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說政府又要實行宏觀調控，有讀者問應該怎樣看。我答覆說自己不懂，宏觀經濟要問宋國青。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例行的“CCER經濟觀察”月底將要舉行今年第一次會議，歡迎感興趣的讀者與宋教授討論。
我想說的祗有一句話，就是希望不要搞成微觀調控。這裡所謂“微觀調控”，指的是政府爲了短期經濟運行的平穩，直接干預企業的産出和價格，直接管制市場的准入和退出。打個比喻，假定天氣真的過熱，政府用减少財政開支、降低基礎利率等手段，通過改變市場中人的預期，把經濟氣溫降下來，那叫宏觀調控。至於每個企業——微觀是也——在氣溫普降的條件下如何行爲，比如添加衣服還是减少衣服，因爲每個企業的體質各不相同，宏調是不管也管不了的。倘若一旦判定氣溫過熱或過冷，非號令天下人一律脫衣或加衣，那就是本文所說的微觀調控了。
爲什麽不希望微觀調控呢？這就要從幾年前的一些調查研究說起。2003年以前，我一直在研究農地轉讓制度。是年秋季，利用到耶魯大學訪問的機會，完成了研究論文《農地産權與徵地制度》。次年春季學期結束前，我供職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受有關部門的委託，對土地問題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係進行了專題調研。當時土地問題成爲又一輪宏觀調控的重點和熱點。和幾位同事和同學一起，我們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南等地調查訪問一個半月，完成了一份至今沒有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
這項研究發現，由於政府集中控制了城市化土地的供給，因此在我國幷行于貨幣發行權的，還有獨具特色的政府供地權。就是說，銀幣和“土幣”幷存，銀根與“土根”同在。我們觀察到基本格局如下：擴張經濟時期，中央政府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松動銀根的同時，實際上還大幅度松動了“土根”——也就是顯著擴大審批徵地的規模、幷對地方政府在競爭壓力下增發“土幣”的傾向眼開眼閉；緊縮經濟時期，中央政府在收緊銀根的同時，還運用“凍結批地”、“集中土地審批權”等辦法，實際緊縮全國供地總規模。當時我們指出“在這一點上，本輪(2004年)宏觀經濟調控也不例外。中央政府明令全面清理土地項目，幷宣佈全國暫時凍結批地半年。國土部領導提出“土地供應政策要像金融貨幣政策那樣，成爲國家最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
但是我們幷不贊同“政府通過供地總量和結構的控制來主動調控宏觀經濟的波動”的政策傾向。道理是，“以行政審批權爲基礎的土地供應控制是一個笨拙的調控變量，難以擔當平穩經濟運行的重任”。我們還根據經驗指出，當真實利率在1997年開始急速上昇、通貨緊縮的症兆開始變得顯著的時候，中央政府宣佈自1997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凍結供地一年。結果，銀根與“土根”雙緊對1998-2000年間通貨緊縮的加劇作出了“貢獻”。有意思的是，像許多行政禁令在不瞭瞭之中收場一樣，1997年的供地凍結令也是在沒有明確宣佈的情况下悄悄解凍的。1999年1月我國新土地管理法開始實施，而這也構成了政府恢復供地的“拐點”。從那時開始五年之間，全國累計供地78萬公頃，幷使2002年底全國的建設用地存量，比1998年底前全國建設用地的總存量增加了15%。考慮到此期間違規供地大量發生，實際的土地轉用規模應當還要巨大。按照“供地融資流程”的邏輯，政府供地的增加勢必帶動“企業資本金增加——銀行信貸增加——投資總規模增加”的連鎖反應。2001-2004年間，中國經濟突然從需求不足的緊縮轉爲所謂“過熱”或“局部過熱”，看得見的影響因素是利率和貨幣發行，秘密影響因素可能就是政府供地。
報告的結論是：從長期看，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建設更不應該把短期調控作爲目標。土地制度要解决的問題，是爲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奠定有效配置空間資源的可靠基礎，同時解决好人民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以及政府之間圍繞土地資源配置和再配置的利益分配和平衡。爲此，必須在清楚界定土地轉讓權的基礎上發育一個完善的土地市場。我們必須明確，計劃時代形成的土地制度早已經不適應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需要。我國徵地制度必須加以全盤改革。積廣泛的國際經驗和我們自己的教訓，我們認爲“貨幣歸貨幣，土地歸商品”才代表著正確的潮流和方向。
這些認識當然還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但是我們關於“政府集中控制供地，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合適的宏觀調控變量。政府行政審批控制供地很可能加劇國民經濟的起落，給宏觀經濟添亂”的論點，却得到了一次驗證的機會——2004年全國突然收緊的土地供應，非常合乎邏輯地對2005年全國房價上漲發生了重要影響。在2005年第三季度“北大CCER經濟觀察”上我發言對此做了分析。我認爲，在房地産需求已經形成的情况下，嚴控土地供量祗能迫使成交價落在很高的位置上。那就是說，微觀調控不但不能幫助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而且南轅北轍，要添亂的。
回頭說2004年5-6月間的調查，還有一項重要收穫，就是認識到我們這個轉型經濟中履悖履起的“産能過剩”現象，有一個重要的微觀基礎。那次在常州，適逢鐵本事件震動全國。鐵本項目涉及土地審批違規，於是我們提出可不可以研究一下。幾經周折，終於在看守所與鐵本主事人戴國芳有幾小時的交談。我們的出發點簡單，既然企業、銀行和政府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總應該可以“買到”一點經驗教訓吧。
去年年底，我看事件的敏感性已經降低，社會各界可能冷靜看待鐵本的教訓，就在本專欄發表“‘産能過剩’的原因”；言猶未盡，今年一月，又加補“再論産能過剩”一文。兩文的主要心得，皆來自戴國芳談話的啓發。首先我發現，原來刺激後進入者大舉投資的誘因，恰恰是行業內現存大量低生産率企業！在市場里滾了多年的人，怎會不知道“産能過剩”的可怕？他們祗不過像戴國芳一樣相信，即便發生嚴重的産能過剩，也是優存劣剩，出局的是投資和生産效率皆低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他們自己。是對是錯，他們就是這樣看的。
然後，我把這條“戴氏判定”作了舉一反三的處理，分析了爲什麽目前我國“産能過剩”的分佈，大體是如下的三分天下：(1)全部由國有壟斷、政府定價的行業，産能過剩一般不嚴重，其中像電、油之類，還不時復發“短缺經濟”的症候。(2)在另外一極，即全部或大部由民營私營公司當家的領域，市場進出自由、價格開放的，也看不到嚴重的“産能過剩”。(3)真正“産能過剩”最嚴重的，一定在以下行當：多種所有制企業一起上，市場准入不易退，政府干預頻頻。我認爲，轉型時期的嚴重“産能過剩”，有兩個特別誘因，一是尚存不少可以把投資决策錯誤的後果轉嫁給別人負擔的企業，而他們的存在恰恰刺激了持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大舉進入；二是企業收購兼幷的難度大，非經濟因素阻礙市場的後進入者通過資産存量的收購形成産能，因此一旦出現市場機會，非過度刺激資産增量的形成。
這樣的産能過剩，當然不是微觀調控可以解决的。像發改委這幾年忙乎的依技術規模定企業生死的做法，僅僅是不斷消滅産能過剩，又不斷刺激下一輪産能過剩而已。因爲技術規模與市場競爭力永遠不是一回事，別人看政府給技術規模優而市場競爭力弱的企業發出准生證，還不是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等調控一放鬆——總要放鬆的——再殺將進來，“産能過剩”捲土重來矣。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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