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競爭的格局下，新興市場的政府主動採取措施推動市場的發展，是責無旁貸的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政府該不該採取措施，而是應該怎樣去做才能有效地推動市場的發展
凡是看過由祁斌翻譯的《偉大的博弈》一書的人，對這本書在2005年引起的反響都不會感到驚奇。2005年，這本譯作被諸多媒體廣爲推薦，幷進入許多媒體的暢銷書排行版。
祁斌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在股權分置改革推行一週年之際，中國股市再次迎來了上漲行情，南方週末對祁斌進行了專訪，請他對中國資本市場的現狀和長遠發展談談他的觀察和思考。
“政府之手”和市場化力量
記者：爲順利實施“新老劃斷”，實現再融資，包括之後I PO新規的實施，我們注意到有關方面精心地準備了相關配套安排，如何看待政府在推動市場發展方面的作用和定位呢？
祁斌：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的確從一開始就帶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色彩，尤其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除了具有新興市場的特點，還處在一種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歷史階段中，所以，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一種典型的“新興加轉軌”市場。在這種情况下，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應該說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因爲，對中國來說，不可能再去重複成熟市場從頭開始重新摸索的過程，那對中國社會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借鑒成熟市場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幷結合中國的具體情况，設計自己的發展道路。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必須注意，過多的自上而下的影響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反而會在一定程度阻礙市場的發展。因此，我們在建設中國資本市場的過程中，要充分尊重市場，尊重市場發展的規律，要把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和自下而上的博弈均衡有機地結合起來。
全球範圍內，“重監管抑或重發展”，政府在證券市場上的職能和定位一直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例如，一個較爲普遍的規律是，越是在發達的市場，政府越是成爲更爲單純的監管者。例如，美國證監會更多地是在行使自己作爲市場監管者的職能，而英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則毫不諱言其推動市場發展的功能和義務。成熟市場尚且如此，新興市場更不能例外。事實上，在全球經濟競爭的格局下，新興市場的政府主動採取措施推動市場的發展，應該是責無旁貸的事情。問題的關鍵往往在於，政府應該怎樣去做才能有效地真正推動市場的發展。事實證明，政府主動進行市場化改革，是推動市場發展最爲有效的方法。
市場化，意爲放鬆管制和促進市場競爭，指把經濟决策權更多地交給市場的微觀主體。在過去幾十年里，市場化是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的最爲廣泛和普遍的經濟現象，但在實踐中，市場化的過程也不乏失敗的案例。其根本的原因是，過快的市場化往往會導致市場的過度競爭和微觀市場主體的失敗。最典型的反面案例是拉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因爲沒有把握好時機和節奏，而使得阿根廷加速淪爲拉美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與此相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遵循了一條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路徑，在釋放市場潜能的同時，兼顧了社會的穩定和市場的有效競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市場化改革成功的要素在於，要循序漸進，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節奏。具體到金融産業，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可以爲金融産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一條現實而有效的路徑。
記者：在市場化改革方面，有關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您能舉例說明嗎？
祁斌：比如基金業，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基金業在市場化方面作了一些積極的嘗試，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0年，基金行業因爲“基金黑幕”遭受了全面挫折，市場的投資氛圍也處於“無股不莊”、人人爭相“與莊共舞”的狀態中。2001年，第一隻開放式基金推出，揭開了中國基金業市場化改革的帷幕。2002年，中國證監會主導的市場化改革正式啓動，監管部門簡化審批、引入專家評審制度，使基金産品的審批過程漸趨制度化、透明化、專業化和規範化。2003年以後，有關審核制度進一步松動，政府進一步放權，逐步探索與國際通行的“註册制”接軌，走上了一條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的道路。
這一改革取得的客觀效果是良好的。從2000年到2005年，在股票指數下跌近50％的不利市場環境下，中國基金業的規模實現了從560億到5000億的增長，開放式基金取代封閉式基金成爲市場的主流，債券、指數、傘形、保本、貨幣、可轉債、LOF、ETF等國際市場標準的基金品種相繼出現。無論從基金公司、銷售渠道、托管機構等各個方面來說，市場都進入了一個相對有效競爭的局面。
在短短的四五年內，中國基金業在非常不利的市場環境中迅速崛起，在市場中的比重從不到5％上昇到25％，行業總體來說也是比較健康的。作爲參考和對照，美國投資公司協會（ICI）的數據表明，美國基金業的相對比重實現同樣的增長花了25年的時間，而台灣基金業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其本土機構投資者佔市場的比重仍然微不足道。
探討中國基金業這一發展背後的驅動力和經濟學含義，我們不難發現，正是漸進式的市場化進程釋放了市場的潜能，可以說，在這一過程中，與其說是政府“管”得不錯，還不如說是政府“放”得不錯。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可以觀察到，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促進了市場微觀主體競爭力的提高。例如，在基金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風險管理祗是一個概念，而2002年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風險意識的提高，以Barra爲代表的國際標準的風險管理工具在我國基金業被迅速本土化，幷得到較爲廣泛的使用。同時，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有效地促進了金融生態的發展，市場各種內生的包括媒體在內的其他監管力量應運而生。有關資料顯示，用google搜索“證券投資基金”得到的信息從2000年的20萬條激增到2005年的200萬條。媒體迅速增加的關注，使得行業更加透明和規範。此外，社保、保險等大型機構投資者的成熟也使得基金的發展更加規範。所有這些，使得基金行業逐步走向“市場監管市場”這一監管的較高境界，形成比較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同時，基金業的市場化改革，也推動了對外開放的進程。從2002年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實質上是一種“對內開放”，有效地提昇了本土機構的實力，使得它們在面對2002－2003年出現的合資公司和2003－2004年進入中國市場的QFII的競爭時，表現出了較强的競爭力，也使得本土機構和外資機構的良性互動，推動了行業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今天的中國基金業，20家中外合資公司和32家內資公司形成了較好的平衡，與32家QFII機構共同構成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機構投資力量。
在關於市場化討論的認識中，一個常見的誤區是認爲，市場化的改革是以犧牲政府的利益和權利爲代價的。其實，市場化改革是一個真正的帕纍托演進過程，即在這一過程中，存在一種可能性，所有相關的機構和主體都可得到發展。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在這個改革過程中，首先是减少了尋租和腐敗的空間，對幹部隊伍的成長是個好事。其次，市場化改革推動了行業的發展，使得相關的政府機構在社會經濟生活里增加了影響力。第三，市場化進程也會促進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尤其是金融這種專業技能要求相對較高、創新和發展非常迅速的産業，監管機構和市場整體之間正常和良性的相互流動對産業的發展有諸多裨益。
資本市場下一步
記者：您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建設和完善有什麽建議？
祁斌：促進中國資本市場健康快速發展，首先要把思想統一到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是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對中國實現本世紀頭20年國民經濟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的論斷上來。政府各部門在發展資本市場關鍵問題上應加强協調，在有關政策上對於資本市場的發展給予積極的支持；積極推動養老體系改革，實現社會保障體系與資本市場發展的良性互動；結合商業銀行改革，加快金融體系轉型的步伐，努力促進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的轉化。
其次，要深化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提昇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我們應該努力深化監管體制改革，進一步促進融資方式向市場化方向邁進；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增進投資者信心；逐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提昇中國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要逐步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完善資本市場結構。我們應該推動我國風險投資市場的發展、規範法律框架、完善交易規則、整合現有産權交易市場；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促進資本市場與風險投資市場良性互動；不斷擴大股市和債市的市場規模，豐富金融産品，最大限度地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
資本市場需要新定位
記者：如果說1990年代成立股市是爲了國企解困，那麽今天的資本市場的定位又該是什麽？
祁斌：由於中國資本市場是在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長期以來主要把資本市場看作是單純的融資工具，但對於資本市場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研究不够。
發展資本市場可以爲中國經濟起飛提供可持續動力，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歷程與美國超越歐洲成爲頭號强國的歷史博弈過程很有借鑒意義。
最近，歐洲銀行協會主席、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沃特在訪華時指出：“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潮流來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資本市場爲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這方面，歐洲已經落後。中國不要學習歐洲以銀行爲主的金融體系，而要盡快學習資本市場的模式。”事實上，日本、德國等許多國家正在積極改變現有金融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兩國都在近年建立了類似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的産權交易市場。
所以我們說，今天美國經濟的强大，幷不在於它的G DP總值位居世界第一，或者它在高科技産業的一些領域獨佔鰲頭，相反，是它的資本市場，以及資本市場所帶來的强大的發現篩選機制和資源調配能力。
因此，歷史給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提供的深刻啓示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幷追趕發達國家的大國來說，資本市場的建設是一個基本國策，必須放在一個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待。
記者：看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國家經濟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祁斌：的確如此，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以初級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將逐漸放緩。目前，中國經濟已呈現出內需不足的問題，與西方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所面臨的經濟低增長困境有相似之處。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徘徊在以加工製造爲主的低層次經濟發展模式中。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已經成爲發達國家的“利潤中心”，近年來，日本、韓國等地的股市和經濟狀况回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來自本國企業在中國獲得的豐厚利潤，而中國祗因提供了低成本的生産要素而獲得微薄的利潤。因此，對中國經濟而言採取有效措施，實現産業昇級和經濟轉型，已經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大量優質企業先後到境外上市，新浪、搜狐、百度等幾乎所有中國概念的網絡公司，都是通過海外市場進行融資。
而國內投資者却缺乏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機會，國內高達46％的儲蓄率使得大量資金得不到有效利用，金融資源浪費嚴重。這一客觀事實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因此，調整中國的金融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體系，建設高效的資本市場，已經成爲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最爲重要和緊迫的任務之一。
對中國來說，集中社會資源，在一些高科技領域追趕發達國家固然是有益的，但更爲重要的是，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的那樣，建立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相關的機制，通過市場的力量推動科技創新産業和産業昇級，在一些現有和未知的領域趕超世界强國。同時，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也將有助於更爲有效地利用金融資源、化解金融風險，形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
來源: :南方週末 作者:舒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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