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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港人中再找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不是難事，但要再造一個霍英東，是太難、太難的事。 |
中評社香港10月31日電／大公報今天發表記者葉中敏的特稿文章說，假期短暫外遊返港，乘車回家路經沙宣道，遠遠已經望見電視台及報社的採訪車成堆停在霍家大宅門前，心頭頓時一沉：最不想發生的事情看來終於發生，霍先生走了。
回家即致電何銘思先生，除了幾句安慰說話外，也不知可以再對這另一位老人家多說些什麼。何先生聲音低沉，語調傷感。只是個多月前，曾經傳出霍先生在北京病危的消息，向何先生求證，何先生在電話中還顯得十分從容，說絕無其事，霍先生剛剛才給他電話，提醒他今日星期五記得去打波（網球）。何先生還笑說，霍先生日日吵著要回香港，但醫生唔理佢，一於唔畀佢出院。
最有“人氣”的大人物
霍英東最後一次上京治療，是中央派專機連同醫療小組人員來港接去的。這之前，霍先生儘管身體已比較虛弱，但每次上京接受化療，仍堅持要自己步上飛機，連輪椅也不肯坐；抵京後也不肯入住醫院，仍住在他投資開設的貴賓樓，按時到醫院化療後就回酒店休息。但這最後一次，他入住協和醫院後，終於就沒有能夠再活著出來了。
對霍英東先生的離去，再多的讚揚、懷念之詞不會嫌多，再高的評價也不會過甚其詞，而且可以相信，這些說話完全都是出自人們肺腑之情的真心話。一個人，能夠像霍英東那樣，生前贏得廣泛尊重，死後為人們所普遍惋惜，而且，這種讚揚和惋惜，幾乎是來自不分階層、不分等級、不分黨派，特首曾蔭權可以大讚“霍老先生是香港人典範”，一眾球員、波友六百多人可以自發在旺角球場為他對足球事業的熱愛默哀；鄭耀棠、陳永棋可以盛讚霍先生對改革開放功不可沒，李柱銘可以感嘆儘管政見不同，但霍先生從來沒有公開批評過民主派……，“贏得身前身後名”霍英東夫復何求？
在霍先生逝世後，梁振英表示，香港需要如霍英東般能與中央溝通的人士，他覺得董建華是適合的人選。能夠與中央溝通，或者說能夠得到中央的信任，當然十分重要，而這個角色不太難覓到，如董先生確實就是很理想的人選；然而，要再找一位政協副主席容易，要再找一個霍英東，可就太難、太難了。
霍英東來自中下階層，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童年、青少年生活困難，造就了他堅忍不拔、不怕困難的性格；中年事業有成，卻又因所謂“走私”問題遭到港英殖民管治者的百般打壓刁難，更迫出了他咬緊牙根、發憤自強，而且特別重情重義的強烈個性。愛什麼、恨什麼，相信什麼、厭惡什麼，霍英東是從自己的人生實踐中找到答案。他愛國家、愛民族、重朋友、輕名利，一切都絕非偶然。
香港地，有錢有地位的人不少，但有錢、有地位未必就有人緣、有“人氣”。而霍英東可說是其中相當罕有的一位。論財富，他一直被列入什麼富豪榜，論地位，他“官至”全國政協副主席，屬國家領導人，但升斗市民看見他都有一份無言的親切感，甚至“黑白”二道都給足他面子，因為群眾眼睛雪亮，霍英東愛國是“實牙實齒”、數十年如一日，而且不圖任何利益的，特別是資助體育事業、為中國人爭光打氣，長期出錢又出力。法律界人士喜歡說法律的公正性在於必須是“看得見”的，而霍英東的得人尊重，就是由於他說的一切，包括愛國，都是他自己所堅信和實行的，是什麼就說什麼、說什麼就做什麼，從不會“講一套、做一套”。
記者採訪要考耐性
霍英東待人真誠，而且個性比較拘謹內向，不屬能言善道一類，因此他與傳媒的關係相當有趣；記者都很喜歡訪問他，因為他講話坦率、直接，從不賣弄任何外交辭令，更不會令記者“冇貨交”、難做；但是，記者同時也有點怕採訪他，因為霍先生講話有時“一舊舊”或斷斷續續，不知道到底想說些什麼。不過，只要接觸多了，“捉”到他的思路和習慣，要明白就不是什麼難事了。而且，霍先生其實是一個很“長氣”的人，當年中山溫泉賓館、廣州白天鵝賓館，開業時請帖發出去了杯碟餐具還未到齊、開幕當日拾到一籮鞋子、十元一碗雲吞麵排長龍……，“老記者”都聽到會背了，可霍先生每次訪問都還是要“盤古開天地”從頭談起，樂此不疲。
因此，和霍先生做訪問，記者必須要很有耐性、很用心，而且要老老實實的寫，霍先生對有關他的報道是看得很認真的，要求準確性第一，“擦鞋”絕非其所願。而只要一旦在報道上取得信任，要採訪他就會變得很容易，而且會得到中華遊樂會粥麵午餐的“友情對待”。
採訪霍先生，近年印象最深的兩回，是反駁“走私”傳言和澄清“澳娛”股份之事。
八十歲澄清沒有走私
“霍英東靠走私起家”，已經如同戈培爾的名言一樣，說了一百次，也就人人當真了。曾經幾次請霍先生說個明白，他都沉吟不語，說“唔好再提咯”。直到○四年八十大壽之日，上午在家吃完生日蛋糕、下午再到中華會打波，休息喝著甘笋汁時他忽然語氣變得沉重起來說：“八十咯，有件事，今日都應該講個清楚，我唔係靠走私起家。”
接著他就頭一次打破數十年的沉默，原原本本講出了當年如何用十多條船的船隊衝破港英海上封鎖、將大量物資運往內地的經過，每晚如此，持續了一年有多。霍英東承認，當時是“沒有報關”，但香港一貫是“自由港”，貨物自由進出，出了香港水域就更不是港英管轄範圍，而且他運載的只是鐵皮、橡膠、輪胎、西藥、棉花、紗布，從來沒有運過軍火。霍英東更不諱言，他當時也不是真的懂得什麼“抗美援朝”或愛國，只是一心要打破封鎖禁運，而且，那年他賺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個一百萬。
然而，打破禁運是做了好事，國家和人民不會忘記，年前紀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掛滿戰爭勛章的將領，唯一坐在台上的港人只有一個，就是霍英東。
澳娛售股何特首勸止
另一件令霍先生講起來“又氣又笑”的則是澳門博彩娛樂公司股份之事。年前在各方都爭相報道何鴻燊家族股權之爭時，霍英東突然宣布，他將出售其名下所有的“澳娛”股份。同時，他還首次披露了當年如何“無心插柳”的經過，他應何鴻燊之邀赴澳門“踢波”，誰知臨時何先生向他提出暫借四十萬投標賭牌，而他則一心想以此作為澳門興建新口岸碼頭的投資，但其後資金並沒有回到他的手上，如此這般，他“被迫”成了“澳娛”的大股東。為此事，直到出席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慶典，他十年沒有踏足澳門，更沒有入過“葡京”。
至於售股之事，為免局面複雜化，澳門特首何厚鏵親自出馬，請霍先生去中山吃飯，要求“霍世伯”不要售股，結果，霍英東決定不出售“澳娛”股份，但全部股票及收益捐出成立基金會，協助澳門發展文化體育事業。霍先生的“澳娛”股份佔百分之二十七，今日市值近一百億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