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1日電／全球化浪潮正在襲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走向開放與合作。21世紀經濟報道文章引述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亞太經濟研究中心的《全球化及本土指標2006年度報告及政策建議》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17個經濟體，開放因素指標比本土因素指標表現更佳，報告建議這些經濟體應集中力量改善本土環境。
中國開放指標排名提前
文章稱,在“開放因素指標”及“本土因素指標”排名榜排名最高的十大經濟體，主要是北美洲及西歐的發達經濟體，能躋身于兩個指標最前十名的七個經濟體分別是丹麥、芬蘭、瑞典、新西蘭、瑞士、加拿大及荷蘭。
新加坡是“開放因素指標”排名最高十大經濟體中唯一的亞洲經濟體。然而，兩個排名榜的排名存有分歧。比如，愛爾蘭及新加坡分別位列“開放因素指標”的首、次名，但在“本土因素指標”却分別位列第15及第14名。美國在“開放因素指標”的名次是第4，但却跌出“本土因素指標”排名最高的十大之外。同樣，澳洲、德國及挪威三個經濟體位列”本土因素指標”的前十名，但在”開放因素指標”却沒有進入前十名。
在名次最高的20個經濟體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另一個同時能够打入兩個指標的亞洲經濟體。日本雖然在“本土因素指標”位列第18名，却在”開放因素指標”跌落到第25名。其它一些經濟體在兩個指標的名次也出現很大差距，斯洛伐克共和國及中國是最佳例子。斯洛伐克共和國在“開放因素指標”名列第19位，但在“本土因素指標”却跌至第30位。中國則在“開放因素指標”及”本土因素指標”分別排名第39及49位。一般說來，經濟發達的經濟體在排名榜的名次最高，像韓國及巴西這些中等收入經濟體，在名次上也比大部分發展稍遜或最低的國家爲高。
五年間，多個經濟體在兩個指標的排名均有改善。就“開放因素指標”而言，名次有所改善而又位列最高十大的經濟體計有新加坡、新西蘭及丹麥，而斯洛伐克共和國、日本及南非也在排名上得到顯著改善。在“本土因素指標”的排名獲得改善的情况比較罕見，大多數名次一直維持不變，排名最高十大經濟體中祗有芬蘭及瑞典能够在這項排名上取得改善。
一般而言，排名名次改變多見于“開放因素指標”，“本土因素指標”出現名次改變的情况比較少見，這顯示本土改變緩慢。亞太區內共有15個經濟體，當中表現最佳的經濟體計有新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然後是日本、韓國及馬來西亞。表現最差的經濟體是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
這個期間內，在“開放因素指標”獲得改善的經濟體，其中包括中國、韓國及新西蘭，但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印尼在同期內呈惡化現象。
文章說, 研究顯示，中國“開放因素指標”的總體趨勢是上昇的，這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顯著成效，尤其是對外資的利用在全球都非常突出。但是，“開放因素指標”不僅僅包含外資利用，而是一個複雜的體系。
開放因素的相關指標足以確定一個經濟體的全球化水平，主要由17個指標構成，其中：
1.經濟一體化：由四個獨立的貿易及投資部分組成， i)一個經濟體的貿易總流量足以顯示對外開放程度及國際性認受﹔ ii)外國直接投資顯示國內因素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的準備程度﹔ iii)基金組合的流動顯示一個經濟體在金融結構及制度方面的金融實力及信度； iv)投資收入可爲投資淨利潤提供一個替代性估計。
2.産業間貿易﹕貿易總流量屬於後貿易統計數字，反映一個經濟體在實行各項貿易政策後所獲得的結果，但一個經濟體在世界貿易的相對優勢表現如何，則需看它的“顯示性相對優勢”。由於貿易不會靜止，産業間貿易指標祗顯示一個經濟體在歷時上不斷變化的相對優勢。世界經濟體的産業間貿易所考慮的，是一個經濟體不斷變化的相對優勢。
3.産業內貿易﹕從産業內貿易的水平，可窺見通過市場結構及産業模式進行的經濟一體化達到什麽程度。跨國企業爲了削减成本及增强本身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不斷增加在全球各地經濟體的投資，而從産業內貿易，也可以窺見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結果。擁護全球化的人士認爲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已經令“接受投資經濟體”的就業及産出機會增加不少，但反對全球化人士則認爲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經常導致有關經濟體的國內經濟出現不受歡迎的兩極化局面。
“本土因素指標”表現較差
本土因素對一個經濟體的全球化結果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本土變量列入機構性建制、教育及醫療，以及就業等三大類別。其中機構性建制主要包括：
法治及政治成熟程度；
居民就發明的專利權向國家專利局申請專利，這個因素顯示能否切實執行知識産權保護；
貪腐印象指數，由經濟分析家向商人進行調查及作出評估後編制的指數。該貪腐印象指數的得分由0至1不等，一個經濟體予人的腐敗感越高，所得價值會越接近0；
政局的穩定性，這包括執政政府能否讓人感覺政局穩定的多個指標；政府效率，這包括公衆對政府服務質素、官僚質素、公務員的勝任能力、公務員不受政治壓力影響，以及政府落實政策的守信程度等方面所作的響應；
監管質素，顯示實行對市場有利的政策例如﹕價格控制、實施足够的銀行監管，以及就對外貿易及商業發展等領域所制訂的其它管制措施﹔
法治，量度執法人員對法治的信心程度及遵守社會規則的程度，包括對發生罪案、司法制度的效度及可預知性，以及執行合約的力度等方面的看法；
對貪污的控制，量度被視爲利用政府權力中飽私囊的行爲所達到的腐敗程度。這項因素以專家們所接受的意向調查及民意調查的變量得分爲依據；
商業經營管制得分，量度開設及經營生意的難易程度。對商業經營的管制越多，開設一盤生意的困難越大。這項計分也顯示有關管制在執行時是否對所有商業經營一視同仁。
“本土因素指標”出現改變的情况很罕見。若就各經濟體在兩個指標的排名進行比較，日本及斯里蘭卡等經濟體應致力改善本身在”開放因素指標”的排名，而在“本土因素指標”表現較差的經濟體計有中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中國需多練“內功”
文章認爲, 全球化過程涉及對外開放、外部接觸及一體化，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閉關鎖國，一個經濟體所能够做到的，是確定對外開放及與外界接觸的程度。各國的秉賦有別，全球經濟體所掙得的全球化結果也會有差別是顯然不過之事。
另一個問題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利用全球化過程去求取利益，也存有差別。這必然地帶出經濟體在追求對外開放時，所作準備是否足够的問題。外部接觸必然會引發國際競爭或比較，而一個經濟體的秉賦在這些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全球化結果出現差別，一方面反映了經濟體本身的秉賦在國際性比較上處於什麽地位，另一方面反映經濟體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便參與全球化的時候，它的準備工夫是否做得足够。
全球化過程及一個國家在對外開放上的準備工作是相輔相成的。全球化結果所考慮的，是可量化的外部貿易因素、外國直接投資、個人接觸及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以及各種本土政策及因素所産生的間接影響。
“開放因素指標”與“本土因素指標”全面地勾勒出一個經濟體在外部表現，以及在全球化及經濟增長方面所作的國內承擔程度。包括中國在內的17個經濟體，開放因素指標比本土因素指標表現更佳，報告建議這些經濟體應集中力量改善本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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