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推進高質量鄉村振興是强烈回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現實需要，是新時代農業農村農民工作的總抓手。高質量鄉村振興既注重鄉村振興全面推進的協同性與關聯性，又强化鄉村振興的高質高效與可持續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體現鮮明的價值取向與具備扎實的經驗基礎。新時代推進高質量鄉村振興面臨農業發展模式亟待優化、鄉村治理體系不够健全、農民主體作用有待進一步發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等突出問題。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爲引領，從優化農業發展模式，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樹立鄉村共同締造理念，完善農民主體機制；建構現代化城鄉關係，逐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等維度探索高質量鄉村振興的有效政策與關鍵戰略。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高質量；挑戰；路徑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等做出了深刻論述，强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並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進行了戰略部署。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艱巨的任務依然在農村。對標二〇二五年實現“脱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的主要目標以及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毫無疑問，穩定高效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國完成既定目標、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性工程。鑒於此，在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全新語境下深入研究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對於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一、學界研究進展

　　自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衆多學者圍遶鄉村振興在理論層面展開了激烈討論，但對於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相關研究不足，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在高質量鄉村振興所要立足的時代背景的研究上，張志元、李洋認爲要把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放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進行謀劃[3]；王曉毅從中國共産黨長期的農村工作經驗和國内外農村發展經驗的視角下，提出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是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的保障[4]；沈費偉、葉温馨認爲數字鄉村戰略是國家運用技術手段彌合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農村割裂狀態的積極嘗試，並重點探討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之間的耦合關係[5]；司偉立足於經濟轉型過程中農業部門發展的一般規律，解釋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邏輯關係[6]。在高質量鄉村振興的推進内容上，陳燕認爲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是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應有之義[7]；趙秀玲提出農民現代化既是基礎工程又是難以突破的瓶頸[8]；李成强調農村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内容[9]；韓廣富、辛遠認爲脱貧後如何鞏固拓展脱貧成果，防止返貧，實現高質量减貧是鄉村振興進程中的重要任務[10]。在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上，邢占軍、楊永偉强調要突出守好兩條底綫、探索共富發展機制、扎實推進鄉村建設、完善鄉村治理[11]；王露璐提出重建中國鄉村倫理以實現現代化轉型，從而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價值引領和精神動力[12]；王曉毅認爲在鄉村振興中尊重農民的權利和首創精神，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是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的保障[4]；陳前虎、劉學等認爲一條可持續、高質量的鄉村振興之路，必然離不開對“誰來建、爲誰建、怎麽建”三個事關鄉村振興基本價值觀與方法論的深入思考 [13]。

　　通過梳理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爲我們從多維度認識高質量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參考，但目前從黨的二十大報告精神尤其從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全面把握鄉村振興的研究成果不多，而本文的學術貢獻在於，將鄉村振興置於黨的二十大報告精神實質的語境下，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爲引領，厘清高質量鄉村振興的新時代内涵，闡述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價值指向、經驗基礎以及制約因素，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二、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價值指向及經驗基礎

　　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推進高質量鄉村振興是强烈回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所衍生的需要，是新時代農業農村農民工作的總抓手。應該看到，量與質是辯證統一的，高質量鄉村振興既注重鄉村振興“全面推進”的協同性與關聯性，實現“量的積累”，即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以及黨的建設；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提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强化鄉村振興的高質高效與可持續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體現了鮮明的價值導向，同時，十八大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爲鄉村振興積累了寶貴的發展經驗，促進高質量鄉村振興行穩致遠。

　　（一）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價值指向

　　1.高質量鄉村振興是破解農業農村現代化梗阻的現實需要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農業農村發展不可逆轉的基本方向，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2021年，農村人口規模爲4.98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35.3%[14]，包括農村人口在内的十四億多人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不可否認，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産生各種問題和矛盾，如農村發展不充分、農業生産缺乏競争力、鄉村治理水平不高以及城鄉關係問題等，而且這些挑戰的艱巨性與復雜性前所未有。高質量鄉村振興堅持問題導向，强化改革思維，釋放創新活力，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破解鄉村振興難題，爲現代化發展掃清障礙。

　　2.高質量鄉村振興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之舉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明特徵與本質要求。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現在，己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高質量鄉村振興關注農民主體，尊重其作爲勞動者的價值與尊嚴，激發其參與農村發展的驅動力，促進其共同創造、共同享有社會財富。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既着力夯實農民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又超越單一性的物質追求，加强鄉村精神文明建設，建構農村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有機統一的新格局。同時，健全分配機制，强化鄉村發展成果分配的合理性與公平性，增强共同富裕的成色。

　　3.高質量鄉村振興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作爲超越現代性的價值目標，這也爲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現代化建構提供了基本價值導向和實現路徑。物質富足與精神富有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要求，以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必然要厚植農村農民現代化的物質根基，積極創造農民增收致富的有利條件，促進農民物的全面豐富。同時，强化農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奮斗目標與價值指引，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快農民的思想、涵養、行爲、能力等層面的現代化進程，夯實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倫理根基，不斷增强農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真正實現農民的全面發展和農村的全面進步。

　　4.高質量鄉村振興是實現農業農村緑色發展的重要途徑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1]自黨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决策以來，農村環境與農業生態得到了明顯改善，但由於全國農村地區生態環境發展不平衡，生態脆弱和生態富集并存，部分農村地區生態環境存量欠債較多，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達或接近上限，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矛盾仍然很突出。高質量鄉村振興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爲主的方針，既重視農村生態脆弱區治理，增强生態系統自我修復的穩定性，又推動農村生態富集區優勢轉化爲經濟優勢，提昇生態産品與服務供給水平，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

　　（二）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經驗基礎

　　1.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繫、嚴密完整的制度體系，其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作爲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産黨致力於爲人民謀福祉、爲民族謀復興，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善於把制度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爲高質量鄉村振興注入强勁動力。中國共産黨高度重視“三農”工作，把鄉村振興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並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統籌謀劃，持續健全鄉村振興頂層設計，發揮各級黨委在促進鄉村振興工作中的“一把手”作用，落實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爲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强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够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中國共産黨利用好“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調動各方資源，開拓投融資渠道，强化鄉村振興投入保障。匯聚社會力量，破解人才瓶頸，强化鄉村振興人才支撑，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補足鄉村振興短板中的作用。

　　2.不斷建構與完善鄉村振興制度化體系

　　一部高質量鄉村振興推進史，就是一部制度文明的演化史、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的變遷史。制度文明的締造曆程與鄉村振興的推進歷程存在同構關係，制度文明的演化發展爲高質量鄉村振興的順利推進提供有力的保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争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争。我國把制度建設貫穿於鄉村振興進程中，使漸趨完善的鄉村振興制度化體系凸顯其系統性、科學性以及强大的執行力特徵，發揮其秩序功能、控制功能以及强化組織功能，助推高質量鄉村振興成爲現實並取得突破。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先後出台了一系列綱領性文件與配套政策，健全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多元化規模經營；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體系；推進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創新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以提昇農業質量效益和競争力爲目標，堅持緑色生態發展導向，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協同强化鄉村振興制度供給。

　　3.始終堅持開拓創新驅動鄉村振興進程

　　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越是偉大的事業，越充滿艱難險阻，越需要開拓創新。[15]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農村最爲突出，比如，農産品供需矛盾突出，農業供給水平有待提昇；農民發展潜力有限，市場競争力不足；農村基礎設施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民生領域欠賬較多，生態環境問題突出；國家支農體系不健全，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鄉村治理能力有待强化，鄉村發展難以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創新是第一動力。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就是生産函數的變動，而這種函數是不能分解爲無限小的步驟的。”[16]爲了補齊“三農”短板弱項，我國上下求索、奮力開拓，强化思維創新，推動鄉村振興内部外部各相關要素不斷重組、突破，促進鄉村振興體制機制創新，側重破解鄉村振興難點，重構傳統“三農”發展模式，助力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

　　三、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面臨的突出問題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壓艙石”，只有深刻理解“三農”問題，才能高質量地推進鄉村振興，從而成功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近年來，雖然我國鄉村振興工作取得進展，“三農”工作取得顯著成就，但仍存在農業發展模式不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和能力不健全、農民主體作用有待發揮等問題。這既是當前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需着力破解的重點任務，也是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要重點攻克的時代命題。

　　（一）農業發展模式有待優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决好“三農”問題作爲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農業發展持續穩定良好，但仍存在短板之處：一是農業與第二、第三産業融合不够。在融合主體上，産業體系中存在組織協同不够、利益分配懸殊等問題，各主體間利益聯結機制亟需完善；在融合深度上，國家雖强調農業經濟發展要堅持“一産接二連三”的導向，但産業資源要素還未實現有機配置與融合，農業産業鏈條不够完整，産業流通不够順暢，産業融合發展程度低、層次淺；在融合方式上，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方式不够靈活，有待進一步創新優化。二是農業結構不够合理。目前我國農業發展在“數量”與“規模”上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但農林牧副漁等産業的規劃布局還欠均衡協調，發展模式較爲單一，同質化傾向明顯，標準化程度與規模化水平有待提昇，農業生産亟需結構昇級與質量突破。三是農業生態環境有待改善。部分農村地區農業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突出，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的基礎還不扎實，生態環境總體形勢較嚴峻，生態環境保護機制亟待健全。

　　（二）鄉村治理體系不够健全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鄉村振興成效的重要指標。近年來，鄉村治理在運行方式、組織關係以及治理機制等方面取得積極效果的同時，仍面臨不可忽視的挑戰。一是鄉村治理主體缺失的問題。從鄉村人口結構上，“通過一系列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農業剩餘勞動力經歷了一個離開鄉村獲得‘退出權’的過程，持續在城鄉之間、地域上和産業間流動獲得‘流動權’的過程，進入生産率更高的非農及城市就業領域獲得‘進入權’的過程。”[17]隨之出現鄉村人員外流、鄉村空心化等鄉村人口結構畸形現象，原本緊密、完整的鄉村治理網絡逐漸被撕裂，導致鄉村治理的聚合性和聯結性也趨向弱化，嚴重制約着鄉村治理與鄉村現代化進程。二是面臨鄉村基層組織功能弱化的挑戰。鄉村基層組織能力直接影響鄉村治理水平。目前鄉村存在鄉村治理人才缺失、治理結構鬆散化等問題，這在客觀上增加了鄉村治理的難度。同時，黨的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單一，戰鬥堡壘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鄉村基層組織功能有所弱化。不可忽視的是，農村基層黨組織幹部隊伍建設還存在與鄉村振興總體要求、高質量鄉村振興基本導向不相適應的問題，比如農村基層黨組織幹部理想信念動摇，政治生活原則性、嚴肅性不强，鄉村基層組織創新創造能力與協調管理能力不足等，這些都成爲增强鄉村治理能力的掣肘。

　　（三）農民主體作用有待發揮

　　按照中國式現代化的拓展歷程，高質量鄉村振興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也是農民主體作用充分發揮的過程。在鄉村振興實施中，農民無疑是鄉村發展、項目實施、收益共享的主體，農民主體作用主要體現在個體主體性和組織主體性兩個方面。就整體而言，農民主體作用還有待進一步激發。從個體主體性上看，農民文化素質、職業技能和就業水平相對較低，無法有效對接鄉村振興相關政策，農民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農村整體人力資本水平亟待提昇。部分農民存在“鄉村振興是政府與社會的事，與老百姓不相干”的歪曲觀念，希望外部力量包辦包攬，公民意識與自主意識澹薄，往往使自己淪爲鄉村振興中懈怠、狹隘、冷漠的“觀衆”“配角”或“旁觀者”。從組織主體性上看，農民之間雖通過自組織形式成立農業合作社、村民議事會等組織，由於人才隊伍不穩定、管理制度不健全、示範帶動能力有限，不少組織形同虚設，未能在鄉村振興各項事務的决策和管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外部支持力量上看，缺乏“沉浸式”的鄉村振興發展策略，部分外在參與主體社會責任意識澹薄，往往受到利益驅使或迫於政策壓力，將農民視爲鄉村振興中機械式、臨時式的“參與者”，爲完成鄉村建設指標而流於表面，爲裝點門面而“作秀”或“走場”，背離瞭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原則。

　　（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收入分配格局明顯改善。尤其是，得益於鄉村振興戰略和脱貧攻堅各項政策的縱深推進，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高於城鎮居民。2013—2022年，農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鎮居民快1.7個百分點，從2008年起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連續15年下降，2018-2022年收入倍差分别爲2.68、2.64、2.56、2.5、2.44 [18]但從國際比較視野看，在世界範圍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原計劃經濟國家中抽取36個國家進行類比發現，這些國家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大都低於1.5，很顯然，我國的收入倍差仍處於較高水平[19]。從基尼係數維度審視城鄉收入差距，“我國目前的收入基尼係數仍然高達0.465，以城市和農村單獨計算看，兩者的基尼係數都小於或等於0.4，這個水平在國際上其實就是一個中等水平。”[20]此外，依然從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的指標作對比，將其進行五等份分組，“2022年高收入組和低收入組的倍差，農村居民高達9.17，顯著高於城鎮居民的6.31，這表明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比城市居民更爲突出。”應當引起重視的是，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還有繼續拉大的傾向。

　　四、中國式現代化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

　　黨的二十大報告强調，從現在起，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三農”工作是重點。高質量鄉村振興是破解農業農村現代化梗阻、推動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時代化考量。當前，必須以中國式現代化爲引領，對標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圍遶高質量鄉村振興全面高效的核心要義，大膽破解“三農”工作難點，推動新時代高質量鄉村振興取得新進展。

　　（一）優化農業發展模式，促進農業實現更高質量發展

　　今年是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世紀以來指導“三農”工作的第20個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該文件立足國情農情，指明建設農業强國的歷史方位與統領地位。滿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實現高質量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務必有强大農業做支撑。因而，必須跳出傳統的農業農村認知框架，擺脱傳統的農業發展路徑依賴，開拓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其一，遵循農業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厘清中國農業發展的現代化特徵，促進農業與第二、第三産業的深度融合，推進“三鏈同構”。一方面，集聚生産要素資源，優化農業與第二、第三産業的跨産業配置功能，形成有特色、有競争力、具有可持續性的産業發展體系，從而提昇農業跨産業深度融合的成效。另一方面，健全“三鏈協同”模式，依靠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開發産業功能，延伸産業鏈；發展“親農民”産業，增强聯農帶農富農效果，提昇價值鏈；穩定供應鏈，提昇農産品供給水平。[21]其二，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農業生産提質增效。加快調整農業生産結構，降低品質差、生態代價大、市場競争力弱的低端供給，提昇優質農産品的市場化水平。從各地農村的資源禀賦和區位優勢出發，挖掘特色産業、發揮特色優勢，培育主體品牌，强化主體發展能力和品牌公信力。轉變農業生産方式，優化農業生産體系與投入保障體系，提昇農業生産的標準化水平。其三，挖掘農業生態多元價值，增强農業發展的生態化、緑色化。踐行“緑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完善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統籌生産、生活與生態，將生態保護貫穿於農業發展始終，穩步提昇緑色興農水平。

　　（二）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加快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發揮着承上啓下的作用，必須以中國式現代化指引鄉村振興，推進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新征程。首先，着力破解人才發展瓶頸，創新鄉村人才工作體制機制，持續健全人才發展體系。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關鍵。要加强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鄉村社會保障力度，提昇鄉村公共服務水平，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爲吸引人才回到鄉村創造條件。加大鄉村振興規劃專業人才培養力度，鼓勵優秀規劃師下沉鄉村，創新鄉村規劃師服務機制，推動鄉村規劃師服務精準化、常態化。建立健全幹部返鄉、能人回鄉等政策機制，引導有能力、有經驗、有聲望的鄉賢回到鄉村，積極發揮其理念與資源優勢。引導熱愛家鄉的能人返鄉創業，發展鄉村新業態，建構鄉村發展新模式，發揮其帶富作用。其次，加强鄉村基層組織建設，提昇基層組織服務水平。近年來鄉村治理中存在的基層形式主義問題，突出表現爲“上面千條綫”對“下面一根針”的擠壓，導致基層組織的資源配置和政治統合能力弱化。[22]解决該問題的關鍵是堅持黨建引領，加快組織振興，逃離“制度建設——制度失靈——制度再建設”的怪圈，規避基層組織層面的“流程再造”“組織再造”或“制度再造”，充分考量制度建設背後的組織和社會基礎，堅守鄉村治理爲廣大鄉民謀幸福的根本宗旨，堅持走群衆路綫，完善“駐隊”“包村制”“工作組”“五級書記抓振興”的模式，穩步推進鄉村基層黨建，使基層組織這根“針”有效串聯“上面千條綫”，又能扎根於鄉村實踐中，走進民生，體察民情，贏得民心，積極有爲地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

　　（三）樹立鄉村共同締造理念，進一步發揮農民主體性作用

　　堅持農民主體地位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的保障。必須立足於目前鄉村振興主體作用狀况，優化農民主體發展機制，真正解决鄉村爲誰振興、如何振興、如何高質量振興的問題。一要充分尊重農民權利與意願，廣泛吸納農民意見。群衆路綫是我們黨的生命綫和根本工作路綫，是完勝脱貧攻堅不可須臾離開的重要法寶[23]。要堅持一切爲了農民的階級立場與根本價值觀，重視調查研究，深入農村農民實際，尊重農民意願，發展鄉村基層民主，實現鄉村振興真正爲民利民。二要激發農民主體意識，讓農民真正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廣大農民群衆是推動農村生産力發展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要加大宣傳力度，拓寬宣傳渠道，通過喜聞樂見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的講解，引導農民瞭解鄉村振興、農業農村發展等政策，增强農民的自主意識、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激發農民參與鄉村振興、創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内在動力。三要加强農民能力建設，提高農民現代化水平。農民的現代化發展狀况影響其主體性作用的發揮。當前中國農民問題主要體現在素質狀况、流動問題以及利益問題，要從當地農村農民實際出發，加强對農民的科技化、精準化、長效化培訓，着力提昇農民的綜合素質，逐步扭轉以直接經驗爲基礎的傳統耕作方式和以人力爲主的手工勞作方式，使之掌握生産技術和創收手段。同時，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完善頂層設計，健全農民自治機制，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從而改善農民的弱勢狀態，確保農民主體性作用的有效發揮。四要堅持鄉村共同締造，調動多方參與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積極性，建構農民、基層組織、政府、企業等多元一體的共謀、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振興模式。

　　（四）建構現代化城鄉關係，進一步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邁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與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現。黨的二十大報告强調：“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1]，這裏的“融合”呈現的是從“通”到“融”到“合”從而“緊密聯繫”的遞進式邏輯關係，彰顯高質量鄉村振興的核心要義——追求高質高效，就是要實現高端要素從城市到鄉村的順利流動並高效集聚，爲促進資源配置高效化創造條件。但是，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城鄉二元化體制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因此，一要加强頂層設計，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體系。城鄉融合的首要任務是實現城鄉平權，而其前提是實施以户籍制度爲突破口的推動性改革，破除妨礙城鄉要素平等交换、雙向流動的制度壁壘，恢復居民“遷徙自由”的權利，逐步形成相輔共生、空間共享融合的新型城鄉關係[24]。二要加强農村基礎設施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堅持一體化建設理念，加强農村公路養護與管理，加快與沿綫配套設施、鄉村旅遊重點村等協同發展進程。落實農村危房改造，開展現代農房建設示範點，發揮大數據技術在鄉村振興中的應用，提昇鄉村生産生活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嚴格耕地保護和用途管控，强化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防灾减灾能力建設。推動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下沉，全方位推進鄉村教育、文化、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建設，補齊農村公共服務短板。其三，優化農民收入結構，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20133元，其中工資性收入、經營净收入、財産净收入和轉移净收入占比分别爲41.96%、34.63%、2.53%、20.87%，農民收入結構不平衡。要健全工資機制，加大源自農業農村工資性收入比重，對農民創業進行政策支持，提高農村經營性收入比重，繼續推動農村産權改革，逐步提昇財産净收入比重。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産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3，31

　　[2]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5.

　　[3]張志元，李洋.共同富裕視域下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的路徑探析[J].長白學刊，2022（6）：109-118.

　　[4]王曉毅.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是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的保障[J].人民論壇.2022（5）：44-46.

　　[5]沈費偉，葉温馨.數字鄉村建設：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策略選擇[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5）：41-53.

　　[6]司偉.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5）：11-19.

　　[7]陳燕.農業農村現代化與鄉村振興：内在邏輯與機制建構[J].學習與探索，2021（10）：114-121.

　　[8]趙秀玲.農民現代化與中國鄉村治理[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3）：179-191.

　　[9]李成.中國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政策發展研究[J].學術探索，2022（8）：45-51.

　　[10]韓廣富，辛遠.2020年後高質量减貧何以實現——兼論與鄉村振興的有效街接[J].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84-96.

　　[11]邢占軍，楊永偉.論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振興[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2（5）：47-56+158.

　　[12]王露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振興與倫理重建[J].中國社會科學，2021（12）：89-109.

　　[13]陳前虎，劉學等.共同締造：高質量鄉村振興之路[J].城市規劃，2019（3）：67-74.

　　[14]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N].中國信息報，2022-03-01（1）.

　　[15]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决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9.

　　[16]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週期的考察[M].何畏、易家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290.

　　[17]蔡昉.改革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與重新配置[J].中國農村經濟，2017（10）：2-12.

　　[18]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N]．中國信息報，2023-03-01（1）.

　　[19]葉興慶.以提高鄉村振興的包容性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J].中國農村經濟，2022（2）：2-14.

　　[20]李實，陳基平等.共同富裕路上的鄉村振興：問題、挑戰與建議[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37-46.

　　[21]高强.農業高質量發展:内涵特徵、障礙因素與路徑選擇[J].中州學刊，2022（4）：29-35.

　　[22]歐陽静.簡約治理：超越科層化的鄉村治理現代化[J].中國社會科學,2022（3）：145-163.

　　[23]張賽玉，張琦.突破與超越：中國脱貧攻堅的邏輯思路及發展前瞻[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5）：1-8.

　　[24]李志强.城鄉融合演進歷程的鄉村振興：階段特徵、動力邏輯與發展導向[J]．貴州社會科學，2020（9）：162-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