圍遶在水田周邊的參與者，争先恐後的參與到集體狂歡的鬧春民俗活動之中。整個場面分爲幾個歡快的場景，最前面是舉着旗幟的青年，有的在前面奔跑領路，有的摔倒後艱難爬起，有的抬關公在飛奔，有的則是尾隨其後奮力追趕，還有的則是在關公聖像的周圍邊跑邊喊。整個畫面通過鬧春田民俗遊戲訴説着客家人民，一起奔跑、一起摔跤、一起呐喊以及不畏艱辛、勇往直前的民俗精神。

　　第四環節：關公鬧春田的高潮階段，集體狂歡常常被誤解爲鬧春田的高潮和結束，其實幾圈之後的摔倒和重振旗鼓，爲鬧春田的高潮做好鋪墊。抓取水田的泥巴追打，投射於參與者的身體和關公聖像的塑像之上，互相追打和嬉戲掀開一場令人捧腹的泥漿大戰。傳説被泥巴彈中的人是有福之人，因此大家一邊追趕，一邊將泥巴灑在對方的臉頰，直至參與者全身沾滿泥巴，成爲泥鰍轉世的代言人，在野蠻其體魄的身體參與下和文明其精神的心靈感召下，詮釋着關公鬧春田的文化釋義。

　　四、閩西客家關公“鬧春田”民俗體育認同邏輯

　　關公“鬧春田”儀式傳承數百年，已然成爲村落節慶的生活方式，也是村民自治制度與契約精神的完美詮釋。通過關公信仰的場域空間龢民俗體育的活動方式，將客家鄉民的精神信仰、民族團結、文化價值與社會道德融爲一體，以自治的精神契約教化着淳檏的客家族群，形成習俗、血緣、民族等文化的社會認同。

　　（一）個體認同:關公信念與民俗體育的工具表達

　　“認同”是個體或群體在感情與心理上的認知過程，也是對身份的認識、理解和確認，最早由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提出。而“自我認同”是個體所擁有的一種獨特特質，采用想象共同體的歷史記憶，塑造曆史共同體的文化認同。自我認同基於自我的生活需求，找尋自我的社會空間，構建自我的價值選擇，逐漸得到社會群體的文化認同。

　　“抬關公經過的地方都會放鞭砲，並進行祭祀和朝拜活動。鬧春田活動的前一天我都會趕回來，前一天晚上會與家人團聚共進晚餐，第二天關公巡遊經過自家門口，我們全家都會在門口迎神和祭祀，關公在老百姓的心理就是保護神，祈禱自己家庭一年平安幸福，能够順順利利，這樣日子才會平平安安。（20170210，HXM，男，JLC村村民，公務員）”

　　“您每年都會參加關公鬧春田活動？這個不要問，我都會參加，我們家族我是參加次數最多的一個人吧。因爲我家庭男孩子比較少，而且我年齡也不大也不小，雖然很冷，但是我們都習慣了，也不覺得冷，對我們身體健康和預防感冒有很好的的效果。這可能也是關公保佑的結果吧。（20180227，HXG，男，JHC村村民，做生意老闆）”

　　“您每年都會參加關公鬧春田活動？在我初一那年，我就强烈要求去參加鬧春田活動，因爲看着自己家族的哥哥們，玩的很開心，所以自己一直也想去參與。但是在自己家庭的限制下直到我高一年級，我是第一次親身參與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之後我從没有間斷過，現在我上大學，由於没有開學，所以每年也在堅持參與，今年我還邀請我大學舍友來我家過年，感受客家鬧春田的節慶氛圍。（20190216，HXG，男，JHC村村民，大學生）”

　　從上述訪談材料我們可知每年的鬧春田儀式活動，除了本地村民的積極參與，外出務工的本村村民也會不遠萬裏，在既定的時間回家參與鬧春田儀式活動。既表達出個體對鬧春田的文化認同，也是村落家族對個體認同的工具表達。關公“鬧春田”作爲客家鄉村社會儀式的身體表達，是對鄉村民衆社會角色的轉變與認同，賦予鄉民更多的社會責任，民俗體育詮釋着歷史記憶的實踐工具，歷史記憶承載着族群認同的邏輯起點。

　　（二）鄉村認同: 關公信俗與民俗體育的根源追尋

　　長汀縣童坊鎮舉和村與舉林村的關公“鬧春田”儀式，凸顯了歷史記憶的身體表達和族群情感的文化認同。關公“鬧春田”儀式是塑造群體認同、維持族群記憶、構建共同理想的行爲實踐表達，歷史記憶與現實失憶共生同存，使得歷史遺忘成爲社會認同的有效架構，進一步强化群體的社會凝聚力，實現鄉村民俗體育活動的傳承與現代展演。互動儀式的展演過程中，情感能量的驅動作用極其重要，通過關公鬧春田的集體狂歡，架構起鄉村的情感紐帶與鄉民認同。村民可以通過互動儀式來增進自我的情感輸出，並形成群體的情感共鳴。

　　“您作爲村主任，每年村民的鬧春田活動參與情况？不用我鼓動，大家都積極參與，而且争着搶着要做，自我作爲村主任以來，每年的關公鬧春田熱鬧非凡，嫁了的女兒也要回來積極參與，大家互幫互助共同完成鬧春田的準備活動，儼然就像一個大家庭。村民的凝聚力隨着關公鬧春田活動更加團結。（20190216，HZD，男，JHC村村民，村主任）”

　　“自關公鬧春田火爆出圈，每年參與鬧春活動的鄉民也越來越多，並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鄉政府要求結合農特産品搞文化旅遊，我們村委會也結合實際情况，制定了文化節活動方案，積極打造客家鄉村的民俗文化品牌。（20230218，HZD，男，JHC村村民，宣傳委員）”

　　儀式爲社會信任和意義情境提供了實踐基礎，不同的村落有自己獨特的神靈保佑，也都有自己獨特的祭祀方式。不論是抬“關公”，還是抬“五谷神”，亦或是抬自己認可的“石頭”神靈，皆是鄉村認同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村落認同的物質載體，通過共同的神靈祭祀，表達村落民衆美好的精神夙願。而作爲鬧春田這種活動儀式，也是村落民衆通過身體活動的工具表達，以身體展演的方式形成村落集體認同。村落民衆通過廟會儀式活動所建立起來的象徵性的生活世界，是共同確認的社會秩序觀念與日常生活實踐的寫照，關公鬧春田作爲鄉村民衆熟悉或認同的廟會活動、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文化交流、休閒娱樂等，搆架起鄉村社會多姿多彩的生活願景。

　　（三）國家認同：關公信仰與民俗體育的制度昇華

　　特納的儀式追求文化的能動性，生存的世界與想象的世界藉助於一種象徵形式而融合起來，變爲同一個世界，架構起民族的精神脊梁和世界夢想。國家認同是族群在民族認同基礎上的昇華，也是群體認同的最高層次，是群體認同在社會環境中的歸屬感以及使命感的責任表達。歷經身份認同的社會歸屬，通過歷史與民俗的展演記憶，强化民族歸屬感龢民族認同。民俗體育活動具有指向性和塑造性，發揮場域空間的叙事表達和使命歸屬，將歷史記憶與當代民族感情融爲一體，傳承與展現鄉民的身體歸屬和國家認同。

　　“隨着關公鬧春田活動的廣泛傳播，社會的認可情况如何？自從中央電視台播放以來，關公鬧春田的知名度大大提昇，吸引了全國各大媒體記者的争先報導，成爲客家文化的一個品牌，以及瞭解客家文化的民俗窗口。（20230216，HZD，男，JHC村村民，教師）”

　　“關公鬧春田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積極開發關公鬧春田民俗節慶活動，將關公鬧春田廟會活動，昇格爲關公文化旅遊節，以旅遊促進文化傳播，以旅遊帶動地方經濟發展。2017年地方政府將關公鬧春田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産，多視角、多方位、多參與的形式，推進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的現代傳承與發展。（20190217，ZGD，男，JLC村村民，村主任）”

　　互動儀式理論的核心機制是高度的互相關注與高度的互爲主體性[11]，讓大衆瞭解和認識關公鬧春田民俗活動，也是實現社會認可的重要基礎[7]。隨着關公鬧春田知名度的提昇，關公鬧春田逐漸成爲龍岩十大民俗節慶活動，也推動了關公鬧春田民俗體育活動的國家認同。關公“鬧春田”是關公信仰視閾下的民俗展演和歷史記憶，是鄉村認同與國家認同文化互構的邏輯衍生，也是民俗體育的文化載體。對鄉村認同自然性的洞悉與發展，以及對國家認同後續性的身體感悟，通過歷史舞台、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歷史演義和現代展演，表達鄉村認同的社會屬性和社會歸屬[13]。鬧春田作爲鄉村生活的真實寫照，通過民俗體育的節慶表演，爲鄉村社會治理提供有力支撑，詮釋了鄉村發展的社會治理實踐意義。

　　（四）個體、鄉村、國家:民俗體育的互構邏輯

　　關公“鬧春田”在歷史記憶的場域中詮釋着民俗體育的文化内涵與外延表達，展現了個體認同、鄉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群衆基礎和族群屬性，在歷史記憶的民俗展演場域中搆築了鄉村社會發展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學。個體認同隸屬於鄉村認同，是鄉村認同的邏輯起點，也是鄉村認同的群衆基礎；鄉村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具體表現形式，也是國家認同視閾下的非正式制度；國家認同是個體認同與鄉村認同的最高層次，是個體認同的價值實現與鄉村認同鄉民治理的價值需求。個體認同是鄉村認同的根源，鄉村認同是國家認同的本源，國家認同是個體認同與鄉村認同的最高階段，三者是一種互構與反構的邏輯關係，基於想象共同體的文化構建，是三者融合發展的生存環境。互動儀式的核心機制是相互關注和情感連帶，是一種相互專注的情感和關注機制，並形成了一種瞬間共有的實在，因而會形成群體團結互助的身份符號。關公“鬧春田”是基於關公信仰與關公崇拜的歷史使命，結合地域文化的群體特徵，以及鄉村民俗文化的理論搆架，共同演繹現代的身體文化與語言表達。只有强化個體認同的邏輯起點，通過民俗體育身體展演實現鄉村認同的實踐搆築，爲實施鄉村治理的國家認同提供實踐依據。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就是個體認同的競争性、鄉村認同的選擇性與國家認同的制度性之間互構的邏輯表達，是鄉村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文化縮影。

　　結  語

　　鄉土社會的村落儀式通過民俗體育的身體工具，構建起鄉村認同的價值選擇以及社會傳承的鄉民文化。在追求歷史記憶與時代展演的空間和時間節點，通過構建性的身體語言和肢體動作，直觀性的呈現其歷史記憶。雖然關公“鬧春田”儀式只是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但却代表了客家鄉民信奉關公，踐行關公道德行爲的實踐表達，通過邏輯推演與歷史重放，透析歷史場域環境下的鄉村體育與鄉村振興、民俗體育與全民健身、鄉村健康與健康中國的現代價值與文化内涵，深刻領悟鄉村發展與歷史展演下的個體認同、鄉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邏輯演繹。“關公鬧春田”數百年的傳承演變中，形成獨特的村落民俗節慶和文化象徵，是鄉村民俗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文化是村民集體智慧的結晶，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行爲主體。關公“鬧春田”儀式在鄉村治理和鄉村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歷史性、村落性與民俗性相融合的體現，也是先輩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爲客家人的民俗節慶，承載着客家鄉民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展演，在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民俗體育場域中，展演和塑造着客家鄉村傳統的文化烙印，爲鄉村認同與鄉村治理提供了社會發展空間。關公“鬧春田”儀式是農耕生活方式的歷史展演，也是鄉村認同的重要基礎。隨着關公“鬧春田”儀式的歷史變遷和鄉村社會角色的轉换，當代的關公“鬧春田”儀式已然成爲新媒體環境下鄉村認同的混血延嗣，詮釋着客家鄉民檏素和傳統的客家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