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説本爲史家之餘，所記之言雖廣，所傳之聞亦富，但追溯其言辭之本源，十之八九均來自茶餘飯後的市井閒談，間或有一二可觀者，時常亦爲捕風捉影的江湖傳聞，無法考稽其真實與否，故被春秋以來的史家視爲末學，認爲難登大雅之堂，只可一笑而了之。正如《漢書·藝文志》中述及“百家”之中的“小説家”時，則曰：

　　“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説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巷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刍蕘狂夫之議也。”

　　前賢此論既定，後世史書與小説的天壤之别，早已明判。然而，撰寫史書爲了真實可信，必須堅守秉筆直書的原則，就不得不專精於記言記事的良史之筆，着力削减歷史人物生活中的細枝末節；爲了警示來者，必須承繼弘揚道義的傳統，就不得不致力於隱惡揚善的良史之材，高度讚頌歷史人物創造出的豐功偉績。於是，史書被史家先天造就了一副義正詞嚴的基本樣貌，既缺乏通俗易懂的通識性與切合性，也缺少大衆需求的生動性與趣味性，終究讀之枯燥而常被人束之高閣，也就難免遠離市井之人的生活而往往成爲傳説。傳之久遠，實則漸失其根據，遂有介於史書與小説之間的歷史演義小説出現，諸如元末明初的羅貫中（約1330―1400年）著述的《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國演義》等歷史演義小説即如此。以今觀之，當以《三國演義》的創作在同類中影響最爲深遠，應爲歷代以來婦孺皆知而可説可道的談資。也正是因爲如此，世間形成了人們評判《三國演義》的整體共識：七分屬真實，三分是虚構。

　　僅從這一共識來看，《三國演義》小説中塑造的關羽形象，至少所具歷史的真實成分應在多半。如從西晋陳壽（公元233―297年）所撰《三國志》中記載的歷史人物關羽（約160―220年）來看，已有當世梟雄曹操（公元155―220年）稱：“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有曹操的“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有曹操的謀士郭嘉（公元170―207年）稱：“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有曹操的智囊傅干（公元175―年）稱：“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有曹操的參謀劉曄（？―公元234年）稱：“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也有東吴名將周瑜（公元175―210年）稱：“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諸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均爲其對手發自内心的贊賞，實可证之爲不虚。而後再經過南朝史學家裴鬆之（公元372―451年）注解《三國志》，又加古代官方忠君思想的極力推崇、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崇拜，以及民間對三國故事進行藝術加工，及至《三國演義》成書後，更是全面推波助瀾，遂成浩盪之勢，跨越國度與民族的界域，最終爲世間塑造出一個文武雙全、義薄雲天、忠信守諾、勇剛堅强的關羽形象，成爲世代共同頌揚和崇尚的英雄人物。時至今日，關羽形象依舊存在於人們的心底裏，實可呼之欲出而親密無間；存活於日常的生活中，無不津津樂道而活靈活現。以至於心信之，如同父母；身賴之，如同兄弟；言敬之，如同帝君；行奉之，如同神靈。正如明人李贄（1527―1602年）《焚書》卷三《雜述·關王告文》中讚揚關羽之忠勇時，則曰：“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又稱贊世人對關羽的敬仰與信賴時，則曰：“蓋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蓋至於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在宇宙之間也。”又恰如當今學者趙運濤所説：“《三國演義》塑造的關羽形象，不僅使得官方更加推崇他，以其作爲社會的榜樣和維護政權的神只，民間也更加信奉他，以其作爲‘萬能神’，同時也使得儒釋道都以其爲‘自己人’。”

　　既然關羽是“自己人”，又是“萬能神”；那麽如此親切而又熟知的關羽形象，究竟又是如何從三國現實到史書記載，再到小説演繹的過程中最終被塑造出來的呢？在目前通行的《三國演義》中，針對關羽的外貌特徵的描寫最典型而又特别的地方有三處，也正是這三處幾近於一再重復的描寫，令關羽的形象栩栩如生，越來越逼真地植根於讀者心田。鑒於學界對關羽形象的研究者多有宏論紛呈，後學實難有所超越。因此，所能做到的也僅是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選取《三國演義》中出現過三次頗具典型的、針對關羽外貌特徵的描寫，進行深入探究，旨在揭示作者是如何成功地塑造出了關羽的形象，足令時隔千餘年的歷史人物形象就此定格而復活在世人心目中。尤其是隨着該書在後世廣爲流佈，關羽形象的内涵也日益豐富，不但成爲一種影響力相當廣泛而又深入的精神文化標誌，而且成爲一種凝聚力和號召力極爲强大的社會因素。

　　一、從義兄劉備觀察中看到的關羽外貌形象

　　在《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杰三結義 斬黄巾英雄首立功》中，劉備與張飛結識的當日，二人一同入村店飲酒期間，看到關羽推車而來。這是小説中關羽的首次亮相，且立即受到劉備（公元161―223年）的關注。於是，作者通過劉備觀察關羽的視角，對其進行外貌形象描寫道：

　　正飲間，見一大漢，推着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來吃，我待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若重棗，唇若涂脂，丹鳳眼、卧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凛凛。

　　由於羅貫中在其著述的《三國演義》中，很明確地表現出了擁劉貶曹的傾向性立場，所以此時此刻已然設定了一個前提，即由小説的核心人物劉備，用審核的目光來觀察關羽，必然帶有一種先入爲主的英雄識英雄的認同結果，其效果自然而然地會在讀者心目中立刻確立起關羽外貌形象的基本特徵：首先是從整體上進行宏闊塑形，如相貌堂堂、聲音洪亮、高大雄壯、威風凛凛等的特徵，呈現給人的完全是一副剛毅硬氣的“大漢”形象；然後是從局部中進行細節勾勒，如長髯、紅臉、潤唇、丹鳳眼、卧蠶眉等的特徵，描述給人的主要是一種英氣逼人而又儒雅持重的觀感。也正因爲如此，隨着《三國演義》在後世的廣泛流傳和深遠影響，關羽的個人形象由此逐漸成爲定格。再依據在宋代已經成形、至元代已經通行的話本《三國志平話》來看，在描述關羽形象時，完全是以説書人的口吻娓娓道來，與《三國演義》之間存在着十分明顯的差异，即稱：“話説一人，姓關名羽，字雲長，乃平陽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虬髯，面如紫玉，身長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傳》。觀亂臣賊子傳，便生怒惡。”可見，除身高有“二寸”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計外，《三國志平話》所謂“神眉鳳目”與《三國演義》中“丹鳳眼、卧蠶眉”相比，關羽形象的局部特徵還比較抽象，不僅缺乏必要的生動感，而且没有代入式的那種英雄識英雄的認同感。

　　尤其是《三國志平話》所謂的“虬髯”與“面如紫玉”，與其説這是關羽的形象，還不如説這幅胡鬚和面色的特徵更接近於後世張飛的形象。而况僅以人物的外貌美而論，關羽的胡鬚之美，應爲三國時期公認度極高的實情之一，以至於史書中存留諸葛亮在回復關羽問訊馬超歸附事宜的書信中，既不用其表字“雲長”或“長生”，也不用當時通行的敬稱“公”，竟然用“髯”字代稱關羽，不但在字裏行間透露出彼此之間的親切感與熟知度，而且僅用一個“髯”字所表達出的敬重之意，似乎遠遠超出了同一份書信中以表字“益德”稱呼張飛、以“孟起”稱呼馬超的效果。即據《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關張馬黄趙傳》載：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争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悦，以示賓客。

　　事實上，在《三國演義》中，關羽的胡鬚之美，也是關羽首次登場時着重描述的外貌特徵之一，還特别通過劉備觀察的視角突現出其胡鬚長至“二尺”。之外，又在後文屢屢描述關羽外貌時，也曾時常提及關羽的胡鬚，且有兩處設置極爲精彩的“美髯公”情節，值得在此一談。

　　一是在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中，曹操爲了留住關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既贈送美女，又給予金帛；還特賜名馬，且定制錦袍；進而拜爵封侯，無所不用其極。以至於連同關羽的胡鬚，也成爲曹操特别關心的重點之一，即曰：

　　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爲“美髯公”。

　　可見，關羽的胡鬚之美，連小説中的漢獻帝都見識過，也情不自禁地讚嘆過。關羽自己更是心中有數，呵護有加。及至後世，文人墨客常常用一個“髯”字，時常作爲局部特徵來指代關羽本體，且幾乎成爲文學作品中吟咏關羽形象最獨特的要素。此僅舉《關帝志》著録的明代文人咏史懷古的詩詞中，見有邢侗（1551―1612）的《謁漢壽亭侯祠》詩雲：“柦柦髯將軍，感時奮鷹揚。”黄克纘（1550―1634）的《謁玉泉山廟》詩雲：“凄風入座髯猶奮，赤日當空膽正懸。”俞誥（生卒不詳）的《謁武安王廟》詩雲：“願叩威靈露衷悃，掀髯何處讀《春秋》？”王柱（約生活在明穆宗時期）的《謁解廟》詩雲：“誓把金戈挽夕曛，英雄誰並美髯君？”李春光（約生活在明世宗、神宗時期）的《謁解廟》詩雲：“赤面心扶漢，蒼髯貌絶倫。”全天叙（約生活在神宗時期）的《題漢壽亭侯五言八十韵》詩雲：“髯侯决聖主，赤手挽天潢。”來三聘（約生活在神宗時期）的《謁玉泉山廟（其二）》詩雲：“修髯拂拂動風雲，虎將當年正逸群。”毛一公（約生活在明神宗、光宗時期）的《謁解廟》詩雲：“樓桑占王氣，逐鹿遘髯公。天日心同耿，《春秋》義獨融。”諸如此類即爲明证。

　　二是在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裏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中關羽“綽髯”而“觀書”的生動情節，實屬作者羅貫中濃墨重彩的藝術加工，其精彩程度堪稱經典小説中的傳神之筆，即曰：

　　却説王植密唤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並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吾亦自引軍接應。”胡班領命，便點起軍士，密將干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潜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髯，於燈下憑幾看書。班見了，失聲嘆曰：“真天人也！”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唤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關公大驚，忙披掛提刀上馬，請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關公行不到數裏，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馬，大駡：“匹夫！我與你無仇，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槍，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爲兩段。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速行，於路感胡班不已。

　　盡管《三國志平話》中的關羽“喜看《春秋左傳》”之事，在《三國演義》第一回中尚未曾述及，又在第二十七回中出現關羽“左手綽髯”而“憑幾看書”這一情節中，也没有明確説出關羽所讀之書就是《春秋》。可是，傳至後世，關羽掀髯而夜讀《春秋》的畫面感，幾乎成爲一個無需争辯的事實。深究其原因，主要有前後互爲印证的兩個方面：

　　一是在小説《三國演義》設計的“過五關斬六將”之前，就有一個來自曹操的“實证”。徐州兵敗之後，關羽被困曹營暫居，於是曹操爲了争取關羽爲其效力，在極盡恩禮的情况下刻意安排關羽近距離保護其二位嫂嫂，只待日久天長，真實的故事發生了，君臣“上下内外之禮”既亂，而兄弟情分又失，則關羽一心堅持的忠義觀也就會不攻自破，自此以後便是再也無顔見其義兄劉備，唯有轉而投靠曹操，並死心塌地爲之征戰沙場。只可惜，曹操的如意算盤最終還是落空了。因爲關羽將曹操賜予的一座宅院分爲前後院，二位嫂嫂安置在後院却從不涉足其中，自己守護在前院則徹夜秉燭讀書，而其所讀之書應是《左氏春秋》。要知道，此乃曹操爲關羽量身定做、精心設計的圖謀，因此關羽在此地的一切所作所爲，都處於十分嚴密的監視之中，事無巨細均報至曹操而瞭如指掌。可是，在此處必須强調的關鍵點，正就在於《左氏春秋》。該書是闡述《春秋》經最爲著名的三傳之一，内容不但以記載史實見長，而且還承載着儒家奉行的仁義忠信精神以及培育人才的價值觀。對於傳統文化造詣深厚的曹操而言，這在其心中必定會極爲熟稔。也就是説，曹操依據關羽夜讀《左氏春秋》一書的情况，就已精準地揣度了其爲人的品行以及持守，確定其實屬義薄雲天而又忠於職守之人。那麽，最終的結局早已不言自明：曹操欲以此計圖謀關羽歸順，從根本上就没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性，只好就此作罷。

　　二是在小説《三國演義》設計的“千裏走單騎”之後，又有一個來自曹操的“實证”，而且還是有可信度較高的史實予以支撑。在赤壁之戰中，曹操落敗而逃命至華容道時，正好被關羽截住去路，實處於逃無可逃的境地，於是曹操對關羽説道：“大丈夫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顯然，這是小説《三國演義》中借曹操之口明確説出關羽讀《左氏春秋》的事實，且已達“深明”其大義的程度，故清代文學批評家毛宗崗（1632―1709年）讀至此處，曾作眉批道：“（關）公明《春秋》，即以《春秋》動之。”在《三國志》中，原本不見載有關羽夜讀《春秋》之事，可在後來的裴鬆之注《三國志》時，在《關羽傳》中略引《江表傳》所載“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雲雲，旨在表明：關羽在當世既能武又能文。又在《吕蒙傳》中詳引《江表傳》所載，且確定是由時人吕蒙曾對已代替周瑜職位的魯肅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在《江表傳》中反復提到的《左氏傳》《左傳》者，即指《左氏春秋》，漢代又有《春秋左氏傳》《春秋内傳》《左氏》等名稱，是歷代儒家弟子潜心研習的重要經典之一，也是整個唐宋元明清時期流佈最廣、影響最大的“春秋三傳”之一。因此，上文述及的關羽夜讀之書，皆由生活於元末明初的羅貫中娓娓道來，應當毫無疑問是羅氏常見而熟知的《左氏春秋》。可是，問題的關鍵性又在於：《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爲了活命，怎麽會在情急之下向關羽提及“將軍深明《春秋》”之事呢？僅以小説中設計結果來看，當時曹操的説辭確實奏效了，關羽也確實被説動了，遂在如此緊要的關頭放其一條生路。然而，在此處需要强調的關鍵點，依舊在於《左氏春秋》，該書中所倡導的大義，曹操豈止是明瞭，而更爲重要的應當還在於其十分確信：關羽心中始終堅守着這一大義。所以，先申明“大丈夫以信義爲重”的前提，然後僅憑曹操對關羽的熟知程度，便在生死一綫之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左氏春秋》這個關鍵點，且一經提及，便能立刻奏效，最終得以脱逃。當然，結合史書記載考證小説中的關羽夜讀《春秋》的真實度到底有多高，的確没有太多的學術意義可言。但在此不可否認的應是：小説中前前後後、若隱若現地反復描述關羽讀書情境與效果，無疑爲其原本忠義神勇的形象增添了一份夫子之氣，也加重了幾許儒雅之風。

　　不過，小説中初次登場的關羽尚無出身可言，據《三國演義》中向劉備、張飛做自我介紹時的内容，可界定其身份爲殺人後的逃亡者，即曰：“吾姓關，名羽，字長生，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而出現在比《三國演義》成書更早的《三國志平話》中的説法，也與之大體一致，只是明確了所殺之人乃其所在縣的縣令，即稱關羽“因本縣官員貪財好賄，酷害黎民，將縣令殺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事實上，有關各類小説中出現的、關羽一出場就自報家門的真實情况，實與正史《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關張馬黄趙傳》所載基本吻合，即曰：“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接下來，便是《三國演義》根據《三國志平話》以及元雜劇《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中的成熟劇情，演繹出桃園三結義的千古傳頌的佳話。

　　而後又是關羽作爲武將形象出場所必須配置的標誌性武器裝備，即“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艷鋸’，重八十二斤”。且有詩贊曰：“唯憑立國安邦手，先試青龍偃月刀”。顯然，這是所有小説中一貫沿用的大英雄出場必要標配神級寶刀的基本模式，也是小説家塑造人物形象中的習慣性神力渲染，實屬無可厚非之事。這與考證歷史上的關羽到底是用什麽兵器是另一回事，再想想《西遊記》裏的孫猴子，竟然能將重達一萬三千五百斤的金箍棒耍得如飛轉，我們也就樂得接受，在此反倒怕的是小説家的想象力不够豐富。當然，作爲歷史人物的關羽，首先爲了尊重現實，我們需要在此贅述一點：冷兵器時代的戰場現實决定了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即便是最精良的戰馬，正常奔走中的最大負重約爲一百公斤，按照關羽“大漢”形象的體重及其人馬裝備重量，合起來肯定已嚴重超標，而此時的神駒赤兔馬還未配備，關羽如此沉重的行頭，又該如何在戰場上縱横馳騁，乃至神速殺敵？然後，爲了尊重歷史，我們尚需在此略做考證一下：從《漢書》至《三國志》以來的所有正史中，並不見載與“青龍偃月刀”相關的任何史實，當然也是有違常理而不可能見載的事實。因爲與此相類似的這般重量級的神兵利器，直到唐宋時期才有雛形出現，再至元末明初才得以定型，且以其主要用途來看，一般不可能會是用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殺敵武器，而是安排在科場中檢驗應武舉人刀法套路和臂力的一種特製試器。如據《武經總要》載，直到北宋時期，刀柄較長而刀口如斜月形的、接近於“青龍偃月刀”形制的武器已經出現，但還没有確定的名稱，即曰：“鋸刀，刃前鋭，後斜闊，長柄，施□。”又如，據《武備志·軍資乘·器械》載，直到明代，所謂的“偃月刀以之操習示雄，實不可施於陣也”。足見，正是在《三國演義》的影響之下，“青龍偃月刀”最終成爲後世民間傳説、戲劇影視等作品中展現關羽形象的一種標誌性武器。只不過在後世出現的絶大多數情况，這往往都是戲台上裝飾華麗而又能取悦觀衆的表演性道具而已，比如川劇中喜聞樂見的“蓋三省”關刀上的騰龍即爲如此，表演者一旦手起刀落，就在“人頭落地之際，手中的關刀刀尖上躍出一條小青龍，龍身還在顫抖。原來他在刀上按了彈簧，以此吸引觀衆”。顯然，這應是出現在現代戲台上的藝術表演杰作，創作者魏香亭（1886―1963年）則是當今擅長扮演關羽形象的著名藝術家。

　　二、討伐董卓盟軍衆將士目光鄙視中看到的關羽形象

　　在《三國演義》第五回《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吕布》中，因曹操行刺獨攬朝政、欺君害民的董卓而没有成功，故只好逃回陳留，不惜散盡家資，招募義兵；又發矯詔聯絡袁紹，發檄文策動各鎮諸侯合兵結盟，共同討伐董卓。然而，在盟軍的進攻過程中，起先與董卓麾下戰力遠不及吕布的華雄相遇，先是第九鎮的“濟北相鮑信”之弟鮑忠，“被華雄手起刀落，斬於馬下”。而後是第十六鎮的“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遭遇華雄夜襲，奔亡途中與部將祖茂以幘换盔後，才得以逃脱。至於助孫堅引開華雄的祖茂，一路奔逃，藏匿在林中，待華雄近前，相機冲出，正揮舞着雙刀“欲劈華雄”時，反被“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由此可見，華雄的戰力絶非等閒所及，已讓孫堅差點丢了性命，盡管最終只是失去了象徵其身份的“赤幘”而深受辱没，可還是折損了其四大戰將之一的祖茂。僅從這一戰果來看，素以“勇烈”稱著而能征慣戰的“江東猛虎”孫堅，最終“敗於華雄之手”。

　　在盟軍進攻遭受一連串的失敗後，華雄率領鐵騎開始轉爲反攻，先是盟軍主帥袁紹的驍將俞涉出戰扺擋，結果“與華雄戰不三合，被華雄斬了”；接着第二鎮的“冀州刺史韓馥”推舉其上將潘鳳出戰應敵，去不多時，結果“潘鳳又被華雄斬了”。眼前出現這樣的局勢，各路諸侯面面相覷，噤若寒蟬，早已不知該如何迎戰華雄了。盟主袁紹對此也是大驚失色，不知所措，但爲了當衆挽回一點顔面，只好勉强地説道：“可惜吾上將顔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懼華雄！”

　　正當袁紹之言尚未盡畢之時，突然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看似關羽在這意外的情况下突然出場，實則是經過小説作者精心設計、層層鋪墊而營造的特殊場合。於是，出現在衆目睽睽之下的關羽，除了凸顯處在這一場合中的有所不同而增加了“聲如巨鐘，立於帳前”一語外，其餘外貌特徵均與初次登場時一模一樣，即曰：

　　衆人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卧蠶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立於帳前。

　　一石激起千層浪，僵局雖被打破了，但場面也即刻炸鍋了。先是盟軍主帥袁紹不認識關羽，問詢之下是由公孫瓚爲之介紹，等説到關羽當時的身份是“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時，袁紹帳中的後將軍袁術就率先看不下去了，表現出萬分的震怒。明明是主動出場幫大家解决困局，因何會招來袁術的萬分震怒呢？其實原因很正常，也很簡單。因爲劉備是經公孫瓚保舉而得任的德州平原縣縣令，關羽又是在劉備手下充任馬弓手，具體執事僅限於協助劉備料理政務、巡查治安，職位只是小小縣令之下當差的差役，幾乎談不到有什麽出身可言，將此放在當時跨州連郡的各路諸侯面前，實乃微乎其微的小人物而已。而况袁氏一族，本爲漢末公侯世家，門生故吏遍佈海内，豈能容忍此等小人物在這種場合中胡言鬧亂？簡直就是兒戲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因此，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在這緊要關頭，曹操立馬現身，因爲在之前鎮壓黄巾起義的戰場上，曹操曾見識過關羽神勇，所以急忙站出來爲關羽請戰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可是，盟軍主帥袁紹更是覺得，讓馬弓手關羽出戰應敵，將會大失盟軍顔面，因此極力駁斥曹操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於是，曹操爲了力挺關羽出戰，竟然將關羽的外貌形象也作爲一項理由提出來，即曰：“此人儀表不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不過，最終還是在關羽誓死請戰的情况下，才上演了著名的經典故事“温酒斬華雄”。以其整個决戰的神速而言，簡直就是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高度，即曹操爲之所斟的一杯壯行酒尚温，關羽已經提着華雄的人頭回來了。當時盟軍大帳内外的鼓聲、喊聲，就好比“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這一效果，真如《三國演義》中藉助後人有詩贊之曰：“威鎮干坤第一功，轅門畫鼓響冬冬。雲長停盞施英勇，酒尚温時斬華雄。”也正是在盟軍衆將士的驚呼聲前後，無數雙鄙視關羽的目光，瞬間轉爲無比的敬仰，關羽的形象即刻异彩四射。也正是自此以後，奠定了關羽勇冠三軍而威震華夏的英雄形象。另外，在關羽閃斬華雄之後，小説又安排了關羽在萬軍當中刺顔良誅文丑、在千裏走單騎中過五關斬六將等的情節，將其英雄形象更進一步根植人心而不可剔除。

　　然而，從關羽“温酒斬華雄”的整個過程來看，所涉及的董卓、袁紹、袁術、曹操、吕布、韓馥、孫堅、鮑信、公孫瓚、劉備、關羽、華雄等相關人物，確實在《後漢書》《三國志》《晋書》等正史中，或有紀傳，或有本事記載於册，無疑屬於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物。但被華雄先後斬殺的鮑忠、俞涉、潘鳳，則在東漢至魏晋的正史中查無此人，亦無實據，應爲小説《三國演義》中的虚構。還有被華雄所反殺的祖茂也與史實不符，即據《三國志》卷四十六《吴書一·孫破虜討逆傳》中記載，當時孫堅的營寨確實被董卓軍隊圍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脱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争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遶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可見，此載雖有董卓部下的騎兵追擊過突圍後的孫堅，且在追擊期間也曾有過孫堅與祖茂易幘换盔之事；但是，既没有明確記載董卓部下的這支追擊騎兵是由華雄率領，也没有提及祖茂在追擊中被殺之事。此外，小説《三國演義》中還描述華雄舉着象徵孫堅身份的“赤幘”，在盟軍面前羞辱之。這一情况也應是渲染氣氛和襯托場面的藝術加工，因爲同據《吴書一·孫破虜討逆傳》記載，歷史上不是關羽閃斬華雄，而是孫堅脱困之後立即收攏舊部再戰，殺死華雄等董卓部下。即“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

　　三、次子關興感激的雙眼中看到的關羽形象

　　由於關羽大意失荆州而兵敗退守麥城，隨後又在突圍時誤中東吴的伏擊而被俘，但因誓不降吴而被殺。於是，在關羽去世之後，由其次子小將關興繼之。在《三國演義》第九十四回《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克日擒孟達》中，張苞、關興、馬岱分别率左、中、右軍在與西羌兵對戰時，關興曾被敵軍分割包圍而無法脱困，只好退入山谷却遇到西羌悍將越吉的猛烈追擊，關興膽寒不敵而被擊落於澗水之中，正當性命處於生死攸關之際，關羽顯靈了，殺退了越吉的追兵，救下了自己的愛子。這時從澗水中爬出來的關興，自然是用感激的雙眼去看，結果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父親神勇殺敵後的光輝形象，且爲之指路突圍，即曰：

　　看看至近，只見雲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卧蠶，緑袍金鎧，提青龍刀，騎赤兔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興大驚。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吾兒可速望此路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不見。

　　小説爲了增强這一玄幻情節的可信性，接着叙述關興率部直奔東南向，待走至半夜，正好與張飛之子張苞帶領的援軍相遇，結果是先由張苞問關興説：“你曾見二伯父否？”關興很喫驚地反問説：“你何由知之？”張苞回答説：“我被鐵車軍追急，忽見伯父自空而下，驚退羌兵，指曰：‘汝從這條路去救吾兒。’因此引軍徑來尋你。”然後，關興也講述了自己危難之際遇到父親顯靈，並助其退敵指路的實情。於是，通過二位小將彼此之間的驚奇，加深了關羽顯靈的信實程度。

　　自古以來，人人都是懷揣一顆獵奇之心。比如一旦看到出現在小説中的此類玄幻情節，無不希望越是神奇、越是靈驗，也就越好越能滿足。因此，根本無需强加考證而一掃雅興。然而，在此不得不贅述的一點，乃是關興看到的“緑袍”，這是與上文所述前兩次形象中最爲明顯的不同，也是關羽形象定格後、傳之後世有所争議和發生變化的地方。例如在明代的繪像中，“已經出現了身着紅袍的關羽”形象，且認爲這是與“明代高級官員服飾尚紅有關”。另外，在明代戲台上出演的關羽外貌的裝扮，也是一副身着“絳紅袍”的形象，即據明人朱有燉（1379―1439年）創作的戲劇《義勇辭金》第三折雲：“聽的道關將軍臨陣也……再遇着青龍刀、赤兔馬、黄金甲、絳紅袍。”及至明清時期，確實還出現了北京地安門外關帝廟裏的紅袍關羽塑像。再經我們實地考察中發現，1995年的復建於漳州市薌城區的浦頭大廟，“係山西解州關帝廟分鎮”，大殿中供奉的關羽塑像的“緑袍”雖罩在外面，但衣領及袖口露出鮮明的紅色，表明“紅袍”穿在其内。不過，以如今的川劇爲例，關羽在不同時期的裝扮也隨其年齡、身份的變化而變换，且不完全相同，然而變换到最終的基本定式，都是外面穿“緑戰袍”或“緑蟒袍”，如在“斬華雄”“三英戰吕布”等戲份中，“關羽僅是一個馬弓手，穿靠子（鎧甲），因爲戰場上是甲不離身的，但頭上只有‘包巾’，没有‘額子’。‘包巾’戴在頭上，前後都是軟的，用緞子或布料做成，後面暗用鐵絲墊在‘包巾’裏面（五爪），向上伸出數寸高”。顯然，包括表明身份很一般的“包巾”在内，此處没有明確叙述關羽穿戴的具體顔色，上文述及的《三國演義》中，關羽的前兩次出場也是如此，既在義兄劉備的觀察中没有具體説明，又在盟軍衆將士由鄙視轉向敬仰的目光中，也没有道明關羽到底穿什麽顔色的服飾。只是在打造“青龍偃月刀”時，説道也製作了打戰必需的鎧甲。又如，在“挑袍”“古城會”等戲份中，由於“關羽受封漢壽亭侯，名聲大振”，於是裝扮也地位的上昇而發生了變化，“穿緑靠甲、緑戰袍，頭上戴的除‘包巾’之外，又加了一個‘額子’”。特别是這裏所加的“額子”，並非普通的戲台道具，“像一道箍，綴上左右對稱的紅色絨球比起只戴‘包巾’顯得氣派、威武，提高了身份和地位”。可見，爲了和曹操所贈“紅袍”有别，也爲了集中體現關羽外貌特徵與形象塑造達成一致，這時的服飾顔色已確定爲緑色，既明確了穿的是“緑靠甲、緑戰袍”，也可以肯定戴的是緑色“包巾”。再如，在“臨江宴”“水淹七軍”等戲份中，“官拜五虎上將、封荆襄王的關羽，功業赫赫，如日中天，這是他事業的頂峰”，故在出場時，“他頭戴‘硬扎巾’——硬盔頭，盔的兩邊還有燕翅膀”，或者是“更用‘黄扎巾’，穿黄靠，外罩緑蟒袍，給人大義凛然、蒼勁威嚴的美感”。可見，這是在戲台上最終成爲定型的裝扮關羽外貌，幾乎與《三國演義》中關興雙眼中看到的相差無幾。於是，從小説到戲劇的交互傳播過程中，逐漸被社會民衆所普遍認同的、最具有神話色彩的關羽形象一旦定格後，就已經深入人心，且不容更改，甚至必須穿戴具有某種象徵性意義的服飾也是如此。

　　事實上，關羽的“緑袍”和“紅袍”都是戰袍，一般在小説、戲劇等文學作品中標誌着人物的身份，完全屬於通過外貌表達形象特徵的藝術手段，既無很嚴格的規定性限制，也無很明確的統一性要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應當是取决於廣大受衆的認同度。只是估計到歷史流傳過程中的各種因素，對於關羽這一特殊的形象來説，衣着確實具有較爲特别的標誌性内涵，一方面是關羽的“緑袍”應爲義兄劉備舊贈，穿着表明不忘結義兄弟之間的情義，不改君臣一心之忠信；另一方面又是關羽的“紅袍”應爲丞相曹操新贈，穿着表明且記以禮相待之間的恩義，且念知己優遇之誠心。也就是説，在史書中，並不見載與關羽衣着色彩相關的内容，這應是史書的常態；可在小説《三國演義》中，則有關羽曾將舊戰袍穿在新戰袍的外面的細節描寫，作者如此匠心獨運的安排，肯定不是爲了刻畫關羽生活節儉的形象，而是爲了表明關羽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不失其忠義之心的主旨。於今觀之，真是所謂：“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换了人間。”所以，現在要分清楚到底是“緑袍”關羽還是“紅袍”關羽的區别，如今確實已没有太多太大的意義了。尤其是關羽形象早已成爲代表關帝文化的標誌性符號，遍佈四海，既融入生活，又深入人心。

　　如在《三國演義》成書前，據元代人郝經《重建廟記》載：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杰，莫不欲代漢受命……王諱羽，字雲長，姓關氏，解樑人。起義於涿郡，争戰於徐兖，奔走於冀豫，立功於江淮，而殁於荆楚。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爲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敬仰向慕，而猶若是，况漢季之遺民乎？……仍作詩以侑神。詩曰：“漢季草澤生英雄，王自蒲坂來山東。……飛死帝崩永安宫，三人在天義烈同。唯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禮崇。作詩頌王興義功，願如東坡贊孔融。”

　　又如，在《三國演義》成書後，有明代人李贄《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詩雲：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光輝。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圍白馬，猶欲斬顔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再據當今人趙雲濤《由人而神：關羽的成聖之路》中認爲：“關羽是唯一被官方、民間、儒釋道三教以及團會組織共同尊崇的神聖。”並由此進一步概括道：關羽其形象由歷史而進入到文學、宗教，從而由神而聖，成爲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符號。他是忠義的化身，也象徵勇信，有着護民護法的職能，還是財神，等等，關涉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習俗的方方面面，直到今日，在漢文化圈仍有着重要的影響。據學者統計，如今在147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社團組織作爲共同禮拜的對象。

　　總之，在以上的瑣談中，我們可以看到：史書與小説之間的真實度雖有時合而有异，有時分而有同；但二者自始至終涇渭分明而不歸於同流。再從文以載道的角度考察，不同的只是反映真相的表現形式，而彼此之間深層的終極目的和普遍的社會功能，往往都是不謀而合地趨於一致。史書如此，小説依然，都是爲了繼承中華優秀文化傳統，講好未來的中國故事。過去如此，將來依然，無論是虚構的小説成分，還是紀實的史書記載，一切都會成爲過往，正所謂“過去記録裏有未來的風色”。盡管如今的小説與史書在學術上已無雅俗、貴賤、高低之分，至少孩子們喜歡讀小説還是讀史書，都不再認定爲“看閒書”；可是作爲常人的選擇，十之八九依舊是樂於聽讀小説，喜歡觀看戲劇，而不是硬着頭皮去研究枯燥無味的史書。孰是孰非，均屬正常。唯餘樂在其中，自得妙趣，即爲讀書。

　　結 語

　　在關帝文化形成的過程中有一條十分明確的縱向考察的綫路，可根據郝平、楊波整理的《關公曆代封號情况一覽表》分爲五個階段：一是生前由人而得以封侯的階段，即最初的歷史人物關羽在亡命奔逃之中，得遇劉備而發展成爲蜀漢著名的“前將軍”；困於曹營時，堅持降漢不降操，由曹操奏請漢獻帝賜封其爲“漢壽亭侯”；最後敗走麥城（今湖北當陽）被東吴俘殺，蜀漢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後主劉禪追謚其爲“壯繆侯”，此距關羽被殺已過四十年。二是由侯而封爲公的階段，即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賜封其爲“忠惠公”，此距關羽被追謚爲“壯繆侯”已過八百四十二年。三是由公而封爲君王的階段，即從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至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近二百二十四年間，除明太祖在洪武元年（1368年）恢復其原封爲“壽亭侯”外，先封其爲“崇寧真君”一次；後被賜封其爲王五次，分别爲“昭烈武安王”“義勇武安王”“壯繆義勇武安王”“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四是恢復原封爲侯的階段，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封爲“壽亭侯”，但一百多年間依舊是朝廷按常規祭祀的重要神靈，且有統一的祭文頒佈。五是由王而尊奉爲聖帝的階段，即從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至清光緒五年（1879年），近三百七十年間，除1509年賜廟號“武忠”外，先後加封其爲“山西夫子”一次、尊奉其爲聖帝十次，分别爲“協天大帝”“協天護國忠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關聖大帝”“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關聖大帝”“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關聖大帝”“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15]64等尊號。可見，貫穿四個階段的是一條官方信仰的發展綫路，也是歷史上推動關帝文化形成過程中的中軸綫。沿着這一路綫考察，我們就可以從中很清晰地看到：關羽的身份在逐階段提昇，並逐漸趨於儒家化的社會特徵越來越明顯。起先經歷了宋代以前的由人侯到配享神、廟主神的神化，傾向於表現其威武神勇、義薄雲天的武神特徵。之後又經歷了宋、元、明、清以來的由公侯向神君、神王到聖帝的聖化，傾向於表現其知書達禮、温文爾雅的儒將特徵。這一點，僅從不同時期尊奉關羽程度變化就體現得十分明確，即關羽從人侯起，逐漸發展到有了獨立供奉香火的祠堂或廟，諸如從之前階段有“漢壽亭侯祠”“關公祠”“壯繆侯廟”“關公廟”“關王廟”“關聖祠”“關帝廟”“關聖帝君廟”，發展到後來又有“關夫子廟”“武夫子廟”“武廟”等相應的稱呼。特别是自明武宗正德四年賜廟號“忠武”之後，世間逐漸形成了與文廟相對應的武廟系統，因此，學界認爲自此“始有武廟之名”的稱呼。由此觀之，這應是關羽形象已被儒家化了的一個關鍵點，同時也是關帝文化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究其原因正在於：作爲歷史人物的關羽，在正史《三國志》中得到的評價實在並不算高，陳壽雖是由蜀漢入曹魏而最終爲晋臣；但在撰《三國志》時，既以“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的高度盛贊之，又以客觀的態度批評曰：“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顔，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不過，陳壽怎麽也不會料想到，千載以後，關羽作爲武聖人竟然晋昇爲整個中華民族“護國佑民”的神。即實現了“從人到神”的轉變，也完成“由神而聖”突破，進而形成瞭如今蔚爲壯觀、聲勢浩大的關帝文化。因此，再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和上文考述的情况來看，盡管在“不同時代、不同政權的統治階層和史家的歷史書寫和叙事話語各不一致，使得關羽形象呈現復雜多元性”，甚至在近世的傳播中也有過一些細微的争議和考辨；但是通過《三國演義》所塑造出來的關羽形象，已定格爲世人心目中十分具體的普遍形象。正是由於這一主體始終没有改變，至今不减反增，且愈演愈烈，就不得不肯定：《三國演義》所塑造出來的關羽形象，在關羽神化和聖化的過程中起到的助推作用之巨大而又深廣，實不可估量；進而對歷史上關帝文化的形成也做出的貢獻也無可替代。直至當前，這一形象在我們弘揚關帝文化時，依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依然能够發揮出不容小覷的作用。

　　總之，從東漢末年算起，歷經一千八百多年的歷史演進而形成的關帝文化，絶對不會是某種歷史上的偶然因素所致，而是歷代以來人們不斷崇尚誠信、忠勇、仁義等的精神傳承之必然結果。正如清人喬光烈在爲盛贊關羽曰：“以大而聖，以聖而神，神則昭乎古今，尊於天下。要其道，一本乎誠，《易》稱聖人，齋戒神明，其德誠之謂也。……公之大節備於史書，至今讀之者無賢不肖，相與感慕而敬畏何也？亦以其誠使之然也。或者尊公並於孔子，雖不必其爲定論，然而聖賢之學在焉，宜其久而逾神，被於天下者，其盛如此。”又如清人張鎮《關帝志序》中稱：“當東漢末運，力扶正統，志滅群姦，其氣概之雄壯，學識之高超，洵一代偉人哉。粤稽唐以及宋明，非無仗節守義，威敵匡國之人，足以震一時而傳後世，而能使人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無貴賤智愚，莫不尊親誠，未有若夫子者。蓋浩然之氣，足以貫金石而塞天地，故立乎百世之上，而奕世之聞風興起者，自無不肅然生敬，崇奉之不容已也。”也正是因爲這一精神傳承至今，依舊在很寬泛的社會環境中備受推崇，不僅成爲我們維係人與人之間非血親關係的精神支柱，而且也被視爲妥善處理利益與道義之間産生衝突的判定基準。尤其是“關羽身上所表現的高度忠誠的道德情操、光明磊落的人格，却超越了時代，一直有着强大的感染力，激勵着後世的華夏兒女”。因此，在回顧關帝文化現象形成的歷史演進中，深入探究關羽形象的塑造，不只是爲了還原歷史真相，追溯其歷史演進中的本源；更爲重要的是爲了將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當前社會發展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既要凝練出人與人之間該如何重塑價值觀的核心要素，還要發掘出社會團體與團體之間該如何建立發展共同體的基本準則。進而賦予新時代的新内涵，抛棄舊時代的舊思想，有效地推動關帝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助力於我們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穩步推進。由此可見，關羽形象所體現的精神傳承、所承載的文化内涵，不但具有極爲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具備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