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國是不是具有更快速的增長趨勢，從而向富國趨近呢？
經濟增長理論把這種趨同力分爲兩種，它們都推動了趨同效應。首先根據邊際報酬遞减，隨著經濟體積纍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將會下降，而那些人均資本較少的窮國將得益于較高的回報率，從而獲得更快的增長。另外，後進國家可通過模仿來改進技術。既然抄襲總比創新容易些，窮國的發展速度就會比較快(正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1960年以來的亞洲四小龍)。
然而，1960年以來的跨國數據却沒有顯示出這種趨同性。用人均GDP來衡量，窮國幷未顯出比富國更快的增長趨勢。這種結果可以解釋爲“條件趨同原理”。這個原理是說，對於人均GDP較低的國家，刺激經濟增長的力量還有賴于其他决定性因素。傳統理論著重强調了儲蓄率、人口增長率、教育和衛生系統的作用。高收入階層通過較低的生育水平(這一點與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正好相反)降低人口增長率，提昇教育和衛生的質量，幷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儲蓄率。這些作用抵消了趨同力量，換句話說，幷沒有讓窮國相對於富國佔到什麽優勢。
現今許多增長理論關注和法制、産權、腐敗等密切相關的制度因素。既然制度對增長有著如此强烈的影響，那麽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制度如何隨著經濟發展而演變？現代化理論(發展于卡爾·馬克思，但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意味著經濟發展會系統地改變制度。例如，亞里士多德(還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李普塞特)提出，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將會喚起民主政治(選舉權)和公民權。這個“亞里士多德—李普塞特假說”看上去很美，但是它與增長的關聯幷不明晰。民主在一定範圍內的擴張固然可以約束統治者中飽私囊，從而促進增長，然而終有一天，由於過分强調社會計劃和收入再分配，泛濫的民主將會妨礙增長。
當今現代化理論大行其道，包括繁榮削弱宗教參與和信仰這一命題(“宗教世俗化假說”)。關於經濟增長的一個更爲顯著的觀點是發展往往可以改進司法體制和官僚機構，或許還能簡化許可證條件等繁文縟節，幷且以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增加財産權利——這是爲赫南多·迪索托所强調的重中之重。
那些市場化的政策又如何呢？比如解除勞動力市場限制、節制 社會保險計劃、减少有害市場的規章、降低邊際稅率和産業私有化。我們能够確定的是這些政策鼓勵增長，但缺乏確鑿的證據反向證明經濟增長也能促進市場化政策更加普及。旁門左道的證據倒是有一些。
在英國，戰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導致了可悲的經濟後果，終於被瑪格麗特·撒切爾1979年以後的市場化政策所取代。一個分水嶺是政府在1984-1985年煤礦工人罷工事件中的勝利，從那以後，持久的改革得以開展到勞動力市場等各個角落。這個事件令我們回想起羅納德·里根在80年代早期縮减聯邦政府機構的成就。此外，他還戰勝了1981年航空管理員工會大罷工，爲此後培育流動的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削减稅率等改革奠定了基礎。
儘管高失業和低增長曠日持久，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却從未在法國和德國發生。希拉克政府在和工人學生的對陣中鳴金收兵，終止了針對僵化的勞動力市場的合理改革。德國首相默克爾爲了對付政治反對派和贏得臨近的選舉，撤銷了經濟自由化提案。如此一來，在這些個案中，困厄的經濟也幷沒有促使政府政策向自由化傾斜。無論是希拉克還是默克爾，他們本可以用撒切爾和里根的方式把握住歷史機遇，但可以沒有。這種法德模式在拉丁美洲同樣貽害甚廣，拉美原本在20年前曾有過看似美妙市場自由化前景。但迫于在某些方面經濟停滯導致的民怨，一些國家的市場化進程竟然挂了倒擋，退到民粹主義和國有化，比如玻利維亞。祗有智利，或許算上墨西哥，堅定不移地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而巴西也正在有一些突破，令人充滿期待。
相比之下，愛爾蘭、斯堪的那維亞諸國、荷蘭也正在用市場化的方式對付龐大的福利體系帶來的經濟問題；東歐解體後，在頽敗的社會主義廢墟之上選擇擁抱市場經濟；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浩劫之後，也從1979年起走向市場；印度，在承受數十載的社會主義運動和腐敗之後，自1991年改革開始，也在朝市場踱去。但是，政治癱瘓正在阻礙自由化的進一步深入，這一點在勞動力市場和私有化問題上尤其嚴重。
最後回到我的主題。世界歷史表明，政府追求自由主義的政策幷不具有其必然性。一個更中庸也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是否會爲了應對經濟困境而採取自由主義式的矯正措施。這種穩定處理將促成經濟體之間的趨同。但世界是否照此運轉，我們對此沒有太大的把握。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羅伯特·巴羅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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