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在兩岸關係惡化、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叠加影響下，兩岸經貿發展環境明顯轉向不利，由此激化了兩岸農産品貿易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兩岸農産品貿易形勢急轉直下，遭遇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破解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境，當務之急和根本之道在於消除“台獨”政治干擾，改善兩岸農産品貿易環境；當下較爲可行的途徑應是借重兩岸民間功能性溝通平台謀求局部突破；較長期而言則是探索“共同市場”，矯正市場扭曲，促進兩岸農産品貿易漸進回歸市場經濟軌道。

　　【關鍵詞】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局；成因；突破路徑

　　作爲自然再生産與經濟再生産密切結合的物質生産過程，農業生産對於自然資源和條件高度依賴，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徵，由此奠定了現代農業地域專業化的基礎。依託於農業地域專業化的農産品貿易則成爲不同國家（地區）農産品市場互濟餘缺，保障民生需求、增進民衆多樣化消費福祉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自20世紀中期以來，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進程加速、發達經濟體步入後工業化社會，具有天然弱質性[1]的農業逐漸淪爲弱勢産業，農民則成爲弱勢群體。農産品貿易直接影響農業這一基礎性産業的發展，關乎糧食與食品安全，關乎民生，關乎農民群體利益，具有經濟、社會、生態、政治等多功能性[2]，因而成爲經濟體跨境貿易中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的重點領域。换言之，農産品貿易是跨境商品貿易中受非經濟因素影響最爲深重的部分。尤其是復雜兩岸關係背景下的跨境農産品貿易，受台海局勢變遷的影響更爲嚴重。雖然其貿易規模有限、所占兩岸貿易比重不大，但涉及島内弱勢群體農漁業者利益以及廣大台灣民衆的食品安全等問題，因而“通常是兩岸關係及島内經濟社會中最爲敏感的經貿話題”[3]。

　　事實上，兩岸農業互補性强，兩岸農産品貿易互惠空間廣闊。但由於台灣當局對大陸農産品進口嚴加限制，致使兩岸農産品貿易畸形發展，其規模與結構遠遠不能滿足島内市場需求，極大傷害了台灣民衆福祉。尤其自2016年民進黨重返島内執政以來，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惡意製造兩岸對立，致使兩岸官方溝通幾乎全面停擺，加之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台灣當局“倚美謀獨”，極力推動兩岸經貿“脱鈎”，兩岸經貿交流環境急轉直下，兩岸貿易摩擦加劇，連帶兩岸農産品貿易不確定性風險更形昇高。值此背景下，如何應對來自内外部因素交織影響的復雜局面，采取相應途徑（措施）破解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局、推動兩岸農産品貿易健康發展，以增進兩岸民生福祉、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成爲當下亟待探討的課題。

　　一、兩岸農産品貿易的發展特徵

　　（一）貿易額總體保持增長態勢，貿易依存度快速上昇

　　兩岸農産品貿易是兩岸經貿聯結中極具基礎性及特殊重要性的組成部分。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兩岸經貿往來隔絶，由於島内民衆生活必需，兩岸農産品貿易也没有完全中斷，該時期主要是中草藥等大陸農産品經由香港以及新加坡等第三地輸入島内。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佈《告台灣同胞書》倡議兩岸“三通”。隨後隨着兩岸關係趨於緩和，農産品貿易恢復並加快發展，貿易規模及品類均不斷增多，一度成爲兩岸貿易的重要板塊。1987年後，台灣當局解除戒嚴、放鬆外匯管制，開放台灣民衆回大陸探親，允許間接進口大陸農工原料。值此兩岸經貿環境向好形勢下，兩岸非農産品貿易比重快速上昇，兩岸農産品貿易比重相應下降，但總體而言，其年度貿易額雖時有波動，但總體呈現增長態勢。[4]尤其是受2001年和2002年兩岸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5年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首次會談並達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願景”、2010年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等兩岸（經貿）關係重大曆史性事件影響，兩岸農産品貿易實現了新一輪大幅度規模成長（見表1）。

　　表1 1992-2019年兩岸農産品貿易情况

　　表格略

　　2001年11月和2002年1月海峽兩岸先後加入WTO，兩岸經貿聯係進一步加强，農産品貿易迎來新發展契機，2002年農産品進出口額年增率高達50.21%。2005年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首次會談推出大陸對台部分農産品零關税進口、季節性緊急采購等優惠貿易政策，加之2008年兩岸實現直接“三通”、2010年兩岸簽署ECFA等兩岸經貿制度性合作，有效改善了兩岸貿易環境，兩岸農産品貿易進入到穩定、快速增長階段。該階段一直持續至2018年（2019年後出現了反向轉折），其中以2010年後台灣出口大陸增長最爲顯著。2010－2013 年，兩岸農産品貿易連續四年實現瞭高達兩位數的快速增長，年增率分别爲 43.18%、32.70%、24.14%、14.92。而當期台灣對大陸出口年增長率相對更爲突出，年增率分别達34.22%、44.41%、27.76%、22.23%。隨着貿易規模的擴大，兩岸農産品貿易依存度，尤其是台灣對大陸市場依存度迅速上昇。2000年台灣對大陸出口僅占台灣農産品出口總量的1.5%，2018 年該比值已增至23.2%。截至2021年，大陸（不含香港）一直是台灣農産品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二大農産品進口來源地。[6]

　　（二）貿易産品集中度高，貿易深度有限

　　就貿易結構而言，兩岸農産品貿易主要以初級或粗加工産品貿易爲主，貿易産品集中度高，産品結構較爲單一。其中，大陸出口到台灣的農産品主要包括木材、高粱、中藥材、皮革、羽毛等原材料。台灣出口到大陸的前十大類農産品主要是魚類及其製品、穀類及其製品、水果堅果及其品、花卉及其種苗、皮及其製品、羽毛、蔬菜及其製品、酒類。較之大陸出口産品，台灣出口産品加工程度較高，顯示兩岸農産品貿易以産業間貿易爲主，産業内貿易占比不高，[7]兩岸農産品貿易基本體現了基於自然禀賦的比較優勢原則。[8]

　　也有學者針對後ECFA時期大陸對台農産品貿易增長進行二元邊際分解，並探討其影響因素。研究指出大陸對台農産品出口增長是集約邊際（數量擴張）和擴展邊際（種類擴張）共同作用的結果：大陸農業生産率，以及農産品出口價格指數、匯率、貿易制度對集約邊際有正向影響，台灣需求水平對集約邊際有負向影響；擴展邊際則受宏觀環境衝擊影響顯著，與大陸農業生産率則呈現負向關係。該研究還指出，近年來大陸對台農産品出口種類未增反减。[9]這一研究結論間接印证兩岸農産品具有産品集中度高、貿易結構單一的特徵，兩岸農産品貿易深度有限，未能充分滿足兩岸市場特别是島内市場需求。 

　　（三）深受政治因素影響，存在嚴重的市場扭曲

　　跨境貿易的發展是經濟、政治、技術乃至社會文化等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經濟因素主要包括市場需求與供給水平、匯率變動等方面，是影響跨境貿易的基礎性因素；政治因素則主要指貿易政策、政治關係、地緣政治局勢等，是跨境貿易的重要制約因素；技術因素則主要指物流運輸技術（如關涉鮮活農産品貿易的冷鏈物流技術）、電子信息與網絡技術（關涉電子商務等貿易創新模式）以及海關檢驗檢疫技術（關涉通關便利性），是影響跨境貿易成本與便利性的重要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則主要從消費者偏好角度（品牌偏好與消費習慣）對貿易結構産生深遠影響。就自然資源條件、經濟、社會文化等非政治因素而言，兩岸農産品貿易可謂具備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過去幾十年來的兩岸農産品貿易發展充分體現了比較優勢原則下市場供需邏輯賦予的韌性和生命力。但由於兩岸關係的復雜性，兩岸農産品貿易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存在嚴重的市場扭曲，致使其發展失衡。

　　一方面，台灣當局對大陸農産品進口進行嚴重限制[10]。大陸對於引進台資與對台貿易一直持積極的市場開放立場，特别是對於兩岸農業交流實施傾斜性優惠政策，如創辦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對部分台灣農産品實施零關税等。而一直以來台灣當局對大陸實施限制性經貿政策。雖迫於兩岸民間經貿交流發展形勢，台灣當局自1988年8月開始逐步開放大陸農工産品進口，但工業品進口至1996年實施負面清單管理，而農業品長期實行正面表列。兩岸先後成爲WTO成員後，根據WTO非歧視原則、促進公平競争原則、取消數量限制原則，兩岸應相互對等開放市場。但台灣地區並未依據入世承諾對大陸實施相應的市場開放，特别是在農業投資及農産品貿易方面對大陸實施嚴苛的市場準入，至今仍有1000多項大陸農産品禁入。台灣當局違背WTO規則造成兩岸農業比較優勢不得充分發揮，兩岸農業合作無法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健康發展，其所引致的兩岸農産品貿易的“單向、不對等”，可謂是兩岸農貿市場扭曲失衡的始作俑者，事實上加重了兩岸農業産品的無序競争，不利於台灣農業的持續發展，同時嚴重損害島内民衆的多樣化消費福祉。

　　另一方面，限制大陸農産品貿易成爲“台獨”分裂勢力的政治工具。長期以來，濁水溪以南農漁户聚居地區是台灣緑營的“票倉”。兩岸農産品貿易關乎台灣農漁業者切身利益，因而成爲民進黨對抗大陸、推行“台獨”政治的角力工具。從陳水扁到蔡英文，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關係均趨於惡化，兩岸經貿不確定性風險增大。即使作爲在野黨，民進黨也極力阻撓與大陸緊密經貿合作。如推動“南向”、“新南向”政策阻撓台商赴大陸投資，煽動台灣社會反對兩岸簽署ECFA、鼓動青年學生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在民進黨“台獨”政治長期宣導下，包括農漁業者在内的台灣中南部地區基層民衆對於兩岸經貿合作缺乏客觀正確認知，心態復雜、敏感、矛盾，既希望因之獲利，又擔心因之衝擊生計，對於兩岸雙向市場開放持抗拒態度。大陸針對台灣中南部地區采取的“契作”貿易采購使中南部農民直接獲利，增進了台灣基層民衆對兩岸和平統一紅利的認同，可謂是大陸對台惠農政策卓有成效的部分。但2016年蔡英文爲首的民進黨重返執政之後，立即着手經濟“脱中”，如在經濟部門組織調整時撤掉ECFA臨時任務小組，爲阻撓地方自治機構與大陸地方政府簽署“惠台”合約，阻斷兩岸民間農業經濟合作渠道，台灣立法機構於2020年7月通過《農田水利法》，將原本是農漁民自治組織的農田水利會改制爲公務機關，並將各地農田水利會的不動産全部收歸當局所有。[11]總之，台灣當局對於兩岸經貿合作的政治操弄，極大地增添了兩岸農貿交流的不確定性風險。

　　二、當前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局及其成因

　　2016年以來，在兩岸關係惡化、中美貿易戰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叠加影響下，兩岸經貿發展環境明顯轉向不利，並激化了長期以來兩岸農産品貿易往來中所累積的市場扭曲、結構失衡等深層次結構性矛盾，致使兩岸農産品貿易形勢急轉直下，遭遇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

　　（一）農産品貿易形勢嚴峻

　　就指標面而言，兩岸農産品貿易振盪下滑，貿易依存度連年走低，兩岸農産品貿易形勢嚴峻。

　　表2　2019年以來兩岸農産品貿易情况

　　表格略

　　從政策面來看，兩岸農産品貿易涉及的質量安全等事件呈現增加趨勢。近年來，台灣輸入大陸的主要農漁産品被檢出蟲害、有害物質殘留以及商品註册等問題，大陸爲維護生態安全對相關産品采取暫停輸入措施。如2021年3月1日起，因檢出新菠蘿灰粉蚧等有害生物，台灣菠蘿被暫停輸往大陸；2021年9月20日起，台東縣産番荔枝因多次檢出有害生物被海關總署暫停輸入大陸；2022年6月13日起，因檢出孔雀石緑等禁用藥物，台灣石斑魚被暫停輸往大陸；2022年8月3日起，因農藥殘留超標及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台灣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被暫停輸往大陸；等等。由於相似原因被大陸禁入的還有釋迦、芒果等生鮮水果。由於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農産品出口市場，大陸暫停輸入台灣問題農産品，近期對台灣農産品出口影響較大，遠期則將影響台灣農漁業産業格局。2022年台灣對大陸農産品出口6.78億美元，較2021年縮减39.5%，其中釋迦、鳳梨等作爲台灣出口大陸主力産品的生鮮水果和石斑魚等生鮮水産品出口量鋭减，前者由過去的占比85%鋭减至不足2%，後者占比則從17%减至10%。同年台灣農産品貿易逆差創歷史新紀録，達150多億美元。[12]同時由於島内相應産品滯銷、價格下跌，相關農漁産業受到較大衝擊。

　　大陸爲維護生態安全而暫停進口相關産品，本屬於農産品貿易安全領域的專業問題，但却被“台獨”分裂勢力惡意政治扭曲。事實上，台灣出口農産品蟲害、農藥殘留等問題過去也有所發生，但兩岸基於“九二共識”互信基礎所建構的機制化經貿溝通管道暢通，相應問題較易通過協商得以解决。蔡英文上台執政後，兩岸制度化溝通機制停擺。缺乏政治互信，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相應問題不但難以通過協商獲得“一例一案”的及時解决，而且容易因信息不對稱和缺乏互信而導致雙方對形勢誤判，從而衍生形成兩岸更大規模、更具復雜性的農産品貿易摩擦問題。

　　2023年4月12日，商務部發佈《關於就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壁壘調查的公告》，宣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和《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有關規定，决定自當日起就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壁壘調查，涉及産品達2455項（後調整爲2509項），其中涉農産品1066項，占比達43.42%。2023年8月18日國台辦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國台辦將根據對台貿易壁壘調查初步調查結果，支持依規研究中止或部分中止ECFA項下給予台灣産品的關税優惠。[13]上述舉措是對台灣當局歧視性貿易政策的反制，顯示在兩岸協商機制停擺後大陸方面被迫采取的應對方式，具有充分正當性。若台灣當局繼續堅持對大陸産品采取貿易限制措施，必然惡化兩岸農産品貿易。長期來看如能達成“撥亂反正”、使兩岸農貿回歸市場軌道的功效，將有利於兩岸農産品貿易的長遠發展。

　　（二）農産品貿易摩擦加劇

　　從政策面來看，兩岸農産品貿易涉及的質量安全等事件呈現增加趨勢。近年來，台灣輸入大陸的主要農漁産品被檢出蟲害、有害物質殘留以及商品註册等問題，大陸爲維護生態安全對相關産品采取暫停輸入措施。如2021年3月1日起，因檢出新菠蘿灰粉蚧等有害生物，台灣菠蘿被暫停輸往大陸；2021年9月20日起，台東縣産番荔枝因多次檢出有害生物被海關總署暫停輸入大陸；2022年6月13日起，因檢出孔雀石緑等禁用藥物，台灣石斑魚被暫停輸往大陸；2022年8月3日起，因農藥殘留超標及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台灣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被暫停輸往大陸等等。由於相似原因被大陸禁入的還有釋迦、芒果等生鮮水果。由於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農産品出口市場，大陸暫停輸入台灣問題農産品，近期對台灣農産品出口影響較大，遠期則將影響台灣農漁業産業格局。2022年台灣對大陸農産品出口6.78億美元，較2021年縮减39.5%，其中釋迦、鳳梨等作爲台灣出口大陸主力産品的生鮮水果和石斑魚等生鮮水産品出口量鋭减，前者由過去的占比85%鋭减至不足2%，後者占比則從17%减至10%。同年台灣農産品貿易逆差創歷史新紀録，達150多億美元。[12]同時由於島内相應産品滯銷、價格下跌，相關農漁産業受到較大衝擊。

　　大陸爲維護生態安全而暫停進口相關産品，本屬於農産品貿易安全領域的專業問題，但却被“台獨”分裂勢力惡意政治扭曲。事實上，台灣出口農産品蟲害、農藥殘留等問題過去也有所發生，但兩岸基於“九二共識”互信基礎所建構的機制化經貿溝通管道暢通，相應問題較易通過協商得以解决。蔡英文上台執政後，兩岸制度化溝通機制停擺。缺乏政治互信，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相應問題不但難以通過協商獲得“一例一案”的及時解决，而且容易因信息不對稱和缺乏互信而導致雙方對形勢誤判，從而衍生形成兩岸更大規模、更具復雜性的農産品貿易摩擦問題。

　　2023年4月12日，商務部發佈《關於就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壁壘調查的公告》，宣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和《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有關規定，决定自當日起就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壁壘調查，涉及産品達2 455項（後調整爲2 509項），其中涉農産品1 066項，占比達43.42%。2023年8月18日國台辦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國台辦將根據對台貿易壁壘調查初步調查結果，支持依規研究中止或部分中止ECFA項下給予台灣産品的關税優惠。[13]上述舉措是對台灣當局歧視性貿易政策的反制，顯示在兩岸協商機制停擺後大陸方面被迫采取的應對方式，具有充分正當性。若台灣當局繼續堅持對大陸産品采取貿易限制措施，必然惡化兩岸農産品貿易。長期來看如能達成“撥亂反正”、使兩岸農貿回歸市場軌道的功效，將有利於兩岸農産品貿易的長遠發展。

　　（三）農産品貿易環境惡化

　　貿易環境是指目標市場上，除與産品銷售本身直接有關的内容之外的其他因素。搆成貿易環境的外部因素很多，按照不同的視角，通常分爲以下類型：從環境因素自身的性質出發，可分爲經濟環境和非經濟環境；從環境因素對貿易系統的作用範圍出發，可分爲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從環境與貿易活動的關係密切程度角度，可分爲直接環境和間接環境；從環境因素的穩定程度出發，可分爲穩定環境、緩慢發展環境和動盪環境。 按照上述分類邏輯，結合當前兩岸農産品貿易環境演變特徵，可以認爲，受“台獨”挑釁叠加中美戰略博弈等非經濟因素影響，當前兩岸農産品貿易處於前所未有的“動盪環境”，貿易環境呈現前所未有的惡化態勢。

　　自從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來，台灣當局一直拒絶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不斷惡化，兩岸兩會協商機制停擺，ECFA後續協商中斷。2018 年 5 月以來，蔡英文當局推動修訂所謂“國安五法”，並在台立法機構强行通過“反滲透法”，不斷煽動兩岸社會對抗，製造 “緑色恐怖”，不遺餘力阻遏兩岸交流合作。2018年至今，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已由貿易延燒至科技、産業、金融領域，不斷加快排斥關鍵敏感的中國産品進口以增强供應鏈韌性。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海峽兩岸已經形成緊密的貿易投資關係，産業鏈聯結日益緊密，兩岸經濟協動性日益增强。透過“台灣接單、大陸生産、出口歐美”的三角貿易模式，大陸台企尤其是信息電子産業台企對美國市場存在高依賴度。中美貿易摩擦對兩岸經貿造成明顯衝擊，同時連帶衝擊台灣經濟。[14]但蔡英文當局却借機“倚美謀獨”，密切配合美國操弄兩岸經貿脱鈎，如對大陸鋼鐵製品展開雙反調查、施壓台聯電暫停與福建晋華合作、接二連三禁令島内企業購買大陸原材料和電子産品等。[15]農貿方面一邊嚴控對大陸農産市場開放，一邊罔顧民意進口美日“萊猪”、“核食”，簽署“以美爲先”、對台灣農業極爲不利的“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協議等。凡此種種“台獨”政治操弄，極大地傷害了兩岸經貿發展環境。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引發全球貿易壁壘昇高，也從增加貿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風險角度影響兩岸貿易，尤其涉及“食安”的農産品貿易受到更大衝擊。如2022年6月，因自台進口的冰鮮白帶魚和凍竹莢魚包裝檢出新冠病毒，爲防範風險，大陸宣佈自2022年8月3日起暫停相應貨品輸入。 [16]但新冠疫情作爲短期影響因素，其所造成的兩岸農貿波動不具長期性。

　　貿易環境直接影響貿易活動的開展，從制約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效率的角度影響貿易經濟效益。顯然，近年來兩岸農産品貿易環境的惡化主要根源在於“台獨”政治操弄及其與美反華政治勾連，導致台海局勢動盪，兩岸經貿發展的政治環境明顯轉向不利，兩岸農産品貿易所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風險顯著昇高。

　　三、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局的突破路徑思考

　　經貿連結作爲溝通兩岸社會的基礎性紐帶不能停、不能斷；兩岸農業經貿源於中華歷史文化基因、關涉兩岸社會民生福祉，更是不能停、不能斷。當前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境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獨”政治干擾，具體表現爲貿易環境惡化下，其歷史發展進程中所累積形成的諸如市場扭曲、結構失衡等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激化。面對兩岸農貿困局，島内農漁業者及有識之士均呼吁當局應積極謀求與大陸溝通解决，但民進黨當局罔顧民意，反而趁機以分散市場爲藉口推動兩岸農貿“脱鈎”，結果證明其以巨大補貼成本换取的美、日市場增長成效甚微。顯然，要突破當前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局，根本之道是消除“台獨”政治干擾，重續兩岸互動協商，改善貿易環境；而當下可爲途徑應是借重民間交流溝通，達成局部突破；較長期而言，則是在重續兩岸互動協商的基礎上，探索“兩岸共同市場”路徑，漸進推動兩岸農業經貿回歸市場經濟軌道。

　　（一）消除“台獨”政治干擾，重啓兩岸互動協商

　　當前兩岸農産品貿易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其根源在於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兩岸政治互信遭受破壞，兩岸兩會等制度化溝通管道停擺，加之其大肆“倚美抗中”，頻頻挑戰大陸兩岸關係“紅綫”，致使兩岸貿易環境動盪，具體體現爲島内因銷往大陸的鳳梨、釋迦、芒果、石斑魚等生鮮農産品檢疫檢驗不達標等貿易争端事件，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化溝通平台妥善解决；島内農漁業者普遍受惠的ECFA早期收獲成果也面臨被“台獨”政治侵蝕破壞風險。目前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認識到“民進黨不倒，台灣經濟不會好”，以“台獨”爲神主牌的民進黨在台執政，兩岸關係惡化，帶累兩岸經貿環境惡化，台灣民衆的切身利益受損。

　　突破兩岸農産品貿易現時困境，關鍵在於消除“台獨”政治禍亂，重啓兩岸互動協商。正如台灣農經學者李武中指出，美、日市場無法代替大陸市場，“若有意讓兩岸農漁産貿易重回正軌，就應正視中國大陸這條巨龍，主動釋出善意”；“在戰略上應調整‘倚美抗中’基調，改採‘友美和中’，並用具體實際行動來緩和兩岸關係，並重新檢討放寬對大陸600多項農漁産品的管制進口，主動釋出善意；在戰術上，應瞭解配合大陸官方正在積極推動三品一標（緑色、有機、地理標誌和達標合格農産品）來提高農産品質量品質和農業競争力，促進優質農漁品牌消費。”[17]然而，實踐證明，民進黨政客爲謀求政治私利，絶不會輕易放棄“台獨”神主牌而放棄對抗大陸的“台獨”分裂活動。爲謀求長期執政，民進黨必將極盡政治騙術之能事，因而，消除“台獨”政治禍亂，維護台海和平，推進兩岸重回制度化協商軌道，需要兩岸社會凝聚共識，更需要台灣社會的覺醒。

　　（二）發揮非官方交流平台作用，達成局部突破

　　蔡英文上台執政以來，兩岸官方交流停擺，台灣農漁户聚集地區涉農行業自治組織等也被策略性“改組”成爲公務機關而無法發揮其既往兩岸農貿交流平台的作用。目前來看，較爲可行的途徑應是借重兩岸非官方的功能性交流平台，包括國共黨際交流平台以及雙城論壇、兩岸縣市交流等地方性交流平台，達成局部突破。

　　以2005年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會談爲契機得以建立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其重要議題即爲兩岸農業交流合作，可謂是開啓大陸對台惠農政策、繁榮兩岸農貿交流的重要推手。2022年8月以來，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多次率團來大陸參訪，在與國台辦等部門領導會晤時重申“九二共識”，表達對台灣農漁産品因病害問題不得出口大陸的關切，進而促成台東縣副縣長訪陸，瞭解大陸檢疫標準等相關信息，最終通過針對性品質管理，重新獲得大陸開放台東釋迦進口。[18]此一案例説明基於“九二共識”政治基礎所建立的兩岸溝通管道，在促進兩岸農貿恢復交流、突破當下兩岸農貿困局方面可以有所作爲。同理，滬台“雙城論壇”（進一步或可開啓更多兩岸城市論壇）、島内藍營執政縣市（或可進一步擴容爲“藍白執政縣市”） 亦可望發揮類似平台功能。

　　（三）探索“共同市場”途徑，推進兩岸農貿市場有序競合

　　當前兩岸農産品貿易困境，“台獨”分子勾連美國反華勢力進行政治操弄引致台海局勢惡化、致使貿易環境動盪是主因，但同時也暴露出兩岸農業經貿長期以來累積形成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包括兩岸合作深度有限、市場開放不對等、農貿結構失衡等，這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造就了兩岸農業經貿的“非市場”邏輯屬性，决定了其易受外部政經因素影響而出現大起大落。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長遠來看，要提高兩岸農業經貿抗外部因素擾動、衝擊的能力，就必須經歷以回歸市場邏輯爲出發點和立足點的系統性結構調整。

　　鑒於兩岸農業經濟體量及生産要素成本差异性，這種系統性結構調整需要有計劃、漸進推進，需要在充分遵循優勢互補原則上推進良性競合，以减少對台灣農業的衝擊。於此，筆者認爲，可以探索“共同市場”路徑。“共同市場”旨在消除兩岸農業要素流動障礙，按照市場競合達成兩岸農業經貿合作自由化、便利化，但須强調的是有計劃、分階段地消除關税與非關税壁壘，包括檢驗檢疫標準對接、冷鏈物流網絡建設、通關便利性等方面的系統化改進，漸進推進市場化改革，避免兩岸農産無序競争，保障兩岸農業經貿“市場化”軟着陸。如此，可望在保障兩岸農漁業者、農漁産品消費者福祉的原則下，推動兩岸農業經貿回歸市場經濟軌道，從而提昇其抗風險能力，提高兩岸農業經濟市場整合程度，增進雙方在國際市場的競争力。

　　參考文獻：

　　[1] 李德鋒：《農業弱質性若干表現及原因分析》，《農業經濟》2004（11），77-78頁。

　　[2] 楊 楠、倪洪興：《WTO 農業談判中的非貿易關注問題》2005（10），76-80頁。

　　[3] 蘇美祥：《新形勢下擴大閩台農産品貿易往來的對策思考》2018（3），5-9頁。

　　[4] 鄧新安：《海峽兩岸農産品貿易特徵》，《台灣農業情况》1992（4），15-16頁。

　　[5] 徐芬麗：《兩岸農産品貿易面臨的新問題及未來展望》，《台灣研究》2020（4），20-30頁。

　　[6] 台灣農業主管部門：農業統計資料查詢，農業貿易：貿易統計表各年，https://agrstat.moa.gov.tw/sdweb/public/trade/tradereport.aspx.

　　[7] 李非等：《海峽兩岸農産品産業内貿易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证研究》，《國際經貿探索》2010（1），69-74頁。

　　[8] 鄧啓明等：《海峽兩岸農産品貿易的現狀與發展》，《農業經濟問題》（月刊） 2005（12），34-37頁。

　　 [9] 謝國娥等：《大陸農産品對台出口增長分析：數量擴張還是種類擴大？》，《國際經濟合作》2017（3），31-39頁。

　　[10] 李正禧：《兩岸農貿WTO化探析》，《台灣農業探索》2007（1），36-37、43頁。

　　[11] 曹晋麗、劉藝卓、高 雅：《兩岸農業經貿合作新動向、新問題和新路徑》，《國際經濟合作》2020（6），74-80頁。

　　[12] “台灣地區農産品貿易逆差破紀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801041989730624&wfr=spider&for=pc。

　　[13] “國台辦：支持研究中止或部分中止對台關税優惠”，http://www.gwytb.gov.cn/m/fyrbt/202308/t20230818_12560258.htm。

　　[14] 張冠華：《中美貿易摩擦對兩岸經濟關係及台灣經濟影響》，《台灣研究》2020（2），12-22頁。

　　[15] 白光裕：《中美貿易摩擦對兩岸經貿關係的影響》，《國際貿易》2020（2），48-56頁。

　　[16]“大陸恢復台灣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輸入，島内熱議！”，海外網官方賬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483546216706854&wfr=spider&for=pc。

　　[17]“蔡當局宣稱美國已超越大陸成爲台灣農漁産品最大出口市場”，https://www.sast-sy.com/af1f2VwBsBABYAFMD.html。

　　[18]《經濟日報》社論：“大陸開放釋迦進口的啓示”，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7256701?from=edn_subcatelist_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