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是計劃經濟的産物，而過剩則總與市場經濟相伴而行。這樣說來，中國近年再次出現的産能過剩似乎是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步特徵。
但稍加分析不難發現，對産能過剩問題尚不可一概而論，中國當下既有計劃經濟的“影子”産能過剩，也有市場經濟的産能過剩。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當經濟出現週期性産能過剩時，市場就會自發地通過企業間的幷購重組或者企業自身的技術創新來緩解過剩的壓力，政府也可能輔以産業政策幫助進行産業結構的調整。
而一直以來，中國經濟一旦出現投資過熱、産能過剩的輿論或定論，消化的方式則主要是依靠政府的“關停幷轉”，這是産能過剩的中國式死亡之法。3月底，《國務院關於加快推進産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拉開了中國再戰産能過剩的序幕。
過剩之正常與非常
諸多數字都說明一些行業的産能過剩是事實。
本輪産能過剩始于2003年初。當年一季度，國家發改委就指出鋼鐵、電解鋁、水泥和汽車等四個行業存在産能過剩之憂。隨後，國家重點對前三個行業進行了調控。2004年産能過剩擴展到焦炭、電石、鐵合金等産業，儘管經過一年多的宏觀調控，但到2005年底，國家發改委指出仍然有11個行業産能過剩，其中鋼鐵、電解鋁、汽車等行業問題突出，水泥、電力、煤炭等行業也潜藏著産能過剩問題。
不過，難免有學者嘀咕：産能過剩真的是洪水猛獸嗎？
關於産能過剩的定義，普遍認爲指的是實際生産能力超過社會需求，幷導致産品積壓、競爭加劇、價格下跌、利潤下滑等現象。
但正是這個簡單的定義可能簡化了對産能過剩的判斷：造成産品積壓、競爭加劇、價格下跌、利潤下滑等後果的直接原因應該是供給過剩，雖然供給過剩的前提一般是首先具備過剩的生産能力(實際上從單個企業而言，也不盡然)，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從過剩的産能到過剩的供給之間，還存在若干可能；促使企業從過剩的産能到過剩的供給的激勵機制，是爲過剩産能定性的重要考量之一。
當然，企業爲什麽會儲備過剩的産能，可能也是這個問題的關鍵。比如企業可能因爲看好行業發展而擴大産能方面的投資，信息永遠是不對稱的，所以即便事後發生了産能的過剩而導致機器閑置，也是屬於市場的正常調整；但比如企業與地方政府的合謀而導致的壟斷性投資，就可能是另一種情况了。
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民間經濟和地方政府投資都十分活躍的當下，産能過剩的正常和非常原因同時幷存。
從單個企業而言，真正存在産能過剩的倒是那些受到當地政府支持的地方大型企業；同時激勵他們將已經過剩的産能變成過剩的供給的也是政府投資沖動過程的買單行爲。這也是産能過剩的非常原因之一。
所以産能過剩本身可能幷不是洪水猛獸——市場本身會做出相應的調整，儘管失業和虧損本身都是市場化調整必不可少的代價。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産能過剩背後的激勵機制和實現機制，這些不當的機制不僅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會導致本應由企業承擔的市場風險，莫名其妙地轉移爲必須由政府承擔的社會風險。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用國家産業政策對若干行業的産能過剩進行宏觀調控是非常必要的。
祗是我們更加需要謹慎于“手段”的有效性——須知“關停幷轉”的中國式道路幷不能改變産能過剩背後的激勵機制和實現機制。
中國式治療的成本
溫家寶總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産業結構調整的兩項重點任務”之二就是“要推進部分産能過剩行業調整”，具體方式是“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緊接著，國家發改委在其網站上公開發佈《國務院關於加快推進産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具體拿出八項措施：切實防止固定資産投資反彈；嚴格控制新上項目；淘汰落後生産能力；推進技術改造；促進兼幷重組；加强信貸、土地、建設、環保、安全等政策與産業政策的協調配合；深化行政管理和投資體制、價格形成和市場退出機制等方面的改革；健全行業信息發佈制度。
這些措施顯然已經不能用“關停幷轉”來簡單概括了。
一些做法再次引起廣泛關注：“原則上不批准建設新的鋼廠，對個別結合搬遷、淘汰落後生産能力的鋼廠項目，要從嚴審批”；所有新建汽車整車生産企業和現有企業跨産品類別的生産投資項目，除滿足産業政策要求外，還要滿足自主品牌、自主開發産品的條件；現有企業异地建廠，還必須滿足産銷量達到批准産能80%以上的要求……
曾經作爲宏觀調控中重要行政手段的土地、建設、環保、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再次被全面調動起來，甚至是信貸政策，《通知》要求對不符合國家産業政策、供地政策、市場准入條件、國家明令淘汰的項目和企業，不得提供貸款——不久的將來，在商業銀行內部貸款行業指引中也會出現如下規定：申請貸款的汽車企業异地建廠，必須滿足産銷量達到批准産能80%以上的要求；中小水泥企業、民營鋼鐵企業被列入高風險和限制貸款類……這種情况在中國多次宏觀調控中幷不鮮見。
《通知》强調要按照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繼續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要真正做到投資由企業自主决策、自擔風險，銀行獨立審貸；等等，但是在産業政策的嚴密布控之下，企業和銀行按照市場原則做出决策還有多少空間？
如上文所述，中國的産能過剩有著非常複雜的背景和機制，地方和地方不一樣，企業和企業不一樣，僅僅基於行業數字而針對企業規模和安全環保等技術標準的産業政策就能達到調控過剩産能、調整産業結構的目的嗎？
雖然各個國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産業政策，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更是以産業政策作爲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産業結構的可選擇性在現代經濟學界是受到懷疑的。政府可能無法選擇哪些是應該發展和不應該發展的産業，應該開發和不應該開發的技術，更毋庸說應該貸款和不應該貸款的企業，這個過程最好在市場競爭中去完成。因爲儘管市場會失靈，但政府也會失效。政府的産業政策能否彌補“市場失效”問題，要取决於以下幾種因素：
政府能否判斷産業政策的合理性？政府能否不受自身利益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影響？政府的行政系統是否具備推行産業政策的能力？産業政策是否會明顯干擾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産業政策是否會誘發企業的不當行爲？等等。
在考慮用産業政策來調控産能過剩時，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直接指向産能過剩形成背後的機制，如産業政策制定過程中大企業與政府的關係、産業政策中的政策保護傾向、中央政府的“通知”、“决定”對地方政府約束力的問題等。尤其是當一個行業存在産能過剩問題面臨改組時，如果由政府决定哪些企業可以保留、哪些企業應該淘汰，其標準往往和企業規模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這反而會進一步刺激企業競相擴大規模，進一步强化産能過剩；而且一旦出現産能行業性過剩，政府就以行政方式介入，企業可能會在需求旺盛時大膽進入，等待最後政府收拾殘局。
這大概也是爲什麽此次産能過剩與宏觀調控如影隨形了這麽久，政策收效却不明顯的原因之一。
回到歷史或許能够使我們對解决産能過剩問題有一個更加客觀的態度。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出現了電 冰箱生産企業過多的情况，當時的輕工業部調研後認爲，我國電冰箱行業的年生産能力在今後若干年保持在320萬台左右爲宜，主管部門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限制電冰箱産能的擴張。然而實踐證明，80年代中後期電冰箱的實際産銷量却比專家預測的數字高出1倍以上！類似的情况在電風扇、電視機等行業都出現過。
若果真按照政府部門當時的規劃安排建設和生産，無疑會大大抑制生産與消費的增長、市場的發育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時主管部門曾採取了選擇“定點”企業的辦法：祗有那些生産規模、技術水平得到主管部門認可的企業(都是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才有繼續生存的權利，而按這些標準不能進入“定點”名單的企業(絕大多數是規模較小的集體或私營企業)就等於被判了“死刑”。幸好大批“死刑”沒有真的執行，許多非定點企業偷偷地活了下來，而意味深長的是，最終經過市場競爭形成的行業格局與政府主管部門當初的設想大不相同：在一些行業(如電冰箱)，早先的定點企業大多倒閉或被兼幷，而發展壯大成爲行業尖兵的，幾乎全是那些非定點企業。
如果主管部門的政策真的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那些行業及行業中一些大有潜力、祗是最初顯得弱小的企業來說，將會付出什麽樣的成本？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我們還可能面臨犧牲市場效率和公平的代價。
産業政策不可不慎。
來源：《經濟》雜誌 作者 ：周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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