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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懷聖清真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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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在廣州懷聖寺大殿主麻日聚禮 |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以廣州一地為最早川寸為隋唐時期。其時，因廣州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外商雲集，尤以波斯、大食商人為多。波斯、大食信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就是由這些商人傳入廣州的。
關於伊斯蘭教傳入廣州之確切年份，有幾種說法：一說為隋開皇年間。《明史》卷三三二：“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福建泉州《重立清淨寺碑》：“隋開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食航海至廣，方建禮拜寺于廣州，賜號懷聖。”清金天柱《清真釋疑補輯》、定州《重建禮拜寺記》亦有同樣之記載。一說為唐武德中。明何喬遠《閩書》卷七載，伊斯蘭教之始創者穆罕默德，“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此外，還有貞觀二年和永徽二年之說。但從各方面文獻記載來看，至少于唐初，伊斯蘭教已傳入廣州。
由於廣州為外國商人群集貿易之地，番人居留最為眾多，故伊斯蘭教以廣州一地最盛。據《新唐書．李勉傳》載，其時，外國商船來廣州貿易，最盛時一年達四千餘艘。《舊唐書．肅宗紀》載：“乾元元年九月......癸巳，廣州奏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其勢力足以逼走刺史，可見當時前來廣州之大食、波斯人之多。而因經商在廣州長住或落籍的阿拉伯人更不在少數。具體人數史籍無考，唐乾符五年（878年）來游中國的阿布賽德哈散在其遊記中記，唐末黃巢攻陷廣州府時，屠殺外國人，“因商而來之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共十二萬人，無能倖免”。被殺害者之中，以回教徒列于首位，可見當日廣州伊斯蘭教之盛。
在廣州的阿拉伯商人，由於經商之關係，特別是由於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關係，聚居一起，逐漸形成以懷聖寺為中心的“番坊”。番客們在番坊內建有禮拜寺（懷聖及光塔），進行宗教活動，有些人還在廣州娶妻生子，因此而有了“土生番客”以至“五世土生番客”的出現。有的番客還努力學習漢文化，並具相當深厚的漢學造詣。如大食人李彥升，得曾任嶺南節度使的盧鈞的推薦，考中進士。五代時南漢王劉氏，據考為番人之後，其後宮亦有不少番女，亦可見其盛。番坊設一番長或番酋（由唐朝政府簡選），“裁判僑寓廣府伊斯蘭教徒間所起之爭議......每逢祭日，其人須偕其信徒勤修宗教儀式，講談法語，更當為其本國君主祈禱。其人執掌此職，乃遵伊斯蘭教之法度”。這些番長，同時又是伊斯蘭教之教主阿旬。其時，在廣州伊斯蘭教徒中，最有名的是唐初來華傳教的阿布．宛葛士，相傳他為穆罕默德的近臣，廣州懷聖寺就是他創建的。
唐代，嶺南除了廣州有不少大食、波斯人外，海南島的振州亦有不少大食、波斯商人。振州沿海是東來番舶發生事故時臨時停泊之所，一些番船抵禦不住颶風驟雨的襲擊，被迫靠岸避險直至居留當地。一些則在海南島沿岸為島上海盜所劫，淪落為奴。《太平廣記》載，振州盜魁陳振武，大量搶劫番船，“家累萬金”。又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唐天寶年間，盤踞萬安州（今萬寧縣）的大海盜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貨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月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之住處也”。大量番客聚居於振州，形成嶺南地區的又一伊斯蘭教文化聚落。
唐末，黃巢兵進廣州，番客被殺死無數，廣州的伊斯蘭教一度衰落。
宋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更加發達，廣州的番客更多，番坊一如唐制。除後世之《宋史》，不少當時之典籍均有番客、番坊等的記載，如朱彧《萍洲可談》、嶽河《桯史》、方信儒《南海百詠》及阿拉伯作家蘇萊曼《東遊記》等。廣州之伊斯蘭教較唐代為盛。其時，不少番客攜妻女來廣州定居，或娶華婦為妻而長期居留，更有在華擔任官職的。如番舶綱首領蔡景芳，因“招誘舶貨”有功而被補授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辛押陁羅曾被神宗封為歸德將軍。由於番客較多，宋徽宗時正式設立了專門培養番客子弟的“番學”。
宋、元兩朝，海南島振州沿海地區的番客陸續增多，其來源除了因海難被迫居留的波斯、大食商人外，還有不少因避戰亂或出海作業為颱風所逼從占城移居而來的，這些人是唐代時大食內亂由大食移居占城的。他們都是伊斯蘭教的信徒。
元代，中國之版圖擴及西域諸國，西北陸路通西域之途暢順，伊斯蘭教由陸路大量傳入西北及中原諸行省，為中國伊斯蘭教傳播的極盛時期。而廣東地處南海邊緣，伊斯蘭教勢力及廣東者至微。及至明代中葉，由海路而來華經商的大食、波斯商人大大減少，隨商業發達而盛行的廣東伊斯蘭教亦因此而日漸式微。
唐、宋、元三代，嶺南伊斯蘭教徒以外國僑民為主。由於伊斯蘭教徒的生活習慣與嶺南本地人差異較大，如不吃豬肉等，難以為當地人所接受；同時作為商人的這些伊斯蘭教徒來到嶺南是為了經商，他們並不以傳教為目的，所以伊斯蘭教並未能在嶺南廣泛傳播。進入明代，內陸地區回族人陸續移居嶺南（主要移居廣州、肇慶等地），嶺南伊斯蘭教徒以這些回族人為主，所屬教派為遜尼派。
明成化四年（1468年），南京回回軍首領羽士夫、馬黑麻等，奉派率回回軍一千余人南下平亂，後奉令留戍廣州，分駐于大東營（今芳草街）、小東營《今越華路）、西營（今光孝路）、竹筒營（今解放北路）四處（時稱“四衛”）。同時，南調“達官營”都指揮使廉忠屬下的四百餘回兵連帶家屬駐地肇慶。這些回兵，從此定居嶺南，繁衍後代，成為嶺南伊斯蘭教徒的主要成分。清代初期，山東、山西、陝西、浙江等地有回兵陸續被派來廣州、肇慶，並定居下來。其時，肇慶城內曾設回回營，在城東北隅，營房85間，均住回回士卒。為了便於進行宗教活動，廣州的回人於明、清兩代先後創建了東營寺、南勝寺、濠畔寺等幾座清真寺，南勝裏、濠畔街和小北湛家園等地區周圍。形成了四個回族穆斯林的聚居區。俗有“四坊”之稱。肇慶的回人則於城東、城西、城中分別創建了3座清真寺。而海南島三亞羊欄的各大清真寺，亦于明成化年間創建。
明清時期，嶺南地區回族穆斯林之人數已難考證。但據肇慶回民前輩的追憶，清初，肇慶回族穆斯林人口達2000餘人。廣州之回族穆斯林，估計人數亦有二至三千功遜尼派穆斯林。
清代後期至抗日戰爭前，嶺南地區的伊斯蘭教徒注意發展本教事業，各清真寺先後刊印中阿文之宗教典籍，開辦經堂教育，興辦慈善公益事業等。民國年間，還成立第一個伊斯蘭教社團組織--中國回教俱進會粵支部，以及廣東回教體育會、廣州回教青年會等組織。民國21年，廣州回族人口有2145人，民國27年有2762人，肇慶於抗日戰爭前夕亦有回民近千人。
抗日戰爭期間，廣州被日本侵略軍佔領，廣東的伊斯蘭教遭受打擊。僅就廣州而言，廣州伊斯蘭教墓地除先賢古墓外，多被日軍破壞，東部清真寺亦被拆平，其餘清真寺多被用作倉庫，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只好集中在懷聖寺舉行。抗戰勝利後，各寺的宗教活動才恢復正常。
就上述可見，嶺南地區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地區，唐宋兩代最盛，居全國之冠。元明以降，隨著阿拉伯、波斯等國海路來華貿易的大為減少，嶺南伊斯蘭教趨於式微，在全國的地位已是微不足道。這從作為伊斯蘭宗教職業者的阿匐流向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據馬建釗《廣州阿訇源流考》考證，元明兩代在廣州各清真寺主持教務的阿訇多是奉命從外省派來，入清以後，廣州才逐漸培養出本地的阿訇，但並未出過在全國有名氣的阿訇，外省派來的較有名氣的阿訇都不在廣州長留。由此亦可見元代以降嶺南的伊斯蘭教之地位已遠不能和唐宋相比了。
●清真寺
據現有資料查考，伊斯蘭教傳入嶺南後，建有多座清真寺，計廣州有懷聖寺、南勝寺、濠畔寺、東營寺和東郊寺，肇慶有城東寺、城西寺及城中寺。海南島之海口、崖州、儋縣、萬寧等地亦建有清真寺，其中三亞羊欄回族聚居地區明成化年間曾建有三座清真寺：清真古寺、清真西寺、清真北寺。在這些清真寺中，以廣州懷聖寺最為著名，且歷史最為久遠。
廣州懷聖寺是伊斯蘭教自海外傳入中國時最早興建的清真寺，為廣州伊斯蘭教徒的宗教活動場所。該寺始建于唐貞觀年間，相傳為阿拉伯傳教士阿布．宛葛士所建。寺地處古珠江河畔之番坊，名懷聖，取懷念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之意。因寺內有光塔，俗稱光塔寺。寺占地2966平方米。該寺的庭廊樓簷佈局，具有唐代的建築風格。全寺坐北向南，進入寺門有一甬道，迎面為一狀似古城門的看月樓，重簷斗拱，紅牆碧瓦，拱門四開，貫通兩廊庭階。北為大殿，殿前為庭院，庭院四周雕欄環繞，兩邊有低矮長廊。殿南左右，各有碑亭，碑亭與東廊牆壁，藏有歷代碑碣，其中包括元至正十年及清康熙、道光、咸豐、同治歷朝重修懷聖寺的碑記。至正年間的碑記有雲：“白雲之麓，坡山之限，有浮圖焉，其制則西域，磔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傳自李唐訖今。”寺內西南角有光塔聳立。塔高36.3米，地面至塔底深1.7米，地平處塔身周長27.79米，直徑8.85米。塔用磚砌築，外表光圓如柱，內僅有兩條狹窄的螺旋形暗梯，從塔內通向塔頂，各為150多級，直通塔頂，塔頂有菌狀塔尖，整座塔呈現伊斯蘭教的建築特色。該塔名為懷聖塔，因在集合伊斯蘭教徒禮拜時，即在塔頂高聲呼喊“邦卡”，廣州話“邦”與“光”近音，又因塔身光圓，故習稱此塔為光塔。據史籍載，塔頂昔日有金雞，隨風轉動，用以為阿拉伯商船標示風向，明初金雞被風毀墮。光塔的建築年代，有唐建和宋建兩說，1988年5月經古建築學家龍非了和地理學家曾昭璿實地鑒定，塔與寺一樣，建于初唐。元至正三年（1343年），懷聖寺毀於火，至正十年（1350年）由浙江省參知政事僧加納主持重修，後又于明成化四年（1468年）和清康熙、道光、咸豐、同治數朝重修。（來源：中穆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