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文化振興是新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工作。回顧與類比大陸與台灣鄉村文化建設歷程不難發現，二者均經歷了城市化擴張期的衰落及改善鄉村風貌、加强文化供給、保存歷史傳統、弘揚地域特色、發展旅遊文創的文化發展體系重塑。其中，强化布局引領、堅守文化底色、培育人才資源、豐富文産融合是提振鄉村文化的寶貴經驗。

　　【關鍵詞】鄉村文化；鄉村振興；海峽兩岸

　　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講話中提出，“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鄉愁”一詞的時興，不僅是中國農業農村生活中所藴含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價值被進一步發掘和渲染的實证，更意味着中國農業在純粹經濟需求之上更多地負擔着“生活上的功能”從而進入到“生活的農學”或“社會農學”階段[1]。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快建設農業强國，扎實推動鄉村産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要在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宏大構景中探索鄉村生産、生活、生態和樂相融的新型範式，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多元價值追求，根固具有鄉土中國和東方浪漫的“鄉愁”情懷，就必須走中國式鄉村文化振興道路。

　　以更深邃的全球視野審視近百年來世界鄉村發展脈絡，伴隨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掠奪性擴張，鄉村地域系統的適應性不斷衰退，事實上不斷衝擊着原有鄉村文化秩序[2]。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瑞典、德國等發達國家基於自身實際情况采取措施扭轉鄉村文化頽勢，形成些許可參考的路徑模式，然基於文化差异和時空條件限制，其移植於當代中國鄉村情境的一般性和普適性仍待考究。與之相對，中國台灣地區與大陸血脈相接、文化相連、民心相通，具有相似的鄉村文化基因、秉持着世代相承的中華民族品性，其立足於鄉村發展現實考慮與城鄉文化保育所打造的一系列鄉村復興計劃具有更直接現實的參考價值。綜合海峽兩岸營造鄉土文化的理論與實踐，能够進一步探求鄉村文化勃興的實踐進路，爲整合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文化建設模式作出些許努力。

　　一、近代以來中國鄉村文化頽敗

　　二戰以後，海峽兩岸先後進入城市化、工業化快車道，農業農村長期置於解决人民温飽和城市工業發展的蔭蔽之下。如1982年至1986年連續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台灣地區的“稻田轉作計劃”、“農業昇級計劃”等均將農業生産擴張和産品供給作爲核心要旨，事實上不免將農村文化發展讓位於經濟數據增長的現實需求。具體來看，兩岸鄉村文化的頽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文化形態保存式微。鄉村戲曲、傳統技術、地方語言、民居古建等鄉村文化物質形態的受體與載體在近幾十年來遭到衝擊與損毁。戲台戲曲無人問津、能工巧技斷代失傳、地方語言不知所雲、宗祠古建壁破垣殘。在飛速發展的現代化過程中，鄉土中國的多樣性、特殊性被時代浪潮淹没，富於歷史價值龢民俗價值的文化形態存續日益艱難。

　　其二，文化主體傳承失位。在農業發展工具理性壓迫價值理性的現實條件下，鄉民傳承文化的主體性被异化與弱化。當今農村人口中仍舊堅守鄉村文化的多爲老者，作爲未來文化傳承主體的中青年力量十分薄弱。青壯年在離開鄉村背上行囊踏上遠方融入城市的過程，也是接受城市文明和現代文明對其强烈改造重塑的過程，他們對原有鄉村價值的懷疑、鄉村身份與鄉村文化自信力和歸屬感的喪失打碎了原有鄉村文化認同。在快速擴張的城鎮化過程中，鄉土中國的延續性、傳承性被人口流動掩埋，傳承主體後繼者寥寥。

　　其三，文化發展路徑僵化。市場觀念與逐利之風的高漲致使鄉村生活與文化價值的經濟利益被榨取。兩岸鄉村傳統文化在試圖進行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均陷入到某種“鄉村旅遊怪圈”——不少地區把房子一刷、路一修、安上一兩個亭子便稱之爲“鄉愁”，過度商業化、同質化、低層次化的文旅問題頻現。這種將古老鄉村與當代社會文明粗暴焊接的行爲無疑使鄉村文化置於資本的支配與掠奪之下，實質上釀成了鄉土情懷和鄉村歷史的沉淪。在追名逐利的商業化過程中，鄉土中國的深邃性、古檏性被短期利益壓抑，創新發展迷茫失向。

　　二、兩岸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進路

　　（一）大陸方面——以浙江省爲例

　　進入21世紀以後，面對鄉村文化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遲滯與凋敝，海峽兩岸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實現鄉村文化復興的政策，取得了一系列鄉村文化建設實踐成果。大陸方面，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要“保護和發展有地方龢民族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3]，標誌着鄉村文化遺産的保存與發展被納入國家“三農”工作的重點領域。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業多元價值的文化意義被進一步發掘。如，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强調要通過“積極開發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生態休閒、旅遊觀光、文化教育價值”、“持建設一批具有歷史、地域、民族特點的特色景觀旅遊村鎮”、“扎實開展好家風好家訓活動”、“創新鄉賢文化”[4]等多種舉措展現鄉村文化魅力。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與鄉村文化建設直接相關的文段已有六次之多，足以證明鄉村文化的活化與再興已經擺在“三農”工作的突出位置。

　　浙江省作爲中國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要發源地及我國唯一省部共建鄉村振興示範省，始終保持三農工作領跑優勢，具有鮮明的理論優勢、政策優勢和基礎支撑，是中國鄉村文化建設的典型代表和縮影[5]。2003年6月，在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的倡導和主持下，浙江全省啓動“千萬工程”。20年來，浙江省久久爲功，推進“千萬工程”因時流變，始終以强烈的人本精神將實現鄉村文化振興作爲落脚點。目前，浙江省圍遶鄉村文化建設大體經歷了三次迭代。

　　一是2003年至2010年，鄉村文化建設謀篇布局的“千村示範、萬村整治”階段。“萬村整治”，側重於物質層面的發展鄉村特色産業、完善基礎設施，爲鄉村文化振興打下經濟基礎。“千村示範”則是將建設全面小康放在首要位置。全面小康要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1000餘個全面小康示範村便要在物質財富之上更加側重對鄉村精神文化財富的發掘，承擔着鄉村文化振興探路者的職責。

　　二是2011年至2020年，鄉村文化建設日邁月征的“千村精品、萬村美麗”階段。十年時間，浙江省大力建設集學教、禮儀、娱樂於一體的綜合性農村文化禮堂，將其作爲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陣地。大力推廣文化下鄉、人才返鄉，開展鄉村特色文化活動；以千餘個“精品村”的文化發展成就爲牽引，激發新時代農村文化建設活力。目前，浙江已建成文化禮堂20511座，實現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蓋；農村書屋25335個，基本覆蓋全省行政村。良好的鄉村文化設施與初步開展的一系列文化活動，爲守護鄉村根脈、接續鄉土認同、發展鄉村文化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前提和積極探索的氛圍，爲深入鄉村文化振興進行了量的積累。

　　三是2021年以來，鄉村文化建設提質增效的“千村未來、萬村共富”新階段。浙江省政府於2022年頒佈的《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開展未來鄉村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將“主題文化繁榮興盛”作爲三大總體目標之一，未來將實現“歷史文化遺存有效保護，鄉村優秀文化全面傳承，地域特色文化充分展示，鄉村文化産業蓬勃發展”[6]。新時期，浙江堅持以區域内優秀文化遺産、鄉村特色爲抓手，興辦農民學校、社區學校，依托地域文化傳統、旅遊資源、産業資源等，推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和人文風格的文化産品、文化服務。尋求傳統與現代的有效對接，繪就鄉土文明與現代文明和合共生、水乳交融的美好藍圖。

　　（二）台灣方面

　　與“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類似，台灣地區山地衆多、地狹人稠、經濟發達，農業農村事業道阻且艱、鄉村文化水平長期與經濟發展水平脱節。大而觀之，台灣地區鄉村文化的復興之路大體也經過了三個時期。

　　一是迷茫探索期。爲扭轉鄉村整體發展頽勢，台灣當局曾於20世紀下半葉出台“農業政策檢討綱要”、“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社區發展工作綱領”、等多條政策指令[7]。然上述條例大多服務於農村經濟提振要求，僅有些許字眼提及鄉村文化之意向，加之缺乏項目發展總體布局及深化步驟而成果零散、成效寥寥。台灣地區鄉村文化建設的軟硬件設施依舊不匹配的矛盾依舊深刻。

　　二是萌興發展期。1991年台灣當局提出“農業綜合調整方案”，將農業農村從單一的經濟理性關注外賦予人文主義關懷，標誌着台灣地區農村發展進入到“生産、生活、生態”的“三生”階段。此後“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農業中程施政計劃”、“農業中程施政計劃”相繼提出，搆築起經濟發展、生態和諧、人文養育三大主綫交融發展的美好藍圖。1994年“社區總體營造策略”提出以後，台灣地區掀起農村物質文化空間改造、重建農村社區公共價值與地方認同的風潮，力圖以地方文化與鄉村地域共識爲基礎，在鄉村培育富於生活情趣與人文氣息的文化氛圍。其後“休閒農業觀光條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鄉村風貌綱要規劃”等政策指令陸續下發，鄉村記憶與鄉村文化價值被重新闡發，鄉村文旅資源得到變現，以休閒農業和旅遊文化産業爲代表的鄉村文旅項目蔚然成風，鄉村文化生態得到明顯改善、鄉村人才得到一定的回流補償。

　　三是再生繁榮期。爲進一步實現鄉村振興，台當局於2008年提出“推動農村再生計劃”，以期建成“富麗新農村”，並於 2010 年頒佈實施“農村再生條例”並撥款1500億新台幣的專項資金。在該條例“農村文化及特色”一章中明確指出，一方面要加强“歷史或特色建築物維護之奬勵、閒置空間再利用”，即加强歷史文化物質形態的保存和維護；另一方面需注重“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宣傳、輔導、奬勵及評鑒”，即着力培育創新人才、依據時代需要賦能歷史文化資源的活化與新生。此外，“農村再生計劃”更加强調鄉村居民生活幸福指數，着重以鄉村社區爲基本搆成元素，以人文資源與自然景觀爲核心抓手，采取政府引導、農民參與的形式，形成兼顧産業經濟、社會文化、居民生活、觀光遊憩等多措並舉的發展模式，特别重視培育鄉村特色産業、生態保育及鄉村文化活化再利用，從而推進鄉村實現全面復興，實現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並舉、復原與創造並進，賦予鄉村文化更强的生命力與時代力[8]。

　　三、經驗與啓示

　　（一）强化布局引領，久久爲功

　　縱觀海峽兩岸近幾十年鄉村文化建設歷程不難發現，由於文化發展的特殊性，鄉村文化建設必須遵循文化内在生長規律，予以科學精細的“施工”藍圖與建設恒心。鄉村文化振興是一個長時段的艱巨任務，需從謀篇布局點出發，依據當下歷史現實條件進行頂層設計、漸進推行、久久爲功。無論是浙江的“千萬工程”亦或是台灣地區的“農村再生條例”，均通過政策性規劃確定鄉村文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任務與總體規劃[9]，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法規或政策支持，以“自上而下”的各級行政權力單位負責引導紓解、貫徹落實，在“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長效機制保障中尋求農村文化破繭重生。

　　（二）堅持文化底色，守護根脈

　　鄉村地域文化是農村事業發展的“靈魂”和“底色”，更是中華民族情懷的重要寄託與載體。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福建古街區時强調，“對待古建築、老宅子、老街區要有珍愛之心、尊崇之心”。鄉村地區擁有農業生産技藝、傳統手工藝、曲藝、古祠堂、村落民居等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這些資源是鄉村文化的主要表現方式，也是鄉愁最直觀的文脈肌理和記憶樣本。鄉村文化建設首要和根本地便是對現有鄉村文化資源内容的深層次挖掘與探究。如，浙江省鬆陽四都鄉通過“拯救老屋”恢復和豐富了聚落的“崖居”特色風貌、打造“中國休閒攝影之鄉”；台灣無米樂社區深耕空間遺産和嫁娶文化，走出一條文化資源保護發展與鄉村文化共識重塑的共贏之路[10]。

　　（三）厚植人才支撑，培育主體

　　人民是文化傳承和創造的主體。培育鄉民文化素養、調動好農民建設家鄉的積極性是豐厚鄉村文化振興主體力量的重要舉措。首先，加强村鎮居民教育，培育“新農民”。支持和引導文化遺産傳承人的守初心、育匠心，加大對傳統村落老人的關懷力度，尋求他們守住文化根脈與接納現代生活的契合點。台灣“農村再生條例”第 30 條中便將“培根計劃”即培養有素質的“文化農民”作爲規劃“農村再生”的先期條件[11]。其次，利用文化對離鄉青壯年的感召力，引動“回鄉潮”。尋找文化保護性發展與經濟産業的嵌入點，以鄉情爲紐帶、以鄉土爲根基，吸引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最後，注重以“新鄉賢”爲代表的社會力量。牽引鼓勵企業家及文化研究學者等精英人士返鄉，運營資本、參與治理，是反哺鄉村文化發展的重要舉措，也將成爲重塑鄉村文化的核心力量之一。

　　（四）發力文産融合，豐富層次

　　文化及文化産品兼具的商品價值及經濟外溢效果使之成爲鄉村産業昇級的“催化劑”，而鄉村産業結構的昇級同樣助推着鄉村文化活化與再生。海峽兩岸均通過農業文明參與及農業精神體驗的方式探索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産業發展模式，形成一二三産融合發展、互爲支撑的網狀結構。塑造特色鄉村文化品牌，在保護和傳承的基礎上更多地探尋歷史觀光、休閒鄉村、民宿經濟等鄉村産業與鄉村文化發展的融合方式，鼓勵將傳統手工藝品及民間戲曲演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産融入其中。如，台灣高雄美濃的客家美食及陶藝紙傘手工技藝、大湖和三義打造的薑麻主題休閒園，浙江的烏鎮、山東的大澤鄉、雲南的屯堡及沙溪古鎮等等。同時，與之衍生的文創産品及以影視作品爲代表的媒體傳播産品亦在鄉村文化與價值傳播的互動中碰撞出新的文化符號。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加快建設農業强國”，需要“扎實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海峽兩岸近幾十年的鄉村文化建設爲彼此提供了比照性的可參考空間，雙方在鄉村轉型過程中面臨的難題與解决方案也能够爲彼此提供借鑒。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農業文明國度來説，鄉村是每位中國人内心的寄託與歸宿，是漂泊遊子的港灣、是民族的文化印記。在“逆城市化”時代，到鄉村追尋鄉愁正成爲許多人的向往。立足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新征程中，中國鄉村文化振興的崛起與新生已匯成不可阻擋的時代大潮。請給予鄉村一個講故事的理由，給予國民一個訴説鄉愁的機會，走出富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文化自信”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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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玉恒，閻佳玉，武文豪.世界鄉村轉型歷程與可持續發展展望[J].地理科學進展，2018(05):627-635.

　　[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21.

　　[4]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22.

　　[5] 中國農網.農業强國開局，爲什麽是“浙江先行”？[EB].2023-05-08/2023-08-21.https://www.farmer.com.cn/2023/05/08/wap_99928016.html.

　　[6] 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開展未來鄉村建設的指導意見，2022.

　　[7] 羅澤潔，林明水，徐洪.基於生命週期視角的台灣地區鄉村振興歷程及經驗[J].學術評論，2018(04):76-83.

　　[8] 農村再生條例．“台灣地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07．

　　[9] 劉憲法.台灣農地重劃制度及其對中國大陸的啓示[J].中國農村經濟.2011(11):637-649.

　　[10] 靳兆騰.中國鄉村社區建設的長期經營策略初探——基於兩岸鄉村建設的典型案例分析[D].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19、33.

　　[11] 黄耀明.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經驗對鄉村振興規劃的啓示[J].閩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3):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