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和諧廣東，即形成全體廣東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也是廣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科學發展觀的指導。

　　一、建設和諧廣東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當代中國正處在一個現代性發展的時代，而建設和諧廣東正是新型現代性發展的必然要求。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所説，當代中國社會，從國内看，仍然處在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快速轉型過程之中；從國際看，則是處在國際化或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之中。無論是國内的轉型過程，還是國際的全球化進程，都與現代性發展有關。然而，現代性有兩種類型：舊式現代性和新型現代性。

　　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征服自然、控制資源爲中心，社會與自然不協調、社會與個人不和諧，社會和自然付出雙重代價的現代性。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爲本，人和自然雙贏、人和社會雙贏，兩者關係協調和諧，並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當代國際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系列歷史巨變，推動了人們對舊式現代性的質疑、批判和反省。人們越來越省悟到，人類對自然的擄掠和人類的自相奴役，是與人類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現代性就其實質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學技術的解放而是人類自身的解放，科學技術作爲一種巨大的生産力，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必要手段；社會發展必須以人爲本，走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國是一個正在經歷巨大變化的國家，廣東更是一個正在經歷巨大變化的全面改革開放試驗區。從社會轉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會進步和付出的種種社會代價中，我們都能從正反兩方面，親身體會到、感悟到走新型現代性發展之路的深刻意涵：它是一種能够充分發揮本國特色優勢，包容吸納西方現代性的一切優點的現代性，一種能够促進四大文明（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共同發展、全面改善生態環境系統，使人與自然永遠相携共存、使人類社會自身獲得永久安全的現代性。建設和諧廣東正是這種新型現代性發展的必由之路。

　　當代中國又處在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而建設和諧廣東正是這一關鍵時期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社會快速轉型中，一方面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積累了衆多的問題和矛盾。諸如：自然灾害、貧富分化、下崗失業、刑事犯罪、生産事故、勞資衝突、新型傳染病、人口結構變化、單位體制解體、道德滑坡、信任危機、心理疾病、邪教出現、恐怖主義、生態危機、金融危機、腐敗現象、干群衝突等等。這些問題，在十六大報告中也有所反映：“必須看到，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國生産力和科技、教育還比較落後，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没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貧困人口還爲數不少；人口總量繼續增加，老齡人口比重上昇，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們仍然面臨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經濟體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體制還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特别隨着世界範圍進入高風險社會，中國社會的各種不和諧因素，也日益具有高風險的不安全因素的性質。在這一問題和矛盾的突顯期，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些問題和矛盾，不能較好地認識、處理和解决這些問題與矛盾，勢必就會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造成巨大的阻礙。而廣東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發展最快，有些問題和矛盾也就更加突出。因此，我們必須要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和諧廣東，才能使廣東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并且指出：“這次大會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十六届三中全會，黨中央進一步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緊接着，黨的十六届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指出：“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强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中共廣東省委結合廣東的實際，提出了建設和諧廣東的重要理念和目標。

　　二、科學發展觀是建設和諧廣東的指南

　　科學發展觀就是十六届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堅持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我們黨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建設和諧廣東的指南。

　　建設和諧廣東，最主要的表現爲兩個方面的工作並達成兩種基本的狀態。一方面通過正向性的工作（諸如建立健全制度和工作機制、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等），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的創造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反向性的工作（諸如妥善協調利益關係、化解各種矛盾衝突等），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而要做好這兩個方面的工作並達成這兩種基本的狀態，就必然涉及到以下幾方面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社會與社會的關係。

　　科學發展觀是建設和諧廣東的指南，首先是它指明瞭建設和諧廣東的實質。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説，建設和諧廣東，激發社會活力，創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種目標，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種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説到底，必須靠發展。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離開發展，就無所謂發展觀。堅持科學發展觀，其根本着眼點是要用新的發展思路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而建設和諧廣東與發展廣東，是一對辯證統一的關係，是互爲因果、目的和手段的關係。一方面，建設和諧廣東爲發展廣東提供了必要前提條件，其實質就是爲了實現廣東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的發展。因此，實現廣東經濟社會的更快更好的發展，無疑就是建設和諧廣東的目的所在；也只有真正能够推動廣東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的發展的和諧廣東建設，才是真正的和諧廣東建設。另一方面，發展廣東爲建設和諧廣東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經濟社會基礎。因爲只有通過發展，才能使廣東真正進入長治久安的和諧社會。

　　科學發展觀是建設和諧廣東的指南，其次是它指明瞭建設和諧廣東的根本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成就，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處於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在全國前列，2004年全省完成生産總值16040億元，占全國的1/9；人均GDP2000美元，高於全國人均數的一倍。但是，迄今爲止，廣東經濟社會的發展還是不太全面，不够協調的，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加，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後，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後，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和競争力不强等。這些問題如果我們不重視、不解决，就有可能導致社會矛盾加劇，造成社會動盪和倒退。科學發展觀正是針對這種現狀提出來的，它對廣東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科學發展觀指出，要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改革和發展。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只有這樣，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才能不斷達到和諧；這就爲建設和諧廣東指明瞭根本途徑。

　　科學發展觀是建設和諧廣東的指南，最後是它指明瞭建設和諧廣東的本質與核心。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是堅持以人爲本。以人爲本，就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爲目標，從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衆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也就是建設和諧廣東的本質與核心。科學發展觀强調的以人爲本，這個“人”，是人民群衆，這個“本”，是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以人爲本是發展的目的，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統籌發展，建設和諧廣東都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衆物質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權，包括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創造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妥善處理人民群衆根本利益和具體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係，我們就能使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衆越來越充分地享受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就能使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和諧，就能不斷地推進人的全面發展。

　　三、以科學發展觀爲指導，建設和諧廣東

　　和諧與矛盾和問題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和諧並非是無矛盾和問題的和諧，和諧是將矛盾和問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和諧，是在不斷解决矛盾和問題過程中的和諧。因此，要建設和諧廣東，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爲指導，當前重點解决以下的矛盾和問題：

　　──人與自然的矛盾。後發國家和地區進行現代化建設，首先遭遇到的難題就是資金和技術的缺乏，因此在起飛期間，都不得不承受國外産業轉移給本國和本地區造成的生態破壞的代價。廣東省在改革開放前是一個農業大省，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廣東開始了從農業大省向工業大省的飛躍。在這個飛躍過程中，廣東同樣付出了沉重的生態代價。一是生態環境的破壞。其中水、氣、土的污染最爲嚴重。至今地處水源豐富的廣東，由於水資源被大量污染，却出現了嚴重的水質性缺水現象；空氣污染造成了嚴重的酸雨、濃霧和陰霾天氣，與空氣相關的呼吸系統疾病尤其是腫瘤疾病激增，嚴重地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二是生態資源的枯竭。廣東在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中，伴隨着資本和財富的迅速積累，成本的外部化也愈演愈烈，在現代拓荒者一勞永逸地結束了“自然史”之時，發現自己面對的是生態資源耗竭的危機。

　　──人與社會的矛盾。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遭遇到三重阻擊：一是傳統農業大國對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阻擊；二是落後的生産方式對知識經濟時代先進的生産方式崛起的阻擊；三是傳統社會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的阻擊。這三重阻擊相互交錯使當代中國問題復雜化，矛盾尖鋭化。這些直接影響到和諧廣東建構的復雜化和尖鋭化的矛盾，參考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的意見，可以主要歸納爲如下五個方面：

　　第一，生存和就業矛盾。改革開放前，廣東工業化程度比較低，而隨着廣東快速推進工業化的歷史進程，非農村化和鄉村終結的潮流將廣東傳統農業推向了終點，也留下了大量農民的傳統生存方式的替代問題。與此同時，廣東“去工業化”過程却與之並行不悖：産業結構的激變、“夕陽産業”的廢棄和新技術化的加速推進，進一步削弱了社會提供就業崗位的能力。而廣東一方面每年都有自身新增的大量需要就業的人口，另一方面又受到來自全國就業大軍的衝擊，特别造成了對本地就業人員的“排擠”，從而使本地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突顯出來。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勢必會對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造成巨大影響。

　　第二，生命安全的矛盾。隨着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當我們滿懷喜悦地走上小康生活之路的同時，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已經進入了并且正在親身體驗到，一個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充滿風險的高風險社會：現代農業污染與緑色生活方式，網絡技術與個人隱私權，社會監控與公民自由權，不斷膨脹的社會消費與生態環境指標，廣泛的社會交往與刑事犯罪，等等，因而我們常常面臨着生命安全的矛盾，也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多的風險性選擇。

　　第三，政治腐敗的矛盾。隨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政府在成爲社會服務的工具、推進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加速器的同時，却面對着與財富和金錢的力搏——窮於應付自身的權力精英所結成的利益團伙的侵蝕。而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變，在帶來了社會的進一步整合與秩序的同時，由於政治權力對法律秩序的干預和介入，造成了法律秩序的政治化和人治化，權力精英的違法也往往更“合法”、更隱蔽、更有“效率”。這種矛盾如果不解决，政府就會或早或遲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社會就會陷入動盪不安之中。

　　第四，文化多元化的矛盾。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漸次淡化和“後政治”社會氛圍的逐步形成，它在向地方的、文化的、民族的、甚至“宗教”的意識形式出讓了社會認同的空間的同時，也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衝擊。這種衝擊主要表現爲：一是在强調文化多元化的旗幟下，淡化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二是在突出價值多元化的旗幟下，混淆是非，抹殺不同價值之間的性質差别，爲落後腐朽思想文化的滋生蔓延開闢道路；三是在學習西方文明的旗幟下，以西方文化爲標準，貶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化，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爲“西化”的幫兇。這種狀况如果任其發展，就會從心理上、文化上和價值上動摇和諧社會的精神根基。

　　第五，社會利益群體的矛盾。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使社會生産力得到迅猛發展，整個社會物質生活水平迅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和滯後性，使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社會利益群體由此不斷分化，使貧富兩極突顯出來，造成了不同社會利益群體特别是兩極利益群體（即强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矛盾衝突。可以説，社會弱勢群體承擔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并且目前弱勢群體的規模依然龐大，搆成了對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威脅。這裏，我們又碰到了在社會生活常常看到的理論與實際的矛盾：從理論上説，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絶大部分却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承擔。同樣，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强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因此，處在弱勢群體中的個人，與處在强勢群體中的個人，對社會的關係是不一樣的。前者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容易産生對社會、對强勢群體的不滿情緒，甚至反社會情緒。對於這種復雜的情况，我們必須予以十分的注意和高度的重視。

　　──人與人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其根源還是來自於社會。隨着廣東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斷推進的同時，各種消極腐敗因素也在滋生和蔓延起來。諸如經濟方面的假劣僞冒、唯利是圖、貧富分化，政治方面的貪污受賄、官僚主義，文化方面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流行，等等，這一切，都加速了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彼此之間的防範、相互之間的隔膜甚至敵對，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張，成爲建設和諧廣東巨大的障礙。我們只有通過將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的同時推進，特别是使廣大幹部成爲親民、愛民、爲民的社會公僕，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更好地推進和諧廣東建設的歷史進程。

　　無疑，在中國社會轉型的激烈推進之中，中國自走向現代以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正在經歷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要求我們，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爲指導，堅持以人爲本，在不斷解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矛盾衝突中，推進廣東和諧社會的建構。

　　 （作者：吴燦新，係廣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