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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倪月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中評社香港6月7日電（記者 段曉魯）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在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總體發展良好，經貿領域的合作日益深化，為雙邊經濟發展帶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新冠病毒、未來經濟合作模式的轉換及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方面，有著不少挑戰與機遇。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倪月菊接受了中評社的專訪，就未來中日經濟模式轉型及疫情下中日經濟合作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解答。總體來說，倪月菊認為，未來中日經濟合作更主要集中在服務領域、高科技領域和“第三方”市場合作，而在疫情下中日兩國應在RCEP框架下，加強合作，聯合應對突發事件可能給全球價值鏈帶來的衝擊，亦應加強在醫藥領域的合作，對全球公共衛生做出貢獻。
倪月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全日本經濟學會理事，歐美同學會留日分會副會長。1988年始在瀋陽財經學院任教，從事經濟史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博士學位。學術論文有“21世紀的中日經貿關係”，《中國遠洋航務》、“國際貿易形式回顧”，《2003－2004年：世界經濟分析與預測》、“世界貿易發展綜述”，《世界經濟年鑑》等。
中評社：您對岸田文雄推出的新資本主義政策有什麼看法？您認為，這與安倍經濟學有何不同？
倪月菊：無論是岸田的“新資本主義”還是安倍經濟學，均以實現經濟增長為終極目標，從這點上看，兩者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手段有很大的差別。“新資本主義”主張通過“分配的良性循環”促進增長，具體手段就是通過加大對“人”的投資，提升消費能力，以刺激經濟增長。因此，有人稱岸田的“新資本主義”為“令和收入倍增計劃”。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則是希望通過打財政、金融和結構改革的“組合拳”來促進經濟增長。目前，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政策的具體實施方針還沒有公布，對其具體的實施效果和前景評價為時過早。但從基本發展思路看，似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必須注意的是，當今的日本與當年的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有很大的不同。6－70年代的日本經濟處於上升階段，經濟增長潛力大、勞動力充沛；當今的日本在經歷了長期的泡沫經濟後經濟增長一直低迷，又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的雙重壓力，如果仍然按當年的藥方抓藥能夠治日本的頑疾嗎？這是令人存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