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結過去20多年經驗的基礎上，我國執政黨在加强能力建設方面提出了一切個體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理論，這一理論就科學技術發展來説顯然包含兩種向度：一方面，它直接地强化了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和諧社會的現實所指的諸如新型工業化道路、循環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計劃生育、節約資源、安全生産、互聯網絡等新型傳媒影響、各種利益關係協調等問題，又暗含了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公共價值的相應反思。後一方面顯然爲我國公共領域有關科技變革的社會争論留下了較大餘地，也即在某種意義上承認公共領域的健康發展有利於推動科學技術的觀念化、政治决策和倫理導向，並能在融同科技與社會關係方面發揮相應功能。本文試圖就科學技術、公共領域和和諧社會的關係提供一幅整體圖像，以便通過公共領域去確立科學技術的公共形象，達到科技與社會健康互動的和諧目的。

　　一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爲，“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是處於以國家和司法爲代表的公共權威領域與以市民社會和私人關係爲代表的私人領域之間的公共空間，其現代特徵是18世紀西歐興起的“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在前現代時期，所謂公共領域僅僅是指私人生活與政治生活實現交流的中介性場所或硬設施，私人生活通過政治生活獲得其規定性，政治生活則藉助私人生活的“一般意見”（general opinion）獲得其合法性。但沿着柏拉圖（Plato）低估了的“信念”（doxa）圖式，人們往往貶低人類一般意見。不過，在哈貝馬斯看來，即使人們非常看重一般意見，這種意見也與新興的公共意見完全不同：前者是以被動接受爲主要特徵，後者强調批判性思維。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意見不再主要出自私人生活領域，而直接來自由報紙和大衆傳媒擴大了的交往網絡組成的“公衆喉舌”，由此形成的公共領域便成爲國家和政府權威的外在監督者，也是衡量現代社會政治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標誌。關於現代公共領域的興起過程已經有不少論述，這裏主要對科學技術發展在公共領域興起過程所起的作用做些追溯。

　　公共領域作爲一種超政治的世俗的元主題空間（metatopical space），其興起有着世俗的自然科學背景。以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等爲代表掀起的自然科學革命開啓了世界機械化圖像，它將自然宇宙存在的巨大鏈條牢固奠立於瀆神的同質時間維度之上，基於這種世界觀當然也搆造了新的社會空間或實踐。在這種社會空間中，科學思想家之間的相互交流實際上預示了後來公共領域的繁榮和發展。繼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之後，科學史家們試圖從18世紀自然科學的空間拓展過程討論公共空間問題。(參見Jan Golinski, Science as Public Culture: Chemistry and Enlightenment in Britain, 1760-18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Larry Stewart, The Rise of Public Science: Rhetoric, Technolog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Newtoniam Britain, 166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y Porter, ‘Science, Provincial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lightenment England’, British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ⅲ (1980), pp.20-46;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g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aul Wood, ‘Science,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ⅹⅰⅴ(1994), pp. 99-135.; Steve Shapin, ‘The Audience for Sci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dinburgh’, History of Science, ⅹⅹⅰ(1974), pp.99-121.; Simon Schaffer, ‘Natur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Spectacl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of Science, ⅹⅹⅰ(1983), pp.1-83.)通過對大量科學家的手稿和事業的詳細考察，科學史家們表明科學已經成爲保護和促進公共贊助和支持諸如普列斯特列、戴維等科學家的科學工作的工具或手段，表明可以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描述科學的公共特性，如大學和相關研究機構就搆成了科學知識在公共生活中拓展的中心空間。正是通過科學史家的工作，人們可以把科學確立爲一種社會現象的“公益性科學”（Public Science），其核心在於無論是公民個體還是社會群體都有義務促進科學思想的社會交流。這種現象最爲明顯的表現是，確定科學課程、制定工業和技術計劃、形成經濟促進協會和培育贊助科學事業發展社會氣氛等。哈貝馬斯更爲關注的是超越科學精英狹窄範圍的社會空間，如經濟代理、産權擁有者和家庭生活等領域，而這些領域直接推動了新的公共領域生成，可以稱之爲中産階級空間。哈貝馬斯式的公共領域應該是從18世紀知識精英和中産階級討論政治、國家和司法問題的“沙龍”（saloon）制度開始的，因爲沙龍具備了公共領域要求的三個要素：一是要有一個適合公民聚集起來討論國家事務的論壇，在這種論壇上許多人都有機會交流自己的社會經驗；二是要求以理性的討論方式面對諸多公衆意見和辯論；三是要求把國家政策系統地置於批判性考量範圍作爲公共領域的核心任務。

　　以媒體技術的發展變化爲判斷標準，麥克盧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曾把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爲前文字時代、古登堡時代和電子時代三個階段。(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編：《麥克盧漢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前文字時代是一個口頭語言和耳朵統治的部落一體化階段，古登堡時代是一個以拼音文字和印刷術爲主的視覺統治時代，電子時代是一個以電報出現爲標誌的所有感官深入參與的人類重新部落化時代。在麥克盧漢看來，印刷文化發展創造了一種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文化，它雖然被僵硬的等級制度限制包圍，但確實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分割開來了，因爲正是以印刷術爲基礎産生的報紙行業重構着現代以來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説，哈貝馬斯式的公共領域不過是印刷技術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産物。

　　但是，麥克盧漢搆造的媒體技術烏托邦，即“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主要還是來自其電子媒體的深入分析。他認爲電子媒體的問世廢棄了空間的向度，抹去了時間的差异，摧毁了由印刷媒體導致的民族主義，使人類感官重新恢復平衡而成爲一體走向重新部落化的“地球村”。“地球村”的人再次讓所有感官和諧發展，共同擁抱新的媒體環境。在電子時代，人的思想被延伸到媒體技術創造的信息系統，一個平等自由交流的部落時代重新回到了人類社會。今天的互聯網絡則模糊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明顯界限，因此終結了哈貝馬斯式的公共領域。凱爾納（Douglas Kellner）認爲，在當今高技術社會中，公共領域是一種信息交流、討論、論争、政治鬥争和有關組織（包括廣播電臺、新賽博空間和面對面日常生活交往等）的地點。(參見Douglas Kellner,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ervention, Internet Resource: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papers/habermas.html.)互聯網絡創造了規模更廣、程度更深的新型公共領域。以往政治争論主要發生在街頭、工廠、國會和其他衝突地點，但今天一切争執都要以媒體、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爲中介。洪特（Christopher D. Hunter）進一步指出，互聯網絡雖然衝擊着公共領域各種要素（如出版、對話、公共意見和行動），但它仍可以實現邊緣化群體同强勢群體的民主對話並事實上擴大了公民的政治參與範圍。(Christopher D. Hunter,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 Revitalization or Decay, Internet Resource: http://www.asc.upenn.edu/usr/chunter/public_sphere.html.)

　　中國自有自身的特殊國情，其公共領域目前尚未成型。如果説科學技術進步在歷史上曾經促進了我國公共媒體這一公共領域硬件建設的話，那麽隨着市場經濟的日趨成熟，不斷涌動的民間力量和市場要求在政府不太明朗的“民主”訴求中，微妙地衝擊着政治權力（和資本力量）對公共領域的“過度”侵蝕，進而間接地推動着政治權力和主流意識形態爲公共領域提供較大成長空間和給予公共媒體以相對獨立地位，當然文化的自覺力量也在不斷提醒着公共領域從規範上克服着諸如二元思維（如好與壞、敵與我等）、情緒化（社會論争意氣用事）、泛道德化（如動輒以普世道德標準要求他人而缺乏批判反省意識）等非理性傾向。無論如何，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公共領域才剛剛從國家和政府的完全控制中得到些許鬆綁並正在取得相對獨立地位，而在這樣一種轉型過程中，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爲公共媒體顯現公共領域的社會批判價值提供了多元化途徑，尤其是互聯網絡事實上最有可能成爲中國真正意義的公共領域。

　　二

　　科學技術在歷史上的確推動了公共領域的興起和發展，但同時科學技術本身作爲公共問題也進入了公共領域聚焦的範圍。當現代科學技術剛剛興起時，人們一直試圖將其限制在私人道德領域。培根作爲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早“普及者”在《新大西島》中堅持歸納方法、可控試驗、自然主義解釋和專業化科學勞動分工，試圖從科學技術發展的私人空間（如實驗室和工廠等）中尋求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力量，而知識一經産生就是公衆應當被動接受的力量或權力。洛剋的政治社會理論和現代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在於其“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這一概念，認爲營利是公民化的一種積極力量，人在通過技術和生産追求物質收益時會變得更爲理性、勤勞、平和和遵守法律。孟德斯鳩强調所謂商業精神，只要具備這種商業精神生産財富就不會産生什麽不良效應。亞當·斯密更是進一步發展了私人利益優先的信條，認爲政府的一切公共干預都會阻礙財富和改善的自然進步。這一思想爲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奠定了基礎，並成爲人們思考技術選擇的公共倫理向度的强大障礙。在現代政治倫理領域，技術變遷被看作是“進步”，是現代歷史不可逥避的選擇路徑。在這一路徑上，男人和婦女活動追求的是私人産品，包括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發明和創新發展，鼓勵進步就是鼓勵私人發明家和企業家不受國家干預的技術和管理活動。在斯密之後，自由主義傳統的理論家們對於這種看法進行了修正，注意到社會系統和環境中的“市場外化”現象，但這只是强調對市場有效運作和技術發展過程的不利干預，並未改變他們對經濟和技術選擇的基本態度。正如温納（Landon Winner）注意到，這種智力發展包含的基本含義是：個人必須是“在市場或其他高級的私人環境中才被鼓勵去改進現代物質文化”，不允許存在所謂有意識地討論共同的“技術問題”的“道德社區”或“公共領域”。(Langdon Winner, ‘Citizen Virtues in a Technological Order’, in Andrew Feenberg and Alastair Hannay (eds.),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3, 78.)

　　目前世界各國都試圖通過各種媒體進行科學普及，尤其是“公衆理解科學”運動更是引人注目。但在這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科學普及運動中，科學技術的學術話語仍然佔據着主流，公共媒體只是這一學術話語的通俗表達。按照這一邏輯，科學共同體就成了唯一有權發現和發明的社會群體，正如他們是唯一擁有適當手段進行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社會群體一樣。就科技公衆交往來説，這種邏輯必然是一種通過出版物自科學共同體到公衆非對稱的單向度知識流動，其“赤字”在於“豐滿的科技”與“無知的公衆”之間的智力“鴻溝”，它關心的是科學出版物産量和公衆理解科學程度，因此基於被動接受的科學普及運動只有相關的認知意義或知識傳輸價值，而没有政治和倫理考量或關懷。沿着這種思維路綫，便只有一種向度：公衆越是學習科技知識，便越支持科學技術。但這種科學普及並没有真正改善或提高公衆對科學的理解程度，公衆轉而變得漠不關心甚至缺乏信任。這種悖論表明，目前的科學普及强調專家對公民的教育，而這在公共論壇上並不能成功地接近科學外行並使公衆參與科學决策，從而在某種意義上使公衆信任受到腐蝕。這裏進一步要提出的問題是，究竟什麽是科學？有關科學和技術，公衆需要知道什麽？公衆理解科學的良好水準是什麽？“公衆”意味着什麽？這些問題在科技和公衆之間的關係問題上顯得异常復雜，但仍可理出一個基本綫索，那就是科學共同體可以把科學知識發現和技術創新作爲終身的追求，但公衆理解科學主要把握的是其公共意義。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告訴人們，科學真理和技術人工製品以及工程實施同其他任何現實一樣都是社會建構的産物，維護公衆對科學技術的信賴或信心只有在社會意義上才能實現。這意味着没有公衆信任科學精神和信念就會消失殆盡，而科學信任需要在公衆領域按照和諧的社會目標來加以建構。

　　三

　　傳統科學普及模式的前提是把公益性科學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來加以討論，正如科學史家伍德（Paul Wood）認爲，其目標着眼於讓公衆將科學看作人類理性的“象徵權力”，把科學方法看作“發現道德和自然世界真理的關鍵”，把科學學術進展在廣泛意義上當作“人類進步”。(Paul Wood, Science,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ⅹⅰⅴ(1994), p. 122.)假定從長期發展着眼按照這一“公共終極關懷目標”可以修正目前科學技術擴張引起的外部不確定性問題（如生態破壞、資源短缺等），假定在欠發達地區“伽利略式科學普及模式”仍然有用，那麽要通過公共領域培養公衆對科學技術的信任，就更加需要打破那種把科學同背景隔離開來的二元論方法以賦予科學技術以公共意義，改善目前那種從上到下的科學知識傳播方式的等級結構以將關注焦點從科學共同體利益轉到公共利益上來。在這種意義上講，按照社會建構論，訴諸背景、互動、民主和參與等方式，把科學技術作爲公共問題進行政治倫理考量，有利於凸現科學技術公共交往的現實意義。

　　在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學歷史上，其實並不乏有關知識和技藝的公共意義討論。古希臘人總是把知識或技藝同價值聯繫起來，考察知識本質、善、政治社會、公正、統治者和公民以及最佳國家形式等問題。在柏拉圖看來，所謂政治倫理是試圖建立一種善的秩序以扺消走向混亂和衰退的世俗傾向。亞理士多德認爲“人本質上是政治動物”。應該看到，多數古希臘和羅馬哲學家都認爲，以增强效率爲目標的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並不是自然的美德。進入現代以來，隨着科學技術在私人領域中的成功應用，出現了浪漫主義主張，它與牛頓力學和科學理性相反的有機宇宙論和想象力或感覺的合理性，同時對現代技術表現出了諸多不安。在現代技術的道德特徵方面，盧梭作爲浪漫主義運動的奠基人甚至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就堅持某種回歸古代道德原則的思想觀點。工業革命以後，這種浪漫主義的兩難性批判不斷在文學和藝術領域獲得表達：沃德沃斯抱怨工廠裏的兒童勞動和鄉村悲慘生活並指責蒸汽船、高架橋和鐵路這些人工製品的實踐力量與美學品質之間的不和諧，狄更斯批判了工廠勞動的非人道後果，布萊克繼米爾頓（他把圍遶潘底魔尼城建造而開展的採礦、熔煉、鍛造和成型等技術活動比作撒旦）之後將技術和牛頓科學的泛濫比作撒旦，雪萊展示了現代技術的愛恨關係，拜侖則將自然界描述爲完全人工化的世界。無論如何，浪漫主義對當代哲學批判技術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

　　正是把握這種趨勢，温納進入了真正公共領域的技術政治倫理秩序建構。在他看來，道德哲學面對技術相關問題時總是將自己置於技術與政治（公共領域的道德關懷）之間的深刻裂口中，而這種情形一直影響到今天人們對技術選擇和技術政策的思考。他指出“技術和政治生活領域已以不同方式融合和交織在一起，人類生活的共同形式變得日益依賴技術系統或由技術設備和系統搆成”，而“技術人工製品的特殊品質也在越來越大程度上反映着人類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即“人變成了其周圍技術的鏡像”。(Langdon Winner, ‘Citizen Virtues in a Technological Order’, in Andrew Feenberg and Alastair Hannay (eds.),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3, 78.)在這樣一種情形中，人們需要以一種新的公民概念來改造技術變革辯論的公共空間，使公民真正參與到技術設計中來，以便對技術産生的公共道德問題采取統一行動。與温納相類似，米切姆（Carl Mitcham）和肖伯格（Rene von Schomberg）也是在打破技術與社會（政治）的界限後進入了公共領域的技術倫理訴求。他們注意到，自20世紀中期以來，從内部來講，科學已經變成“大科學”，技術已經變成“大技術”，工程已經變成“大工程”；從外部來講，由於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來自社會對技術和工程的廣泛批判，對物質文化形成了巨大挑戰。這兩種趨勢使技術和工程職業倫理規範逐步從内部職業角色責任轉向了外部問題。在這種情况下，出現了工程師的公共責任概念。按照米切姆等人的看法，集體的共同責任倫理是“對技術决策嵌入的社會過程的反映”，它包括公共争論（個人對技術風險的回應）、技術評估（人際評價機制）和法制變革（法律和政治結構變革）。(Carl Mitcham and Rene von Schomberg, ‘The Ethics of Engineers: From Occupational Role Responsibility to Public Co-Responsibility’, in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eter Kroes, Anthonie Meijers and Carl Mitcham (ed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2000, pp.181-184.)

　　無論是温納還是米切姆，實際上都提出了在公共領域中建立一種新型的科學技術公共交往機制。這種交往機制可以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1）推動科學家或工程師與公衆之間的關係從單向知識流動轉變爲雙向的互動、對話、相互參與和争論，促進公共信息和交往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的自由循環和暢通；（2）無論是專家還是政治家，凡是針對公衆的科學言説或技術陳述，都要令人信服，建立起與公衆之間的信任關係；（3）認同情景化的、地方性的實踐知識，承認公衆既是知識的消費者也是知識的生産者，在特定語境下而不是用學術話語進行科技公共交往；（4）認識到科技交往决不僅僅是一個認知問題，也涉及到倫理、政治和制度的關懷；（5）實現科學家與非科學家、專家與外行之間的平等交往，避免以科學共同體的權威地位壓制公衆的參與，真正推動科技交往的民主化；（6）鼓勵采取諸如溝通會議、社區研究、公民評判、公民座談、聽证、建立公民參與渠道、地方和國家諮詢、焦點訪談等民主方式，同時藉助公共媒體（尤其是電視這一可視媒體），圍遶公衆關心的某些科技問題形成專家與公民之間的對話機制，爲新的科技項目决策奠定群衆基礎。這種科學技術公共交往機制，按照和諧社會目標確立相應的公共領域，對於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的協調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四

　　公共領域作爲公民和知識精英表達自己意見的空間，是任何現代社會的明顯特質，它的獨立性、合作性、多元性和國際性决定了它的兩方面社會功能：一是它在社會的自我調節或自我確認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其適當的對話形式能够緩和各種社會衝突，包括科技發展效應包含的某些不協調關係；二是社會成員藉助公共領域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或形成共識，這種共識不僅能够對權力起到監督作用，而且有助於政府以民主化形式做出公正决策，當然也能够促進科技政策的民主制定。

　　訴諸和諧社會構建及其公共領域完善來推動科學技術公共交往的關鍵就在於確保公衆的最大程度參與，而確保公衆最大程度參與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要通過教育機構傳播某些專業科技知識（這是最爲根本的前提），而是要在最廣大的公民範圍逐步培養如下三種價值意向：

　　第一，公共風險評價意向。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傾向於把技術風險界定爲可能的物理傷害或者厄運的年平均幾率，哲學家和其他人文主義者認爲技術風險無法定量地確定，它包含了較之物理傷害更爲廣泛的道德内容。貝克（Ulrich Beck）認爲技術作爲一種人工力量所表現出來的危險和威脅不斷增長，致使人類從工業社會進入了“風險社會”。(烏爾裏希·貝克著、何博聞譯：《風險社會》，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人類今天面臨的和技術發展不得不應對的最大問題是“怎樣能够避免、最小化或者挑戰作爲現代化一部分而被系統産生的危險和威脅？”貝克把風險限制在技術經濟範圍，認爲通過公共領域培養一種對技術風險的批判、反省意識顯得格外有意義，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在價值意義上造成更多的避免風險的理論和實踐。

　　第二，集體道德責任意向。讓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來承擔其創造成就帶來的公共風險的責任是有争議的，並要面對如下問題：科學

　　家、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在何種程度上應爲自己的産品負責？用户和消費者在何種程度上爲技術設備的使用及其效應負責？技術發展的那種不受歡迎的負面效應何時出現？應當怎樣來分配技術開發、製造和使用的過失或責任？在具體技術實踐中回答所有這些問題應該説不算太困難，但在一般意義上訴諸一種集體道德責任也許更爲重要。技術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個體責任框架，正如查爾斯·佩羅（Charles Perrow）認爲，有許多技術風險作爲“半依賴系統”（semi-independent systems）互動的結果，本身超過了人們的直接控制。(Charles Perrow, Normal Accident: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爲了回應這一問題，除了確定技術專家的職業責任和消費者責任及其相關法律和道德責任之外，還需要提出一種跨學科甚至跨文化的共同責任倫理，以便提供某種公正的標準用來評價和平衡不斷衝突着的職業或角色責任。在公共領域中培養這樣一種集體的共同責任倫理意向，可以説是解决目前諸多區域性、全球性的技術風險問題的“絶對命令”。

　　第三，整體統攝功能意向。無論是公共風險評價意向，還是集體道德責任意向，都要求爲其確立一種整體意義的合法性基礎。這種整體意義的合法性基礎來自兩種智力資源，即自然科學的思維方法變革和中國傳統哲學倫理的整體觀念。但自量子力學、系統科學和生態學這些學科出現重大突破以來，自然科學便逐步實現着一種思維認知變革，這就是系統性的綜合思維方法。在科技與倫理的關係上，中國哲學傳統試圖將兩者看作一個整體。莊子批判了機械的惡的作用，目的在於摒棄技術設計和使用的功利主義目的，建構一種美好的技術倫理秩序，即“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可以説比莊子那個時代更需要一種整體統攝的功能意向，並通過公共領域引導人們的科學技術實踐行動。

　　我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標框架下，鑒於目前某些地方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和進行所謂GDP崇拜的現實情形，已經提出一種新的科學發展觀，其價值目標直接指向了不斷滿足人民的多向度需求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並以此糾正一切忽視人民利益和生態環境問題的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行動，這實際上爲我國目前技術經濟發展確定了某種整體統攝價值目標。科學發展觀同當代系統科學的整體或系統思維方式相一致，與莊子的“技兼於天”思想也有不謀而合之處，但在主流意識形態意義上却是直接來自馬克思主義思想，它把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本思想和黨執政爲民的宗旨有機地統一起來，最終目的在於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勿庸置疑，科學發展觀通過主流意識形態的公共領域正在將一種整體統攝功能意向推向我國公衆，其直接的作用在於通過科技公共交往將與經濟增長和環境問題直接相關的技術創新及其應用納入全面、協調、持續的科學發展理念和實踐之中。

　　無論如何，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體現了我國執政黨堅持把人民利益作爲自身執政的基點和歸宿的政治意志，它毫無疑問會將公共領域作爲公衆與政治交往的關鍵橋樑，在現實的社會結構中推動權力政治與公民社會之間的良好磨合。可以相信，通過健康有效的公共領域，不僅能够從全面真實地反映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培養人民的公民意識和主體意識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且有利於監督和制約政治權力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以推進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推動權力、資本和知識精英圍遶諸多公共問題提出適當解决方案，包括科技與人、科技與自然環境、科技與社會之間的持續協調發展問題。

　　(作者：李三虎，係廣州行政學院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探求》雜誌主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