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日電／今年11月，“埃維昂組織第二届中國會議”將在上海舉行。作爲該組織的創始人，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讓·皮埃爾·萊曼日前來到中國，爲該會議“預熱”。 國際金融報就近期國際貿易等熱點話題對萊曼教授進行了專訪。
中國是多邊貿易的新引擎
問：近年來，多邊貿易體系有哪些變化？
萊曼：過去15年，國際貿易有很大增長。原因主要是一些新興國家，如印度、中國等的加入，促進了全球貿易的發展。
無論是接觸國際貿易的人口，還是WTO成員國數量都在增加。目前還有30多個國家申請加入WTO。爲什麽會這樣？一是這些國家經濟政策的調整，使得他們對國際貿易的需求增加；二是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給貿易，特別是全球供應鏈帶來了革命。據聯合國統計，上世紀90年代全世界跨國公司祗有8000多個，現在有7萬多個。企業有創業精神，願意進入到多邊貿易體系中發展自己。
中國在21世紀多邊貿易體系中，是個新的引擎，是發動機。多邊貿易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長。
WTO框架面臨癱瘓風險
問：去年以來，多邊貿易體系遭受極大沖擊，包括歐盟和美國對中國紡織品等重新設限。您覺得未來WTO框架將出現哪些新問題？
萊曼：未來的WTO框架，有可能陷入癱瘓。我有這個擔憂。一是與中國有關。中國入世是好事，但也是沖擊。就像開了一扇門，一頭大象走了進來。面對這種沖擊，WTO需要適應。
單純從經濟、財富、福利的角度說，新參與者加入WTO是積極的，他們帶來了機會，促進了需求和供應。但同時，他們也帶來了不安定，如紡織和服裝行業。中國在紡織行業，有巨大的成本優勢，其他國家必然受到沖擊，就紛紛採取保護措施。特別是政治實力强，而經濟實力弱的公司，更需要尋求保護。
技術、貿易的高速發展，與機制和思維的發展有很大差距，這一差距叫“管理差距”或“智力差距”。如果差距不縮小，就要遇到問題。
他們爲什麽抵制中國
問 ：您怎麽看待歐盟和美國方面對中國在貿易方面的抵制？
萊曼：歐美一些國家採取保護主義，在紡織品、服裝、汽車零配件等方面設限。這說明一些公司未能適應變化，他們祗好去尋求政治保護。
這不僅是中國和歐盟之間的對抗，其實歐盟內部也有。比如芬蘭等北歐國家，較早進行了外保等改革，改革後更關心零售渠道。但南歐如法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包括東歐的波蘭等國，則認爲如果不抵制中國，他們受到的沖擊就會很大，會失去很多就業機會。類似的情况在歐洲和美國很常見。
另外，有一點是明確的，對中國紡織品等商品設限，幷不因爲是中國，他們才這麽做的。而剛好是中國在這個時候入世，幷做得很成功。比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也受到過這種抵制；60年代，美國也受到歐洲的抵制。祗要有新的參與者進來幷帶來沖擊，就會受到抵制。
對話是中國應對之道
問 ：您覺得中國該怎麽樣去應對？
萊曼：在此，我祗作謹慎的建議：首先，要有良好的溝通、對話，用開放政策進行溝通。不僅是與政府溝通，也要更多地與利益相關方進行溝通。
其實，對中國進行抵制的一個原因是恐慌，幷不是這個問題真的來了。最早在中國和歐盟之間打貿易戰時，歐盟的媒體就報道說，如果不進行抵制，歐洲會有很多工廠要倒閉，很多工人要失業。其實，在任何經濟轉型中，必然有得有失，不存在有得無失的方案。更好地宣傳，應該是贏家比輸家多。
說很多人會失業，但實際上幷未失業，祗是工作的替換，去做別的行當了。隨著中國的出現，歐盟在紡織品生産方面沒有優勢了，他們轉而去做分銷、設計等工作，從而帶來新的就業機會。
還有一點，貿易交換的雙方，是需要拿著商品和錢進行溝通的，沒有這些不能進行交流。比如說，法國有很多化妝品，如果中國賣更多的服裝，就會買更多的法國化妝品。貿易是讓雙方都掙到錢，而不是讓一方受窮。
其次，中國雖然是新的成員國，還是應該捍衛WTO的利益。中國雖然是個新的參與者，但應表現出是個大師級的國家、是國際貿易老手。
人民幣匯改應自主
問：在人民幣昇值的壓力下，中國的高貿易順差可以維持多久？
萊曼：我不作經濟預測。經濟預測，比天氣預報員還糟糕。人民幣昇值還是貶值，取决於很多因素，不僅僅是貿易順差，還有金融體系等。假設說明天匯率完全自由，很難說是昇值還是貶值。如果從金融體系看，人民幣將會貶值；如果看貿易，人民幣則會昇值。預測是很難的，要看市場變化。
從可持續發展來說，中國下一代人需要的幷不是貿易。貿易不是持續發展的根源，創新才是。中國經濟發展關鍵是有創新的作法，生産出更多有附加值的産品。所以中國要做的是，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僅僅是處於壓力才這麽做。
創新的根本是提供環境
問：創新型國家需要更多的創業者，您給中國創業者有些什麽建議？
萊曼：中國需要有創業的環境，使得人們能够創業。美國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的政策、社會價值觀都有利於創業。創業要承擔風險，一方面要有人願意承擔風險，另一方面也要有人鼓勵其承擔風險。這也是美國與歐洲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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