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4日電／與中國經濟發展相伴隨的是居民儲蓄率的迅速攀昇。央行新近公佈的金融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居民儲蓄存款餘額達到15.12萬億元，同比增長18.3％。顯然20％的利息稅未能阻擋人們高漲的儲蓄熱情。
高儲蓄引發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與之相連的低利率却刺激著投資，國民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矛盾因而極難平衡，猶如行走于狹窄的刃鋒之上。另外，不斷累積的存貸差也在銀行業形成令人擔憂的金融風險。
高儲蓄問題的重要性要求認知的準確性和科學性 。第一財經日報發表文章,從現代消費理論的視角爲高儲蓄提供一個合理解釋。
"未富高儲"的另類特徵
儲蓄是指GDP中沒有被消費掉的部分，依主體分爲家庭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其中，家庭高儲蓄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中國的高儲蓄之謎源于其與經濟發展階段的强烈反差。目前，中國人均GDP剛剛超過1700美元，仍屬人均收入最低國家之列。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居民儲蓄率一直處於25％左右的高位。這與人們的直覺相悖：通常富裕家庭的儲蓄傾向高於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
1960~1970年間，囊括高收入國家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平均儲蓄率祗有14.8％，與中國相去甚遠。當人們面對這種反差時，通常的反應是，將這些難以理解的現象歸結爲社會習俗和文化傳統的差异，即東方文化崇尚節儉，而西方文化鼓勵冒險。東亞的經驗和事實似乎爲這種觀點提供了支撑。但這種看法無法解釋近期日本儲蓄率的下降，以及其他有著類似文化基礎的亞洲國家的"正常"儲蓄。更令人驚訝的是，回顧戰後中國居民儲蓄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節儉"的中國居民幷非高儲蓄者，其平均儲蓄率不足5％。這是一個被普遍忽視的事實。
另一種誤解是試圖區分儲蓄總量和人均儲蓄來說明高儲蓄的現實。這種觀點認爲，雖然中國的儲蓄總量驚人，但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15萬億元的儲蓄存款平均每個居民也僅能够分得1萬餘元。與低儲蓄的美國相比相差甚遠。可是，我們說中國儲蓄高固然有儲蓄總量的意思，但實質是指高儲蓄率。雖然中國的人均儲蓄和發達國家不在一個重量級上，但儲蓄率（儲蓄/可支配收入）却遠遠高於工業化國家。美國的經濟規模是中國的6倍,但是美國的儲蓄存款還不到中國的2倍，這才是中國高儲蓄的問題真正所指。
制度變遷對儲蓄的影響
把中國的儲蓄率與發達國家作比較，幷認爲中國存在高儲蓄之謎，這其實是傳統的凱恩斯消費理論的視角。其核心命題是：儲蓄是由當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由於人們邊際消費傾向遞减心理規律的作用，作爲消費的對立面，儲蓄也就與收入水平成正比。這種缺乏微觀决策機制的總量關係，幷不能很好地解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變動，雖然通常被認爲對發展中國傢具有一定解釋力。
弗里德曼開創的持久收入理論和莫迪利安尼開創的生命週期理論，構成了現代消費理論。其核心假設是，作爲風險厭惡者，人們願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衡各期的消費水平。也就是說，年輕的時候沒有收入或者收入低，行爲模式是寅吃卯糧式的負儲蓄；人到中年，收入豐厚，是儲蓄的黃金期；退休之後，則又進入消費增加的負儲蓄期。
現代消費理論所揭示的影響儲蓄的兩個關鍵因素，是長期的收入增長率（而不是當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結構變動。那麽，中國的儲蓄率爲什麽在改革前後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徵又能解釋中國近期的高儲蓄率呢？
中國异常的儲蓄率是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關鍵政策的急劇轉變的結果。首先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對外開放的實施。隨著這一發展，收入增長率從大致穩定的3％急劇達到10％以上的水平。這個不同尋常的高增長率是理解與之伴隨的高儲蓄的重要基點。第二個轉折是人口政策。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計劃生育從城市到農村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顯然，按照生命週期理論，人口政策的這個轉變對儲蓄率産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一，15歲以下的人口同就業人口的比率從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紀之交的0.33，人口紅利使得經濟中進行正儲蓄人群的比重增加，幷提昇了儲蓄率。第二個效應是，計劃生育顛覆了傳統的子女贍養父母的家庭養老模式。這迫使父母减少對子女的依賴，增加儲蓄以自我養老。
中國的儲蓄率另類嗎
按照現代理論進行合理的國際比較，我們發現，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低儲蓄和近期的高儲蓄都不是獨一無二的。上世紀60年代冰島的儲蓄率大約和中國改革前一樣低，幷且直到80年代末冰島都是OECD國家中最低的。冰島的人均GDP已超過4萬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較低的增長率和老齡化時代的來臨，使得儲蓄率一直在5％以下。
同時，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幷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儲蓄者。上世紀7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高,幷且人口結構也令人滿意，同時，它的儲蓄率水平也可以和中國媲美。有人可能說，畢竟中國和日本有著相同的東方文化傳統，但意大利20世紀60年代的高儲蓄率駁斥了這種簡便的解釋。意大利的儲蓄率甚至比日本還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同樣，我們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經濟增長和有利的人口結構中找到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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