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8日電／香港文匯報文匯論壇今日刊登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邱震海的文章說，與小泉不同的是，小澤一郎的外交策略以理性見長，不但有著較為嚴密、系統的保守主義思想，而且也對每一步有著較為精準的計算。用日本國內的話來說，小泉和小澤的區別是“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的區別。因此，就本質而言，小澤一郎是較小泉更為危險的政治人物。對此，北京應有充分的準備和預案。
日本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本周抵京訪問，並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小澤一郎臨行前在日本機場發表講話，批評小泉對華態度，稱日中友好合作關係對全世界而言均舉足輕重，並希望在代表國家的政治家之間建立起信賴關係。
筆者說，小澤一郎是日本政壇一匹富有強烈個性的黑馬。小澤從自民黨起家，因對自民黨弊端有深刻認識而離開該黨，爾後經過新生黨、自由黨，進而投奔民主黨並當上該黨黨魁，其在日本政壇馳騁多年，以性格強硬和保守著稱，尤其是對日本國家戰略的發展有自己一套深思熟慮的計劃。前些年為亞洲鄰國所非常擔心的“普通國家論”就出自小澤；二零零二年，他表示日本已經擁有製造核武器的技術，可以與中國一決高低，曾引發中方的極大反彈。近年他投奔民主黨，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當上該黨黨魁之後，為了與小泉的政策進行切割，而刻意在一系列問題上凸現與小泉的不同。如不久前他表示應該將甲級戰犯遷出靖國神社的言論，就引起了亞洲媒體的極大興趣和關注。
但筆者認為，北京對小澤一郎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就目前而言，北京和小澤一郎為了共同的需要而走到一起，有其現實需求，亦即小澤一郎需要與小泉純一郎切割，而北京則需要與小泉或自民黨以外的其他反對小泉的勢力接觸，一如在對台問題上需要與陳水扁以外的其他政治人物接觸一樣。但就本質而言，小澤一郎是較小泉更為危險的政治人物，是一個對日本國家發展具有戰略思維的保守派人物。用日本國內的話來說，小泉和小澤的區別是“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的區別。
小澤一郎提出的“普通國家”論以及將台灣納入日本有事法案範圍之內的思想，近年都已為小泉所接受。因此，就保守思想的根源，小泉和小澤沒有根本的區別。但小泉的問題在於，他過去五年執政，在對外關係主要做了兩件事情，一是推進“普通國家”的步伐，二是強化日美同盟，並不惜損害與亞洲鄰國的關係。然而，這兩者之間卻有著邏輯的悖論，那就是強化日美同盟必然出讓部分主權和獨立，而推進“普通國家”的步伐，則必然又會引起美國疑慮。至於與亞洲國家的關係，過去五年在小泉那裡幾乎不佔什麼位置；小泉一直以為，只要強化日美同盟，即便衝撞亞洲關係，也不會有太過嚴重的後果，但小泉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執意衝撞亞洲關係，不但給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帶來了嚴重損害（去年日本“入常”努力受挫就是一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因撞擊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而引起了美國的不安。從這個意義上說，小泉外交以個人頑固性格和感性見長，而這也正是小泉過去五年在外交策略上的失敗之處。
筆者指出，與小泉不同的是，小澤一郎的外交策略以理性見長，不但有著較為嚴密、系統的保守主義思想，而且也對每一步有著較為精準的計算。在小澤一郎看來，無論是出於日本自身走向“普通國家”的利益考慮，還是從與小泉切割的角度看，亞洲關係都是日本外交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因此重視亞洲關係，一方面有利於民主黨在與小泉的切割過程中迅速出位，另一方面也更為有利於日本長遠在走向“普通國家”的道路上減少摩擦。
在小澤看來，橫亙於日本對亞洲鄰國關係之中的靖國神社問題，充其量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只要將甲級戰犯遷移出靖國神社，那麼中韓等國就不會對此表示異議。至於解決靖國神社問題之後的其他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如“普通國家”、日本的地區戰略等），小澤都有比小泉更為深謀遠慮的思考。
因此，北京和小澤之間的互動，就目前共同面對自民黨“後小泉時代”的角度而言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一旦日本出現民主黨在政黨輪替上挑戰自民黨的態勢，那麼情況可能又會不一樣。對此，北京應有充分的準備和預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