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9日電／南方都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今日之中國，法治國目標的確立，權利意識的日益勃興促使人們越來越依賴於司法救濟。然而急劇增長的訴訟所託付給的那支司法隊伍，卻正處於職業化、精英化與同質化的行進之中。法官們在道德上、在業務上良莠不齊，相應帶來的司法沉屙也不斷為民眾所詬病，成為轉型期影響穩定與和諧的一大誘因。
社論說，司法存在的問題固然千頭萬緒，但位於訴訟一頭一尾的“立案難”與“執行難”，卻總是最受關注。立案是訴訟的入口，執行是訴訟的終結。入口不暢，則司法救濟大打折扣；執行不力，則定分止爭無以實現。為疏通運送正義的司法管道，十餘年來，國家沒少動用“運動式治理”，諸如“執行年”，諸如“法院大接訪”等等。然而一陣陣的疾風驟雨之後，非但執行難仍未有根本好轉，立案也日漸更難。某高級法院在前年還曾專門下發內部文件，明確將集資糾紛、土地糾紛、職工下崗等13類“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社會關注”的案件列為暫不受理。據當時的報道稱，受此“紅頭文件”影響的部分民眾申訴無門，民怨沸騰。
說到“立案難”，人們大抵會想到那句流傳甚廣的“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當然，這樣的民諺反映的恰恰是當時社會尋訟論訴的潛規則，大抵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官司一進門，兩頭都托人”。而在顯規則上，歷朝歷代多有“直訴”的制度設計，至少在理論上，民眾要申冤告狀，只需抄起傢伙往矗立於衙門口的“登堂鼓”上一陣猛敲即可。反觀今日之法院的高樓外，“登堂鼓”早已換成了石獅加法警，聽聞鼓聲即時升堂的傳統也為立案審查所取代，對於大多數民事案件的原告人而言，一筆不菲的訴訟費還很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那“最後一根稻草”。
好在“立案難”的司法沉屙並未被掩蓋，亦未被遺忘。多年來，法律界一些有識之士獻計獻策，努力尋求解決之道。由人民大學法學院江偉教授主持修訂的《民事訴訟法修訂專家建議稿》，日前進行了第四稿論證。這個“建議稿”在破解《立案難》上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改革方向——即以新的“立案登記制”替換原有的“立案審查制”。“立案登記”意味著法院對於原告的訴狀，不必再進行審查，而應先履行受理程序。
社論認為，對公民的告訴不設防，是由法院的性質決定的。法治國家將法院設計為最重要和最終的糾紛解決場所，除專屬立法、國防、外交、行政等國家行為外，發生於社會生活中的絕大多數爭議法院均應有權受理和處置。尤其是隨著司法現代化的加速，在一個法治國家裏已少有司法不能企及的領域。垂範久遠的《拿破崙民法典》(即現仍生效的《法國民法典》)第4條就有明確規定，“法官藉口法律無規定、不明確或者不完備而拒絕審判者，以拒絕審判罪追訴之。”這一條款所確立的原則已經成為西方法治國家的司法常識。
作為一個以“法治”目標且正在努力朝這一方向行進的國家，我們的司法機關必須負司法行為之義務，我們當然無法漠視或背離這一公認的常識。法治的實現，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便在於保障民眾更便捷地接近司法。司法系為(公)民而存在，非為訴訟或為國家而存在。健全司法制度，實現定分止爭是國家法上的義務所應然。司法越讓人親近，正義就離人們越近。在此意義上，立法理應廣開通向司法的途徑，並開啟司法之門，使民眾更容易接近司法官，獲得適時適當的司法保護。為了保障民眾利用司法的權利，就應不斷充實、健全各項制度，以盡可能減少人民走向司法的負擔、困難或障礙。這種努力既是避免社會矛盾激化的需要，也是鞏固民主法治基礎及促進社會福祉的要求。
當然，僅有“立案審查”是遠遠不夠的，健全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以縮小這部分當事人在提起訴訟或應對訴訟的能力上的差距；限制法院收取過高的訴訟費用，避免給民眾以利益司法的嫌疑；完善控告人、舉報人或申訴人的保護機制，打消他們的後顧之憂等等，均應是未來的立法及修法中應予努力完善的。
社論最後說，十餘年來，在倡議修法的有識之士的夢圓與夢碎之間，司法改革停停走走，正義也在眾多的不確定因素裏忽遠忽近。一個相對完善並能被依循的《民事訴訟法》因此格外被期待。一個學者的修法建議稿，數次被媒體聚焦並引發討論，本身代表著學界與民眾向立法機關釋放的一種聲音，想來一個以民為本的立法機關，是會珍惜並將以最大的努力來善待這一彌足珍貴的聲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