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課的教學過程中，我校多期縣（處）班的學員本着理論聯繫實際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要着眼於解决現實問題的精神，結合本省情况和工作實際，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諧廣東，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當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研討，比較集中地提出以下若干問題。 

　　一、關於“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是困擾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突出問題之一，也是廣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廣東必須首先破解的難題。“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對廣東社會和諧發展的影響不可輕視。

　　（一）關於農民問題。

　　廣東農村中的農民問題，最主要的是農民的權益龢利益問題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們可分别從留鄉的農民和離鄉的農民目前的生存發展狀况來認識。

　　從留鄉的農民來看，雖然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子和生存發展的唯一依靠，但實際上他們却没有對土地使用的最終權益。改革開放後，實行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和股份制似乎都在以一種方式解决他們對土地的使用權利。但依據國家的法律規定，土地的最終所有權是國家的，具體來説是政府的。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甚至土地的使用權會成爲少數决策者所有。國家建設鐵路、高速公路、地方發展工業等都可以向農民征地。政府以行政手段征地,市場方式賣地,中間的差價被地方政府一次性全部拿走。一畝地給予農民的征地費5000元、6000元或8000元不等。這些錢發到農民手中，頂多能維持一年的開支。但農民終生生存發展的依靠——土地，從此也就隨着這筆征地費的消失而永遠地失去。失地後，農民已無任何權益，農民及其全家的生活，更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和穩定。留鄉的前途渺茫，爲尋找發展的機遇，大量的青壯年只好選擇進城打工謀生。

　　從離鄉進城的農民來看，他們雖身處城市，爲城市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血汗，甚至生命。但是，“農民工”的身份使他們面臨這樣的處境：工作後拿到的是被雇主壓低的工資，有時甚至拿不到這樣的工資；孩子在城裏無書讀；自己和家人生病後無錢醫治；老了無着落。進城的農民工一般在45歲後就陷於生存發展的困境，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對他們來説，離鄉發展的路途遍地荆棘。

　　農民們的這種生存狀况，使我省經濟社會發展潜藏着大量的不安定因素，發出不和諧的韵律。農民們的這種生存狀况拖的時間越久，問題就越多、越難解决，社會穩定的隱患也就越大。因此，我們必須非常關注農民及其子女對政府决策不科學、資源分配不公，使他們得不到公平的生存發展機遇而産生的怨恨情緒和仇富心態的增長。

　　上述問題表明，社會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和發展政策存在重城市、輕農村的事實，是造成農村農民貧困、農村落後的主要因素。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但土地要素由政府掌控；失去土地後的農民，唯一和支配的是自己的勞動力，但勞動力要素却又掌握在外企龢民企等企業手中。農民自身無法把握自身的命運和享受應有的權益。因此，解决這些問題，一方面要求國家和各級政府在地方發展决策中要做合理的調整，只要錦上添花少一些，就能雪中送炭多一些。農民兄弟的命運就能得到多一些的改善。社會發展也能得到多一些的安寧與和諧。另一方面，解决這些問題，還要求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進行深化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各種生産要素的市場化。建立有效地維護農民土地使用權益和勞動力要素分配權益的市場機制。

　　（二）廣東農村農業生産發展存在的問題。

　　首先，農業生産的組織化問題。改革初期實行推廣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對提高農民生産的積極性、解决温飽問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長期一家一户的生産和大量農民離鄉進城謀生等，使目前農村農業發展面臨的最大難題是怎樣解决農業生産的規模化問題。解决這一問題，實現農業生産的組織化是關鍵。

　　其次，農業生産的科學化問題。廣東農業科技研究水平在國内處於領先地位，如水稻的基因排序問題等。但相對而言，農業生産的科技水平却要低很多，原因是科學研究與科研成果推廣相脱節。以前農村各地都有各級農科所、站等機構負責農業科技研究成果的技術轉化和推廣工作，改革開放後各種原因使農村中這些機構没有了。它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整個農業生産過程中科技水平的提高。

　　再次，農産品市場化問題。由於受農業生産規模化問題的影響，每一農户在有限的土地裏，經營多種農作物，一般種有六、七種作物。這種不成規模的生産，使其産品只能自給自足，很難走向市場。如果農産品不能真正實現市場化，即使農産品豐收，也無法改變農村落後、農民貧困的狀况。

　　最後，農業生産環境惡化。由於農民文化水平不高和缺乏必要的現代科技知識，農民在農業生産過程中因農藥、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導致農業生産環境惡化的情况普遍存在。如，農民在治蟲時，弄不清楚農藥是治蟲還是治病的，一氣亂打，也没有弄清楚什麽時候打效果最佳，常常是隔幾天打一次。由於農藥的濫用，造成了水源、土壤、空氣的嚴重污染。如韶關的乳源，土壤裏的有機磷、重金屬嚴重超標。

　　農業生産發展中存在的上述問題表明，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增加農民的收入，在很大的程度上要求各級政府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改善農村農業生産環境上。要通過一系列實實在在的項目引進、開發和建設工程，才能改革農村落後面貌。

　　（三）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存在的問題。

　　必須高度重視農村基層政權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作用。目前，廣東農村基層政權財力嚴重不足和基層選舉中出現的賄選問題必須高度關注和亟待解决。

　　目前，廣東各地鄉鎮一級的政府（珠三角發達地區除外）的財政都處在已崩潰和崩潰的邊緣狀態。1994年實行分税制後，我省鄉鎮一級的財政來源基本上是依靠鄉鎮自己的企業和農業收入加國家的補貼。經濟落後的地區，如老少邊窮和山區，由於基本上没有鎮一級的工業、也没有外來企業的投資，又不能向貧窮的農民收費，因此，鄉鎮政府自己的財政收入基本上是零。僅靠國家的補貼不够維持正常的公務開支，更遑論能够發足幹部和教師的工資。有的鄉鎮政府窮得一年中有幾個月無法開通正常的電話通訊。在這種窘迫的財政狀况下，很難想象我們的幹部能够正常開展對社會龢民衆的服務工作和履行自己的職責。由於行政的難於作爲，或不作爲，常常使一些基層民衆的矛盾、農村生産發展問題無法得到及時的解决，有的可能積聚成爲突發事件；甚至在解决矛盾中，幹部因發泄自身的困境和煩惱，在語言上或因粗暴的工作作風激怒了群衆而使干群矛盾惡化，導致群衆的上訪；抑或又因對群衆的上訪事件勸阻不力，而增加了上級政府的工作壓力。在基層工作的幹部常常爲承受各種壓力而苦惱。他們希望上級政府的領導和决策者能够清楚地瞭解下情，並解决這些問題。

　　基層民主直選中出現的賄選和農村家族、宗族勢力干擾選舉的問題，是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中存在的另一嚴重問題。村民直選村幹部或鎮長是我國自下而上推進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一項重大舉措。在廣東，據有關職能管理部門和基層幹部反映，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一個村幹部的競選，大約需要有100多萬的投入才能被“選”上。另外，由於村幹部直接掌控着農村一些生産要素的使用和分配，在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不健全和較弱的情况下，農村中以往傳統的家族、宗族勢力已經抬頭。爲維護家族、宗族利益，農村中大姓的家族不惜利用各種關係控制和影響該村村民對村幹部的選舉。有的大家族，甚至要求本姓推出的代表一定要當選。因其勢力大，又能左右黨組織，村民們不敢不選他們，甚至擔心如果不選他們，以後會没有好日子過。

　　上述農民的權益問題、農業發展的組織化、科學化、市場化和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分别暴露了“三農”問題的根源是現階段國家對農村社會發展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偏差，調整和糾偏是解决“三農”問題的唯一出路，自然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二、關於國企改革中如何防止國有資産大量流失的問題

　　（一）國有企業轉制改革中存在國有企業資産嚴重流失的問題。

　　首先，因爲企業轉制，購買者的身份由政府的某一級公務員或官員變爲民營企業經營者，飯碗變了，政府一次性給予購買者失去自己原來的國家公務員的級别和待遇的人民幣現金補助。如正廳級的集團公司的老總獲得的補助是30萬元人民幣。其次，由原來的經營者購買轉制的企業可獲得一定比例的折價。確定出售價格和折價比例的做法是，先在原來核定的資産額的基礎上打8折成爲出售價。如果由原來的經營者購買，又可在已打8折的基礎上再打8折。即假定某集團的資産額核定爲1億元人民幣，轉制時又由某集團的老總們購買，他們只需交6400萬元即可購買。再次，爲了减輕購買者面對市場競争的壓力，廣東某集團在轉制時，政府已經把其所屬的虧損企業先行拍賣了。留下經營效益好的企業再組織進行核資和轉制改革。最後，轉制後，企業的經營决策層共同出資收購，按不同的比例佔有了企業的股份，而企業的生産者不能享有這一權利。

　　因此，在這樣優惠的改革政策保障下，廣東某集團的轉制改革，使原經營的老總都未曾想到能得到如此多的好處，自然是承包購買了這一轉制企業。國企改革的這一政策使他（或他們）合法地一夜成爲擁有千萬或百萬資産的“資本家”。他們與企業職工之間的地位、收入差距和貧富狀况也因政策、制度原因而拉開了。

　　人民希望先建立好民主、公開、透明和對權力有效監督的機制，建立和完善體現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再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只有這樣，我們的改革才能公平、合理和有序地進行，也只有公平、合理和有序的改革，才能保障改革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省國資委建立後怎樣才能發揮其作用的問題。

　　根據十六大精神，廣東新建立了省國資委部門。它是管理國有資産的機構。通過建立這一機構，在嚴格執行國有資産管理法律法規，堅持政企分開，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使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礎上，實現國有資産保值增值。如前所説，國有資産管理流失等問題是社會的一個焦點，省國資委成立以後，能不能實現其職能（資産保值增值，防止資産流失），是人們所關注的。但從目前的實踐來看，仍存在很多問題使其功能難於實現。

　　首先，從國資委建立後的機構設置來看，它還没有完全實現能够使管資産和管人、管事良好結合的管理體制。其次，對企業資産的管理也並不能完全體現出資人的權利，不能使所有者在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上的相一致。再次，我省的經營性國有資産還游離在有效監管之外，一些國有企業對新的管理體制還難以適應。最後，對國有企業的認識還有一些誤區，評價國有企業主要看經濟效益，而很少看它的社會效益。現在一般提民營企業的發展，而很少提國有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在税收等方面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很少有人對它的發展給予必要關注。

　　上述問題的出現，不僅有體制上的問題，也有領導思想觀念上的問題。我省在改革開放之初，敢爲天下先，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在國企發展和改革方面，落後於他省。因此，思想要更解放，步子要邁得更大，制度建設要更加完善和科學。

　　三、關於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無庸諱言，目前由於政治體制改革進程的嚴重滯後，不僅使其原有的弊端惡性發展，而且使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遇到了體制性的障礙。各種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問題的存在，都與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有直接的聯繫。

　　如，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城鄉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均，進城農民工的低報酬，土地資源審批、使用浪費和導致的腐敗問題層出不窮。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資産的大量流失，使部分人中飽私囊等問題，與政府的分配制度和政策的制定缺少民主法治等政治文明的保证，使掌權者能够利用領導改革的權力進行謀私有直接的關聯。

　　又如，一個又一個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給農村社會發展帶來致命性的破壞，黨政一把手利用公權腐敗案的有增無减；虚假數字對政府公信度的破壞，影響决策的科學性等問題，與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主要官員自上而下層層任命的領導制度、形式主義的幹部業績考察制度有直接的關係。

　　再如，媒體和輿論不能客觀反映民衆對社會問題真相的揭露，社會政治文明建設弱化，權力有效控制機制的長期缺失，使執政黨整體必須做到“三個代表”要求，提高執政能力，堅持執政爲民的理論規定和制度設計，與執政黨具體成員或部門小集團爲維護自己和局部小集團的利益不斷發生衝突，最終爲謀取私利，不惜以犧牲司法維護社會公平、公正和正義，犧牲執政黨整體執政能力的形象爲代價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都與我們長期固守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使權力仍然高度集中在執政黨各級黨委及其主要領導人身上，而又缺少有效的權力制約、制衡制度、民主的監督制度、民主的科學决策、糾錯制度有關。

　　因此，建立和諧社會，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從根本上解决各種社會問題，理順各種凸現的社會矛盾，不僅要靠經濟發展、深化經濟體制來解决，更需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科學的制度設計，完善的權力監督體系，保障改革的目的。

　　四、繼續解放思想，不斷在實踐中回答社會主義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

　　“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依據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把社會主義作爲資本主義的對立物、替代物，對人類社會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理想，它的途徑、基本的條件等在理論上做了科學的預測和基本的假設。社會主義成爲現實之後，“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爲實踐的首要問題。由於現實社會主義的實踐進程與經典作家當年的理論預測發生了變化，條件的改變，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一些預測和構想，盡管理論的假設本身没有錯，但如果直接用於指導實踐，有的内容從現實來看則因條件的不具備而行不通。幾乎所有的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和實踐，都是從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基本特徵的理論推斷和構想出發去認識，並直接用於指導實踐的。但實踐的結果却没有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反而使社會主義在發展中遭遇了重大的挫折。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挫折，使列寧清醒地認識到直接以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特徵，來回答現實遇到的“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課題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現實社會主義的發展，需要人們從實踐出發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理論思考和給予既科學而又符合現實的回答。列寧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理論創新成果，但列寧領導社會主義的實踐時間很短，他的事業繼承者没有將列寧的早期探索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後來形成的“蘇聯模式”使世界社會主義各國基本上又重蹈以經典作家的理論推斷去認識和直接指導社會主義實踐的覆轍。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2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基本上是照搬“蘇聯模式”。總結這20多年探索的經驗，我們得出一個基本結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鄧小平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作了與時俱進的新回答，即“社會主義本質論”。他强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剥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盡管人們對這一回答的認識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以質檏的語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發展陷入重大理論問題的争論中，迫切需要科學而又貼近現實的理論指導之時，明確而無庸置疑地回答了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是用來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是來消滅剥削、消除兩極分化的，是用來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價值性選擇問題。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回答，起到了統一全黨的思想，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作用。從而也把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昇到一個新的臺階，提高到一個新的科學的水平。

　　誠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在發展，社會實踐的豐富多彩和時代發展的急劇變化性，總是把發展的新問題、新課題不斷提到人們的面前。如同以往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認識所做出的理論推斷一樣，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概括，也不是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終極回答。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與任務，要求人們在新的實踐中深入研究各種疑難問題，探索解决問題的新方法，從理論和實踐上不斷深化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如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朝縱深方向的發展，進一步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切實防止社會發展出現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如何深化政治體制的改革，建立與現實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完善各種監督制度和權力互相制約的機制，解决有效遏制公共權力的腐敗等問題。現階段學術理論界把上述實踐中提出的一系列問題，與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論認識的研究相結合，進行新的理論思考。

　　不斷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問題，不僅是我們探索和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成功的一條科學方法論原則，也是我們堅持這條道路，不斷取得新的成功的主要經驗。因此，繼續解放思想，不斷在實踐中回答社會主義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有着重大和積極的理論、實踐意義。廣東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將爲理論界科學地回答這一問題提供鮮活的素材。

　　（作者：楊丹娜，係廣東省委黨校科社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