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阿根廷受經濟衰退及財政形勢惡化的影響，金融市場出現恐慌，發生資本外逃和銀行擠兌事件。
政府隨即發佈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資金外流的政策。但却進一步加劇了恐慌，引爆了蓄勢已久的社會矛盾，導致全國各地發生大規模騷亂、遊行示威和流血事件。阿根廷十數天內更換了三位總統，整個社會陷入經濟惡化、政治混亂和動蕩不安。
往前追溯，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金融震蕩，影響波及到遙遠的巴西；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等亞洲國家爆發了金融危機；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機的狂飈席捲了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戰爭、洪水、疾病等傳統灾害正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機却仍然威脅著我們的生活。
現代傳媒把金融危機的灾難活生生地展現在中國人面前：在墨西哥，中産階級儲戶爲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在印尼，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的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的新聞報道不絕于耳；在阿根廷，饑餓的市民被迫以拋尸街頭的死馬爲食??
所有這些，似乎離中國人很遠，又似乎很近。金融危機的發生，往往出乎經濟學家的意料。與中國經濟發展環境類似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在1997年危機發生前，一直因爲經濟高速增長而享有“亞洲奇迹”的贊譽。反觀中國，雖然近年來經濟增長也被稱爲一枝獨秀，但多年來沉澱的銀行不良貸款已是廣爲人知。此時此刻，回顧其他國家遭遇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檢視自身遭遇危機的可能與風險，對中國來說尤爲重要。
在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中，金融危機被定義爲“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縱觀所有的金融危機，幾乎都包括兩方面的顯著特徵：一是存款人和投資人信心喪失，同時要求從銀行提款，造成銀行償付能力和資金流動的困難；二是由於銀行資金緊縮，對其他行業的生産經營活動産生連鎖反應，導致實體經濟的衰退與下滑。
“擠兌”是金融危機的核心環節和主要特徵。在現代經濟中，銀行通行的是部分準備金制—即銀行吸收存款後，大部分貸出，祗留小部分供儲戶提取。這一機制爲企業大規模投資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能，也爲金融恐慌的自我實現創造了條件。從理論上說，無論何時何地，祗要存款人同時提款，銀行就一定會倒閉。
但擠兌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一般情况下，儲戶不可能同時向銀行提款，這也是部分準備金制得以實行的原因。在特殊情况下，儲戶擔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某些重大事件或消息的刺激下，産生恐慌，競相到銀行提款，就會造成金融危機。所以，我們要考察，在其他國家的金融危機中，是哪些因素潜在地增加了儲戶擠提存款的可能，哪些因素降低了銀行抵禦擠兌的能力。
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爆發的幾次主要金融危機的回顧，可以發現，幾乎每一次危機的爆發都有其各自的特徵和原因，在其錯綜複雜的因素中也包含著諸多共同之處。但顯然，我們更關心的是，在所有這些因素中，哪些與中國目前的情况有相似之處？
資本市場不發達，風險向銀行集中
上世紀8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吸引外資，90年代達到高潮。但在這些國家的金融系統中，佔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祗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缺乏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來看，銀行具有內在風險性。前面說過，在現代經濟中，銀行通行的是部分準備金制—即銀行吸收存款後，大部分貸出，祗留小部分供儲戶提取。這一機制爲金融恐慌的自我實現創造了條件。從理論上說，無論何時何地，祗要存款人同時提款，銀行就一定會倒閉。1931年，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中，幾乎一半的美國銀行破産—其中大部分是經營狀况良好的銀行—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的股票市場，在設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偏差和制度性缺陷，由此導致上市公司質量低下和股市規模發展緩慢。例如2003年，我國銀行系統新增貸款規模約爲3萬億元，佔融資總量的85％，而同期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爲5340億元，佔融資總量的15％，其中通過股票和企業債形式的融資不到5%。可見，我國金融市場的融資結構嚴重失衡，風險大部分集中在銀行。這一點與發生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非常相似，甚至更爲突出。
銀行體制扭曲，産生大量壞帳
銀行狀况在金融危機形成和對實質經濟的影響上首當其沖。政府對銀行的干預，往往導致銀行盲目貸款，以及銀行與公司的過度噬合，以至銀行和公司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降低。這在韓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表現得最爲典型。
上世紀90年代，韓國金泳三政府大力推行産業政策，政府主導金融機構，與財閥、銀行緊密結合，利用各種手段扶植大企業集團，導致企業和銀行的雙重扭曲。
韓國政府規定：私人和私人機構不得單獨擁有一家銀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銀行的行長、經理都必須由政府任命；銀行的財權和人事權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員和財閥在幕後决定貸款的去嚮。政府不僅控制信貸的流向和利率，也控制貸款的期限和種類。銀行成爲政府下屬的一個財務部門，基本上沒有獨立審查貸款風險的能力和權限。
這種指令性貸款爲壞帳大量産生創造了條件。由於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大企業和銀行實現優惠的保護措施，金融監理機構沒有發揮作用，審查不嚴格，導致企業過度借債。例如1996年，韓國上市公司負債金額比1995年增加20.3％，總體資産負債率達到84.1％。與此同時，大部分韓國企業資本效率低下。在發生危機的前十五年，祗有四年企業能够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祗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由此，銀行産生大量呆壞帳，11家主要銀行的壞帳率佔放款額度的14.3％，其中以大企業的壞帳居多。
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如果企業不能及時歸還貸款，出現財政危機，銀行會很快獲知信息，幷及時處理。但在韓國，政府的産業政策把這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掩蓋起來。由於大企業關係到國民經濟的命脉和基礎，一旦破産勢必引起社會震蕩。再加上企業、銀行和政府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使得韓國政府對銀行壞帳的真相拼命掩蓋，能拖就拖。
韓國的大企業爲了扭轉困境，進一步投資于那些收益高但風險也大的項目。銀行明明知道這些項目風險很大，但如果不支持這些項目，企業就永遠不可能歸還貸款。於是銀行祗好被企業牽著鼻子走，銀行系統的壞帳窟窿也越來越大。這種産業政策指導下的企業與銀行的雙重扭曲，爲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中國金融系統中銀行壞帳的産生與韓國如出一轍。壞帳産生後，政府對壞帳的處理也讓人不甚瞭瞭。在1999年中國金融部門獨創“剝離”壞帳的處理方式之後，國有銀行的壞帳率已經大大降低。但是，剝離出去的壞帳能收回多少？不能收回的壞帳怎麽辦？今後産生的壞帳是否還要通過剝離的方式消除？都是大大的疑問。
政府開支過大，內外債務纏身
在過去發生的數次金融危機中，巨額的外債負擔是一個共同特徵。各國危機爆發之前，都有一個持續的、數額巨大的外債形成過程。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以美元計算的1年期以內的國外銀行債務，佔泰國GDP的45%、印度尼西亞GDP的35%以及韓國GDP的25%。
拉美國家更是以債務問題聞名于世。以阿根廷爲例，自1983年結束軍人專制、恢復民主政治後，曾多次推動私有化和經濟改革，但政府開支過大的問題一直未能解决。
阿根廷的問題在，政治選舉中，各政黨爲贏得選票紛紛許諾，諸如提高社會福利、提高公務員工資、增加工作機會，等等。但提高社會福利需要錢，增加工作機會就意味著政府增加雇員—1991至1999年，僅首都布伊諾斯艾利絲，政府工作人員從28萬增加到40萬—結果政府開支及財政赤字直綫上昇。1999年，阿根廷政府開支達到GDP的28.2％，2001年估計達到GDP的1/3。
1991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對付財政赤字的辦法是對內“曲綫借債”，即通過印鈔票填補財政空缺，結果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通膨率最高時達到每年5000％。1991年，阿根廷進行貨幣改革，將本幣與美元挂鈎，防止政府濫印鈔票。在這以後，爲彌補財政赤字，政府祗能向國外借債。但由於擔心阿根廷的償還能力，國外金融機構在借出大量貸款後，不願繼續貸款。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山窮水盡，宣佈停止償還本息，金融危機隨即爆發。
對於中國來說，外債負擔和財政赤字尚未成爲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但是，政府開支擴大、公務員工資不斷上漲的趨勢正在加劇。特別是中央財政狀况一片大好，掩蓋了地方政府債務和隱性政府債務（如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問題，應該引起警惕。一旦政府債務問題集中爆發，除了開動印鈔機，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賴帳”，別無它法。
對外開放不慎，改革次序顛倒
在總結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教訓時，幾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場自由化和資本帳戶開放列爲重要原因。直觀地看，確實如此。例如，1996年，後來發生金融危機的5個亞洲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進一出相差約780億美元，對金融系統的沖擊可想而知。
但進一步看，籠統地把金融危機歸咎于資本自由流動是沒有意義的。正如銀行必須保障儲戶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時提款就會導致銀行倒閉一樣；當發生銀行擠兌時，我們應該去尋找發生擠兌的原因，而不是把銀行倒閉作爲質疑提款自由的依據。
通常，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向金融市場化邁進的過程面臨三個問題：一是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監管；二是資本帳戶對外資開放；三是貨幣價格（匯率）的自由浮動。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當，就會增加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
泰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泰國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紀80年代。至1991年，泰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實現資本帳戶開放。但在那時，泰國金融市場的“裙帶資本主義”問題幷未得到解决，政治關係在創立金融企業和安排銀行貸款時影響至深。這使得金融資源的使用往往脫離合理的審查與監督。
另一方面，在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泰國幷沒有放開匯率管制。它實行一種政府干預下的市場固定匯率制，即央行通過買賣外匯，調節外匯供求，保持匯率不變。這種制度爲經濟泡沫的産生創造了條件。
當時，大量外資流入泰國，爲了維持匯率不變，泰國政府增加泰銖的供應，用泰銖買入日元或美元等外匯。其結果，增加的泰銖通過銀行體系，流入房地産和股票市場。1993年至1996年，泰國的外匯儲備從250億美元增加到400億美元；住房貸款總額從4700億泰銖增加到7900億泰銖；房地産價格上漲了近400％，正是這種狀况的反映。
泰國經濟當局曾經試圖阻止泡沫膨脹。他們在買入外匯的時候，增加泰銖供應，然後通過出售債券買回等量的泰銖，即所謂的“對沖”政策。但這種政策拉高了當地的利率，對海外資金産生了更大吸引力。結果，更多的外資涌入，經濟泡沫繼續膨脹，直到最後迸裂，引發金融危機。
現在來看泰國的教訓，它應該在金融對外開放之前，首先完善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與監管；至少應該在資本帳戶對外開放的同時，放弃固定匯率。但這一教訓幷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直到今天，中國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對外開放市場，同時放鬆資本帳戶流動，但堅守匯率不變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前景已經寫在泰國金融危機的故事中。
審視中國經濟，房地産泡沫和政策調控困境已經隱約可見。能否避免金融危機的到來，正是對中國經濟學者和經濟管理者的嚴峻考驗。
來源: 《新青年·權衡》 作者: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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