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6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發表政論家南方朔的文章說，迄今為止，我已陸續寫了六本有關字詞考據，語源語用，以及語言哲學問題的書。曾多次有朋友問，為甚麼那麼關心語言問題？我的答覆為：這都是小時候潑夫潑婦罵街的啟發。
不知道諸君有沒有看別人罵街的經驗，因為看罵街實在太有趣，太有學問了。笨蛋的罵街者顯然吃虧較多，委屈較大，罵起來一副抓狂的模樣，而對手則氣定神閒、抓語病、鑽縫隙，搞到最後就完全掌控了罵街的方向，原本的主題經過一陣滑移，早已消逝無蹤，路人只知道這兩個人在對罵，但他們為甚麼罵，到底誰對誰不對，當然無法判斷，占了便宜的那一邊遂告大獲全勝。看罵街多了，注意厲害的人操弄語言的技巧和主宰罵街方向的能力，實在有助於觀察分析本領的增強。
而這種罵街現象所顯露出來的意義，近代丹麥哲學家及神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在他的名著《嘲諷的概念》裡，以另一種微妙的方式掌握住了它的訣竅。齊克果如此說道：
──“問一個問題，會顯示出雙重目的。有的人問問題，是為了要得到具有清晰內容的答案，因而問得愈深，答案也就更深入且有意義；而有的人在問一個問題時，他的興趣並不是要得到答案，而是要藉著問，而去吸乾掉問題裡明顯的內容，最後留下來的只是一片虛空。”
齊克果這段很有學問的話，用白話來說，那就是如果問問題不離主題，當然愈問愈清楚，最後一定水落石出，真假可辨；但若要藉著問問題而叉開話題，這卻也不難，只要三叉兩叉，問題就可以被叉開掉，最後是真象被埋葬在語言的墳塚裡。
而齊克果所謂的這種藉著問，而去吸乾掉問題裡明顯的內容，在當今的弊案風潮裡，早已成為台灣政客的老招了。
就以ＳＯＧＯ禮券案為例，主題是吳淑珍有沒有收禮券和賣禮券，它和誰爆料，爆料的人有沒有精神耗弱，有沒有與人結怨，其公司有沒有財務危機，可說全無關係。但我們的政客卻真是擅於操弄，往這些相干的方向一扯一問，找個莫須有的人出來一陣抹黑，好像弊案就不見了，反爆料反而成了新的問題，被告也就翻身成了原告。
弊案去扯水災，弊案去扯拉法葉，弊案去扯保衛本土政權，弊案去扯“岳父之過”，玩來玩去，招式用盡，不過都是盤算要把問題里的內容吸乾而已。這和潑夫潑婦的罵街邏輯，可說如出一轍。
這些弊案演變到現在，對實質問題做的追究極少，不在固體證據上用功夫，只是故意藉傳訊讓每個人說沒有。語言愈堆愈多，主題也愈跑愈遠，至於真象當然早已被埋葬掉了。當弊案已變成潑夫潑婦的罵街，還有甚麼可以再說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