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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伯江（講座直播截圖） |
中評社北京12月19日電（記者 海涵）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日前受邀參加東北師範大學“東北大講堂”學術報告會，就當前日本戰略調整及其外溢影響分享看法。他表示，當前日本戰略調整所產生的外溢影響是非常廣泛、深刻且深遠的，中國所承受的綜合性、系統性壓力會上升。對此，我們一是要充分發揮自身的最基本優勢，包括體制優勢、基本國情優勢等；二是要充分利用對方的弱點和短板。
楊伯江說，二戰後，基於特殊的內外環境，日本採取的是經濟中心導向型的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也是一個相對成本較低的選擇，後來也證明這個選擇對那個階段的日本而言是有利的，對地區和平與發展也是有益的。此外，當時日本戰略的基本思路就是追隨與借助，標誌就是1951年“舊金山和約”“美日舊安保條約”的簽署。在此背景下，日本被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概括起來，當時日本的戰略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抓日本經濟的復活與發展，兩個基本點就是外交上追隨美國、安全上依靠美國。這一套戰略在恢復與壯大日本戰後經濟實力方面作用頗大。
楊伯江續指，當日本實現了追趕美歐的經濟發展目標後，就開始面臨調整的壓力，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經濟的騰飛也給日本的長遠發展帶來制約，這同戰後日本的外交關係發展路線和美日關係發展路線有很大關係。其二，戰後日本實現了經濟復興和騰飛的目標後，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下一個問題，就是下一步要往哪裡走，當時日本陷入了一種戰略迷茫和困境。
楊伯江表示，鑒於這兩個壓力，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朝野開始醞釀如何實現戰略調整或戰略轉型的問題。此外，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動也構成了日本戰略調整的重要動因。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美日矛盾開始激化，這種情況下，日本開始獨立於美國思考一些問題。也就是在這個階段，日本開始逐步確立將實現政治大國化作為日本新的國家戰略目標。所謂的“政治大國化”至少包括以下三點：一，參與主導國際秩序的構建；二，日本要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三，要對內著手進行行政和政治體制改革，推動修改和平憲法。
楊伯江說，12月16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整備計劃》三份安全保障文件，從中可以看出日本在安全戰略領域有很大邁進。也可以認為，當前迎來了日本戰略轉型的新一波高潮，大致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強調各方面資源的統籌調配，強調各領域戰略的融合實施；第二，安全戰略的調整，方位戰略戰術思想有了轉向，這種轉變勢必會體現在各種務實層面上；第三，中國指向性進一步提升提升；第四，緊密綁定美國戰略。
楊伯江認為，日本戰略轉型所產生的外溢影響是非常廣泛、深刻且深遠的。其一，中國所承受的綜合性、系統性壓力會上升；其二，亞太地區政治安全的陣營化趨勢加劇。
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應該怎麼辦？楊伯江說，一是要充分發揮自身的最基本優勢，包括體制優勢、基本國情優勢等；二是要充分利用對方的弱點和短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