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來的社會巨變改變了客家鄉村社區的文化景觀。20世紀80年代，台灣客家受到全球化、本土化思潮及島内客家族群意識覺醒的共同影響，以客家社區營造作爲塑造族群認同和社區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途徑。大陸鄉村建設經歷從政治性、經濟性向綜合性發展的過程，深受國家發展戰略影響。兩岸客家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的時代背景、建設步驟、建設主體、發展階段有所差异，但共同目標都是傳承客家文化與構建客家認同，也體現出閩台客家之間的不可分割。

　　【關鍵詞】客家；鄉村建設；社區營造

　　鄉村建設是黨和國家長期重視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强國的重要戰略之一。本文以閩台客家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爲例，通過比較研究發現兩岸在這一問題上的异同。

　　一、研究概述

　　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是兩岸學界共同關心的話題，近年來在大陸地區“鄉村建設”、“美麗鄉村”、“鄉村旅遊”、“鄉村振興”、“新農村建設”等話題最受關注，相關研究成果自2013年之後有快速增長的趨勢，尤其在2017年後呈現井噴式增長，這既是學界在調查基礎之上的集體成果呈現，也與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鄉村振興戰略等一系列政策的陸續推進有關，更反映出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寫入十九大報告之後，全社會對農業農村問題的高度重視。

　　閩台客家鄉村建設研究，涵蓋了歷史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成果具有突出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傾向。近年來，閩台客家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的研究成果從研究主題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類：一是客家鄉村文化景觀建設研究（姚墨旺、鄭永平、喻可欣、林詩楠、陳曉雯、王鬆全 2015，袁霖、李敏 2015，徐春龍 2016，馮琪倬 2017，盧偉、陳力、許麗艷 2018，杜文超 2019，張倩 2022）。二是客家鄉村旅遊研究（謝建師 2016，餘達忠2018，曾慧娟、饒勇 2018，王瑶 2018）。三是客家鄉村典型事項與社區治理研究（謝佑華 2013,喻艷 2014，俞龍通 2010，吴良生、羅勇 2011，陳曉彦 2013，徐維群、邱立漢 2023）。四是客家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成功案例研究（李湞、雷冬霞2005，吉路 2008，毛藴詩、陳嘉殷、李田 2014，杜輝 2016，傅文達 2016，封淑娜 2016，黄秋菊 2019，杜文超 2019）。五是客家文化産業與社區活化研究（宋霞 2015，黄信洋 2017，衛佳詩 2017，洪馨蘭 2018，羅劍彪 2022）。六是台灣社區營造經驗及其對大陸的借鑒作用研究（黄璐 2012，黄璐 2013，李瑋 2014，楊小月 2015，鄔維蕓 2017，葉翔 2017，吕飛2017，劉闖、年福華、劉梓函 2017，王閣嵐 2017，王鶴 2018，申歆童 2022）等。

　　自上世紀90年代起，台灣掀起社區營造研究和實踐熱潮，其研究具有如下特徵：一是關注典型地區或個案，在田野調查與實際參與社區營造的基礎上展開研究，這一現象台灣碩博士論文尤爲突出，自20世紀90年代迄今，專題研究客家社區營造的碩博士論文至少有百餘篇，其中很大部分都爲社區的個案研究。二是研究話題多出自政府總體社區營造政策。自1994年台灣地區行政部門提出的社區總體規劃，其中闡明社區營造的“造人”、“造景”、“造産”爲主要内容，研究者也將研究重點放在社區參與、文化産業、政府組織在社區營造中的作用、社區經濟等話題。

　　二、閩台客家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的發展歷程

　　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之初起，始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問題。從革命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鄉村建設的發展重心，從最初注重鄉村政治建設，轉向改革開放後的注重經濟建設，再轉向鄉村振興戰略下所倡導的綜合性建設。台灣省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紀中葉以後，兩岸鄉村社區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走過了不同的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曆程，兩岸的鄉村建設既有共性問題也有各自困境。

　　（一）中國大陸鄉村建設歷程

　　近代以來，傳統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基礎受到强烈衝擊。20世紀20、30年代，以留學歸國的知識精英爲主導力量發起現代意義上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樑漱溟、吴作孚等對中國農村建設進行了有益探索。樑漱溟的“鄒平模式”倡導從文化建設入手解决中國鄉村問題；晏陽初在河北的“定縣模式”以教育爲立足點，希望塑造新人；吴作孚的“北碚模式”以工業化解决中國鄉村的生産、政治和文化建設問題，他們都懷着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責任，爲苦難的中國農村尋找出路。年輕的中國共産黨則在根據地推動了以土地革命爲核心的鄉村實踐，以大刀闊斧的革命手段改變了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

　　改革開放後，我國以家庭聯産承包制爲推手，逐步進入以建立市場經濟爲核心、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爲主要内容、强調城鄉統籌發展的農村經濟改革時期。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這一概念實際上在建國後不久的50年代就曾經提出，但真正的全面推動是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會之後，這次全會認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重大曆史任務，要按照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地加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鄉村的宏觀發展戰略，其目的是統籌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全面進行鄉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這一國家戰略帶動了全國範圍内的美麗鄉村建設，村民、社會團體和個人紛紛投身鄉村建設，特别是農業農村問題專家等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實踐活動，如王偉强在廣西百色、温鐵軍在河北定州翟城村、中國人民大學的鄉建中心在龍岩市培田村、藝術家歐寧和左靖在安徽省碧山村等，都是這一過程引起較多討論的範例。

　　法律法規的制定與鄉村建設相輔相成。自2007年至今，我國與鄉村建設相關的條例大致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2007）、《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2008）、《關於切實加强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的指導意見》（2014）、《重要農業文化遺産管理辦法》（2015）、《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2018）；《關於促進鄉村産業振興的指導意見》（2019）、《全國鄉村産業發展規劃（2020-2025）》、《關於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2021）、《關於實現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2021）、《關於推動文化産業賦能鄉村振興的意見》（2022）等等，這些法規以國家的力量推動和規範鄉村建設實踐。如中國傳統村落的評選，傳統村落是指擁有物質及非物質形態文化遺産，具有較高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經濟價值的村落。[1]2011年，住建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等四部門開始組織中國傳統村落評選申報。截止2023年，全國已經進行了六批中國傳統村落評選，評選過程極大地促進了鄉村建設。

　　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在其影響深遠的《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基層社會本質是鄉土性。[2]他的論斷至今未過時，但當前我國鄉村的宏觀和微觀環境都已不同於民國時期，也不同於1978年後的農村經濟改革時期。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總體要求是“堅持農村優先發展，按照實現産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推動城鄉一體、融合發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可見，新時期鄉村振興的訴求是包含經濟、文化、生態、福祉、政治等各項事業建設的全面振興，[3]這意味着我國鄉村建設的程度和水平都必然邁向新的階段。 

　　（二）台灣社區營造曆程

　　台灣地區的社區營造起步較早，它的起源與國際社會思潮有密切關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後，台灣從農業社會邁入工商業社會，人口向城市聚攏，鄉村社區發生了結構性改變。1951年，聯合國首次提出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的概念，此思潮於20世紀60-70年代盛行於日本，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影響台灣。1965年，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在施政綱領中提出“社區發展”概念，以此因應全球範圍的“本土化”與“全球化”思潮。[4]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民主思潮與本土化思潮興起，台灣的社區營造在此後應風而生。

　　台灣的社區營造經歷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變化，改變的轉折點在1994年台灣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計劃”。它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爲前提和目標，借着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讓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産業文化化、文化産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其他相關的文化活動等。如此因社區民衆的自主與參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獲得提昇，文化産業經濟再行復興，原有的地景面貌焕然一新，進而促進社區活力的再現。如此全性、整體性的規劃與參與社區營造創造的過程，稱爲社區總體營造”。[5]由此可見，社區總體營造計劃”的核心目標是“造景、造産與造人”，“造景”具體體現爲地方特有傳統建築空間、主題展館等硬體設施的建設，即改變鄉村的文化景觀；“造産”體現爲以文化産業改善社區生活品質；“造人”則體現爲培養社區自治與公衆參與的意願與能力，凝聚社區共同體意識。

　　可見，台灣的社區營造是以建立地方認同意識爲主要訴求，此後的台灣社區營造基本延續了這一思路。此後，台灣“文建會”相繼推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2002-2007）”、2005年“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劃”、2008年的“文化創意産業發展計劃”、2008年“新故鄉社區營造二期計劃（2008-2013）”及“7835文化發展計劃（2013-2016）”等。“新故鄉營造計劃”以民間機構與民間團體爲“新故鄉營造計劃”主要推手，“新客家運動”其中七大項之一。此外，2008年，台灣地區將“文化創意産業發展計劃”列入政府的重點發展計劃，借由“社區總體營造”理念建設地方的文化特色，即“社區營造不僅包括社區公共空間的形態塑造、居住空間品質的提昇、地方産業的再發展和學習體系的建立等，還包括以文化來塑造人，通過社區文化空間的營造，創建一個‘心之所在’的故鄉”。[6]台灣的社區營造經驗成功，出現新港、土溝、金華、桃米、北投等社區營造典範，它們代表了小鎮、農村、都市等不同的聚落類型。

　　比較而言，兩岸鄉村建設的路徑有差异。第一，兩岸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背後有不同的邏輯和傳統。大陸使用“鄉村建設”一詞；台灣采用“社區營造”，反映出它所受的國際思潮，台灣在社區營造的實踐中也借鑒了很多其他國家的社區營造思路。第二，兩岸鄉村建設的建設主體不同。大陸鄉村建設深刻地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通過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傳統村落等，遴選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村落，以國家戰略的高度推進鄉村建設，或以知識精英“去國還鄉”的方式，進行小範圍的鄉村建設實驗，鄉村建設的力量自上而下，村民與民間組織的力量較爲弱小。台灣的社區營造在政策理念上經歷了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的過程，社區民衆與民間組織成爲社區營造的主體。第三，兩岸鄉村建設的時間節奏不同。大陸鄉村建設經歷從政治性到經濟性再到綜合性的轉變，這一歷程目前仍在繼續，當前鄉村建設的重點，是在實現鄉村基礎設施、自然環境保育的基礎上的綜合性建設。而台灣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實現了社區營造思路的轉變，以系統性的社區建設理念貫穿了其社區營造史的主要階段。

　　三、福建培田與台灣美濃的比較

　　（一）培田村

　　培田村位於龍岩市連城縣宣和鄉。自宋元之際以降，隨着漢人遷入而逐漸成爲客家聚居地。據鄭振滿的研究，[7]明中葉之前，培田大姓吴姓靠力田起家，逐漸成爲鄉村社會的領導者，明中葉後吴姓子弟進入仕途者日漸增多，明後期吴姓開始修族譜、建祠堂，清代前期，吴氏十三世吴嘉賓父子經營竹、木、紙等山區特産而發家致富，在晚清達到頂峰，宗族發展塑造了培田的文化肌理。明清以降，培田都隸屬於河源溪沿岸村落的輪祀聯盟“河源十三坊”中的一員。十三坊是以十三個主要的村落爲主的村落聯盟，實際上包括了上百個小的村落，輪祀珨瑚公王（當地稱爲“入公太”的民俗活動）是地方文化生活中的大事，輪祀過程實現了村落聯盟共同文化的延續和變遷。本文的調查發現，十三坊的客家人已經普遍接受並不斷强化珨瑚公王是閩王王審知的説法：2017年是培田輪祀年，地方有力人士動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將福州閩王廟中的王審知像請到培田共襄盛舉，此次空前的舉動讓活動參與者印象深刻。

　　培田的保護開發，最初由政府着力最多。2000年連城縣開始有意識地對培田保護開發，2005年培田所在的宣和鄉人代會提出“理清管理體制，繼續加大保護”，希望解决的是村民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2008年的連城縣人大會議上，16名人大代表提出“處理好培田村保護開發與新農村建設之間關係”的議案，同年，龍岩市政府爲培田安排每年500萬的建設資金。[8]2009年培田村成爲省級新農村建設試點示範村。2011年，培田村舉辦第一届春耕節，2012年培田通過了國家4A級旅遊區驗收，2013年通往培田的旅遊公路建設完成。在長達十餘年的保護建設過程中，政府的工作重點圍遶着文物保護和新農村建設的政策，重點保存和修繕價值較高的歷史建築，並對培田進行環境整治和道路修繕，以配合培田的旅遊開發。培田將新村與老村分離的做法成功地保護了培田傳統村落景觀，但保護開發過程中的開發利益分配、深度文化挖掘等問題值得反思。此外，知識分子團隊對培田的鄉村建設嘗試中也反映出一些問題。

　　第一，村民對社區公共事務和鄉村建設目標的態度並不一致。福建農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團隊於2014年在培田村調查村民對傳統村落公共空間重構的參與意願。[9]從調查來看，該團隊將問題集中在個人特徵、家庭社會特徵、對公共空間的認知、對外部性力量的認知等4個部分。調查結果顯示，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的村民越明顯地表現出對參與村落公共空間重構的認同，經濟能力越强的村民更願意參加村落公共空間的重構，外部力量（專家學者、公益組織、旅遊開發者、政府）的介入可以提高參與村落公共空間重構的意願程度，培田村民對旅遊開發者的興趣明顯高於其他三個選項，這恰與十餘年來培田保護開發的思路是一貫的，即村民認爲保護的目的是爲了旅遊開發，並期待旅遊開發。

　　第二，鄉村建設過程中作爲主體的在地客家人地位尷尬。王瑶團隊調查了在培田開展的青少年鄉土遊學教育體驗和消費情况，[10]調查發現，耕讀文化遊學作爲一種文化産品，必然面臨鄉村社會的利益分配問題，作爲主體的村落在其中是相對被動的，王瑶認爲這是因爲遊學活動是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品，它衝擊了地方社會原有的生活價值。曾慧娟、饒勇團隊將鄉村旅遊中主客之間的關係稱爲互相“凝視”，[11]他們認爲，培田旅遊開發過程中，在作爲遊客的一方，對空間環境感受力最强，對文化氛圍的感受相對較弱，僅關注被廣爲宣傳的培田代表性的建築符號。但當地客家人作爲主人的一方，對鄉村的宗法親情瞭解度最高，對習以爲常的人居環境關注度較低，主客之間互相“凝視”呈現錯位。本文的調查支持了這一觀點。一位在培田主要古建築中售賣地方特産的報告人在談到培田春耕節時，説“熱鬧是他們的”，而對吴氏的發展故事津津樂道。培田的保護是以旅遊爲目標，追求的是適應客體的需求（比如“耕心”衆創團隊在培田的民宿實驗[12]），但培田的歷史與文化内涵則留給專業的研究者，這不僅會造成主客之間的文化隔閡，也將影響村落建設的整體方向與思路。

　　（二）美濃鎮

　　高雄市美濃鎮是南台灣著名的客家聚居區。清干隆元年（1736），屏東客家人林豐山、林桂山兄弟來到美濃山下安家墾拓，立碑開莊，名爲彌濃（日殖時期改爲美濃），美濃後來發展成爲高雄最大的谷倉，産生出標誌性客家符號城門樓、敬字亭、伙房，代表性經濟産品是菸葉和油紙傘。

　　1991年，地方政府爲了緩解供水壓力，不顧生態環境和潜在洪水危機，决議在美濃興建水庫，引發了美濃人抗争的“反水庫”運動。1993年開始，美濃人已經意識到單純反抗難以取得成功，於是在向政府提出替代方案延續反水庫運動之外，着手開展社區内部營造。在民間團體推動下，美濃利用自身優勢，因應社區内部的需求，社區共同目標由保護美濃變成發展美濃。在1993-2000年之間，美濃進行了大量的環境改善和古迹保存工作，創辦了台灣地區第一個民間社區自發性生態祭典美濃黄蝶祭，創辦社區學校、規劃美濃客家文物館，編寫客家話教材和地方史《美濃鎮志》，文化建設增强了社區的文化認同，美濃成爲南台灣最著名的客家人社區。

　　美濃鄉村建設的一條經驗是農業産業鏈整合，在農業産品生産的全過程，增加農産品的附加值，並通過與旅遊業、酒店業等第三産業的結合，推動休閒農業發展，延伸農業産業鏈。消費者通過認股田地、體驗農活，與農民建立起切實的生活聯繫。[14]美濃農業的成功，又受到台灣整體經濟情勢的走低這一外部環境的影響，年輕人從城市回流。重返美濃的青年包括土生土長的美濃後生、移居外出的美濃青年、有一半客家血統的年輕人及認同美濃社區運動理念的外地學生。[15]返鄉青年從事與農業相關工作，加速了美濃農業技術的現代化，爲鄉村帶來生機與活力。洪馨蘭將美濃青年返鄉的現象稱爲“反向遷移”，認爲美濃因此獲得了“挑戰全球化的厚實體質，社會運動中暗含的文化根源得以稱爲全球化進程中的基礎。” [16]

　　美濃社區營造是與20世紀90年代台灣少數族群社會運動合流的産物，也是台灣本土意識、美濃地方情感與地方認同、客家文化覺醒的共同結果，它成功的經驗包括：

　　第一，美濃社區總體營造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模式，民衆在“反水庫”運動中形成高度的社區認同。發展初期，民間組織、村民是社區營造的主力。隨着營造機制的逐漸完善，政府與民間關係緩和，政府提供政策、資金的支持，專家學者協力提供理論與經驗，民間組織與民衆仍然是營造的主體。可見，美濃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起始於尋回地方文化的生命力，强調共同參與和客家文化認同，而“人”是社區營造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元素。[17]

　　第二，文化景觀成功“轉譯”。2016年高雄市政府和美濃區公所提出“社區藏寶圖”營造計劃，深度發掘美濃歷史人文和美食，打造社區輕旅行路綫，擴大社區文化影響力。通過這一計劃，美濃的傳統文化景觀得以成功融入現代社區發展，活動總共發掘出社區大小“寶藏”40多個，天後宫、福德祠、水德宫等傳統建築，客家文物館等客家文化傳播中心，水蓮田、美濃湖等自然景觀成爲“寶藏點”，美濃的文化景觀成功融合併“轉譯”再向遊客進行文化的傳播，使得美濃的文化獨特性和社區的獨特面貌得以展現。美濃油紙傘是美濃客家的文化符號。油紙傘從大陸傳入後，[18]20世紀50年代左右成爲美濃標誌性的産業之一,隨着台灣工業化進程,油紙傘的生存空間急劇壓縮，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台灣經濟發展帶動了旅遊觀光業，油紙傘製造業復蘇。黄秋菊觀察到，油紙傘在客家文化中寓意“有子”恰恰契合了台灣少子化的社會危機，從而從傳統日用品轉化成具有現實文化意涵的現代文化商品。 [19]

　　第三，客家傳統文化始終是美濃社區營造的重點。美濃共有20多個民間組織，涵蓋社區總體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傳統文化傳承、身心健康關注、藝術氛圍提昇、弱勢群體幫扶、居民教育問題等方面，對社區營造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據統計，以傳統文化傳承和藝術氛圍提昇爲主要工作内容的民間組織分别占美濃民間組織的32%、32%，[20]成立於1989年的鐘理和文教基金會，爲推動以鐘理和爲代表的台灣鄉土文學和台灣文學的進步做出巨大努力。美濃社區營造挽救了在台灣社會面臨傳承危機的客家文化。美濃通過編寫地方誌、創辦地方報紙、推動客家樂隊發展，更將油紙傘、藍染、煙樓這些與客家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的文化産物融入社區營造，創造出具有美濃特色的客家意象。

　　四、結語

　　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改變了客家傳統社會的鄉土景觀，閩台客家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背後有不同的邏輯、時代背景與歷史進程，大陸鄉村建設受到傳統時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影響，而新中國整體政治經濟戰略起到决定性作用；台灣客家社區營造則更多地反映出本土化與全球化思潮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亦是台灣政治發展與客家族群意識覺醒的産物。兩岸鄉村建設的核心目標有差异。台灣社區營造鄉村環境、設施等昇級外，社區營造的着力點在於用文化塑造“社區共同體”，建設具有社區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共同體意識。大陸鄉村建設鄉村並没有建立區社區共同體意識，文化建設和社區共同體意識培養的工作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關於開展傳統村落調查的通知 zl.2012-04-16.

　　[2]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6.

　　[3]張軍.鄉村價值定位與鄉村振興[J].中國農村經濟, 2018(1):2-10.

　　[4]廖淑容,古宜靈,周志龍.文化政策與文化産業之發展-西歐城市經驗的省思[J].理論與政策,1990,14(2):165.

　　[5]蘇昭英,蔡季勛.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迹[M].台北：台灣“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10.

　　[6]張婷婷,麥賢敏,周智翔.我國台灣地區社區營造政策及其啓示[J].規劃師,2015,31(S1):62-66.

　　[7]鄭振滿.清代閩西客家的鄉族自治傳統——《培田吴氏族譜》研究[J].學術月刊,2012,44(04):129-139.

　　[8]傅文達.連城:十年“磨”一村[J].人民政壇,2016(07):22-23.

　　[9]姚墨旺,鄭永平,喻可欣,林詩楠,陳曉雯,王鬆全.村民對傳統村落公共空間重構的參與意願的影響因素分析——基於培田村的實证調查[J].安徽農學通報,2015,21(11):14-16+37.

　　[10]王瑶.鄉村耕讀文化的遊學轉譯:福建培田歷史文化名村的再生式遺産化[J].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1(04):5-11. 

　　[11]曾慧娟,饒勇.鄉村旅遊中遊客及東道主的凝視行爲研究——以福建培田村爲例[J].嘉應學院學報,2018,36(11):58-66.

　　[12]謝建師.培田村:“衆創模式”激活鄉村旅遊業[J].福建農業,2016(09):16.

　　[13]盧偉,陳力,許麗艷.客家爲客 若即若離——培田“田間弈”鄉土建造實録[J].中國園林,2018,34(09):74-78.

　　[14]毛藴詩,陳嘉殷,李田.農業轉型昇級:産業鏈整合與延伸——基於台灣美濃鎮的實地調研與啓示[J].産經評論,2014,5(04):96-104.

　　[15]林瑞梅．青春作伴好還鄉: 美濃後生社區實踐經驗［D］．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2012．

　　[16]洪馨蘭．台灣高雄美濃的“替代全球化”路徑［Z/OL］．社會創新: 後全球化之路 2012 台灣社會學年會． 東海大學，2012．11．24－25．http: / / tsa2012． thu．edu．tw /20121124 papers /31．pdf．

　　[17]李瑋.非營利組織與客家社區營造關係之研究——以台灣高雄縣美濃鎮愛鄉協進會爲例[J].人口·社會·法制研究,2014(01):109-113.

　　[18]美濃鎮志編纂委員會.美濃鎮志:上册[M].高雄:美濃鎮公所,1996:586-587. 據《美濃鎮志》載：“美濃油紙傘的引進時間約爲日據時代大正年間，由林阿貴、吴振興延請大陸師傅前來傳授技藝”

　　[19]黄秋菊.台灣六堆客家文化産業的發展:以右堆美濃油紙傘爲例[J].贛南師範大學學報,2019,40(05):37-40.

　　[20]吕飛. 台灣地區社區營造對大陸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啓示——以台灣地區美濃鎮爲例[A].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東莞市人民政府.持續發展 理性規劃——2017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18鄉村規劃）[C].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東莞市人民政府:中國城市規劃學會,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