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7日電／深發展疑似“零對價”的股改方案被否了，這本在意料之中。國際金融報文章說,讓投資者感到意外的是，深發展董事長紐曼似乎還沒有吸取慘痛的教訓，他“同樣的方案可能在三個月以後再次提交給流通股股東”的表態，無异于宣告了深發展股改的“死刑”。
股改意義重大
文章認爲,股改對深發展今後的發展大計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按照規定，國內銀行到今年年底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的標準，否則難以擴張其業務和網點。深發展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從2004年底的2.32%增長到今年一季度末的3.67%，資本充足率達到3.83%，都沒有達標。對此，紐曼曾表示，一旦股改通過，通用電氣公司的1億美元就可到位，資本充足率達到4%以上。核心資本充足率提高後，公司可以發行次級債，使資本充足率超過6%。另外的資本金缺口，通過發行混合資本債券或者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來解决。
流通股股東37%的反對票和27.79%的弃權票，讓紐曼失望至極，如果再次提交方案再次被否决，紐曼苦心繪就的“資本充足率路徑”就將毫無意義。而年底大限即將到來，資本充足率問題不解决，深發展前景堪憂，這顯然不是洋股東新橋投資所願。其實，說到底，這也不是深發展60萬流通股股東和7000余名員工所願意看到的結局。那麽，剩下的問題是，誰來破解深發展股改困局？
新橋掌握主動權
文章表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深發展這次股改未通過的癥結在哪里。表面上看，是花哨得讓中小股民“看不明白”被市場廣泛解讀爲“零對價”的股改方案，但根本的癥結是新橋投資與中國證券投資者文化的差异，價值觀的沖突。洋股東對中國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存在本質上的誤讀，市場廣泛認同的“對價”，在“本來就不打算在流通市場賣出深發展股票”的新橋投資看來不盡合理。新橋認爲自己是信託基金性質的投資人，其所持股權是歸所有信託基金的委託人共有的，爲對股東負責，新橋無法支付像其他上市公司那樣高的股改對價。
就像新橋難以理解大行其道的“十送三”的對價一樣，流通股股東對新橋近乎吝嗇的股改方案也是難以理解，再加上紐曼時不時公事公辦的言論，造成了流通股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與新橋投資的對立。有人甚至激憤地表示，讓新橋留下“過橋費”，回到美國去。投資基金投下大量弃權票，幷非紐曼眼中的“背叛”，其實也是一種無奈。
以現在這種情形來看，主動權掌握在新橋投資的手中，新橋投資的態度是否軟化，是决定深發展二次股改成敗的關鍵因素。新橋投資必須意識到，變通是惟一的辦法，否則祗會讓流通股股東漸行漸遠。新橋兩年前通過協議轉讓買入3.48億股深發展股票時，每股約爲3.54元，按如今7.26元的市價，新橋所持股權的賬面收益已增值105%，獲利近13億元。雖然爲讓深發展走上良性循環，新橋也有過巨大的資金和管理輸出，但有了13億的獲利還如此“鐵公鶏”，就有了“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嫌疑，是絕對得不到流通股股東的認同的。
該由紐曼來破局
文章以爲，聲稱“既不代表新橋，也不代表流通股”的紐曼，將是破解深發展股改困局的最好“鑰匙”，前提是，“執拗加傲慢”的紐曼先改變自己在中國投資者眼中的糟糕形象。
紐曼曾任美國信孚銀行主席、總裁及首席執行官，在美洲銀行擔任副主席及財務官6年，美國富國銀行擔任財務官5年，他還曾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曾在解决墨西哥1994至1995年金融危機和現代化貨幣的引入中發揮過領導作用。因在財政部的出色表現，紐曼被授予財政部最高榮譽——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獎。
政府高官和銀行高管的雙重經歷，特別是危機狀態下的協調能力，是新橋看重紐曼的原因所在，紐曼就任董事長一年以來深發展所發生的變化也證明了新橋選擇的正確性。
紐曼面臨著兩大任務：一是改變他在中國股民心目中的“傲慢”形象，尊重流通股股東，因爲不管紐曼承認與否，在投資者眼中他代表的就是新橋投資。對流通股股東的尊重，除了體現在加强與機構投資者的溝通之外，最關鍵的是讓數量衆多的中小股民體會到“股東”的尊嚴；二是說服新橋投資改變絕不合作的立場，參照中國證券市場的約定俗成的對價，適當作出點姿態，比方說推出行權價比較低的認沽權證，比方說轉增股份，這樣新橋沒什麽損失，流通股股東也會感受到非流通股股東的誠意。
博弈不等於對抗，一味對抗的結果祗能是多輸，據說股改失利後的深發展，瀰漫著一股低迷和仿徨的情緒，而公司股價的大幅下挫，也讓剛剛體驗到“庶民的勝利”的投資者高興不起來，被扣上“藐視股改，藐視證監會”帽子的深發展管理層和新橋投資，同樣也是焦頭爛額。
文章强調,退一步海闊天空，今天的對立有可能轉化成未來的雙贏。如何架設流通股股東與新橋投資的和諧橋樑，從而順利邁過股改這道坎，是對紐曼危機處理能力的又一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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