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文强的畫作，清新淡雅。他善於用静謐悠然的畫面，營構某種閒適無争、動中取静的田園詩一般的意境。

　　他的作品，很少有“心浮氣躁”或“劍拔弩張”之類的緊張氣氛，更多的是廣州人特有的那種寬容、散淡的人生態度。譬如他的《春郊聽雨》，透過雨簾，但見六七只鳥兒在樹下静候雨霽：雷電也好，風雨也罷，鳥兒們不驚不躁，相信總會雨過天晴。《蕉露》中被罩於薄薄晨霧中的蕉葩、成串肥碩的香蕉和立於蕉葉上的小鳥，三者互不干涉、各自精彩、各有各的活法，這不正是市井、坊間鄰里關係的生動寫照麽！公鷄、母鷄和三只小鷄是《快樂時光》的主體。一家人生活在香蕉葉下、稻草堆旁，日子過得清苦却也無憂無慮，其樂也融融。作品所折射的社會現實，我們並不生疏：生活在我們這座城市各個角落的衆多普通市民，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幅“快樂時光”圖……

　　初識鄺文强其人其畫，常會用那句“畫如其人”的俗語去印证他，以爲他準是出身優越，從小不憂衣食，長大後又一帆風順。否則，怎麽會有如此超俗出世之作……

　　其實，鄺文强是在艱辛、坎坷中成人、成才的。但，一次次的磨難没有讓他對社會産生逆反、憎惡，更没有讓他把這類不良情緒聚於筆端、流諸紙上。

　　鄺文强從小喜愛畫畫，七八歲即臨摹《芥子園畫譜》。1972年高中畢業後去了新塘果園場農機廠當質檢員。當時廠裏有兩個質檢員，鄺文强和她輪流上班。輪到鄺文强休息，他便在宿舍裏畫畫，往往一畫就一天。宿舍狹隘，六張碌架床（架子床）住着12個單身漢。鄺文强只能掀起鋪蓋，把紙攤在床板上畫。那時，他想畫什麽就畫什麽：山水、花鳥、人物、走獸……由着性子，什麽都畫。1973年，一位工友勸他“拜師”，還答應帶他去認識氮肥廠的一位“畫佬”。鄺文强拿着自己畫的一幅鷹，興冲冲去了。對方也是個工人。看了鄺文强的畫之後，贊他“有潜質”，還領他去見自己的老師麥漢興。

　　麥漢興當時雖蟄居城隅，却是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嶺南畫家。他看了鄺文强的畫作後，叫他“關”上其他“門”，一心專攻山水。於是，鄺文强開始埋頭學習山水畫，還受到李壽庵的指點。數年後，他又對花鳥畫有了興趣，“關”了“山水”之“門”，拜花鳥畫家李寶超和廣州美術學院講師何磊爲師，一心學習花鳥畫。由於在山水畫方面曾下過許多功夫，所以現在除花鳥之外，鄺文强的山水畫也很精到。

　　春去秋來，寒來暑往。鄺文强由農機廠去了市二輕中專讀書，又被分配到家具廠搞新産品設計兼美術設計。幾年中，工作環境雖一再變動，但無論在什麽條件下，他都没有鬆懈對藝術的追求、對畫技的磨礪。

　　天道酬勤。鄺文强終於自學成才，開始受到美術界的注意。1988年，他在廣州文化公園舉辦了首次個人畫展。當時，廖冰兄、劉侖、郭紹綱、黄安仁、陳子毅、楊家聰、盧延光、陳永鏘等廣東省、廣州市美術界的名流都前來祝賀。黎雄才不在廣州，却派了夫人前來道賀。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不但爲畫展題了詞，還寫信鼓勵他：“大作頗有新意。請努力向前，前途無限也！”展覽期間，趙先生還派代表到展館表示祝賀。後來，鄺文强又成爲廣東省美術家協會會員、廣州美術館特聘畫家。作品一再在省内、國内外各種美展中獲奬，還被政府部門作爲禮品贈送給日本、澳大利亞、港澳等國家和地區……

　　但，伴隨着成功的喜悦的，是當時國企“人才所有制”給他造成的煩惱與痛苦。爲了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專長，從1980年前後，鄺文强就一次次向所在的傢具廠申請調往文化單位。單位不但不放人，而且認爲他“不安分”，因而在待遇、職稱等方面一次次刁難他。逼得鄺文强忍無可忍，辭職抗議……直到1991年6月，調入廣東地圖出版社擔任美術編輯，鄺文强才真正開始全身心從事自己立志奮鬥一生的美術事業。

　　人生的不如意並未令鄺文强戴上有色眼鏡看人、看社會。大概跟外出寫生經常接觸大自然有關吧！燦爛的陽光、新鮮的空氣、斑斕的花木、靈慧的鳥雀，既給了鄺文强無數的藝術靈感，也一再帶給他人生的感悟。在壓力下他没有沉淪，没有氣餒，仍一如既往在藝術之路上奮力前行。正是一直保持着健康心態，他筆下的花鳥才一直充滿詩意。面對意境幽遠的畫作，即使是浮躁輕狂的觀者也會變得心平氣和。 

　　(作者：李小驥　《羊城晚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