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4日電／對中國來說，認識到美國經常項目赤字潜存的不確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美元是世界主要的結算和儲備貨幣，經濟總量龐大，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接近30％。這些因素使得美國沒有像其他小國經濟體那樣，必須迅速實現經常項目賬戶的平衡。但是，美國經常項目賬戶不平衡持續時間越久，赤字規模越大，發生急速反轉的可能性也越大。
中國證券報文章認爲，美國經濟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赤字”後遺症之中。從理性上分析，美國人自己也越來越感到其“雙赤字”的兩難境地。既希望保持本國强大的消費能力，經濟調整政策不能威脅本國人民和政府的“福利水平”；又希望能够控制經常項目赤字規模，在宏觀總量基本平衡基礎上實現增長。前者要求美國保持低利率，促進消費，美元昇值，增加購買力；後者需要美國降低利率，抑制消費，增加儲蓄，美元貶值，增加出口。
文章稱,隨著美國赤字規模增大，美國的兩難處境也日益國際化，成爲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兩難。因爲任何試圖提高美國儲蓄水平的行動，都有可能給世界帶來通縮的危險。他國一方面希望美國消費强勁，能够“吞噬”世界剩餘産量，推動本國經濟增長和就業提高；另一方面又對自己既向美國提供廉價商品，增進美國人福利，還向美國人提供巨額消費融資，存在“財貨”兩空的風險而憂心忡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爲贏得市場在美國拼得“你死我活”，當大家回轉身來，愕然發現所贏得的東西可能是“貨幣幻覺”。當明白了那血汗積纍的美元儲備，可能因爲美元的貶值而大幅縮水時，“貨幣的面紗”悄然戳穿了。
但是美國却樂于將這場“遊戲”一直進行下去，正是外國人對美國資産日益增長的需求，才維持了美國國內投資－儲蓄嚴重不平衡中的平衡。客觀上看，外國資本流入美國又是兩厢情願，他國從美國賺取貿易順差，積纍美元儲備，美國利用輸入的低成本“逆差”賺取世界的資本收益。從美國的統計報表中，我們看到美國經常項目“收入”子賬戶自80年代以來一直爲正值，收入總量在GDP中比例超過1％，聰明的美國利用流入的外國資産獲得的年均回報率高出給外國債權人收益達3.1個百分點。
文章表示,在當前全球消費—投資模式决定的增長路徑下，難以估計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到底能够持續多久、規模還會擴張多大。但是，世界經濟好像又處在待爆發的火山口旁，無論是美國內部的不穩定（加息引起的總需求不足等），還是來自外部的不穩定（甚至如美元儲備大國政局不穩引起的抽資行爲），都可能引發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反轉，從而更加劇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我們也不難理解美國人爲什麽總是要在世界上創造“敵人”，因爲世界和平對美國來說似乎是“雙刃劍”，一方面爲他帶來低成本的資金，另一方面，太平之世又使得世界上值得投資的區域多元化，邊際資本報酬的優勢將引導原滯留美國和將流向美國的逐利資本發現新的投資天堂。
文章指出,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和美國是以一種奇特的經濟方式連接在一起的。中國需要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群體作爲推銷産品的市場，美國需要現金充裕的中國作爲推銷債務的市場。中國與其他亞洲經濟體一起，把自己的儲蓄注入美國，爲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群體的“揮霍”提供資金。
儘管加入“中國因素”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可持續時間更長，但是，我們無法知道高度發達的國際金融市場“情緒”何時突變，引發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反轉。中國何去何從？
第一，在思想觀念上從盲目積纍外匯儲備的“陶醉”中清醒過來，認識到目前不平衡增長給自身帶來的風險和局限性。貨幣雖然身兼多種職能，從本質上看是爲交換提供服務的，我們應該更多地“消費”外匯，交換國民經濟發展急需或儲備的物資，而不是一味積纍外幣儲備。
中國外匯儲備結構非公開化，讓我們無法掌握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但美元“價值效應”同樣讓中國外匯儲備備受威脅。從美聯儲的數據來看，2002年底，外國中央銀行外匯儲備65％是美元，歐元是第二大儲備貨幣，大約吸納全球儲備的15％。從全球來說，外匯儲備幣種集中度很高，它既是美元穩定的優勢，也是美元未來風險的根源。
第二，充分認識經常項目賬戶變化的全球相關性，美國經常項目赤字調整需要全球協調。如果現在的世界經濟增長模式不變，各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博弈”結構不變，美國自身也不調整國內消費—投資結構，中國單方面的任何努力對削减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幫助有限。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是造成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罪魁禍首”，相反，對彌補美國自身消費—投資結構性缺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祗有美國自己、其主要貿易夥伴、其他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等共同調整自己的儲蓄—投資行爲，比如，歐洲和日本需要减少儲蓄或增加投資，發展中國家不過度依賴出口導向的增長，美國赤字調整才有可能得以平穩過渡，實現“軟著陸”。問題是，在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內，能否實現如此高度一致的國際協調？中國必須思考在惡劣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獨善其身”的長期戰略和短期策略。
第三，中國規避美國赤字調整可能引發的世界經濟振蕩手段有“技”與“道”區別。所謂“技”，是積極實施多元化的貿易政策，開拓全球各地區市場，使得外部需求多極化；同時，努力豐富貿易結算幣種，調整外匯儲備幣種結構，以外幣資産配置多元化規避金融市場風險。但是，正如上面分析所示，現時世界經濟增長路徑依賴，使得這些策略總歸是“小技”，從根本上回避不了風險。
所謂“道”，是努力構建“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格局，大幅度降低出口依賴。通過包括宣傳在內的多種手段，增强中國人民對未來穩定發展的信心，配合恰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變儲蓄替外國人融資爲提高自身生活質量的及時消費。但是，决定消費傾向的主客觀因素又表明，消費增長低於收入的增長，到一定程度，社會還會出現凱恩斯描述的“財富陷阱”的現象。通俗地說，由於富人的消費傾向低於窮人，因此，社會越富，就越有可能失去增長的動力。所以，象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一直倡導超前消費，因爲“舉債支出雖然‘浪費’，但結果倒可以使社會致富。”
凱恩斯所說：“私人致富之道，應用於國家行爲上，失業乃成爲不可避免的結果。”秉承千年節儉傳統的美德以及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迅速變遷面臨風險的審慎選擇，中國人對未來預期難以樂觀，對財富積纍充滿高昂熱情。消費增長不足，儲蓄增長過快，不得不藉助外需推動經濟增長。
文章强調,中國經濟規避世界經濟動蕩風險，走上長期可持續增長之路，必須解决當前最突出的矛盾：內部消費不足的問題。經濟學界和政策當局都應當在美國經常項目赤字沒有發生深度反轉，世界經濟“生態”仍然相對穩定的條件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消除中國特色的儲蓄過剩，貿易順差不平衡發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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