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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信仰的閩南在地化擷英

  關帝信仰是中華文化中最具普遍性與民間認同性的重要信仰之一,其神通三教,是典型的民間信仰形態。及儒,與“山東夫子”孔子並列,稱“山西夫子”,“壯繆侯”,乃至“協天大帝”“文衡聖帝”。及道,稱“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及佛,位列護寺“伽藍菩薩”。亦是民間鸞堂的主要恩主之一。關帝的信仰經歷了民間自發祭祀,到伏魔護國獲得官方認可,再通過官方以及軍户祭祀圈建立的武廟來進一步發散,乃至形成民間影響力,成爲官民祭祀的共識。

  諸如關帝這類能够達到民間普遍信仰的神只,均擁有衆多的在地化演變事例,這也是與民間達成信仰共鳴的結果。而去關注這些在地演變與特色,則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到關帝信仰,作爲一個全民信仰的“各美其美”乃至從其中找到“美美與共”的方法。

  閩南關帝信仰與衛所、航運和運輸水系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凡重要的航綫衛所與港口碼頭,都有關帝的香火流傳。

  一、衛所武廟

  萬曆朝關公信仰完成了從侯到帝的提昇,明神宗於萬曆十年(1582年)敕封關羽爲“協天大帝”;萬曆十八年(1590年)又加封“協天護國忠義帝”,賜關廟額 “顯佑”;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應解州崇寧宫道士張通源題請,敕賜解州關廟名曰“英烈廟”;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關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關帝封號中的“協天、護國”皆表達了關帝神格中“維護國家穩定”的屬性與期許。

  隨着明清月港的興起,沿海衛所重新布局,衛所的建立引來的駐軍軍户便是傳播關帝信仰重要的推手。以如彈丸之地的厦門島所在的中左所爲例,便分佈着三座關帝廟。

  (一)厦門島上的武廟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福建分巡興泉永海防兵備道周凱所編撰的《厦門志》有載:

  “武廟在城西南隅。祀漢壽亭侯《鷺江志》載:‘前時文武祝嘏於此。康熙二十四年建,道先六年提督許鬆年重修。’

  外關帝廟在神前街,坐海向街。每月朔讀法於此。歙人許師古有碑記《鷺江志》。

  内關帝廟在海岸,背海面街。祀漢壽亭侯並關、周二將軍之神。其周將軍極靈,祈禱不絶《鷺江志》。”

  因此厦門城武廟與神前街“外關帝廟”,城外關隘内的“内關帝廟”,形成了一城三關帝的格局。在一座衛所裏分佈着這麽多的關帝廟,亦是體現在月港貿易海上體系形成了以後,加之明鄭經營與平臺戰争的基地作用,厦門的衛所作用日益重要,島上軍事部署增多,一來憑關帝忠勇神威寬慰離家衛戍的官兵,使其有着共同的精神向心力,二來關帝的典祀亦是官方權威在民間映射。

  (二)外武廟與内武廟

  根據《鷺江志》記載外關帝廟在神前街,坐海向街。每月朔,文武官在此宣講聖諭,也便是文武官員學習新政令的所在。有碑記:

  “萬曆丁亥正月朔,師古受命來知浯嶼水寨事,求關公之神而造謁焉。神栖於路亭之旁,不可以成禮。乃出囊資七十金,撤菜食之廬舍八十椽,庀材鳩工以首廟事。四哨之官捕目兵共[弁]而[等]人相率而助四十金。兩班衛所之隊若軍,亦相率而助四十金。望老奉三金供酒食。游兵毛户侯以二金稱花幣,道人諱鴻寶輸五金施繪事,遂入爲司祝。逾年而廟貌奕然,甲八閩矣。古武夫不能文,直書其年月始末以詔來者。萬曆已醜年七月望,歙人許師古九頓首撰,越人俞國輔拜書”。

  外關帝的形成,最早源於海濱邊一塊神似關帝的石笋,根據厦門學者李禧記録:“厦外關帝廟一帶,舊爲海灘,灘有石笋一笏,因塑爲關壯繆像。”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歙縣人許師古受命管理浯嶼水寨。其深信關帝,上任後“求關公之神而造謁”,在澳前看到了這尊石笋所雕鑿的關帝像,但惜“神栖於路亭之旁,不可以成禮”,於是倡議官兵人等出資建廟,庀材鳩工以成廟事。一年後“廟貌奕然,甲八閩矣”。

  因外關帝廟後有海濱與自然形成的灣澳,便被稱之爲“神前澳”。可惜外武廟毁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大火,石笋所塑的關帝斷爲三截。後隨着1920年鷺江築堤修路,神前澳亦消散在歷史裏。

  城西南隅的武廟亦是無迹可尋,而關隘内的内關帝廟-“内武廟”則留存到了現在。在清末民國時期厦門城内流傳有“富、貴、貧、賤”四廟之説,“富”廟爲聚集了衆多名士,以扶乩出名的養真宫;“貴”廟爲施琅在原供奉媽祖的“林孝女祠”基礎上請建的“朝天宫”;“賤”廟則是供奉清水祖師的福茂宫,因其常受民衆出請辦事,與民間打成一片,最爲出名的便是幫有需要信衆入户乞藥,所以自嘲爲“賤”;内武廟在民間以馬使爺出名(《鷺江志》記載爲周倉),因爲關帝身份尊貴不輕易求請,又有官祀屬性,所以在四家比較出名的廟宇中香火較少,因此内武廟被戲稱作“貧”廟。

  二、關帝信仰與航運的連結

  《古今圖書集成.神异典》亦記載了一則關於協天大帝的敕封由來,據時任總督河漕右都御使的潘季訓稱:“本年(1590年)五月内,因上源、汝寧、壽泗一帶淫雨連綿,淮水暴漲,至二十七、八日,雷雨交作,西風驟急,高堰將危。此時,從工所看到黄雲一片,籠罩武安王廟上,良久方散。又本廟僧人宗權有徒遠歸,從十裏外望見廟前燈火盛張,至廟尋訪無踪,須臾風轉雨收,水勢遂定,高堰溢而後安,實係武安王神功之力。”萬曆十八年(1590年)潘季訓特表奏朝廷,上諭“以神顯靈高堰,詔加尊號,頒衮冕,賜廟額曰‘顯佑’,封‘協天護國忠義大帝’”。

  元代以後,内河漕運沿岸港口城市的商業貿易極爲發達,成爲了船幫與江湖結社討生計的理想之地,所謂富貴險中求,此類組織的經營多具有危險性,面臨着更激烈的競争,所以都很注重强調内部成員的忠誠和勇敢,且常常用“結義”、“授徒”等方式來提高組織的凝聚力。因此以“忠、義、仁、勇”爲核心精神的關公也就自然受到了他們的追捧。

  石碼與海澄做爲月港重要的碼頭,亦分佈着重要的碼頭關帝廟,其中以石碼的上碼關帝廟與下碼武廟最爲有意思,上碼關帝廟俗稱大碼頭關帝廟,位於石碼最繁華的紅樹林碼頭之上,始建於明朝的嘉靖年間,在清朝康熙、干隆、道光、咸豐及民國十五年、三十八年間均進行過多次的重修。其中民國十五年,石碼鎮的街道正在拓寬進行重建。當時石碼鎮大碼頭“關帝廟”也被列爲拆遷之境地。爲了保護此廟宇免於遭受到滅頂之灾殃,石碼僑商林秉懋先生帶頭組織(大碼頭“關帝廟”董事會),並帶頭捐獻自家在(石碼大碼頭坐西朝東的店面二座)以扺毁廟。因爲上碼關帝所在碼頭的特殊性,其頗受碼頭上的商家所推崇。

  下碼武廟則是原本官立武廟所在。前街(横巷口)連福壽街(即解放東路中段),據《石碼鎮志》及存碑記載,其爲明嘉靖間禮部尚書林崇捐地所建,座東南向西北,三進三開間。原前二闕門華表(現存古石柱二根)一石埕,志載,“康熙乙未(1715 年)國學方文銓倡修之,宣統末年都人葺新,廟貌益焕。崇祀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雍正五年敕封),並祀孔明公等。歲春秋致祭,有廟産(見内中古石碑文)。有司望日(每月十五日)會同營汛詣廟行香不與祭。”因之,古時有“初一文(官祭拜)十五武(官祭拜)”之習。廟前有東西走向二巷,曰下碼巷,曰横巷,皆下碼之古街巷中較長者,今保護完好。是典型的衛所武廟形態。

  泉州城内以通淮關岳廟香火最盛,明中後期通淮關帝廟有河渠通海,故航海經商者咸祠於此,只不過關廟未建以前,其曾祠平浪侯晏公。明人王士性在其《廣志繹》中記載:“江湖社伯到處有祀蕭公、晏公者,其神皆生於江右……晏公名戌仔,亦臨江府之清江鎮人也,濃眉、虬髯,面如黑漆,生而疾惡太甚,元初以人才應選,入爲文錦局堂長,因疾歸,登舟遂奄然而逝,鄉人先見其騶從歸,一月訃至,開棺無所有,立廟祀之。亦雲本朝封平浪侯。”

  晏公在明初受到了内河漕軍的推崇,一度成爲全國性内河漕運的水神。但通淮廟何時所立至今未知,到了萬曆朝,關帝信仰逐漸成爲了通淮廟的主流,萬曆四十年(1612年),鄉試第一的涂門街人李光縉在《塑三義像記》中載曰:“郡故有漢壽亭侯廟,靈響特异,士民奉之甚恪。廟左右堂,左祀壽亭侯,右祀平浪侯晏公,不知所從始,久沿莫敢更。萬曆甲辰歲(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奉佛者遷平浪侯於堂之右偏,而中塑觀音大士像,爲善男信女皈依之地,識者非之。壬子春,移大士像於月臺之禪室,而裏中孝廉張汾、文學楊君某某、何君啓昇、張君某,相議塑劉先主、關壽亭侯、張西鄉侯,附諸葛武侯祀於其中堂,位南向;而奉平浪侯於前廳,位北向。” “塑既成,表漢時共事之雅,開泉人未有之祀,觀者如堵,縉記之。”鄉紳們對於這一廟三結義加之諸葛武侯的祭祀場景改革無疑是成功的,獲得了當時泉州人的圍觀與推崇。

  而在泉城南門聚寶街的富美境,現以蕭王爺而聞名的富美宫前身則爲爲祭祀關帝的武聖殿。其廟存道光元年(1821年)的《重建鰲旋富美境武聖殿蕭王府行宫捐交姓氏目録》碑刻便印证着這一歷史。富美宫所在的富美渡頭是泉州海内外水運交通重要樞紐之一,位於浯江之濱,民諺中有”金浯江,銀聚寶”一語。富美宫所在的富美渡頭,與商鋪林立的聚寶街相鄰。雖然富美宫蕭王府號稱建於明朝,但究其“武聖殿”由來,此乃於嘉慶年間其宫供奉關聖夫子之故,據道光版本《蕭夫子籤譜》載郡人曾炳查所摸序言中有:“昭代嘉慶年間總巡天下降神於城南富美武聖殿……至令香火增新”。可見富美宫在清嘉慶前依舊是關夫子的廟祀。也印证了閩南航運水系中碼頭武廟林立的現象。

  三、船舶上的信仰

  明代定居於龍溪,被黄宗羲稱爲“萬曆間作手”的張燮,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所成書的《東西洋考》中記載了當時閩南航船所祀之以協天大帝(關帝)爲首的三位航海舟舶之神。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也。萬曆四十三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願之第六女也……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

  以上三神,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絶。特命一人爲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衆頂禮。每舶中有驚險,則神必現靈以警衆,火光一點,飛出舶上,衆悉叩頭,至火光更飛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爲驗。或舟將不免,則火光必飏去不肯歸。”

  以上三神供奉於福船的神廳之内,並有專門的香公祀奉香火,香公爲當時海上航運的一個重要職位,當船航行過一處地標港澳時,其便要對當處的神明致祭。

  而在惠安崇武古城,其南門關帝信仰則與當地的造船業息息相關。崇武關帝廟,又稱“南門關夫子廟”“南門關聖廟”,位於惠安縣崇武鎮海門村,地處崇武古城南門。

  崇武的關帝源於衛所軍户的信仰。崇武城裏的關帝神像,最早祀於千户所公署的譙樓下,明弘治年間(1488—1505年)移祀於西城門樓,現稱西門關帝。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崇武千户所千户徐鸞在南門倡建關帝廟,嘉靖四十六年(1576年)竣工。

  崇武當地新船下水的儀式叫“落令”,船主需要擇吉日,辦牲醴、燒金紙祀神,並宴請造船師傅和參加推船下水的人。每年頭出海,大多的漁民不願爲領頭開道,所以漁船出海前,要先到關帝廟或媽祖宫卜杯確定帶頭人和出航日子。開海門時,領頭的船,要用四兩肉和畫一只白虎,以紅繩縛在絞車上,然後用斧頭敲斷紅繩使其掉到海里,這叫“祭煞”。

  在當地不論是漁船或商船,一般每年都要進行一次“補船運”,以求船運順風順流、平安順利。其儀式即辦三牲、酒醴、果盒、金紙,在船上的神位前敬祈,還要加燒紙人和紙船等“替身”,也要到關帝廟和媽祖宫敬奉。若是當年船在海上遇有意外事故,還要再進行一次“補船運”。

  另有一種祈求航船安全的習俗叫“過油”,也稱“煮油”、“打船醮”。“過油”的日期要在崇武南門關帝廟卜杯確定。到時日,船主在船上用一把有柄的鐵鼎(鍋),納入木炭,澆上生油、麻油和金紙。點火後,船老航一手拿着扎有紙的斧頭,一手拿着一壺酒,繞船一周,口中含酒向火鼎吹去,斧頭則在船上的頭巾、龍目、頭桅、中桅、絞車、網、繩、舵等各個重要位置上敲一下,每敲一下斧時,船員要齊聲喊:“順”!所有祀神餅類即分給衆人。據説這種做法的目的,是驅逐船上的鬼邪。

  而在厦門港,其主要的造船群體亦是惠安人,厦門港船民對關帝亦崇拜有加,因爲其生産捕撈海域所聯繫,厦門港的船民們特别崇拜東山銅陵關帝與惠安南門關帝。當地船民將對關帝的崇拜也體現在了船隻的改造創新上。

  “1850年厦門漁港釣業興起,隨着生産海域的擴大和作業方式的改進,原有的漁船已經無法適應漁業生産的發展。1870年,疍家出身的老航陳有金經過多年探索,將自家的一艘‘掛鳥嘴’漁船與惠安的釣船‘大排’比較,揉合早期的多種漁船的優點,精心打造出全港第一艘號稱厦門釣艚的新漁船。新船下水投産後捷報頻傳,引起轟動效應。這一創舉,成爲厦門漁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大轉折。這種釣艚的特點:一是形如對開的蛋殻,呈‘U’字型(漁家疍户稱譽爲關帝鞋),具有較强的抗風性能。”

  四、九龍江區域船民的普遍信仰

  (一)九龍江阮氏帝君

  除了陸地上的廟宇,因爲九龍江船民的存在,還有在水上流動性的廟宇,這也是閩南民間信仰的特色之一。發源於九龍江船民的阮氏家族崇拜關帝歷史已久,因爲廟設於連家船上,所以稱之爲“水上帝君”,在九龍江上游的華安汰口船民亦有此傳承,不過直到1994年華安汰口的水上帝君才移到岸上。

  阮氏家族的帝君依舊因循在每年農曆十月十二、十三日兩天,將載有水上帝君廟(明朝年間始建,已有500多年曆史)的連家船,停泊在薌城區洋老洲春興埕舉行祭祀慶典,禮畢巡遊於江面之上。九龍江阮氏船民影響頗深,根據《漳州阮氏九龍江水上帝君廟碑文》所記録:“漳州阮氏九龍江水上帝君廟船始建於明朝成化年間,已有五百多年曆史。現座落漳州市薌城區洋老洲九龍江西溪水上碼頭。據族譜史料記載,漳州九龍江流域,(西北溪二支流)水上居家船阮氏後代,古稱漳州府龍溪縣西溪房,開基祖阮崇龍,生有七子。

  長子:阮居山。以船爲家水上運輸航行於九龍江西溪綫漳州往靖城、葛仔、山城一綫水運,於明德元年(1506年)定居南靖山城阮厝,已傳24世。

  次子:阮旭居。留漳州,聚居在九龍江兩岸的春興埕,新橋頭,草仔察尾,白鷺洲等處水上人家,以船爲居,已傳25世。

  三子:阮贊風。長年航行於漳州往靖城、保林、龍山、金山一淺水上運輸,已傳22世。

  四子:阮真宫。於明朝年代就開始航行於漳州往靖城、山格、小溪等地水上運輸,建國後上岸,定居在平和小溪豀邊村,已傳24世。

  五子:阮榮盛。長年航行開九龍江北溪綫,常年貨運於郭坑往浦南、新圩、沙建等地水上航運。建國後上岸在華安、沙建、汰口定居。

  六子:阮茂盛。遷居厦門港。 

  七子:阮允盛。(未詳)

  分佈海外有日本、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印尼、越南、美國、等地區和國家。千百來年,他們居家在九龍江流域以及海外各地,以船貨運,水上捕魚爲生,生生息息,世代繁衍。爲祈水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供奉山西夫子帝君神像,建水上帝君廟,木雕製作,是當今世上最小的帝君廟。安放在木船上,巡遊於九龍江西北溪,停泊在洋老洲江邊沙灘地,岸上有古稱‘春興埕’占地三畝,作爲慶典活動場所。因帝祖神明靈感,西溪每年農曆十月十二、十三日,北溪汰口爲十月十四、十五日,舉行帝君慶典日。九龍江西北溪流域的各地阮氏宗親船隻匯集洋老洲水泊地,阮氏後裔衆子孫在此舉行大型祭拜慶典活動。”

  (二)進發宫的信仰

  與阮氏宗族同在九龍江上生活的燒灰巷船民,也有着自己的水上船廟“進發宫”,根據船上耆老之言,進發宫從明代便存在了,不同於阮氏水上帝君,進發宫有着豐富的神明譜系,供奉有九天玄女、朱池形李四位王爺、關聖帝君、玄天上帝、中壇元帥、玄壇元帥、下壇虎將公以及土地公等大小神明20餘尊,其中關聖帝君聖誕便做兩次,分别於正月十三與五月十三,小小一龕中便供有大帝君、二帝君以及周倉將軍、關平太子。

  進發宫的關帝前往進香的廟宇往往都跟他們的生産生活相關,歷史即去過東山銅陵關帝廟,也去過石碼大碼頭關帝廟,乃至扶摇關帝廟。進發宫的哪吒鼓還流傳有講述關帝生平的七言請神咒兩首,義勇周將軍、義忠關太子咒各一首。

  (三)厦門港“菜神”

  而同屬九龍江出海口的厦門港,關帝信仰亦盛,陳復授先生在《厦門疍民習俗》中詳細記載了厦門港船民對於關帝的信仰情節:“漁家疍民的性格剛烈勇武,極重義氣,對正義和公平的渴求,對忠誠與義氣的向往,與關公可意氣相投、志同道合。從漁港的形成之始,有關武聖教諭‘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友朋,睦宗族,和鄉鄰,别夫婦,教子孫’的畫册幾乎家喻户曉,一幅關帝聖君的組合,即關公讀春秋坐姿,身後傍立托印的關平與持刀的周倉,是每個船老航家中廳堂必掛的畫卷,與漁船上男睡艙‘紅格頂’上供奉的神像如出一轍。就連早期沙坡頭漁港的小避風塢,因地形地貌與關公所持的青龍偃月刀近似,也被稱爲‘關刀河’,地名承襲至今。

  在民國初期,厦港漁家疍户到東山島關帝祖廟刈香分靈,準備回厦建廟奉祀,途中被詔安縣宫口的一伙海盗劫持,關公金身下落不明,爲此兩地造成怨結達數十年之久,直到1956年才恢復交往。”

  老一輩厦門港船民相傳厦門港帝君爲東山銅陵二帝,是早期往東山捕魚時從銅陵關帝廟“偷請”而回的,供奉於居家之中,在厦門港船民群體裏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魚行中還有組織有關帝相關的神明會,從漁業交易的抽頭作爲進香經費,因爲傳説此二帝祖不受葷腥,在本地俗稱“菜神”,今在厦門港民家還有“菜神殿”存焉。

  五、關帝信仰的閩南從神衍生

  在閩南關帝的信仰系統裏,其所配祀的從神亦是同等神功顯赫,以至於衍生出了特有的關帝從神信仰系統。

  (一)“渡人侯”周倉

  在漳州的浦頭港岸邊一列排開俱是祠廟,浦頭港大廟同樣爲祭祀關帝的崇福宫,但其中以二層樓閣形制的文英樓最爲顯眼,文英樓又稱“定潮樓”, 位於浦頭鹽魚市110號旁。

  明清時期,浦頭港是漳州東部周邊地區重要的商品物資集散中心。嘉慶十八年(1813年)《重修文英樓碑記》載:“鷺島賈船咸萃於斯,四方百貨之所從出也。”

  江閻在《家鄉的碼頭》記述到:“文英樓二樓祀奉的周倉,民間又稱‘渡人侯’。相傳明朝末年,港脚社的秀才陸希韶父母早亡,由叔父代爲照顧,並管理財産。崇禎六年(1633年)鄉試,傳説今科解元是陸姓子弟,其叔父爲了讓兒子能考中,故意不讓陸希韶赴試。考試前夕,陸希韶心中鬱悶,到江邊徘徊,有位老漁翁主動以扁舟送他到福州趕考。陸希韶一夜航行數百裏,從南臺登岸赴考,終於高中解元,留下‘一夜渡南臺’的佳話。陸希韶考中回家鄉,發現文英樓周倉爺的神像酷似老漁翁,便請求賜封周倉爲渡人侯。爲感念周倉,他將周倉神像由配祀改爲正尊崇祀。文英樓也因此有了‘周爺樓’的别稱。”

  這個“一夜渡南臺”的傳説,讓義勇周將軍的信仰在九龍江的關帝信仰圈裏傳播開了,其實也是行船人仰慕《三國演義》中周倉關公從碧津渡乘船單刀赴會機智執言並全身而退的橋段,其謀勇雙全,又是單刀會的得力干將,在關羽水淹七軍的橋段中水性又好能够在水中生擒龐德,更重要的還能與渡船航運結合。這使得周倉成爲了關帝信仰在閩南航運産生緊密結合的神只。所以在九龍江一帶的關帝廟中,常有周爺信仰的分支,甚至會單塑一尊周爺坐像,這個現象在同一港脚的崇福宫與銅陵關帝廟裏也有出現,乃至《鷺江志》記載厦門的内關帝廟即内武廟“其周將軍極靈,祈禱不絶”。雖然銅陵本地相傳“在帝左右”的周倉與關帝爲宋幼帝與陸秀夫的化身,但追究其根本,應是周倉傳説在航運信仰中的體現。

  (二)關平爺騎馬

  在每年農曆二月的南安洪瀨蓬萊境天香巡遊中,“農曆二月十二,先是“關平出巡”,亦稱“關平探路”。隊伍集中地點在新洪南大街至萊州宫口,隊伍前面是八面大牌“肅静”“逥避”,然後是彩旗、凉傘。關平坐在馬上,身披彩袍,後面人馬緊跟。”廟内的軟身關平神像會特别打扮,騎上一匹駿馬參與巡境,其造像俊美飄逸一副少年將軍的面貌,在隊伍中特别顯眼。這也是傳統四肢可以靈活活動的軟身造像的另類展示,亦是洪瀨天香重要的記憶點之一。

  結 語

  關帝信仰的閩南案例便是官民共建的結果,其經歷了由國家共性到民間特殊性的轉化,完成了正統性與在地性的關聯,是關帝信仰能够扎根到閩南民間,並取得社會普世認可的重要方式。所以我們在追溯一種民間信仰的正統性及其在官方典祀的歷史重要性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民間對其的吸納演變及二次拓展。

  正因爲閩南民間關公信仰的多元性,我們不能簡單地以一兩個所謂祖廟的論述就把它們都概括掉,這樣會逐漸走向單邊化,反而體現不出這類獨特性。

  當群衆能够自發地把度過苦難或者取得成功的品質與原因與關帝信仰掛鈎的時候,這是神性的與有榮焉。在現今的宗教營銷現象裏如果單一地强調祖廟或者源頭概念,但没有起到實質性開放包容的作用,無法更廣大範圍的信衆建立起日常關聯,是無法取得公衆的實質性認可的。我們應從更開放的民間傳播中尋找優秀案例,建立好關帝信仰跟民間日常生活的連結,從小處見大,才是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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