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30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發表政論家南方朔的文章說，這是小事一樁，但卻有大道理在焉：九月九日台灣環保署原有“清掃台灣”的活動，可是九月九日反貪倒扁正式啟動，環保署搞“清掃台灣”，豈不是和倒扁唱和嗎？想造反啊！於是，台灣不“清掃”了，延到十六日的“清潔地球日”。
由環保署閃避“九九”和“清掃台灣”，它們的難處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理解。一種變態的過敏症，在語言文字和符號象徵的縫隙裡鑽進鑽出，早已成家常便飯。環保署如果不做調整，我們看看，它不被罵到臭頭才怪。
文章說，這其實，無論任何語言文字和文化系統，語文符號都有曖昧含混的特性，這乃是文學，尤其是詩得以發展的空間。去揣摩別人的用字遣詞，也是文學解釋學的主要任務。有一種人特別會瞎搿亂扯，硬是會扯出作者沒有講也無意這麼去講的意思，我們稱這種現象為“過度解釋”。
但西方的“過度解釋”，多半只存在於文學和神學哲學這些領域，它豐富了學術的想像與內涵；但在我們漢文化裡，它卻一枝獨秀的存在於政治中。我們的那種語言文字符號變態過敏症，在古代產生了連綿不絕的文字獄，而到了今天則延伸成變態的鬼扯硬拗。古代的那種變態過敏症，例子多到不勝枚舉的程度：
例如，蘇東坡寫詩描寫老檜樹的樹根深不可測，只有沉潛在地底的龍才知道；“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但變態的人卻一狀告了上去，因為他把龍和九泉掛到了一起，簡直是大逆不道！
例如，杭州有個倒楣的教書先生拍朱元璋馬屁，在歌功頌德的文章裡，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的字句，但朱元璋當過和尚也當過賊，心裡早已變態，一看之下即勃然大怒，幾行字裡有“光”（光頭）、“生”（僧）、“則”（賊）這些字眼，你想影射我啊，殺了吧！
例如，雍正時有這樣的故事；一個考官出題〈維民所止〉，而“維止”這兩個字不就是“雍”“正”這兩個字被砍了頭嗎？這是甚麼意思？殺了吧！
文章說，這對語言文字符號象徵的變態過敏，早已成了我們的文化疾病，而且沉疴嚴重。現在當然不能抓個毛病就把人砍頭，但這種變態卻轉到另外的方向，而且與日俱進。大家都知道的“直接”“間接”，“主動”“被動”就是眼前的例子。而“直接禮券”和“間接禮券”並非首創。游錫堃和陳唐山接受美國軍火商邀宴時的“間接吃飯”才是起點！過去對語言文字的變態敏感，現在已進一步變成了新的變態油滑。當整個朝代的人都把聰明才智用來搞諸如此類的語言文字遊戲，這不是變態的升級嗎？環保署嚇得趕快停止“九九”“清掃台灣”，與那些大變態相比，只不過是舊式的小變態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